許愛品编著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第1页========== 清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大富 許爱晶编著 ==========第2页========== 目录 导言一毛泽东说蒯大富 …1 自序一绝版的价值 …4 第一章文化革命前蒯大富想当科学家… 7 写一节从陈鲁豫专我蒯大富说起.7 第二节蒯大富从农村考进清华7第三节父亲痛批风头主义… .8 第四节接受毛主席检阅 .9 第五节学习核工业技术争取入党 9 第二章紧跟中央造蒋南翔的反… 10 第一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10 第二节刘少奇女儿、贺龙儿子带头批评校党委… .12 第三节蒯大富努力辨方向 .14 第四节“我们受骗了！” .15 第五节陶铸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 .16 第三章蒯大富质疑工作组.… .18 第一节工作组立足未稳风波乍起 18 第二节刘少奇派王光美进清华蹲点… .20 第三节蒯大富和副总理薄一波交锋… 23 第四节蒯大富十人贴大字报… .25 第五节王光美指挥全校大辩论… …28 第六节蒯大富凯旋遇知音… .32 第四章被打成反革命关禁闭蒯大富绝食抗议. .33 第一节北京大抓学生反革命分子… .33 第二节大围剿蒯大富一人独抗争… .35 第三节以一对万气壮山河… 37 第四节薄一波当众批判蒯大富 .41 第五节捍卫人权的经典案例… .44 第六节市委派马力见蒯大富… 47 第五章毛泽东返京撤销工作组… …49 第一节蒯大富恢复自由… .49 第二节王力、关锋看望蒯大富… .50 第三节形势正在起变化… .50 第六章毛泽东周恩来关心蒯大富… .52 第一节毛主席要蒯大富参加大会….52第二节蒯大富反击：站住！叶林，把账算清再走！ .53 第三节周恩来听蒯大富汇报六个小时55第七章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和红卫兵运动57第一节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57 第二节清华政治生态进入历史的绝版阶段… .59 第三节周恩来带一百多中央委员来清华参加大会.60第四节韩爱晶综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62 1 ==========第3页========== 第五节王光美搞八九串联会对抗八八串联会.65第六节万人大会周恩来戴袖章冒雨讲话66第七节恐怖的红八月67第八章蒯大富拉队伍，王光美、刘少奇忙检查..71 第一节陈伯达的文革小组组长和蒯大富司令名分. 71 第二节“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 .73 第三节韩爱晶厘清十万人大会前后重要史实… .75 第四节周恩来同意王光美做书面检查… .76 第五节毛泽东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 …78 第九章张春桥授意批刘邓.… 81 第一节蒯大富去上海、南京串联 .81 第二节张春桥约见蒯大富… 85 第三节天安斗大宣传刘涛检讨引起轰动… 88 第四节28团与三纵队… .90 第五节江青慰问而周恩来批评.… .90 第十章“捉鬼队”骗斗王光美… .93 第一节刘少奇也上当了… 93 第二节毛泽东最后一次找刘少奇谈话.… .97 第三节周恩来批评“恶作剧” .99 第十一章反康生帮王洪文救张春桥 100 第节成立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 .100 第二节蒯大富向康生请罪 .101 第三节带王洪文见周恩来和江青… 0…104 第四节参与上海一月夺权… …105 第五节蒯大富全力为张春桥解围… …106 第十二章地位变化却难夺校园权… 107 第一节蒯大富无意北京夺权斗争… ..107 第二节清华夺权比万里长征还难！ .108 第三节周恩来教育蒯大富… 110 第四节韩爱晶警示自己和蒯大富.110第五节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如重磅炸弹直落清华111第十三章三十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 .113 第一节戚本禹文章给刘少奇定性 113 第二节周恩来同意批斗王光美… …114 第三节王光美显出超凡应对能力117第四节大会场景… .121 第五节批斗会后再审王光美.123第六节《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一1969》书中相关情节… 127 第十四章如此人生巅峰128 第一节蒯大富脚下大地震 128 第二节四派占广播台团派应对过度 …129 第三节蒯大富当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130 第四节清华园建毛主席塑像清林彪题字……131第五节五一在天安门上见毛主席.132 2 ==========第4页========== 第六节筹备成立清华革委会.133第七节革委会月胎死腹中..136第十五章周恩来东风吹暖花不开.138第一节周恩来关心清华联合.138第二节陈伯达推动教育革命北航带头复课 …138 第三节坑害千万人的五。一六兵团… …140 第四节毛泽东强调要批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41第十六章多事之夏.142 第一节武汉七·二O事件… ...142 第二节数十万人卷入“揪刘火线”.146第三节414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149第四节414思潮必胜.151第十七章中央领导促北京天地派团结… .152 第一节毛泽东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 .152 第二节韩爱晶、蒯大富乘机作乱… 154 第三节周恩来、江青批评“天派”“地派”， …154 第四节清华两派短暂联合.157第十八章理论分歧与极端派性纷争… ...158 第一节江青讲话：十七年也要算158第二节联而不合根本分歧还是对十七年的评价.159第三节战歌事件和陈楚三.160第四节学习班倒谢和戚、杨、余、傅相继倒台… .162 第十九章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清华制止武斗… …165 第一节斗争激化导致百日武斗… .165 第二节陈伯达警告停止武斗… …167 第三节5月30日爆发规模最大的武斗… .167 第四节武斗规模趋小而武器水平提高… ...168 第五节中央决定制止武斗 169 第六节团派打死宣传队工人酿惨案.… .170 第二十章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 .175 第一节党政军高层陪同毛泽东召见… 175 第二节蒯大富迟到三个多小时见到毛主席… .181 第三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87 第四节刘少奇和蒯大富命运大转折… …190 第二十一章被打成“五。一六”，伟人逝世更艰难.191第一节派回北京采购竞然惊动总理… .191 第二节塞外良缘…192第三节人大代表没当成反遭审查… .192 第四节林彪摔死，抓“五。一六”难圆其说.197第五节毛泽东说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198 第六节四人帮被抓，蒯大富在劫难逃… 200 第二十二章逮捕关押和出庭作证.… …202 第一节狱中作诗打情怀… .202 第二节转押秦城.205 3 ==========第5页========== 第三节等释放出狱竟是骗局一场207第二十三章判刑发配青海塘格木.209第一节换律师变更起诉书..209第二节开庭审判.211第三节准备二审《辩护词》 .213 第四节发配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 216 第五节胡耀邦关怀重返宁夏铝厂…218 第二十四章娶妻生女谋发展涉足鲁、京、苏..219 第一节铝厂五年.… .219 第二节和日本记者谈江青223第三节北京创小业王光美不容偶遇王丹..224第四节戚本禹约去常州省委下令把蒯大富赶出江苏…226第二十五章深圳致富和“蒯大富现象”.226第一节纽约市立大学邀请未能成行… .226 第二节影视明星遇到蒯大富… .227 第三节重逢孟锦云，出国旅游… …228 第四节六十寿大宴宾客.230第五节办社保深圳市长施援手… .…232 第六节蒯大富反思… …234 第二十六章回归现实走向未来… .236 第一节蒯大富拜会王大宾… .236 第二节聂元梓境况和韩爱晶退休后志趣 .237 第三节永恒的课题无情的答案… …239 附录1蒯大富刑事判决书 .240 附录2蒯大富二审《辩护词》 …241 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55 4 ==========第6页========== 导言—毛泽东说蒯大富 1966年7月28日 1966年7月28日下午，毛泽东说：“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1967年2月3日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利亚卡博和巴卢库时，谈话： 毛泽东：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地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卡博：去过。 毛泽东：“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1967年2月初 1967年2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谈北京市夺权问题，谈到大学负责人时，毛泽东说：学校五大领袖只剩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四个。垮了一个地院的朱成昭。 1967年4月19日 1967年4月19日，谢富治向毛泽东汇报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即将宣告成立。谈到工人、农民和红卫兵代表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工作，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担任常委。 毛泽东说：“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 1967年4月 蒯大富回忆说：革委会成立后，全体委员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样板戏演出。看戏中途，坐在我后排的肖劲光大将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哎，蒯大富，毛主席表扬你们了，说你们是红卫兵五大领袖。 1967年5月 1967年5月24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会上传达谢富治23日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还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414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1968年7月 1968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着手解决清华大学武斗问题。有一天，毛泽东问机要员谢静宜，怎么看待校园的武斗？谢静宜当即表示反对武斗。毛泽东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组织工人去清华大学宣传中央《七 三布告》，制止武斗。 1968年7月28日 1 ==========第7页==========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共五个半小时。蒯大富迟到 三个多小时。 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泽东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毛泽东又说：“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 毛泽东批评蒯大富说：“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毛泽东说：“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毛泽东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毛泽东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毛泽东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414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414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414。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5个工人，打伤工人。” 毛泽东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414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414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414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毛泽东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毛泽东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毛泽东说：“414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 毛泽东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个。” 毛泽东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泽东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1969年4月5日 1969年4月5日，中国共产党九大期间的一次会上，毛泽东谈落实政策问题，说：“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2 ==========第8页========== 1970年 1970年，北京抓“五·一六”搞得昏天黑地，高潮段有人怀疑大专院校学生领袖是不是参与了“五·一 六”这个事情，涉及到蒯大富，并极力向上反映。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既然有怀疑，把蒯大富叫回来问问就行了嘛。 1975年10月一1976年1月期间 中共中央中发[1976]4号文件传达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有这样两句话：“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3 ==========第9页========== 自序 绝版的价值 笔者声明：本书是众人劳动的成果。本人尝试用“还原加讨论”的方式研究文化大革命典型人物蒯大富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的政治斗争。本书是学术性的，本书不是演义，本书更不是小说。本书与那些用真名实姓演义故事的书泾渭分明。 在中国，一本《红楼梦》，可以产生一个“红学”。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必然产生“中国文革学”。而“中国文革学”的研究规模和重要性远在“红学”之上。 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某一段历史一样，必须首先搞清历史真相。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让后人少走弯路。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也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写的。 笔者认为历史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常常由胜利者来写成。但历史过程中当事人的真实言行，包括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无法改变的。史实不容打扮也不由胜利者斧削。历史真实只有一个，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终究要说话！ 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十余年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有若干重大事件和若干重要人物必须研究。本书介绍文革重要人物之一蒯大富，并把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政治斗争的真实场景还原给有兴趣的读者。 蒯大富是被国家主席刘少奇当靶子打的一号学生反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平反的一号学生造反派。清华大学是毛泽东实现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阵地。研究蒯大富及清华文革是文革史的经典课题之一。在文化革命中，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特殊的经历和影响是文革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他的成败教训无论对学者还是对后代青年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书详略有异地展示了蒯大富、王光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不同处境时的所作所为。 文革开始时，蒯大富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他用文字和言论质疑工作组，这完全属于合法行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领导工作组发动万人围剿蒯大富，关他禁闭，限制他的人生自由。面对排山倒海之压，蒯大富孤身抗战，被迫绝食抗议，可谓气壮山河！这是中华民族争取人权、争取民主的历史进程中的经典案例。 沧海桑田，1969年11月12日，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病逝河南开封。刘少奇失去人生自由，被开除党籍，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我们是否经过严格合法的程序，刘少奇正当的公民权、申诉权是否得到保证？对此做全面严肃的检讨，这同样是中共党史和中华民族法制史上的经典案例。 文化革命前，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也曾经拿着党章和宪法向中央会议要求发言权，这是为什么？惊天案例岂容忘却！ 历史人物的经典篇章往往是在身处劣境之时，而得意之时或得意之后往往留下败笔。本书人物众多，蒯人富之外最精彩的应该是王光美。 王光美整蒯大富之后不久，斗转星移。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调动雷霆万钧之压，王光美落入蒯大富手中。王光美在三十多万人的批斗大会上遭受不堪之辱，被王光美整得死去活来的清华井冈山战士当面审问她，可以说是因果相通。但细看王光美面对民众声讨写出的检查和对义愤学生的应答，不得不承认身陷逆境的她政治原则性之强、智慧之高、语言之周圆。反映出王光美确有超群的才华，这同样是经典不凡的篇章！ 及至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天崩地裂！文化大革命宣告失败。在1980年底，庭审张春桥时，蒯大富出庭作证。特别检察厅规定蒯大富的证词不准提党中央，不准提毛主席，只能提张春桥。他们对证词反复修 4 ==========第10页========== 改，改到一个字都不能动，要蒯大富背诵一百遍。连语调动作都设计好，排演多次。开庭时向全世界转播蒯大富的表演图像，暴露执法者的无聊与虚伪！正派之人视之，无不痛惜蒯大富形象和人格跌落到人生最低谷！ 回首翻天覆地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权与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希望真能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当然前提是立法本身要民主，法律本身要维护绝大多数公民的权利。悲剧不容重演，当权者更应深思！在人权、民主、法制方面搞双重标准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 历史研究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读者和笔者对历史的认识既有差异又在变化，是非成败另当别论。当事者回首过去应该首先到自身找原因并勇敢承担责任。 对于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无论是真心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还是主张在中国推进西方民主的，都应从本书展示的历史真实中找到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 本书展示了文化革命初期清华大学的政治斗争。请注意：从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澈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宣传队开进清华，整整两年，虽然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团派占有诸多优势，但根本就没能一统天下，清华没有建立起合法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到本书初版中共已执政62年，唯有这两年清华处于党政领导缺失状态。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年内，仅此两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 这两年里，清华校园处于无政府、无权威的状态，这里的中国公民享有极端民主的权利。学生、教师以及工人和干部们基本不上课、不生产也不上班，随心所欲地在校内或北京街头召开会议、演说、游行，他们张贴大字报、搞广播宣传、印刷传单报纸，随处散发，甚至可以跑到外省市去搞同样的活动，串联成立组织，向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人发起批判斗争。 在清华这个最高学府里，师生们想法各异、志向不同。一万多精英在这个小王国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取得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各聚山头、打派仗，不择手段，最终激化为百日武斗。这两年里，高等学府清华付出了惨痛代价，蒯大富更是身败名裂！回首这两年，不能仅仅痛心痛惜。 清华园付出惨痛代价的这两年，其政治生态实属罕见，可谓绝版！这里成了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因此，这两年清华大学的校园史有绝顶的研究价值。清华文革初期派别斗争最后演变为百日武斗，说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有人甚至认为若干年后台湾岛的蓝绿斗争、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的某些斗争场面早在1967年、1968年清华园就上演过了。 任何历史阶段，在一个社会区域里，人们的利益和主张千差万别，都想各抒己见、各行其是。那么怎样才能让千万不同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在纷争的情况下形成健康的建设性的合力呢？怎样才能避免无谓肮脏的政治对抗给社会造成的不必要破坏呢？我们应该从清华民主政治试验场找到答案。 清华大学文革阶段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不仅对当年师生员工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影响着后来的中国社会变革。文革时，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刘延东以及贾春旺等人都在清华。而习近平是1975年在文化革命尾声时进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的。 这两年清华的斗争是在文化革命旗帜下解决文革的矛盾。真心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人们，应该研究在一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政治统治下怎样避免当权派把公权变为私权、怎样避免专制者唯我独尊、罔闻民意，研究怎样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不是沦为任其指挥的愚民。至于那些主张在中国推进西方民主的人们，回头看看清华精英们在享有充分民主权利情况下的斗争，也可以从中寻找办法，研究在中国怎样避免出现少数权力资本操纵的弱肉强食的假民主，怎样避免出现金钱民主、贪腐民主和混战民主。我们要从清华文革派性斗争中总结出推进大陆民主政治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从中悟出治国安民的大道理。因为这样的社会实践和试验在中国大陆太罕见了。 我们要在中国实现绝大多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基础上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我们要创造优于西方、高于过去的崭新的中华文明。 书中对文革时身在清华的胡锦涛只一句带过。但不得不承认，胡锦涛先生签名的大字报所反映的思想方法牵动文革矛盾之根，他此后不再介入文革反映其处境也反映其定力。 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课题，本书展示与研究的是文革中的特定课题。无论还原文革中的一个人物或者还原一个事件，除了情节必真实之外，还必须还原文革的灵魂，这就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理论。 5 ==========第11页========== 如果不深刻理解毛泽东理论就去讲文化革命，可谓画龙无睛，做人无魂！ 研究伊斯兰国家历史的人必须熟读并深刻理解《古兰经》：研究基督教民族历史的人必须熟读并深刻理解《圣经》。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下苦功研究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只有这样，还原的才是原汁原味、原色原状的真文革。笔者尽量用毛泽东文革理论去分析文革中的人和事。本书力图让读者完全进入到文革真实中去感受和研究。 有些自称民主派和自称左派的人从不同角度表述和评价文革，遗憾的是很多人对当年文革真实情况知之甚少，甚至信口开河！他们说的文革不是真文革，他们说的毛泽东不是真毛泽东！ 关于毛泽东是非功罪的争论三千年后还会继续。但毛泽东主张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性让反对他的人永远打不倒他。毛泽东主张人民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严格监督当权者并全方位地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都是伟大的历史巨人。 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关心，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岁月。1975年毛泽东支持迟群和谢静宜并批评刘冰和邓小平。当年毛泽东支持迟群和谢静宜，并不是支持他们身上的毛病。毛泽东是坚持自己在教育战线的政治主张和办学方向。因为清华最能代表中国教育的方向，也最能代表中国的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要看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毛泽东逝世，迟群照样落得被判刑的结局。从全局看，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包括在教育战线的失败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应当另作他论。 早在1964年春节毛泽东谈话就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1964年到2011年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教育改革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越来越糟糕。目前学校培养人的方向和方法都存在严重弊病。 行笔至此，不妨看看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曾被划为大右派的钱伟长先生关于教育的言论：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 综观当今，表面可见到发展繁荣而内里滋生腐败。钱伟长先生这种正确的教育思想似乎已经被视为脱离实际，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教育思想更被当作是天方夜谭。当今教育战线、文学艺术战线、整个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极其严重、极其危险的。无情的现实必将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如果社会和学校培养的大部分学生只关心自己，只想升官发财成为掠夺者，让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加速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哪里会有真正的人权，哪里会有真正的民主！如果再不认真重视教育问题，再不解决学校培养人的方向和方法存在的严重弊病，社会前景令人堪忧！ 笔者尝试还原绝版的历史人物蒯大富和绝版的清华文革真相，研究人权、研究民主、研究文化教育，总结教训，共同探寻中华民族光明之路。希望我们的学校包括清华大学真正培养出一大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出一大批保护地球资源、根治环境污染、善于解决复杂矛盾、主持社会公道的栋梁之材！ 民主、民主，人民要在经济上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执政、执政，永远不允许对民众专政！任何政党和政府违背这一点都是反动的！ 愿中华民族不断进步，愿社会更美好，愿人民更幸福。笔者谨以本书恭贺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许爱晶 二O一一年元月六日 6 ==========第12页========== 第一章文化革命前蒯大富想当科学家 第一节从陈鲁豫专找蒯大富说起 蒯大富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陈鲁豫是谁？大家都知道一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 陈鲁豫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寻找蒯大富呢？她在书中说：2001年11月，我着手筹备新节目《鲁豫有约一 一说出你的故事》，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挖空心思寻找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又几乎被时间淡忘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我们都想到了蒯大富，那个叱咤风云的清华学生，文革结束后，一直了无踪影 蒯大富是一个经历非常特殊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他政治生涯之奇特在中国实属罕见！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陈伯达、康生、江青和谢富治等对蒯大富和清华文革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此花费的时间和伤脑筋的程度都超出后人想象。 而蒯大富召开三十万人大会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还拉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与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蒋南翔四个陪斗。他们是从对立面认知了这个蒯大富。 文革后，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陆定一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薄一波任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蒋南翔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长。他们文革后几乎官复原职，这也注定了蒯大富等人的悲惨结局。江泽民退休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蒯大富更熟悉、更了解。1966年7月28日至1968年7月27日的两 年里，蒯大富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时候，清华园陷入无休止争斗，蒯大富走向失败。也就在这期间，胡锦涛正在清华大学担任基层政治辅导员，吴邦国在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刘延东正在工程化学系学习。当时他们亲身参与清华校园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亲眼目睹了蒯大富的“表演”。1975年文化大革命尾声时进化工系学习的习近平，也应该看到在清华召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蒯大富的场景。而温家宝当 时是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他们学校离清华只有两站路，他正在参加地质学院的文革运动。 清华这两年的政治斗争不仅影响了蒯大富的命运，对其他亲历者的思想及人生命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走向也产生了影响。当然，与其说蒯大富这个人物特殊，还不如说清华大学这个阵地特殊，清华大学在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两年在蒯大富人生中虽然只占一小段，但却是惊天动地、浓墨重彩的画卷。有人甚至夸张地认为，开篇不说蒯大富，说尽文革也枉然！让我们打开历史的册页，好好研究蒯大富这个绝版的历史人物以及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政治斗争的场景和时代变迁。 第二节蒯大富从农村考进清华 蒯大富文革后若干年里多次口述他大起大落、祸福相生的梦幻般经历。笔者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考证之后才摘引部分内容载入本书。 蒯大富常开玩笑说：913是个惊天动地的日子，1945年9月13日他诞生了，1971年9月13日另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从人间消失了！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在江苏滨海出生；林彪、叶群和林立果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蒯大富自述：我是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振东乡人。我的家庭有些像电影《活着》。曾祖父蒯正英，生活在江苏盐城。爷爷生于1895年，叫蒯应锦，他曲曲折折进新四军干过五年。他的复员证我小时看过，背面盖有 7 ==========第13页========== 陈毅的章。我父亲生于1923年，叫蒯家兴，1944年加入共产党。我母亲是生我的那年一一1945年加入共产党的。我1945年9月13日出生。排行老大，还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从小相信共产党。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我每次放假回来割草喂牛，也可以蹬着牛角骑上去，放牛挣工分。 我1951年上小学，天赋不差，在小学是前三名。1957年上初中。1960年上高中，1963年考取清华大学。我能考上清华。首先归功于毛主席共产党让工人农民翻了身。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当时上大争有助学金。吃饭读书全由国家出钱。 我考清华和我有一次向清华提问题有关系。我这个人啦，好奇心比较重，比较喜欢搞新名堂。初中二年级十二三岁，当时因为一道关于杠杆的物理题和老师发生争执，其实问题很简单：两个人拾筐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老师说服不了我，我也不敢和老师硬争。我就和一个同学偷偷给清华大学物理系写信，把我和老师争论的那个题写上去。清华大学真的就把这个题转给了工程物理系二年级学生苏永华， 1958年他上大二。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学校就让他解这个题。哇，他解了好几大张，给我寄过来。这个人特别热心，后来一直和我通信，到我高三的时候，苏永华鼓励我一定要考清华，说考清华没问题。我上清华，与他的帮助和引导有关系。 我能够若上清华也和社会上奇特政治现象有关。是右派教师培养出我这个造反学生蒯大富的。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一批业务上颇有专长的教师被“反”到我们学校。当时对他们的惩罚就是把他们分到最穷的地方。我们八滩高中在海边是几个公社合办的。从北京来了一个教语文的老师王范宇，从苏州来了一个教化学的老师刘德明，从上海来了一个教外语的老师洪子燧，还从南京来了一个教政治的老师。校长姜亚才原来是盐城中学校长，也是右派。这些老师教学水平很高啊，加上我天资比较好，学习起来不怎么吃紧。那个化学老师水平太高了，他不搞题海战术，就是划个范围。1963年高考化学卷子上的题在考前我们都做过，化学我考一百分。要不然我怎么会考取清华大学化学系呢。我数理化和外语全都是硬拿的。结果一考就考上了。 上高中时，我就喜欢攻难题。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出了四道超难数学题。全年级九十多人，就我做出两道题，得了五十分，其他人全部零分啊！我那班主任老师说：“像蒯大富这样的人，绝对是天才！他坐那儿不学习，你赶两年能赶得上吗？”我在学校成绩遥遥领先，大概除了物理不是第一，其它都是第一 第三节父亲痛批风头主义 蒯大富自述：1958年宣传高产，亩产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一亩地的麦粒要堆到一尺高。我认为这不可能，就给老师提出来。为此和老师争得面红耳赤。 1959年初二下学期，公社大办食堂。我们班主任鼓励学生提意见，我说公社食堂办得不好，碰到下雨天，每家人都提着个小盆去打饭，有的在路上都摔破了，办食堂还不如分到各家吃。提意见之后有人想追究我。从政治上讲，这个问题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1959年初我不到十四岁，如果是高中生的话就可能戴帽子回家了，但初中生太小了，再说我当时学习成绩太好了，在班上绝对第一。我那班主任老师就护着我，说小孩子，要注意！在家庭报告书上给我批一条：有时有片面意见。给我的品德打了一个“乙”字。 再一件事，高中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农村黑暗面。反映农村千部多吃多占，干部不讲民主，欺压百姓，搞浮夸风，这封信绝对有事实根据。人大常委会还回信了，回的是“拆”。说你什么什么时候写的信我们已经收到了。1966年王光美让工作组整我的时候，把这个信也给翻出来了，现在应该存在清华的档案馆里。 这些事说明我这个人小时候比较关心政治。高中阶段我们国家和苏联论战，我看报纸也积极得不得了。有好多发到农村的文件，讲农村阶级斗争，反“五风”，甄别那些被整错了的干部。那些发给我爸爸这一层农村千部的文件，我都看。 初中我参加了少先队，高三参加了共青团。对人生的道路，在政治上并没有太明确的想法。我倾向将来当科学家，我特别有信心去攻克科学技术上的难关。 8 ==========第14页========== 当年我爸爸经常批评我是风头主义，说我总得做出，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来。一直到高中阶段他总批评我，老说我是风头主义。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听进去，但是也没有改多少。上大学之后他也批评不到了。真是知子莫如父！“风头主义”，“总得做出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来。”如影随行！这是蒯大富灵魂基因里的特殊密码！可以说，其后儿十年间，蒯大富的沉浮胜败及言行取向皆与此有关！当然还不能把此点作为决定他人生大局兴衰的第一要素。 第四节接受毛主席检阅 蒯大富自述：1963年8月底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没坐过火车，出远门一切都很新鲜。恰逢华北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坐火车到了济南就不通了，改道烟台坐船走了9天才到北京。 到了清华大学，分在工程化学系63级902班攻读放射化工专业。培养我们掌握核材料使用技术。全班三 十来个同学全是男的。 1963年9月入学教育第一堂政治课就是反右课。展览会上看到反映1957年反右斗争的各种图片，其中有钱伟长案和袁永熙案。钱伟长是清华副校长，袁永熙是党委书记，他是陈布雷的女婿，还有黄万里。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右派。1957年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党委书记袁永熙是支持钱伟长的，钱伟长非常猖狂，他叫阵说：“全校现在集合，在西大操场划一条线，同意我的站这边，同意蒋南翔的站那边去！” 展览还介绍1957年邓小平来清华大学，他代表党中央做报告说：“不能再等了，再等祖国就垮了，我们让他们提意见，他们就猖狂地向党发起进攻，共产党员和左派同志们要惊醒过来！” 我看了这个展览之后觉得右派真是十恶不赦。共产党这么好，让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了，他们企图推翻共产党，让中国回到旧社会去，让劳动人民再受罪。在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右派的仇恨。 进大学不到一个月就是国庆十四周年。清华分成四个方队，有学生队伍、民兵队伍等。我是民兵方队的，端着枪从天安门前整齐走过，接受人民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检阅。我从苏北农村来的，带着家乡农民对领袖的无限崇拜和尊敬的感情。我们那儿老百姓提起毛主席那都是不得了的。我才到北京就接受毛主席检阅，真自豪啊！ 当天晚上，又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狂欢，看焰火。哎呀，那个焰火一放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心想天底下还有这么美的东西啊！1963年的国庆节给我的印象是极深的。能在天安门广场过国庆，那真是荣耀得不得了。 之后几年学校组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党史课又专门讲毛主席的功绩，使我对毛主席更热爱更信任。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部署都是正确的！他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如果有人反对他是不行的！我当时就是到了这么一种状态。 毛主席讲阶级斗争是学生的一门主课。蒋南翔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卓有成效。学校让我们学习中央文件，还给讲解，让学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讲历史上毛泽东多么伟大，要求我们每一步都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同时还讲，苏联出修正主义了，成为反面教员！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克里姆林 宫上的红旗陨落了，我们坚决不能走苏联的路！ 我还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刊登，在校内影响很大。 第五节学习核工业技术争取入党 蒯大富自述：1963年11月份，当时《人民画报》记者到清华大学采访，要反映从农村来的大学生的情况，找到工化系。老师说：“蒯大富，你去吧！” 《人民画报》刊登的照片旁写着：蒯大富，父母都是人民公社社员，现在他考上清华大学，在校园里学 9 ==========第15页========== 习。 哎呀，我们中学，还有我们的亲戚轰动死了！那个右派校长把我的照片张贴在学校，旁边写着：蒯大富是我亲手培养的学生！ 1963年到1966年这三年的大学生活，主要内容当然是上课。我们在老师带领下攻读放射化工专业。这个专业是中国放射化工权威汪家鼎导师一手创立的。我们学习铀235提成技术，学习为原子弹和核电站准备材料。 我那时读书有助学金，国家给的，不要家里掏钱。我认为要忠诚地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从大一开始写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没发展我入党可能也跟我不驯服有关系。我会经常提意见啦，发表不同看法啊。比方说，图书馆里有两幅宣传画，画的是向科学进军。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不提在党的领导下向科学进军？我就给图书馆提意见，图书馆还真挺重视，把这幅画给取了下来。但是领导还是觉得不舒服。再比如说，到食堂去吃饭，每次餐桌上都有好多的饭菜。我当时看不下去，我祖父教育我们吃白薯的时候不准剥皮，哪怕皮上 有虫子咬的痕迹都不能剥，要吞下去！我一看到那么多的饭还有馒头，就在食堂门口贴大字报，响应的人非常多，食堂立刻就掀起一股勤俭节约之风，整个桌子上一粒米都没有了。但是一个月之后又恢复了。领导觉得我老有事，不驯服。虽然如此，文革前，我在班上还当过团支部组织委员，民兵连连长。因为我经常给广播台投稿，就把我调到广播台编辑组当组长。 文革前阿，我是一直积极要求进步，一直紧紧靠拢党组织的，生怕自己的思想没有接近组织的要求，根本没有想造反啦，后来我们党支部书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再晚搞一个月，就发展我入党了。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些根本就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才华出众、争强好胜的蒯大富有可能成为核工程化学领域的科学家。但偏偏在蒯大富大学三年级学业快结束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高校，清华成为了毛泽东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阵地。 置身于文化大革命，就像1949年以前置身于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样。谁能想到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高校短短两个月后成为文革舞台上牵动清华、影响北京、闻名中国、外电关注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人物呢？其后的表演更是不堪想象。他的成与败为世人留下极为深刻、极为惨痛的教训。 让我们看看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中，原来的学生蒯大富变成了另外一个蒯大富。 第二章紧跟中央造蒋南翔的反 第一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后来在淡话中把这个日子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 笔者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记载，整理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言论和重大步骤：1965年12月8日到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逼，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6年3月17日到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说：“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10 ==========第16页==========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 1966年3月28日到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毛泽东生气地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大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1966年4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还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政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1966年5月4日到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报告，撤销原来的“文化大革命 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大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毛泽东在“通知”稿中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还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说：“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 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教育问题，批语特别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讲了一篇“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 11 ==========第17页========== 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23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辙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6日，会议结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毛泽东在林彪等人高调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中央高层已有重大改组，同时毛泽东直接通过周恩来等人加强了对北京周围和北京市内军事力量的部署。 中央高级干部在重大变化面前警惕地紧跟着，同时用不同方式影响自己及最亲近的人。当时贺龙元帅参与运动是比较积极的。 据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有一个获知消息的高干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会亡党亡国亡头。” 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的信，后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二印发。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1966年3月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此时距林彪被正式定为接班人还有五个月，而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已经产生，虽然这个分歧很久以后才公开，但这个分歧是实质性的，是世界观的分歧。当然，毛泽东此时还想不到这一分歧已经为后来的分道扬镳、生死博斗埋下了伏笔。 第二节刘少奇女儿、贺龙儿子带头批评校党委 按毛泽东本人说法，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1965年11月10日开始的，但对于广大民众，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这样正在读书的大学生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和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开始的。 蒯大富在深圳常与各方面朋友聚会，很自然会回首文革往事。有一次，有年轻人问，北京大学聂元梓和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是怎么回事？ 对此，韩爱晶当场做了详细回答：现在重读这张大字报恐怕看不出什么？可是当年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一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据说刘少奇在天安门上拿着报纸说，看不出怎么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 我也多次思考，这张大字报怎么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宣言还伟大？后来，我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前途来认识，慢慢理解了毛主席的这个说法。毛主席要发动亿万民众自下而上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要巩固工人阶级的政权，永远为人民服务。聂元梓、杨克明等七人首先用大字报向校党委展开斗争，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让各单位群众学习他们，起来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巩固工人阶级的政权。这与巴黎公社工人夺取政权的宣言，不但可比，甚至更伟大、更重要。因为巴黎公社工人夺取政权只在法国首都，它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 聂元梓自己并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她本人认识不到这样的高度。因为聂元梓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她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 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确实令人遗憾，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当年参加巴黎公社起义的骨干分子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聂元梓、杨克明等七人写这张大字报的情况就更具政治偶然性色彩，也反映出中国政治斗争，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 那要追溯到1963年5月，根据中央决定，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7月，北京学习王光美 12 ==========第18页========== 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四清经验。7月中句，在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直接领导下组成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搞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队依靠聂元梓等左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张学书等人，认为北京大学不是社会主义大学而是资产阶级大学。正如毛泽东后来说，姓陆的整了姓陆的。 高教部长、清华大学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等对北大社教极为不满，就向上告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批评了北京大学社教的做法。1965年3月，邓小平说“如果北京大学不是社会主义大学，那么全国还有哪个大学是社会主义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书记处先后在国际饭店和民族饭店举行多次会议纠正北大社教的问题。聂元梓等就处于挨整状态。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得知消息，和杨克明等人写出了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竞干些什么？》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陆平和北京市委。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在杭州做出批示，要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聂元梓、杨克明等七人的这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燃起… 后来，回首文革，韩爱晶曾问过蒯大富：“1966年6月1号之前的清华大学，像不像北京大学那样，本来就有矛盾，存在爆发革命的因素呢？” 蒯大富回答说：“完全不存在，完全不存在。” 蒯大富进一步说：“我们清华党委领导人是这么排的：蒋、刘、何、艾。蒋南翔是中央候补委员、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每年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他出席见学生一次，毕业典礼再来见学生一次，讲几句话。平时学生就见不到他了。就到这程度。他是中央首长。刘冰是第二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高是高沂，是副书记，也是高教部副部长。胡是胡健，清华党委副书记。何是何东昌，副书记，教务处长。艾是艾知生，副书记、宣传部长。” 聂元梓和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在中央新闻节目头条发布后，对于全国各大专院校领导如同炸雷惊天。而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同为中国最高学府，又是举目可见的邻居，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自然就更为紧张了。清华群众对党委的态度又如何呢？ 根据丘心伟女士和原蜀育先生汇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以下简称：《清华文革大事日志》)及清华朋友证实，当时校园内外政治风云变么幻莫测： 当晚，院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和副书记组织部长胡健，在市委开会回来后，急忙赶到蒋南翔家密商，当夜12点召开总支书记会议。艾知生草草传达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的报告，说郭影秋指出领导必须引火烧身，胡健却详细传达了蒋南翔的意见：(1)北大与清华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北大四清遗留问题多，自己要心中有数；(2)贴大字报针对黑线，对学校工作，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不正确的允许自由讨论。各人按照中央方针和自己理解来写（这是57年反右时蒋南翔常说的一句话)：(3)借东风进行教育革命。 会上有人问：“是否按影秋同志指示引火烧身？”刘冰、胡健竭力为清华辩护，表示反对，说北大是贯彻市委大学部部长宋硕指示的，而清华是和大学部作斗争的。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并转载了聂元梓和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真是火上浇油、烈焰不远。 此时最先动作的恰恰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一一自控系刘涛等四个同学，他们带着问题前往《解放军报》社请教。国家主席女儿尚如此，何况其他大学生！ 中午，大字报大量出现，除声援北大的大字报外，矛头迅速指向党委，对党委提出尖锐批评。如：为什么我校以前只许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不让开声讨大会；为什么蒋南翔5月11日报告调子很低，旗帜不很鲜明；为什么蒋南翔总是打击和嘲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 突出的有热002班20人贴出的《蒋南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大字报。压001班汲鹏、郑聪米等4人质问：“蒋南翔你跟着谁的指挥棒转？”说蒋南翔是反毛泽东思想“权威”的。 校党委慌了，艾知生布置反扑，指示“不要通过组织系统去做，要找一些思想观点一致的人去做”。散布是又一次反“右”斗争的气氛。 13 ==========第19页========== 到了6月3日，景松贴出了《反右斗争社论摘录》，想制造反右气氛。学校内贴出相当多“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党委姓马”的歌颂大字报。一些师生被迫写检讨，承认自己“第一炮没放准”。保卫党委的多数人围攻造反的少数人，形成了一万对七百压倒优势。 上午，蒋南翔来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下午，党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艾知生召开了“左派”（即拥护党委）的干部会，称：“57年反右用了两个月，这次反击只用了一个下午，说明了八年成绩。”形势可谓一天一变、一天多变。 6月4日，冶金部部长郑天翔之子自9班郑易生等9人贴出三份大字报，指出党委在毛选学习、文化大革命、教育路线上都有问题。呼吁同学们发扬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俦00班胡庄君大字报指出“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的口号是错误的。 自93班学生刘涛和几位同学共同贴出了《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大字报，揭露蒋南翔反毛泽东思想，这篇大字报在同学中引起了相当震动。广大师生都感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 6月5日，就更让全校上下不得不考虑自己言行方向了。一帮高干子女一大清早就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震惊全校。大字报指出：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觉得清华党委这种做法是为自己辩护的，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文件，改变我们学校领导不力的情况，不要再做这种蠢事往我们学校抹黑。 上午，蒋南翔打电话告诉艾知生，说荣高棠曾打电话给自己，说贺龙副总理对清华运动不满。刘冰表态说贺鹏飞等大字报是帮助党委的。11点，蒋南翔赶到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并在大会上做检讨，还用贺鹏飞等大字报为自己定调。群众给予经久不息、热烈的掌声。蒋南翔不傻，他马上顺着这张大字报调子往上爬，向高层靠拢。正如蒋南翔对艾知生所言：“要变被动为主动，现在高干子弟的压力未解除，弄不好要通天。”正如蒯大富回忆说：在6月5日这张大字报上共同签名的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外文部副部长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中联部部长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运有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 这张大字报所起作用就非同一般了，来头太大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这大字报明白无误地反映党和国家高层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的态度 乾坤扭转。保卫党委的大字报马上就开始退下去了。没有人敢保卫了。就不是一万对七百了，而是七百对一万了。保还是有人保，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还是有人保的。他们还是觉得蒋南翔好啊，越是在艰苦的时期，他们越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第三节蒯大富努力辨方向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6月1日晚广播北大的大字报以后，我非常激动。当时写了一份大字报支持北大，而且，和化904和化901部分同学到北大声援他们，我自己特别激动，我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喊出了革命左派的声音，我带头呼口号。 6月2日中午回来以后，我看到有些人给校党委贴大字报，评蒋南翔5月11日的报告，当时我对校党委产生了一些怀疑。 6月3日，清华党组织反扑，出了一大批大字报肯定校党委。不但出成绩出物质成果，而且出思想成果。而且很多工人说话了。当时我感到校党委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就提出一个口号：“捍卫校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 6月5日，蒋南翔作了报告，《人民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宣传学习材料，我看了，有几段话，使我很感动：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进行到底，把黑帮分子放过去，就要人头落地！中国就要变颜色！ 我自己就想，根本不能让中国出现这种情况，要坚决战斗。当时，学校大字报给校党委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未澄清以前，我就应该提出怀疑，我就自己写了一份大字报《也向校长质疑！》 14 ==========第20页========== 6月6日已经揭出大量蒋南翔的问题。我又出了一份《再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 6月8日，这个时候校园里已经有大字报栏了，我们出了一篇大字报《真的是针锋相对吗？》。 新斋前贴出自005班以班长于火为首的29人联名的一张《评蒋校长6月5日报告》的大字报，直接抨击校党委，引起轰动。同学纷纷抄录，《解放军报》记者也来拍照、索要原稿。我和任传仲在大字报右下角签了“我同意一一蒯大富、任传仲” 我因此被赶出了校广播台。广播台长说：“蒯大富你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吧，这里的工作你就别管了。”6月9日，我们又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化九903花纯荣的大字报：《我们的决心》。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对校党委的怀疑越来越大，尤其是当我们知道蒋南翔把毛泽东思想从“顶峰”降到“高峰”，“最高最活”降到“活”，我们十分气愤，简直就要下结论了。 晚上，我班原左派小组与化903左派小组在三院313开会，商讨下一步怎样战斗。 开会已完，化903班马元同学从外面飞跑而来，进屋就大叫：“工作组来了！工作组来了！”全室同学，莫不欢欣鼓舞，长时间起立鼓掌，有的真高兴得跳起来，大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通过多路调查，当晚大致确定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我们更加高兴。 韩爱晶回忆说：1965年、1966年我们初次听到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选。 我当时听了头皮发麻，心里不顺。我和身边同争议论，一句顶一万句，有道理。可以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百万句还多，但说句句真理，怎么可能？毛主席就不出错？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选也不对，马克思列宁那么多经典著作只占百分之一时间怎么够？ 只敢小范围议论，不敢声张，怕被揪辫子，我心里对林彪是有警觉的。但我没反对过林彪。 广大学生、工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因为相信毛主席而拥护林彪，并以林彪指示作为行为准则，在思想上、政治上被引偏方向，混淆是非，甚至把真理当反动来批判。 1966年3月毛主席就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毛主席多次批评林彪的错误提法却 没有人认真向下传达 追随毛主席积极造反的广大学生、工人走向被动，付出代价，这个责任主要应由那些在毛泽东主席左右参与重大决策，落实主席指示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负责！ 第四节“我们受骗了！” 蒯大富等绝大多数学生并不知晓，6月8日下午4点，新市委电话通知校党委，将派工作组来校。下午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到校。 工作组组长叶林，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文革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是当年辽沈战役时，在黑山阻击廖耀湘兵团的人民解放军十纵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工作组副组长杨天放时任国家林业部部长。工作组领导成员都是为创建人民共和国出生人死的革命功臣。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晚8点，周赤萍找艾知生谈话，周问艾：“清华大学贯彻的是红线，还是黑线？”艾说他们一直是高举毛 泽东思想红旗的。周问：“你说话算数吗？”艾说：“算数。”6月9日，工作组组长叶林率部分组员到校，称为联络组。 早晨，刘冰打电话向蒋南翔报告与周赤萍、杨天放谈话情况。蒋说：“高教部出了问题。”上午，艾仍布置长期“抗战”。陈圣信、罗征启、朱育和等人密谈给中央写信赶走工作组。 消息比长翅膀飞得还快，高教部把蒋南翔揪了出来，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党委副书记高沂贴大字报要与蒋划清界限。该大字报传到清华，很多同学赶去高教部看大字报。 15 ==========第21页========== 下午艾知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匆忙找周赤萍说：“我们过去贯彻的是黑线，我犯了立场错误。”周顶回去，说：“你说晚了，回去写检查吧！” 蒯大富回忆说：6月10日，一夜之间，形势大变，令我非常吃惊，那些从前顽固的保皇分子，纷纷倒戈起义。大批揭发校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报出现。“校党委是黑帮”的口号越来越多，革命之风越刮越盛，到中午已占绝对优势，蒋、艾一群已经无能为力了。 4点50分大批工作队员来了，众多同学高呼：“毛主席万岁！”、“热烈欢迎毛主席派人来！” 6月10号晚，绝大多数干部就造反了。干部们贴大字报说我们受骗了，我们受骗了。说我们不知道情况，蒋南翔蒙蔽了我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我们的政治觉悟不高，毛泽东思想没有争好，我们坚决和蒋南翔划清界限，站到新市委一边来，站到革命同学们这一边来。游行斗争已经开始了。戴高帽子啊，就是当时保蒋南翔保得最厉害的，就被揪出来，包括辅导员、学生会主席和副主席，以及系学生会主席都被抓起来斗，用个字纸篓糊个高帽子，往头上一套，他们也不反抗，就乖乖的，知道自己错了。就拿个凳子，让他们站在那上面，说：检讨，当时你是怎么保蒋南翔的，你是什么动机，你是不是和他穿一条裤子？你是不是站在黑党委的那一边？他们就说：是，是，我当时阶级斗争政治觉悟不高，上了黑党委的当。但是呢，还是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还比较文明。我们一个造反派同学就画了一个大漫画，叫大合唱：我们受骗了。那漫画绝对是超高水平。 中央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那是把陆平定为反党黑帮，但是当时在北京各大高校里普遍认为清华大学蒋南翔是红的，没有人说蒋南翔是黑的，后来我们是在清华的大字报上看到，不知道是王光美的讲话还是谁的讲话，说蒋南翔是黑帮黑线，这黑线很黑很黑，很粗很粗，那整个学校就傻了，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党支部，搞了半天你们是有很的，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黑帮，那我问你，你们这系总支是什么，这支部是什么呢，这里就存在一个政治逻辑问题，底下那些指导员运有其他的不是说我们被骗了吗？ 此时，我对工作组是信任的，只是看到有些群众自发斗争被工作组解散，心中有些不快。6月12日孟家驹等硬要我回班，我就回班了，当上了文革组长。 第五节陶铸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 有人说清华党委不是被群众揪出来的，而是被中央抛出来的！ 1966年6月11日，胡克实传达刘少奇、邓小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说：“在北京以两个月左右时间来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要整共产党当权派里的走资派，而刘少奇、邓小平要在群众中抓右派，方向相反。但基层师生知道此事的并不多，影响也有限。 胡克实文革前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73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等职。 根据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俦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他6月4日到北京，两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地位升至中共第四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1966年6月15日晚，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一个多小时话，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 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中说： “蒋南翔是阻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能让他继续担任高教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了，所以把他停职反省。中央是在十日决定的，十一日宣布的… 现在看来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学校…现在清华大学的问题揭开了，清华大学真正工农子弟、干部子弟才占百分之四十，在全国高等学校里比例是最低的，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弟占的比例在全国所有大学中比例是最高的。因为这个学校就是分数放得高，不管政治怎么样。不是突出政治，而是 16 ==========第22页========== 突出分数。 过去高等学校招考，不管你家庭出身怎么样，不管你政治上是反党的还是拥护党的，是坚决搞社会主义的，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都不管，只要你试题答得对，分数高就可以考取，就可以升大学。分数高不是很好吗？好是好，就是将来我们国家要变颜色，对资产阶级好，对无产阶级那是不利的。 为什么高等学校学生毕业后动员下乡、下厂那么困难？为什么每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要做很多的动员工作，才能服从分配呢？因为他们进大学不是为了使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光荣接班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是为了成名成家，将来站在群众之上，还是搞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大学毕业后，就是高人一等，他们就是当劳心者、脑力劳动者，他不能搞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受他的支配。我们花这么多钱，工人，农民节食省用，给国家储备资金，国家花这么多钱，一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是几十万。如果不能保证他们毕业出来忠心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忠心地搞共产主义，而是搞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套，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有些人根本上就是坚决反共的，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不可能不失败。 几十年以后，老的已经死掉了，大学生成了各个岗位的重要干部，领导干部，再加上少数野心家，搞阴谋，篡夺领导权，全国就要变颜色。苏联就是这样变的。现在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都是十月革命后培养的什么工程师，像勃列日涅夫就是工程师麻，是铁道工程师。赫鲁晓夫是阴谋家嘛！他在斯大林死后搞政变，上台就有人拥护他。马上把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一个列宁的故乡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变了颜色。这个经验教训不能不接受。 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整个世界就倒退几百年，要回到一个黑暗的时期，就是这么个问题。 …毛主席曾经讲，不管你犯天大的错误，只要你改正错误，是允许革命的…我们还是欢迎，允许革命的。只要交代清楚，坚决和蒋南翔划清界限，就是蒋南翔本人如能彻底交待，悔改，脱胎换骨，也是允许他革命的，不是不允许他革命的。” 陶铸进京不到两个星期就对高教部蒋南翔做这样的定性和处理，而6月8日清华工作组周赤萍找清华党委艾知生谈话的态度与陶铸是一致的。周赤萍认为清华党委贯彻的是黑线，到6月9日艾知生慌忙承认清华党委贯彻的是黑线。除了陶铸自有理解之外，恐怕工作组周赤萍和清华党委艾知生都只是紧跟罢了！ 笔者认为陶铸讲话表明当时陶铸对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虽然他在讲话半年后自己也被打倒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1966年4月14号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写的文字： 一切学校和学科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用毛泽东的批语来对照清华大学等学校的状况和陶铸的讲话，陶铸把蒋南翔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不奇怪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谈话说：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用毛泽东这些观点来评价蒋南翔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可是，毛泽东的上述观点，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清华党委刘冰等高级干部，以及清华基层干部和党员，他们怎么能理解呢？ 蒋南翻、刘冰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评价。 刘冰在他的《风雨岁月》一书中写得非常真切：“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对社会不了解，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呢？’” 17 ==========第23页========== 刘冰在书中还写道：“我很忧虑，如果毛主席真的认为学校现行的一套教育制度，不能保证完成他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任务，那不是就要改掉吗？” 有人说：看到革命前辈刘冰真切之言，令人百感交集。又同情，又无奈，又伤心。老前辈刘冰在抗日烽火中奔赴延安，跟着毛泽东、共产党出生入死创建新中国，难能可贵；但看到他所忧虑的和毛泽东忧虑的恰恰相反，真叫人无奈：难道这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前辈忘记自己入党誓词了吗？忘记实现共产主义根本目标了吗？作为清华大学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书记，是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清华的，在这样重要的阵地不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难道还要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吗？清华培养的是中国最重要的人才，关系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革命老干部刘冰的思想不令人伤心吗？ 刘冰在十年文革里曾向毛主席、党中央三次写过四封信，最后一封信是在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对信做了批示，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自己的。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震动全国，成为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令。 刘冰在十年文革前的思想认识，以及他在十年文革中的这种态度，几乎注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失败。试想，连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都不能理解毛泽东高瞻速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战略，文化大革命能不失败吗？ 至于按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行动的基层党支部干部们，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他们怎么样呢？就以胡锦涛为例。1964年入学的土建系学生万润南回忆说：当年清华文艺社团有四位政治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为《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胡锦涛不是本书研究对象，但他们当时写的这篇大字报意义却非同一般，实际涉及到整个文革的方针政策，涉及到广大基层群众在政治运动中的言行依据。 笔者虽然还没找到这张大字报，但其基本内容可想而知。 作为在基层勤恳工作的辅导员、支部书记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不算当权派。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本身就说明他们平常学毛选、用毛选的习惯。延安和西安的说法来源于毛泽东著作，意思是区分性质，正确对待。无论是针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还是针对其它各单位领导，首要问题是区分性质，其后才能决定怎样对待。包括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以及抓“五·一六分子”，政治逻辑都是一样的。矛盾性质决定处理矛盾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之后发生的许多严重问题，症结都在于根本没搞清要解决矛盾的性质就下手狠搞，所以越搞越乱！遗留的历史问题越来越多！ 清华大学文革也如同参天大树生于一粒种子。清华文革的展开，矛盾尽管错综复杂，它的根源实际上就包含在文革之初6月1日到8月18日两个半月的斗争中。甚至可以说矛盾的根源就表现在6月1日到6月15日这半个月的斗争里。理清本章的头绪，几乎可以找到清华文化大革命甚至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质所在。 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尖锐看法和明确主张是解开他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钥匙，也是理解整个文化大革命斗争过程的钥匙，当然也是理解清华文革的胡匙。要弄清蒯大富卷入的这场斗争的实质，包括弄清后来迟群与刘冰之间的斗争实质都离不开这把钥匙。 第三章蒯大富质疑工作组 第一节工作组立足未稳风波乍起 蒯大富自述：我们当时是非常欢迎工作组的，因为我们写了大字报宣布和清华党委决裂了，不存在什么留有余地，如果党委胜利了那我们就完了，就变成右派了。工作组来了，把我们给解放了，那当时的心情就 18 ==========第24页========== 是被解放的感觉。 工作组是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派来的。196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 师生员工猛然惊醒，没想到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竞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阶级斗争真是太隐蔽太复杂了！现在新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反党黑帮被拔掉了，可以在工作组领导下重新回到革命的道路上了，人们把工作组迎进校园。 可谁会想到工作组进校板凳还没坐热，一个星期不到，反工作组之风就拔地而起！一部分师生与工作组的矛盾迅速激化！怎么这么快就出现反对工作组的事呢？而且斗争愈演愈烈，短短两三个月，就把不起眼的学生蒯大富演化成另一个特殊的焦点人物蒯大富，成为学生造反派重要领袖人物之一。 事出有因，矛盾的种子早已种下。我们先看看工作组进校后的那几天，处境不同的人物的各种表现吧。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6年6月10日清晨，校团委副书记方惠坚首先起义，团委、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工物系头头也纷纷起义。但其他党总支和分团委还在顽抗，力保蒋南翔。 早上刘冰在市委会上还认为蒋南翔不是黑帮。 下午，工作组大批到校。当晚，叶林、周赤萍与全校干部和学生代表见面。叶林作报告，周赤萍介绍工作组主要成员。有些系的工作组也和同学开了见面会。 晚上，有人抄来高教部的大字报，明确得知蒋南翔已被停职反省。高教部副部长高沂起义。至此，蒋南翔黑帮被揪出来了，前党委被冲垮。干部纷纷起义，齐唱“我们受骗了”。当然也有彷徨不定，手足无措的。学校开始出现游街现象。 6月11日下午，周赤萍找校党委委员交待政策指明出路，说：“往事种种好比往日死，今事种种好比今日生。” 形势大发展，全校贴满了抨击党委的大字报，气愤的人群抓住黑帮就戴高帽游行。许多外校人员，特别是高教部的人成群结队来清华声援。群众运动爆发了。 6月12日，学生们开始抓出黑帮、保皇派，斗争、戴高帽游街，有的系甚至游了一些学生、辅导员。工作组组员纷纷出来为他们解围，有的说学生不讲政策，有的把戴在头上的高帽子摘下来。自控系工作组副组长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还说：“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 当天发生李世权事件，他贴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愤怒的群众要斗李世权，工作组不让，让大家写大字报批判。 6月13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组长叶林作报告。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宣布：派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对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停止蒋南翔同志校长、党委书记等一切职务，进行反省，改组校党委：在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组织。大会代表发言中，有的人喊出“无限信赖工作组”口号。 大会之后，力904班王铁成就贴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今天召开大会，郭影秋说清华95%的党团员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称蒋南翔为同志，只说他犯了严重错误，对他处分是停职而不是撤职。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其实是，清华大学是个修正主义王国，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巨大的保皇党。为什么昨天还是一片歌功颂德，今日便是四处杀声震地？为什么铁板一样的清华大保皇党，一夜间不战自溃纷纷起义？这可是一场大骗局，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搞错了…” 6月14日，力05刘泉等同学贴出《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大字报一出来，数辆汽车前往13号楼。工作组队员这一天几乎全去看过，回来神色紧张，又动员文革领导去看，要大家表态，要摸学生活思想，并专门组织一些学生抄这类大字报。 下午3点，土建系一、二、三年级工作组副组长在全系大一学生会上说：“牛鬼蛇神出笼了，打着红旗反 19 ==========第25页========== 红旗。”会后有学生问有没有善意提出批评的可能，他排斥这种可能性。有学生说：“给工作组提意见的有很多是反蒋的左派。”他说：“说不定他是反革命、反党的。” 这天也有许多同学去国务院和新市委反映学校情况，国务院和新市委回答：工作组是可以信任的晚上，在数力系文革成立大会上，杨天放说：我们不仅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进攻，而且特别要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打着红旗反红旗”来进攻。 据说从12日至16日，103名清华千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行。工作组把112人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 韩爱晶分析清华文化革命时指出：新市委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郭影秋在工作组亮相大会上，正式宣布原校党委蒋南翔停职反省，同时宣布由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组织。这是很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标志着工作组领导清华运动的序幕正式拉开。承前启后，合理合法。 可是工作组登台才揭幕，怎么就会有人唱对台戏呢！这是由三个重要原因引起的： 第一个原因是对蒋南翔的性质表述有严重分歧，陶铸说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郭影秋竞称“蒋南翔同志”，很自然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在这个问题上引发矛盾同样应该由那些在毛泽东左右参与重大决策落实主席指示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负责！ 按照传统习惯，中央处置千部，比如对彭真，1966年5月23日。中发[66]277号文件白纸黑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中央文件是根据不同内容发到不同级别的千部，群众是看不到的。他们只能听到领导传达的文件精神和部分内容。文化革命开始时群众主要根据报纸社论和电台新闻来判断中央的部署。后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人经常在一些场合发表讲话，群众就到处转抄讲话作为行动的重要依据。 而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上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一文说：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就像处置彭真一样，中央文件对蒋南翔也是称“同志”，蒋南翔仍是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公开讲话却说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群众以此为据，认为工作组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蒋南翔，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工作组，这个责任在负责落实毛泽东指示的中央高层领导人。 第二个原因是斗争方式上的分歧，文革初期群众运动如火如茶。青年学生批斗当权派时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工作组处理也不恰当，引发部分师生对工作组不满。工作组干部有政治经验，按中央文件办事；群众有革命热情，按毛主席的书、社论以及中央领导讲话行动。各有其理，但矛盾却加剧了。 当然，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根本原因，还是人们在文革时的处境、利益、世界观和愿望存在根本矛盾。正如蒯大富回忆说：文革时有一股风，开批斗会给人戴高帽子，让人弯腰，搞喷气式。1966年的6月份，群众运动一起来这种情况很普遍。这和毛主席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因为学生在高中念书的时候都念了这篇文章，那里面就说，农民斗地主劣绅给戴上高帽子游街。毛主席讲：“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大字报里传说毛主席有这么一句话：戴高帽子罪魁祸首是我。 红卫兵是一些高干子弟先组织的，他们的父母当年在井冈山、在瑞金搞土地革命的时候斗地主就搞过戴高帽子。 1966年的工作组进来的时候，群众运动刚搞起来，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工作组也确实是制止的，这也是导致群众和工作组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刘少奇派王光美进清华蹲点 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 20 ==========第26页========== 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历史就是这样惊人地巧合，蒯大富在清华勇敢地展开了练兵行动。谁会想到，短短半个月清华大学的“练兵”升级为超出想象的血雨腥风！ 1966年6月16日，即毛泽东杭州讲话第二天，面对工作组进校后出现的矛盾，蒯大富和同班同学孟家驹贴出一篇题为《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用十六张大纸抄写，贴在清华大礼堂的正前面。一下子，就把全校所有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蒯大富对工作组的质疑比起他对校党委的反应迅速多了。 蒯大富自述：当时我们整天研究社论啊，研究来研究去。一条一条对照，发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不一样，我们就按照中央的指示，经过分析，发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竟然和彭真挥舞的五条大棒相同，我们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从中央的报纸上，抄下一些段落，来批判工作组的五条大棒，写成《工作组往那里去？》的大字报。内容如下： 一场严重的斗争又开始了！ 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九日晚上进校的，当日晚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是，我们只高兴了几个小时。工作组到校已整整六天了，大批工作队员都千了些什么呢？是否促进了我校文化大革命？是否能把我校文化大革命引向最后胜利？这是每个革命左派、广大师生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下面，我们提出一些现象和分析，供大家思考。运动方向问题 九日晚到十日晨，一夜之间，从前顽固的保皇先生们都突然“哗变”纷纷起义，“我们受骗了”的大合唱登台表演了，各系打狗队十、十一日纷纷出去，很多狗被打得落花流水，夹尾而逃。十二日，高教部各兄弟院校来声援我们，贴了些大字报，而我们学校大字报的数量急剧下降。到了十三、十四日，由于连续开会讨论叶林同志报告。两次到三次，除社教战线上的同志贴出一部分大字报外，清华园内一片冷冷清清，大有运动趋于尾声之势，革命左派非常着急！运动向左转了，还是向右转了？依靠谁 左派不香、右派不臭，左派没有树立起威信。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来的这几天，就我们班上来说，没有找过左派小组的一个成员谈过一次话。他们的活动很神秘，就现在已经组成的领导班子来看，许多班（包括有广播电台、工化系几个班）不是左派占优势，而是原来保皇派的成员占优势，这是严重的大方向问题。 奇怪的李世权事件 大家知道，在工作组进校两天后，李世权铤而走险，竟贴出一张极其反动的大字报！我们认为，这决不是疯狗跳墙，也决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反动派疯狂反扑的征兆。对于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我们把他从公寓里拖到阶梯教室开斗争大会，工作组同志百般阻拦不让开，并提出三条：①让大家知道。②让大家都写大字报。③我们一定处理李世权事件 我们要问工作组，斗争反革命的大会不让开，却拼命扩大他的影响（反动大字报保留到十二日上午十点，到处转抄)。关起门来自己处理，我们怀疑这是否有问题，我们坚决要求工作组把李世权放出来，让全校同学开斗争大会，糊里糊涂过关是不行的。 自控系一张大字报 自控系张根旺同志在三号楼贴出一张大字报，现抄录如下： 工作组一个同志说：“你们大学生觉悟太低了，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你们可以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做法一点也不高级，不懂党的策略。”又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又说“戴高帽子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又说“你们这样做，你们中毒太深了，说明你们主席著作学得太差了” 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话是出自工作队队员之中，他竟对广大革命群众破口大骂，我们要告诉这位同志，你骂我们，我们不在乎，但是你骂我们贫下中农，我们不答应，你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拼 21 ==========第27页========== 命！请工作队领导同志立即核查此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必须马上开除这个工作队员，并向全校作检讨。 五条大棒 钻进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常常挥舞着五条大捧： 一曰“放”… 二曰“先立后破” 三曰“反对左派学阀”… 四曰“纯学术讨论”…… 五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工作组领导同志反复说：真理在我们手里，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理由说充分，他们自然不神气。他们以此阻止我们开斗争会，不让游街示众，甚至以此来阻拦我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李世权大会，好像那些顽固的保皇派也能和我们一起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我们不会上当的，我们知道，在我们向保皇派反击时，他们跟踪监视围攻、开黑名单、摄黑相片、造黑档案，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从来没有和我们讲道理，更谈不上什么平等。今天我们抬头了，工作组却口口声声要我们同黑帮摆事实、讲道理，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讲的是无产级真理，他们能听进去吗？…… 关于六月十三日大会 一、有人说：“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同志们，你们错了。 我们无限信赖的是党中央，无限信赖的是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在工作组的性质未搞清楚之前，提出这样的口号是不负责任的，不也曾有人说过“我们无限信赖校党委”？事实是怎样呢？是黑帮。我们学校的工作组究竞怎么样，还不能下结论，此时就提出“无限信赖工作组”不能不算是阴谋。任何人都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工作组尤其这样。 二、有人说：“工作组的成绩很大，刚一来局势就大变。”我们说局势大变不是工作组的成绩，而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威望使黑帮胆寒，是革命左派的斗争，使保皇派们丧魂，他们才不得不“起义”、“投降”… 化902蒯大富孟家驹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 蒯大富自述：这张大字报贴出来以后，那从工作组的角度上讲如果不把你打下去，那我们工作组的工作怎么开展？我们说的话还有谁听啊？你竞然提出工作组往哪里去这样一个方向性的问题，那你说我们工作组怎么办？6月16号下午，叶林亲自来看大字报。看了这张大字报后，工作组就非常重视我们班了。 1966年6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看大字报。又过一天一一6月18日北京大学出了影响全国运动的事件。 请看当时一篇日记：清晨5点，北大继续斗黑帮分子。这天的斗争，是十几天来群众中憋着的怒火的总爆发，是这一阶段运动的最高峰。校园里人山人海，群众革命情绪达到白热化程度。哲学楼、大饭厅、32楼、35楼、38楼、校医院、二院、南阁的前面，凡是有一块空场地的地方，拉来黑帮分子就斗。这一天北大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冬单位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统统被揪出来斗了（陆平、彭佩云除外）。有的黑帮分子一上午被斗了几次，群众愤怒到了极点，有的也狠狠地揍了黑帮们几下。这天上午被斗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据不完全统计有50多人。 周赤萍去北大取经，回清华开会传达说：北大出了个反革命事件。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北大系工作组组长会上，进一步肯定“6·18”是反革命事件。张承先报告以后，建立了全校纠察队，5个校门的门岗森严，外单位不许进校。学生外出，必须事先向工作组请假，回来要汇报。出校门时要查看证件、相片。有的系工作组规定外出必须二人同行，实际意味着互相监视；有的工作组还让纠察队暗中监视学生宿舍，以防学生由窗口跳出。 6月19日清华的运动没受北大影响，还是自己搞自己的。这时，刘少奇针对北大6·18的批示也还没下来，但乌云已经压顶，从上往下抓学生反革命的风暴正在形成之中。 韩爱晶分析北大6·18事件时说： 对这件事，我一直在分析思考，寻找答案：一方面，毛主席觉得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 33 ==========第28页========== 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共产党应该重视这个关系社会前途的大事并采取有效措施作战略部署，让青年去锻炼。 可是另一方面，学生响应号召，起来揭发批判学校中上层当权派时，发生过火行为，会有个别人混水摸鱼，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违反政策，又该采取什么措施预防呢？怎么找到又发动民众革命又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办法呢？ 第三，北大工作组张承先、清华工作组周赤萍都是革命老干部。为什么他们就那样自然地马上把群众违反宪法和政策的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呢？为什么还由此波及到全国高等院校去大抓学生反革命分子呢？文化革命前我们的党政领导已经养成了动辄抓反革命分子的习惯思维，人民的公仆变成这样岂不正好说明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么？我们就是要通过人民参与政治民主运动彻底改变官员们危险的思维习惯。 以上三个方面不可偏废，应兼顾而为，当然很难。但只有如此，才能沿着毛主席指明的方向前进！当年，毛主席回北京之前，有人把6·1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毛主席回北京之后，又有人说这是革命事件。这两种评价都不对。应该说，6·18事件是群众运动中发生的严重违反政策的事件。 第三节蒯大富和副总理薄一波交锋 北京大学发生6·18事件后的第二天，王光美在清华正式亮相。晚饭时，王光美在七饭厅（女生食堂)见到学生，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并表示，如果大家要求，她愿当清华工作组组员。而副总理薄一波和蒯大富在礼堂前的初次交锋也发生在此日。6月19日，对蒯大富来说绝对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蒯大富回忆说：6月19号，薄一波来清华看大字报，他是国家经委主任，而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是经委副主任。那时候，我们也没有电视看，薄一波的形象一般人也不认识，薄一波出的新闻也非常少，我不知道谁是薄一波。他穿着短袖衬衫，拿一个芭蕉扇，一边扇一边就过来了，当然后边是有人跟着的，也不显得有多大的官。后来他就走到大字报区了。 我正在那里看大家对我的大字报的反应。薄一波就问：这大字报谁写的？旁边一个同学就说：他，就是他一一蒯大富写的！薄一波就说：过来，过来。 我就过去了。薄一波就说：这张大字报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 薄一波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说蒯大富啊。后来我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不能告诉你。 我说我上当了，根据对等的原则，我告诉你了，你也应该告诉我。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你，而你不告诉我，这不平等。 那个时候也不怵，也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他又背着手往学校校部那个方向走了。走了没多远，我就说：哪里来的这么一个胖老头骗了我一下。 我叫他胖老头，这就是后来工作组说我对薄一波不尊敬，竟然叫他胖老头。这是薄一波第一次进清华，第一次进清华就和我遇上了，没过几天，大概不到十天，就又进了一次清华。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当时在清华大学薄一波与蒯大富等人的对话： 薄一波谈了一些斗争策略后谈到了工作组的问题，这时后面一个声音喊道：“工作组方向有问题！”蒯：不是这样说的，我是说，我们提了许多意见，工作组不给答复。薄：这是哪个同学说的？请他进来！你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蒯：我叫蒯大富，工化系。薄：为什么工作组方向错了？ 23 ==========第29页========== 蒯：十五日以前工作组什么工作也没干，我们要游街，工作组都干涉。 薄：噢！那你说说怎么办？工作组在清华园下了车，站在校门口就喊，大家斗啊！这不解决问题，毛主席说：“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你知道吗？ 蒯：我知道，但工作组来了后十五日前不让我们斗人…所以大方向错了。薄：你是左派？ 蒯：这我自己怎么好说呢。 薄：革命者应该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蒯：而我以为自己是左派。 吕：你认为错了，那么错在哪儿？你认为的大方向应该是什么？薄：这同学说的有道理，你叫什么名字？吕：吕述祖。 蒯：我们还有很多理由说明工作组方向有问题，我们信赖党中央毛主席。 薄：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做事情是通过这些做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 蒯：我们是有理由怀疑的。 吕：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我也希望斗他们，但我觉得是当时自己没跟上形势，斗争会要有“孕育期”，这就是调查研究，调查是毛主席思想关键的一点。 薄：对！来到清华园，说一声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出来，只把右派留在清华园里，用机关枪一扫，这不解决问题，真正革命左派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 蒯：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薄：好！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 一、希望你能站在左派群众中来，站在工作组一边去，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如果做左派中的左派，那就是带引号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一个圆分左半圆和右半圆，如果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和语录，多在用字上下功夫，毛泽东思想不仅对黑帮是照妖镜，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亦是照妖镜。 三、噢！上面两点就已经够了，希望你今天学了语录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澄清一下错误，不过关于这一点，你是否敢于写，我是怀疑的，你如果不写，就会像他们处境一样尴尬（用手指爬在芦席上听我们讲话的同学)，受到大家的围攻，起码他（指吕）就会写大字报攻你。 蒯：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薄：这话对！但是陆平还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蒯：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薄：我认为是恰当的，难道你让我举中国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围攻的例子吗？恐怕在这儿的同学都不会答应，那他们不都成了修正主义了吗！蒯：你叫什么名字？薄：这个我懒得说。蒯：那你告诉我个姓吧！薄：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答。 蒯：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是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也应该告诉我。薄：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 谈话基本结束，薄又问蒯大富：“六月九号和十号两天清华园形势大不一样，是为什么？”蒯：我觉得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 薄：那么难道九号以前主席思想就没有威力了吗？我认为取得成绩，其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其二是由于工作组进校了。 24 ==========第30页========== (又，当同学谈到我校基础课教研组李世权写的极端反动标语时，薄问)薄：他写了什么标语？ 一同学：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薄：“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好！好！让他写嘛；你们不懂策略，我就比你们多懂一些，应该让他们先放出来… 薄一波和蒯大富在清华大字报区当众交锋也就这么过去了。 韩爱晶评论说：薄一波讲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亲历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和政治斗争，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当然比蒯大富强。他说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如果做左派中的左派，那就是带引号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 一个圆分左半圆和右半圆，如果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但他后来赞成把蒯大富当反革命来整，薄一波自己岂不是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6月20日，刘少奇批转了北大工作组处理“6·18事件”的简报，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6月20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又发生少数人反对工作组的事件。 6月21日，王光美自称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组员”，但实为配备有两名秘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幕后操纵者，在工化系蹲点。也就在这一天，刘才堂又贴出大字报《大家想一想》。蒯大富看到这一张大字报以后，在大字报上写了一段话：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刘才堂同志的大字报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好得很！对党有利！为人民帮了忙！ 化902蒯大富 1966.6.21 蒯大富的这段话后来成为工作组把他定为反革命的最重要证据。工作组轻率把学生打成反革命，按照薄波的话，岂不是过左了，也就成了右了？ 第四节蒯大富十人贴大字报 王光美在清华正式亮相第四天，即6月23日，蒯大富和同班同学孟家驹等十人，一早就贴出一份三千多字的大字报，直接和叶林交火。大字报里质疑工作组通知的事把王光美牵进来了。很快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当然，蒯大富等十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这张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李雪峰动员全市抓学生反革命！蒯大富等十人大字报内容如下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 公元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清华大学发生了一件实在难以理解，但又非理解不可的特大奇事。(一) 6月21日下午，工化系召开革命师生大会，斗争黑帮分子滕藤。大会最后，工化系工作组组长杨维哲同志讲了话。她说：“现在斗争形势大好……”最后，她说：“我们工作上还有缺点和错误，欢迎大家提出。”对于杨组长的讲话，在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八，点我班已进行初步讨论，同学们对工作组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主要有：“工作组落后于群众”、“没有时间写大字报”、“直到现在还没有比较具体的安排，明天的事今晚才安排”等等。 中午，我班组长蒯大富突然接到工作组黄昌甫同志的通知，说下午两点继续讨论杨组长的报告。于是蒯大富就立即通知全班同学下午在三院306讨论。 (二) 下午二，点十五分大部分同学已到教室，此时，负责化9的另一名工作队队员曹欣同志匆匆跑来，她对蒯 25 ==========第31页========== 大富说：“还不快准备？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的讨论！”全班同学听了，莫不兴奋已极，立即行动，扫地的扫地，打水的打水。到二点三十分，已准备就绪，蒯大富不放心，就问曹同志：“王光美同志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要注意什么？”曹同志答道：“没有什么，大家还和平常一样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说时迟，那时快，此时从诚斋方向来了一个女同志，由一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像秘书）陪着。大家都以为这人就是王光美同志，到了面前，认识王光美的人才知道不是王光美同志，但心里想，这位干部肯定是王光美周围的人。为礼貌起见，我们没有问她的身份。而不认识王光美同志的人，却以为这位同志就是王光美同志，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多少心里话要向领导同志说啊！ 二点四十分，会议主席蒯大富宣布讨论开始，针对杨组长的报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多数同学，抱着对党中央的无限信任。畅所欲言，对我校工作组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有不同意杨组长对形势的估计，认为不能那么乐观，领导班子，尤其在高班严重不纯。大字报数量减少了；保皇派并没有土崩瓦解；工作组缩手缩脚。压制群众运动；工作组落后于群众；没有组织我们学社论，对同学提的意见不予答复；工作组同志怕群众，登在四层楼上瞎指挥，没有安排、行动盲目… 但我们班上有的同志警惕性特别高，他们怀疑来人到底是谁？在会议开始和中途曾递条子给那位女同志，请求说出身份，那位被一些同学认为是王光美同志的人，两次均没有答复。 会议就在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中进行到最后。这时，那位女同志发言了：“我是强斋秘书组的，姓崔，大家叫我老崔好了。”同学们大失所望，有的同学十分气愤。不过那位所谓“王光美同志”一一强斋秘书组崔某却满载而归，将我们班的底差不多都摸去了。 (三) 一个严重谣言就产生了！ 开始说王光美同志要来，后来却来了个秘书组同志，这是为什么？我班部分同学认为，这绝不是简单的侮辱领导同志，这里面可能有阴谋！ 大家记得，工作组一进校曾宣布：听到谣言要追查到底！于是组长蒯大富派出鲍长康和李世雄两同志去强斋校工作组询问。 二十二日下午六，点四十分他们到了校工作组，李世雄问：“王光美同志今天下午来了没有？”答曰：“不知道。”问：“如果王光美来，叶林同志可能知道，我们求见叶林同志。”答曰：“不在，开会去了。” 对于这样一个大谣言，我们满以为工作组同志会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们想错了，他们只给我们的同志坐冷板凳，整整坐了四个钟头… 正当我们坐冷板凳坐得实在不耐烦的时候，十点四十分曹欣、黄昌甫二同志找我们会谈。此时蒯大富、孟家驹也到了那里。 我们问：原来你说王光美同志要来，怎么来了一个强斋秘书组同志？曹答：工化系办公室听电话听错了。问：怎么错？ 答：他把“联络组秘书要来”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来”。问：我们不相信这也会听错。曹反问：你们问这个千什么？ 我们答：我们要追查谣言。谁接的电话？曹答：办公室同志，我是听他告诉我的我们说：我们要见他。 曹犹豫半天，才说：好，老黄陪你们去，我留一会儿马上就来。我们说：不行，你与我们一起走。 曹无法，说：那我先骑车走了。飞驰往化学馆而去。 十分钟后，我们步行到化学馆四楼工化系工作组办公室。只听里边屋子叽叽喳喳地议论，我们又坐了十分钟冷板凳。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带着曹欣、黄昌甫还有两个工作组同志来与我们会谈，此时已是二十二日深夜十一，点十分。 26 ==========第32页========== 张茜薇问：你们是什么目的？我们答：想追查谣言。问：哪里来的谣言？ 我们反问：你们还不知道吗？ 张答：不知道。（一一我们真想不通！） 下面我们简述了一下过程，说：把“联络组秘书要来”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来”，我们不相信。曹插言：听错就听错，这有什么不相信。黄接：当然可以听错啦！完全可能啊！我们问：你们相信？张答：我相信！曹接：我也相信！ 我们问：你们敢负责任？ 张答：我们负责任。（并说：上次王光美来过一次，前两天听说以后来清华，我们所以听错了。)我们说：你负不了责任！我们要见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能不能见到他？ 张避而不答，硬往别的问题上扯，我们不放过这个关键问题。问她：“可不可以见他？”（此时十一点十 五分) 沉默五分钟 又沉默了五分钟，张茜薇转身到隔壁内室去，曹欣跟着出去，然后他们相继出去了。反正我们冷板凳坐惯了的。我们又坐了三十一分钟冷板凳。曹才从隔壁间慢慢进来。我们问：“可不可以见到办公室打电话的同志？” 曹毅然答道：“张茜薇叫我来告诉你们，具体工作的同志，不可接见！”我们说：“好了，我们走了。”此时为六月二十二日十一点四十六分。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我们郑重声明一下：以上过程全部真实，我们以生命来担保！(四) 我们坐了五个钟头的冷板凳，得到了什么呢？得出了“我们听错了”的回答。本来，我们不用分析，大家就显而易见，得到自己的结论。但我们仍分析几，点： 1、把“联络组秘书要来”错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来”，大家根据常识判断一下，是否有这等事？2、关键在于这件事清华大学工作组从上到下都应该知道。 王光美同志要来我校，非同小可，而她要参加某一个班的讨论。更非儿戏。此事既然工化系工作组知道了，那么校工作组就不可能不知道，事实正是这样，是强斋工作组的崔某某顶替了王光美同志参加了我班的讨论。不知是谁暗中使了个偷梁换柱之计，竟对王光美同志也冒名顶替起来了，此人是谁？又抱着什么目的？难道这只是政治上不严肃吗？还是另有什么阴谋？以叶林同志为首的校工作组，请你们迅速做出回答 大家知道我们曾于六月十六日出了一份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提出了问题，让大家思考。本来我们还有大批材料有待陆续发表，可是这么一来，将我们的材料搞走了相当一部分，我们觉得很遗憾。 3、大家知道，校工作组把造这大谣言的责任全推到工化系工作组办公室听电话的一个人身上，而他们借口“具体工作的同志”拒绝接见。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同志们，问题只能说到这儿，我们也不想再进行分析… 化902蒯大富鲍长康李世维孟家驹曾文龙 谢位珍吴汀浩陈新生卞有为邵凯胜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翌晨 从大字报内容可以清楚看出，化902班学生们有一种被耍骗的感觉。即便在和平岁月里，这些正处在青春期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是很上进、很自尊，也很较真的。被骗弄的感觉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愤怒，更何况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烈火正旺的时候，那青春的烈焰和革命的激情就一起燃烧了。这火烧到了工作组屁股上，把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卷了进去。这火当然要灭！要把蒯大富一帮的气焰打下去！ 27 ==========第33页========== 第五节王光美指挥全校大辩论 1966年6月24日凌晨2点左右，工作组就把一些“可靠”的同学从床上叫起，让他们赶写围攻蒯大富的大字报。很快，以工化系为主的反蒯斗争开始了。工作组把清华园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指向了蒯大富，把蒯大富骂成“牛鬼蛇神、反革命”。此时工化系文革主任杨东胜同学对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杨东胜阻止他们说“不要反击同学”，杨东胜的父亲是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可是，叶林不但听不进他的意见，后来还排挤杨东胜，对那些反蒯积极分子委以重任。 蒯大富回忆说：这时候贺鹏飞和刘涛他们就发挥作用了。工作组让贺鹏飞出面。贺鹏飞说蒯大富你们怎么搞的，你们这样骗同学怎么行啊？ 6月24号，贺鹏飞指使光0班的同争把我引出来，围住我辩论。在清华大学化学馆门口，追着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辩论！”我说：“辩论什么啊？”他说：“辩论你的大字报！” 我说：“我不辩！我贴大字报，你也可以贴大字报！你把我驳倒了，我也不会服你；你驳不倒我，我也不和你辩！” “什么不辩，大鸣、大放、大辩论，你敢不敢辩？”他又说。他说我不敢辩，我就不服气了：“辩就辩！”当时我年轻嘛。“说好了，你说话算数？”他说。“我当然算数！怎么辩？”我问。“今天晚上七点，在大礼堂！”他说。我说：“那我们得讲好条件！”他问：“什么条件？” 我说：“一边三个人！你三个人，我三个人。你发言一个，我发言一个！谁也不许在发言时打断对方，要平等。” 他说：“可以做到，完全可以做到！” 我当场问贺鹏飞派来的这个同学，反正也是个千部子弟。我就问他能不能代表贺鹏飞，说话算不算数。他说代表，算数。这样说定了。广播台就向全校广播了：今晚七，点在学校中心大礼堂开辩论会，欢迎大家踊 跃参加！ 那些不了解真相的同学和想要了解真相的同学哗啦就把大礼堂占满了。去大礼堂的学生是没有倾向性的，那礼堂根本就站不下了。那时的礼堂还没有空调，6月24号啊，没有空调那是什么状况啊，那个扇子是拼命地扇，礼堂上面是有几个吊扇，可也没什么用，反正楼上楼下是挤得满满的。本来只能装1700多人，可至少挤进去2000多人。 7点前几分钟，我就带着两个人进去了，一个是鲍长康，一个是孟家驹。 6月24日晚7点半，辩论开始。后来揭发出来的，王光美亲自拿着话筒坐镇啊，当然我这个时候选不知道王光美有什么错误，我还是把王光美当作一个很高级的领导来看的，认为她是很公正的。 他们出了贺鹏飞一个，还有一个是工物系的姓王的同学，还有一个好像叫李其大。他们准备以势压人，想把我们吓唬下去的。 第一个是他们发言，上来就说：蒯大富，你总贴大字报，左贴大字报，右贴大字报，带头起哄，搅乱文化大革命秩序，把矛头指向我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新市委是我们党中央刚刚任命的，工作组是新市委直接派来的，是代表党的，你这样处处与工作组为难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你说完了没有？说完了下来，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上前做第一次发言，当场有人记录，后来收在我的大字报选里：我是化902的，姓蒯，叫蒯大富。 28 ==========第34页========== 我首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 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我们是从想到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战斗、正在受苦流血的世界人民，从这一点出发，所以我们要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事情，对任何一个可疑的事情都要追查到底……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从前我们为什么把矛头指向校党委，因为从前校党委把持着这个政权，但是这个政权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我们当时在没弄清的情况下，我们是要质疑的，所以我们要指向校党委。有人批评我们，敌我不分，枪口要一致对外，但我们没有理他们，在党和毛主席的支持下，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我们把他们斗垮了，政权夺过来了。现在，政权已转到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手里，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一般说可以信赖的。但是在我们系发现的问题来说，已经有些疑问没有澄清，希望今天的会议把疑问澄清，澄清了我们就一点怀疑也没有了。在问题没有弄清之前，我们是有怀疑的。这就是存疑，是我们对工作组的基本态度。 下面我想说一说，六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六·二二事件。我先讲六月二十二日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如果有同志认为我没讲清楚，有的地方漏掉一些事贵，同志们提出来我还可以澄清。 今天我们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大会是由谁挑起的，今天的大会是可以澄清的。因为当事人基本上都在这儿。在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一刻负责化九的工作队员曹欣匆匆跑来，在楼道里对我一个人说：“你们下午讨论吗？”我说：“讨论。”他说：“你们还不快准备？”我说：“什么事？”他说：“王光美同志今天参加你们的讨论。” 我们再一次在这里郑重声明一下，我们十个人以生命来担保上面的事情全部是真实的。清华工作组从领导到工化系下层，是不是知道？王光美同志来我校，这已是不小的事情，而且要参加某个具体班级的讨论，我们认为根本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谁使用了偷梁换柱之计，竟对王光美同志也来了个冒名顶替。这个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这个难道只是政治上的不严肃吗？这难道只是对领导同志的侮辱吗？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这里可能有阴谋， 这件事情，我们再表明一下态度，我们是抱着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信任，被认为是可疑的事，不放过。因为叶林同志一来时曾宣布过，对任何谣言不放过。我们是遵照这个指示去做的。到当天晚上。回来时已十 二点多了，十二点以后，我们整夜没睡觉，把它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东区一份，西区一份。 昨天一天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引起学校轰动，大家都来看大字报，大家提出各种疑问，昨天一天我在宿舍里接待了近200多同学来访问…这时，我还向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还是这个态度，我们出的大字报内容，我们负完全责任。关于王光美同志要来，开始说要来。后来可能来，最后没有来，来了个秘书组同志，这件事我们希望找工作队澄清。工作队有关人在这儿，他们会澄清这件事。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以工化系革命委员会名义，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有些类似六月三日艾知生召开的会议，他们找了那些支持工作组的人开会。在这个会议召开以后，第二天我们发现，围攻的大字报，风起云涌，破口大骂，不承认事实，不解释事实，人身攻击，我成为了牛鬼蛇神、反革命、假左派，什么都来。只要能骂的恶毒的词句都可以骂上去，这些有目共睹。为什么出现这种事件？ 今天下午，我们两个同志，在阶梯教室门口和某些同志辩论起来了。后来，我插进来了，当场就要我回答，我有事，已经向大家作了解答，后来我说我走啦，他俩揪住我不放。后来不理他，我们到工化系去了，到工化系办公室去，工化系大办公室不让我们去，我们在门口，后来，出来一个工作组同志，这个同志没有参加我们任何事件。好多同学要我和他们当场辩论，群众对我压力很大。我说我们写成大字报来回答你们问题，他俩说不行，必须要回答。还有人叫嚷不能把他放走！他们是不是黑帮我们还不肯定，他们以审判黑帮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工化系馆门口，工作组同志指着我鼻子说：一定要回答。你不回答不行！后来，来了一群带红袖章的纠察队，把我包围起来。我说，你们要负责我的安全。我说我今天不回答你们问题。他们说这是群众要求，你们还要回答。从三时一刻到五时四十五分，二个半钟头就将我围在那里，站得很累，这是偶然凑起来的？还是有意来的？ 后来听他们说王光美在后面气得不得了，他们有一条线可以拉到后面，能听到前台说话的。王光美说蒯 29 ==========第35页========== 大富简直是顶级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定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 贺鹏飞他们又上来发言说，很多同志质问蒯大富：为什么在大字报上不提王光美同志可能来也可能不来这一重要事实？为什么知道王光美同志不来，而不向大家宣布？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想达到什么目的？ 那个时候的同学是一点派性都没有的，都是对准真相的。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蒯大富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啊，你说王光美来，这王光美不是小人物啊，她是国家主席的夫人，说到你们班上来听取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来了不解释原因，你这不是搞欺骗吗？同学们也就要求工作组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解释，同学们就不答应。 我上台回答，做了第二次发言： 同学们，我们看清楚了，我们要求解决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要求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干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有提其他任何要求，也谈不上有任何要求，我们的这个要求不合理吗？我们没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我们继续要求贺鹏飞同志回答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大家哗啦啦地全鼓掌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足足有一个小时，只要我一上台，就鼓掌，只要贺鹏飞他们 一上台，就跺脚啊，说下去！下去！这个录音还在，绝对精彩。贺鹏飞他们无话可说。 这个时候贺鹏飞他们靠边了。工作组的人上台了，是赤膊上阵了。张茜薇上台了，杨天放上台了，周赤萍上台了，最后叶林也上台了。先是工作组副组长、化工部合成纤维研究所所长兼书记张茜薇上台发言。张茜薇只是做些解释。 我接上去做第三次发言： 刚才那个问题，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同志给我们解释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个大阴谋。没有改过。我是这样说的：这里可能有阴谋，可能有阴谋！我们从来没有肯定他们是阴谋。如果能给我们解释清楚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刚才张茜薇同志的解释，我们是非常不满意的。我们大字报重点就是王光美同志要来，有这个消息，后这个消息又没有了，我们突出的是这个。 张茜薇是没法再上去了。工作组副组长杨天放上台来了。他是林业部副部长。 杨天放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是代表党中央的，蒯大富企图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下面听会的就是要听双方辩论清楚王光美说来参加班会讨论又没来，对自尊心很强、真心要革命的学生来说要听清有欺骗没有。一听杨天放说这个，真是莫名其妙，哪儿对哪儿啊，于是同学们又把他给轰下去了。 一看不行，周赤萍又上台发言，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委副主任。周赤萍说：我们都是长征过来的，老红车了，跟着党走了多少多少年，我们的党培养的干部，现在受党的委托到这里来。在这里领导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可是有蒯大富这样的一拔少数人，处处和工作组为难，不让我们正常地展开党的领导，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请同学们想一想。 可现在辩论一个具体问题，这是讲光荣经历不能代替的呀。哗啦啦又要把周赤萍赶下台。这时他没法发言，但他还想说话，下面就根本不让他说话，同学们现在不想听这个。同学们就跺脚就喊，把周赤萍又轰下去了。 最后清华工作组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出场了。 叶林本来不想出面的，可不出面怎么收场呢？王光美坐镇指挥啊！叶林只好亲自上阵了。叶林上台，看得出叶林啊，有点抖索，也有可能激动，也有可能生气，或许是害怕，反正是面临这种形势他知道自己是压不住了。一开始他就念了一段《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讲了几句空话，他说：工作组是在新市委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新市委是我们党中央刚刚宣布成立的，你们也知道新市委宣布我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组长，我们是每一步都听新市委、听党中央的，我们工作中可能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不可能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搞骗局啦，蒯大富这样的行为已经完全不是什么所谓解决具体问题了。 叶林讲了几分钟话以后，我说你说完了没有，说完了我说几句。我做了第四次发言： 同志们，我想要讲几句话，我回答叶林同志几个问题，叶林同志说：你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工作组？我 30 ==========第36页========== 们说现在权利在工作组手里，但是这个权力是不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无产阶级的，我们要考验。事实上有些院校里的工作组被考验垮了。 他说什么我们的矛头不指向黑线，而指向工作组，他把黑线和工作组完全断绝，给自己定调子，我们说工作组是不是黑线现在我们不能下结论… 最后叶林同志说我们曾指出工作组大方向有问题，我们说还没有下结论大方向错了。大方向是否错，我希望全校革命师生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判断。叶林自己说：“我们的大方向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是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的方向，我们的方向是揪出一切牛鬼蛇神。”告诉叶林同志，我们的方向也是这个。关于刚才我们提出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至今没有回答清楚。 工作组大方向错没错，我下不了结论。《人民日报》社论曾说过，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方面提出问题，这样一来，就能做出结论是否是牛鬼蛇神。所以我一个人是没有权利判断工作组大方向是否是错了？只有通过全校同学来证明。 我重复一遍，现在有些工作组，不是我们学校，是外校的工作组，经过考验是有考验垮了的。比如像邮电学院工作组组长是大有问题的，撤了，是真的。是不是这样，你们自己去调查，我说话负责任。还有，我们清华大学，原来派下去庞大的工作组，是不是黑帮，你们自己知道。自己也是以工作组为名义，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但确实是黑帮，是考验垮了。我说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不是全体，是一小部分。我说叶林同志刚才讲他代表党中央，谁能代表党呢？只有党中央，谁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只有党中央能代表，你是工作组只是新市委下面的一个办事机构，你对的你是党的领导，你的错的是你自己的责任，我不承认你代表党的。 我们今天辩论的问题，而且是贺鹏飞同志强迫我们辩论的，非常简单，就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到化902班听取汇报的事，就这么简单。你们开始说王光美同志要来，后来又没来，你们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我们还在你们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解释不清楚我们今天不会放过这个问题。 哗啦啦同学们在下面鼓掌，根本就不把叶林当回事。反正只要我一上台他们就鼓掌，只要工作组的上台他们就跺脚，就起哄。 后来就到十一点钟了，辩论进行了4个小时，贺鹏飞就找我商量说：蒯大富你看今天也很晚了，我们的辩论会是不是明天七，点还在这儿继续进行。你看好不好？ 我说：那好，我们说好了，明天晚上七点还在这儿继续辩论。他说：好，那我们一起来宣布。 我就上台说：同学们，刚才我已经和贺鹏飞同志商量好了，因为今天晚上已经太晚了，我们明天晚上七点还在这儿继续开辩论会。今天晚上就请同学们先回去休息。同学们就散了。 当天辩论会上，叶林说蒯是牛鬼蛇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周赤萍在会上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不许怀疑和反对工作组。 沈如槐回忆6·24辩论会之后的情况，他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生动地写道：工作组的做法不仅没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同学们纷纷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 ..我们班一共30人，有26人贴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足见工作组在6·24辩论会上的表现多么拙劣、多么不得人心。特别是周赤萍“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那句话，在学生中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毛泽东思想是神圣的，你小小一个周赤萍怎能代表得了？ 万润南在一篇文章里说，蒯大富成为大造反派是由这次王光美要来他们班又没来发生的误会促成的。万润南是1964年进清华土建系读书的，比蒯大富低一级，小一岁，曾经是刘涛的丈夫、刘少奇的女婿，是北京 四通公司的创始人和代言人。1989年64风波后流亡海外。 韩爱晶说：我数次重读蒯大富的发言记录稿并反复思考。综观整个辩论会，某种意义上说，万润南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不就这么个事吗？这里头确实有误会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讲，不是误会。请问，一个小小的误会引起争辩，最后要惊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吗？还要惊动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吗？！ 事情不那么简单！这场争论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关系到宪法、关系社会主义民主。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它是文革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清华的领导班子。蒯大富等人因为工作组通知说王光美来听会而没来 ==========第37页========== 产生怀疑，给工作组贴大字报，这是大学生的正当公民权利。工作组是共产党的工作组，它一方面是领导，另一方面它是公仆。听到不同意见应当耐心倾听，耐心解释清楚就好了。 可是他们不是这样做，而是强行召开全校辩论会，他们根本就没想过对清华大学学生公民们的意见耐心倾听，耐心解释。他们想借势压人。广大学生看不过，所以支持蒯大富，要工作组讲清楚。 工作组推出张茜薇来解释，我对张茜薇极为好感。她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其父张太雷是中共早期领导者之一，广州起义后被害。张茜薇青年时期参加革命，这样一个正直的干部，把她推上台解释，真是勉为其难呵！实际她没法说清，因为她不可能坦诚告诉大家，王光美起初怎么提出去化902班参加讨论，后来又怎么改变初衷决定不去的。要么做点自我批评也就过去了。这样似乎很简单，却等于承认蒯大富等贴大字报的学生没问题。这关系到工作组的威信，也关系王光美的面子。那还得了！中国人的面子观世界罕见，更何况高级领导人的面子，王光美的面子，面子高于事实！怎么办？就要想办法去圆、圆！结果越说越不圆。当然面子背后还是为民做主的习惯在起作用。如果真有公仆之心，做点自我批评算什么？张茜薇上台三次越说越不圆，作为老实人，她不会圆故事，被学生轰下去了！ 周赤萍再上台解释，他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前辈啊！如果是召开革命传统报告会，那同学们肯定献花聆听！可现在学生关心的是事实真相，光荣的革命经历代表不了事实真相！高级领导人不要忘记自己是人民公仆！不要忘记宪法赋予民众的合法权利！不要忘记社会主义民主！事情的本质在这里，这不是误会！文化大革命中，发动群众批评和监督我们的党和政府组织及其领导人，其合法性就在这里，反之，把热心批评监督的群众包括犯有错误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其反动性也就在这里。 叶林也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可是他也同样忘记自己是公仆，忘记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民众享有的民主权利。他们总习惯于把持不同意见的民众打成反革命，实行专制。可悲在于此！ 当晚在辩论会现场就有许多同学想不通，认为工作组错误估计形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把运动引向群众斗群众。会议还未进行完，就有不少同学退出会场赶往中共中央、国务院、新市委等汇报情况，认为叶林是定调子压制群众。 叶林在之后的一次干部会上讲：“24日晚开会，有1000多张条子，有200多张反动条子，80%没名字，要把没名字的条子贴在牛皮纸上，放在大礼堂追查名字。” 第六节蒯大富凯旋遇知音 蒯大富自述：我就是那天晚上认识刘刚的。 辩论会结束，同学们从酷热的大礼堂散去。我当时是喜气洋洋走下来。在礼堂的人群里一个小姑娘一把抓住我说：“蒯大富同志，向你祝贺！” 我问：“你是谁啊？” 她说：“我是清华附中的，今天真解渴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礼堂走出来，一边走一边说话，一路回到学生宿舍。我住在二楼。当天晚上刘刚在我宿舍里谈到快一点了才回去。 那时的小女孩多单纯啊！她叫刘刚，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学生，当时17岁，1949年与新中国同年诞生。小名叫张岚霞，干部家庭出身，文化大革命父亲受冲击。她是清华附中造反派。那天晚上蒯大富太高兴了，几乎彻夜难眠，辩论大获全胜。又飞来妙龄高一女生。后来，刘刚成为蒯大富的女友，也是战友。热恋两年多。 32 ==========第38页========== 第四章被打成反革命关禁闭蒯大富绝食抗议 第一节北京大抓学生反革命分子 实际上，1966年6月23日北京的政治气候就已骤变，可以说，6月24日全校大辩论蒯大富取胜是由于当时信息渠道不通畅造成的。蒯大富是侥幸取胜。这是出乎工作组意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辩论前一天，也就是蒯大富等十人贴大字报的日子，6月23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谈话已经杀气腾腾，开始把斗争方向引向大学生了。 李雪峰说：我们不要被大好形势所陶醉，在群众大斗黑帮同时，也有复杂的情况，资产阶级积极活动，客观上是总动员，各种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现了，贴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至打人、捣乱。其性质有：右派学生，以大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带着阶级仇恨、阶级偏见、报复心理，进行猖狂活动，像过去的反动活动一样，组织不大，但名堂很多，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自发的反革命产生。这些学生中有地富反坏子弟，有右派子弟，资产阶级人物子弟，再加上前北京市委片面强调重在表现，模糊了阶级界限，产生了很坏的效果。 有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借反黑帮反党，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反党，他们把群众愤恨黑帮的情绪来反党。还有利用打倒一切的口号，制造混乱，除了毛主席谁也不可信了，企图把斗争引向新市委。新市委刚成立就贴了十几张反对新市委的大字报。改组市委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目前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 有的地方叫嚷党员团员全烂了，这不是反党是什么？ 赶工作组，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不能胜任工作，工作队中有保皇派，应该赶；另一种是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工作队有缺点可以要求他们改进，改进作风。如果那里的党委烂了，工作队就代表党。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匈牙利）就要上台！ 清华工作组有人参加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所以6月24日凌晨两点左右，工作组就把一些“可靠”的学生从床上拖起，让他们赶写围攻蒯大富的大字报。就是贯彻李雪峰最新讲话的精神。 让贺鹏飞搞全校大辩论就是要把蒯大富等人打下去！可是广大师生消息不灵，他们并不知道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要整反党大学生的讲话，师生还以好奇心、公正心、善良心参加全校大会，即兴鼓掌。工作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66年6月25日一大早，学校广播台就宣布：原定今天晚上的辩论会因故停止。工作组在布置反击，蒯大富一听就知道上当了。 蒯大富和孟家驹商量，只有进城告状。孟家驹家在城里，他们就住在孟家驹家。告了两天，去了北京好几个地方：市委接待站、人大常委接待站、国务院接待站、党中央接待站。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都说：你们的情况我们已经清楚，你们说的我们已经记下来了，我们将向有关方面报告。 6月26日下午七点十分，蒯大富在新市委接待室给鲍长康等共同写大字报的八位同学写去绝密信，并在寄信栏写着“上海”等字样。这封信后来被工作组加了按语并公布，内容如下： 编者按：请看蒯大富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七点十分从“上海”寄给鲍长康的一封绝密！绝密！绝密！绝密！绝密！信。 绝密！出去看！ 吴浩汀、李世雄、谢位珍、卞有为、鲍长康、邵凯胜、陈新生、曾文龙等八位同志，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 我在这儿，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 现在的斗争形势特别艰苦！希望你们绝不要考虑个人，一丝一毫也不能考虑，豁出去！ 33 ==========第39页========== 在别人把我们当“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们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退缩。在“反革命分子”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们绝不能向什么人承认错误，我们退一寸，他们就要追一丈！他们现在抓不住我们什么把柄。千万不要把关键性的“把柄”送给他们，这样，他们气势更高了，更能蒙蔽群众，就将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我先走访新市委，再走访华北局。如果此二处得不到满意答复，加上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处我们就无处说话。那时，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求见中央高级首长。不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誓死不回学校！ 我建议你们做下面几，点：1、一点不透露我在干什么。 2、坚决不发言、不表态、不参加辩论。3、谢绝来访。 4、密切关注学校动向，随时做详细记录。5、好好学习社论，把握毛泽东思想方向！6、特别需要警惕！防止出人身事故！ 同志们，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最需要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要在革命的车子上坐稳，绝不要摔出去！紧紧握住你们的手！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鲍阅后，秘传我组可靠的人看。看完小心保存，不得遗失！回去给我。 衷心地希望你们在这个时候，在这最艰苦的时候，不要离开我！ 蒯大富 六月二十六下午七，点十分新市委接待室 蒯大富哪里会料到离开清华两天，形势急转，万钧雷霆从天而降！ 工作组在6·24全校辩论会上很被动，于是自食其言，先利用权力决定取消25日的大辩论。转而改为从上往下布置师生员工讨论“6·24事件”。讨论会上工作组成员反复强调说，叶林、周赤萍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斗争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青年，都必须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6月25日下午3时，叶林传达李雪峰的报告。按对工作组的不同态度，把师生员工分类，采取依靠、团结、打击的策略，然后分期分批传达，不准记录！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这一反击战中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针锋相对，毫不迁就。中午后形势开始变化，从批评工作组转为批判蒯大富。 蒯大富回忆说：我是后来知道的。6月24日下午3时传达李雪峰报告说：如果那里的党委烂了，工作队就代表党。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匈牙利）就要上台！李雪峰还说，一条游鱼三条浪！ 李雪峰当时是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可不是叶林了，威信可大了，他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北局书记、新市委第一书记，刚刚任命的新市委书记，你不拥护你不相信啊，这是不可能的啊。你说他是假的那不可能，那是真的。 工作组指出：“清华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到党的一边来，决不能被阶级斗争的假象迷了眼，这个时候党员要拿出党性，共青团员也要站对路线，决不能上蒯大富的路线上去。” 哗啦一下，清华的师生一下就全过去了。所以当时的清华又是“我们上当了！” 李雪峰就是学1957年邓小平反右作报告，完全就是学那个，我们当时的清华就完全利用他的报告，师生就倒过去了。本来6·24和工作组辩论，他们已经压不住了，工作组根本就不行了。后来李雪峰一个报告就又过去了。1966年刘少奇、邓小平的思维完全就是反右的思维。把我们是当作右派来打的。 叶林传达的报告作用很大，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用他自己的话说：“三点传达，六点见效，十二点压倒优势！”大字报变成几乎都是反击蒯大富，支持工作组的了。出现了许多口号，如：“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 34 ==========第40页========== 晚上，又传来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同志的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 笔者指出：1966年6月16日到7月1日，半个月，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的讲话不代表周恩来的态度。 很多学生在压力下纷纷检查认错，同时，各系开始游行，声讨蒯大富，树立工作组的绝对威信。文工团首先发起游行，在强斋门前喊出“用生命保卫工作组”的口号，工作组接待人员说：你们应该把你们的正确观点向全校宣传，鼓励同学们游行示威。 此时，清华工作组却找不到批判对象蒯大富了。 蒯大富后来说：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b机啊，也找不着。后来知道我是和孟家驹一块出去的，就通过孟家驹的父亲找到了我俩。来人再三向孟家驹的父亲保证：我们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绝对保证他们的所有民主权利，人身自由，不会对他们有任何伤害。 我当时还是有点不太想回，后来我一想，就给清华工作组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工作组的一个负责人也再 三保证，告诉我说：“没事。你回来，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你有话还是可以讲，你有充分的发言权利。”这样我就回清华了。 第二节大围剿蒯大富一人独抗争 蒯大富自述：在外面呆了两天，6月27日下午回的，刚到清华，六个人就把我看住了，不是夹住，是跟着我走，强行跟着我，我走到哪跟到哪，绝对没有任何逃跑的余地。我也不在乎，你跟着就跟着。刚回到班上，就对我宣布：“蒯大富，今天晚上开辩论会，25号那天没开成，今天晚上开。”27号又开辩论会，不管形势是怎么的，它还是叫辩论。 贺鹏飞首先宣布说：6月25号那天我们准备和蒯大富辩论，后来因故停止到今天，我们今天还是要和蒯大富辩论。 我上台以后，立刻就有两三个人站在旁边。名为辩论会实际是围攻批判。这回可不比上回，只有我一个人了，鲍长康和孟家驹都承认错误，被迫屈服了。这个时候还是给我发言权的。至少在形式上是给发言权的。不过当时我也明白了，没有一个人是敢站在我这边支持我了。 我就说：今天晚上，这个气氛大家也看出来了，显然不是一个辩论会，而是安排的一种政治迫害。但是，我要告诉叶林同志，我腿并不发抖！当时说这话我现在回想都感到当时实在是大义凛然。在台上我一边说话 一边还故意使劲跺脚，跺得台面咚咚响！我说：听着！我蒯大富并不发抖！我还是就具体问题进行辩论，我们接着6·24题目，还就王光美同志要到我们班上来的事辩论。你们能说明我们当时的怀疑是错误的，我就认错，不然的话我还是要怀疑下去，你搞别的架势吓唬我们没用！ 这绝对是一个人对一万个人宣战啊。 辩论会上，那边就还是贺鹏飞那几个人为主。他们先安排几个所谓群众代表一个接一个提问题对我质问，实际是声讨围攻。 我第一次发言：问题我是全部回答的，所有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全部回答 大会以前，大会主席宣布的条例，我特别拥护。下面念几段主席语录。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 一身刷，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下面再念一段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的语录。我们伟大的导师列宁同志曾经很精彩地描叙叛徒考茨基对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个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 我再念一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的语录：“转折，是一场严重的事情，转折，对那些在党的车 35 ==========第41页========== 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危险的，并不是任何人在转折的时候都能保持平衡的，每当车子拐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了。” 今天，我再一次表明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现在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我庄严地向我们亲爱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表示我的决心：为了捍卫党中央、为了捍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准备像董存瑞、黄继光…随时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我天不怕，地不怕，我的革命意志是决不可动摇的。有人对我施加压力，有人对我进行恫吓，还有人围攻我们，他们企图使我们放弃革命。我要告诉这伙人，你们采取野蛮的手段叫我放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纯粹是妄想。有人问我们，你们腰杆子为什么这样硬，我们回答说，因为我们背后有党中央、毛主席全力支持我们。 一、下面我想发表一下对六月二十四日大会的态度和看法： 总的来说，六月二十四日大会开得很好。是一个大暴露的大会，今天的大会已经把辩论内容向前推进了 一步。 1、二十四日的大会是不公平的。大会主持者刘涛、贺鹏飞，把住主席团，不给我们充分的发言，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让我把话说完。 2、大会主席团对我们所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他们竭力不让当事者解释清楚，一直到最后还没有解释清楚。而对工物系，刚才王某某自称为革命左派的人，所提出的非实质性的问题、枝节问题、无中生有的问题，甚至是无理取闹的问题，都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答他们。 3、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当我们不愿意回答他们的问题时，竟然后台走出一个人来拉住我走，叫我回答问题。我要告诉这些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享有人身不可侵犯的自由权。你们对我这样动手 动脚是犯法的。 4、那天大会上递上来的条子，适合大会主席团口味的就要，不适合的就扔在一边，甚至有的条子应该给我们的，也没有给我们，他们扣下条子这是什么行为？！ 鉴于上述事件，我向大会主持者一一刘涛、贺鹏飞等人和幕后策划者一一以叶林同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队提出抗议。 二、评张茜薇同志的讲话： 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张茜薇同志在二十四日大会上作了三次讲话。前两次说是澄清事实，第三次是被迫上台发言的。她的发言总的说来是造了一个谣、撒了一个谎、转了一个弯，就想溜。我们说张茜薇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澄清事实，可是，我们得到的结果，越澄越糊涂。我们声明这件事情没有澄清之前，我们坚决追查到底，想蒙混过关是办不到的。 三、评叶林同志的讲话： 叶林同志在不太长的讲话中，大打出手，对我们提意见的人施加政治压力，说什么是反革命行为，将给予回击。看来还有很多没有拿出来，实际上已经拿出不少来了。我们要提醒叶林同志，我们的神经并没有衰弱，并不是大声恫吓就把我们吓住的。施加压力，这是你们的主观愿望，对我来说客观效果还是等于零。 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已经习惯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们已经豁出去了。对叶林同志的讲话我暂时就评论到这里。 四、评周赤萍同志的讲话： 我要告诉周赤萍：蒯大富作为个人根本不需要什么权力。但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蒯大富随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同志们，最后我还要给大家说几句话： 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提高警惕！现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不过我想告诉同志们，一方面，我们今天进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敌人虽然很猖狂，但是他们都是纸老虎，都是纸老虎！我们要在战略上蔑视它。敢于战斗，敢于胜利，敢于摸老虎的尾股；另一方面，我已经宣布豁出自己的生命，如果我自己有疏忽，或者不可避免地被谋害或者被轰出校门，那时候我将像江姐那样，脸不变色，心不跳，那时我将会问心无愧地说：我将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全世界人民，对得起党中央，对得起扶养我们成长的毛泽东同志。尽管我那时 36 ==========第42页========== 候不存在了，但是我相信，像太阳从东方升起那样，清华园是人民的清华园，中国还是人民的中国，绝不是“牛鬼蛇神”的。如果我被轰出校门，不管哪一天，还会回来的接着我对质问的问题做回答： 抓住把柄最大的一，点，说我非常仇视毛泽东思想，说我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一文中有问题，是错误的。 答：我澄清，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班上某某问我：“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真理？”我当时回答：“没有。”后来我想了一句主席说过的话：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但某某说：“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绝对真理，我说：“不一定。主席在《农业合作化》一文中就有一段话和后来的形势不相符合，绝对真理我看也不是绝对真理。”从这里怎么能说我仇视毛泽东思想呢？ 有人说，你赶快投降吧，你山穷水尽了，坦白从宽。 为什么要投降呢，我没有犯下什么罪行，如果说我发表的意见有错误，可以驳，可以批评，但是我对人民没有犯下什么罪行，所以没有什么投降的问题。 最后我念一段主席语录来结束我的讲话： “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我第二次发言： 我是至死不承认我是反革命的。 我自己在和同学的接触过程中，也犯了很多错误。我有个人英雄主义，我自己也想成名成家。尤其在考上清华那个时期，特别猖狂。感到自己考上清华了，很不简单，很了不起了。当时这种思想是非常不对头的。我的同学也有同感，互相吹捧。我给他们出谋划策，让他们考清华大学。他们吹捧我，很合我的口味。这是不正确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我自己提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清华党委是黑党委，我抱着对党委的信任，把我自己的错误揭发出来，我认为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而且，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我自己体会到曾经犯的错误，也认识了曾犯的错误，也作了好多改正… 把我说服了，我是服理的，我是非常服真理的。如果说有人想强加我，那我是至死也不接受的。我的话完了。 在6·27对蒯大富围攻批判之后，工作组在新水300召开了批判蒯大富的第二次辩论会。提出“反蒋必先反蒯”。发言中定蒯大富为反革命分子，提出三步曲引导：(1)引导学生承认自己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2)承认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3)承认自己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与效果是完全统一的。 各班、年级、系都开始“揪蒯式人物”，反革命帽子满天飞，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以后，对这些人实行了隔离、看管、没收日记、审讯、按手印等手段。凡和蒯大富有联系的人都得检查，承认自己是犯了“立场错误”，方能过关。 第三节以一对万气壮山河 蒯大富自述：6·27辩论会后就开始围攻我了。每天组织人到我们班上，那就纯粹胡搅蛮缠，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了，不让你有任何话讲。但是呢在校内还不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我也没出过校门。6月27号之后 一直到7月4号，宿舍原来的同学都调换出去了。我们宿舍就留我一个，他们六个不睡，轮着盯着我。他们也不嫌累，我吃饭跟着，睡觉跟着，洗澡也跟着，上厕所也跟着，但是不管怎样我可以自由行动，他们不管我做什么，只管跟着，还不拦我。那我就天天贴大字报。 清华园已经再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支持蒯大富了，他却无视这万众围剿，每天写大字报照常去张贴应战，以一对万。他的大字报成为清华每天的第一聚焦点、第一兴奋点，实际引领着清华运动方向。 请看，大会第二天蒯大富贴出的大字报： 37 ==========第43页========== 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 (一)不管怎么样，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 (二)我非常体谅、非常理解大多数师生员工对我采取的态度。如果对待反革命，应该这样。你们现在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三)昨天晚上大会的发言者（除我以外），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手法。我将逐个澄清。不过这表明了他们是非常软弱的。 (四)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表明，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五)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压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终会弄清楚。 (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很高的。我们的叶林同志，不要错误估计形势。 (七)再诚恳进叶林同志一言，这样的大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望您考虑。很可能起着很大的压制作用。 三思啊，同志们！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当天，蒯大富还贴出一张大字报，给前些天曾经支持自己、同情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因为此时此刻已经没人敢和自己直接来往了。 致刘才堂、王铁成等同志 刘才堂、王铁成及一切曾经支持我、同情我的同志们：现在，我们面临着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我坚信，我们在前一度时期，几乎全是坚强的革命者。但是，在叶林同志的高压政策下，你们有的动摇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正在检查自己所犯的“罪行”。你们口上虽然这样说，手上虽然这样写，但实际上，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人，心里并不承认自己对人民犯了什么“罪”。因为事实本身就是这样。你们从前的革命精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如果你们暂时迫于高压，不得不有所屈服，我可以原谅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死心踏地投降过去，昧着良心出卖自己的同志，那么，革命将来饶不了你们！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多次，我们的对手很软弱，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他们不敢把革命者怎么样。看样子，他们气势汹汹，实际上是纸老虎，怕我们怕得要死。群众暂时被蒙蔽，他们终会醒过来的。我们为了对党中央、毛主席彻底负责，必须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英雄的革命先烈出生入死，抛头颅洒鲜血换来了今天的江山，难道我们接班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吗？ 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在这艰苦的、关键的时刻挺住，火速的革命车子到了急拐弯处，要坐稳！防止摔出 去，跌个粉碎！ 我也不强求那些坚决背叛我们的人。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只能出卖我们的材料，决不能出卖我们革命的灵魂！记住，革命的大风大浪，将荡涤出一切渣滓！ 最后，我要指出，尽管暂时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决战斗到底！只要清华园内还有一个“牛鬼蛇神”，我就要留在这里，坚决将他横扫出去！不达目的，死不暝目！ 同志们，站起来，把腰杆子挺直，党中央和毛主席全力支持我们！让我们把革命的大旗举得更高，团结起来，勇敢地战斗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38 ==========第44页========== 誓死保卫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蒯大富1966.6.28 6月29日，蒯大富又贴出致叶林公开信： 致叶林同志 叶林同志。你好！ 今天，我想对你说几句话。 一、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组要集中全部精力来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写大字报对付一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人手段都用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使过，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殊不知蒯大富“又臭又硬”，死不屈服。你大概有点心虚了吧？如果心中还很踏实，还有手段没拿出来，那很好，我等着。顺便说一句，我将用我使得出的一切手段应战。 二、你说过：“向工作组夺权，这不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吗？”“向无产阶级夺权就是反革命行为”，“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言下之意，蒯大富就是反革命。在你的启发下，“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口号满天飞。我想，您是老革命了。什么是反革命，您一定很清楚。那您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呢？“向工作组夺权”这句话我从未说过，是您强加的。那么凭什么呢？就凭我把毛主席关于政权的思想具体应用到学校来吗？难道就凭我提出“要考验工作组”吗？难道就凭我提出“工作组的大方向有严重的错误”吗？等等，就凭这些我看不能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吧但愿这是您由于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非常不希望是您安排的政治迫害。 三、叶林同志，请您睁开眼睛看一看，到底都是谁在全力支持你们？… 四、看看“六·二二”事件以后的情况吧。原来还有不少同志敢于向工作组提意见，而现在由于高压政策，谁还敢对工作组说半个“不”字呢？…叶林同志，我真替你担心，如果你不谎报的话，你怎么向北京 新市委交帐？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账？ 五、我希望你好好抓一抓工作组，尽快“统一思想”，已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在工作组内，有同志支持和同情我们。要抓就抓在前面，抓晚了，怕到一定时刻，工作组内真正的革命同志，要起来揭发你们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 敬爱的叶林同志，时间紧得很哪，赶紧安排好计划，准备下一步吧，我耐心地等待着。不知怎么的，我的信心越来越足。拿起毛选，就像毛主席在身边以的！ 祝你身体好！ 致 革命敬礼！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6月30日，蒯大富再贴出《告全校人员书》：全校革命的师生员工、工作队同志们！今天，我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 1、差不多全校人员都说我是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呢？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才叫反革命。这五“反”我一“反”也沾不上。外面大字报上、广播内容中，叙述我的“罪行”，全是捏造事实、歪曲事实以后强加的。许多同志，见此信以为真，对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坚信不移。 2、…… “你害怕了吗？”不！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吗？但是我要严正告诉叶林同志，奉劝你们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如果你们按照我上述估计行事，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要你们负全 39 ==========第45页========== 部责任！甚至对您自己也非常不利！ 而且，我再一次严正要求，在没有判我是反革命以前，你们要坚决执行北京新市委指示和履行你们自己的诺言：绝对保证我人身安全！ 3、有同志说，“不管你过去怎么样，起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运动引入歧途，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我说，何为歧途？望大家慎重考虑，我早说过，在运动中考查工作组性质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一部分…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7月1日，蒯大富贴出大字报，热烈祝贺党的生日！ 向党祝贺 亲爱的党、我的母亲！ 在您45岁生日的日子里，您的孩子向您表示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在这喜庆的今天，我流着热泪，有着千言万语要对您说啊！ 我是贫农家庭出身的孩子，我家祖祖辈辈受尽地主老爷的欺压凌辱。在您的领导下，我家翻身了，我的生身父亲、母亲相继参加了革命，他们经常教诲我，不要忘本！不要忘记党的恩情，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恩情！ 今天我无愧地对您说，没有忘记！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对您巨大的深厚的感情是任何力量不能割断的！是您把我送进清华大学，这三年里，在您的哺育、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我茁壮地成长着，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懂得要革命。我对您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深。谁要是向您进攻，我就豁出这条命和他拼！ 亲爱的党，我感到无比幸福，我赶上了您发起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我没有经验，但是我不怕，因为我天天读毛主席的书，一拿起主席的书，就觉得主席在我身边，亲切地对我说：“坚决革命到底！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从主席著作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摧垮它的。 亲爱的党，我遵照您的教导，以主席的书作为唯一的最高标准，干那、干那、没命地干！我感到精力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充沛！ 亲爱的党，虽然我目前受着巨大的委屈，但是我一点点也不怪您，这完全是少数人没有执行您的指示造成的，我十分坚定地相信，这一定会澄清的，一切牛鬼蛇神绝对不能逃脱你的阳光！ 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您表示决心：为了您的事业我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请您放心吧，对革命的敌人，我是残酷无情的，谁要是想使我在无产阶级的敌人面前表示丝毫的软弱或退让，那是妄想！ 让我一千次，一万次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蒯大富敬上1966年7月1日北京 7月2日，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再致叶林同志》 1、我真佩服您的高压政策过硬，效果也十分惊人。这几天。您大概很高兴吧。除了蒯大富，差不多都被“压”下去了，您还准备怎样对待我呢？ 通过这几天的领教，我很体会您大有几手。虽然你们对付校黑党委没有什么大本事，迟迟不安排作战方案，但是你们对付我的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精明，计划安排得特别周密。 压上加压再加压！这大概是您的传家宝吧。 叶林同志，您现在是否认识到，高压政策对我的效果为零？如果没认识到，希望您能早点拿出更大压力 40 ==========第46页========== 的高压政策，再试一试，看灵不灵：如果您已认识到高压政策不能使蒯大富屈服，那么，你是否考虑换别的 一手？ 2、切切提醒您注意，您千万不要这样想：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算了吧 …你们现在还想对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那是办不到的！辩论你们既然挑起来了，那么下面怎样走，就不可能全按照你们的意志行事。叶林同志，我要严正告诉您，如果不把蒯大富事件做出真正符合革命利益的处理，想走为上计，这种想法未免太幼稚了。要战斗，咱们就得战斗到底，不决一胜负，誓不收兵！3、从六月二十二日到今天，已经十天了，这几天几乎全是搞蒯大富问题。同学们很着急，都说，校党委还打不打了？他们要求来找我算账。我说，我不负这个责任，要叶林同志来负这个责任。 叶林同志，您大概听到很多群众的呼声吧，他们都说要立即判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专我的政。只准我规规矩矩，不准我乱说乱动。您准备怎样对待群众的意见呢？是否感到压力很大？ 4、我认为，我对我自己是很了解的。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反革命。事实上，你们也拿不出任何罪状来，我心里很踏实，没有一，点空虚的感觉，也不感到有什么压力。这是真的。不知您是否相信？ 5、我作一种大胆的推测：也许你已经认识到，在处理蒯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而这种错误是由于调查不周，乱下结论所致的。产生的恶果是严重阻碍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的。 如果我这种推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你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满足我下面十条要求：…… 6、如果我上面的推测，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即现在你并没认识到自己有什么过错，还是“毛泽东思想方向”。那么，也很好，您还按原计划进行。我等着应战。不过提醒您注意一下，那我就不承认您是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却认为是预谋的。十条要求已公布于大家，不管到哪一天总会全部满足的。7、叶林同志，再一次向您表白吧，我的信心更加足。我认为，形势在按照我的估计向前发展 您已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表面现象当本质。希望您不要一错再错，错上加错，错到底，就比如说群众的觉悟吧，广大群众在你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强加罪名的情况下，处于被蒙蔽状态。但是，尽管人部分群众受骗，我还是十分坚定地相信，在群众中支持我和同情我的人选相当不少。别看他们没有发言，但到 一定时候，他们要说话的，他们会喊出真理的声音！清华园内，真正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多得很！他们决 不是什么压力所能压倒的。他们必将为共产主义事业顽强地战斗到底。您不相信吗？咱们走着瞧！ 现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已被你们引入歧途，你们已经犯下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群众的利益…我可以老实告诉您，一方面，你们原来的目的永远也达不到，另一方面，群众不会答应你们，我也不会答应你们！咱把话说在前面，在适当的时候，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到那时，您就可能不可收拾，悔之已迟了！望您三思，再三思。 祝您精神好！ 致 革命的敬礼！ 蒯大富 七月二日 第四节薄一波当众批判蒯大富 7月3日，蒯大富照样去大礼堂贴大字报。 声明 1、非常感谢校工作组及师大女附中邵、杨二同志发表我的两封信。今天，我原准备出大字报，现在已有两封信，就不出了。还有谁掌握我的信，也请全文发表。 2、给鲍长康同志的信，之所以假借从“上海”寄出，是因为处在二十六日的情况，我怕有人从半路劫信、拆信。 及 ==========第47页========== 这两封信里我写给当时被我认为最可靠的人，因此，最反映我内心世界。请全校真正的革命左派分析，看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信，还是无限热爱党中央、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的好信？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 就在蒯大富贴这份《声明》大字报时，薄一波又来到清华大学。 蒯大富回忆说：正在贴大字报的时候薄一波又来了，“还认识我这胖老头吗？”他看到我就这么说。我说：“认识，您是薄副总理。” “我当时和你说什么啦？啊，记得不？我的那个左派右派？这个太左了，就跑到这边来了。”还比划那个。大家就都涌过来了：“请薄副总理讲话，请薄副总理讲话！” 后来薄一波就站在我们学校新的水利馆的台阶上，挺高的台阶，站在那上头大概谈了十几分钟据当时资料，薄一波在现场情况如下： 薄一波说：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上次我来就听到一些议论，对工作组有人反对，有人拥护，今天再来看一次。上次有些同学向我反映情况，有一个叫蒯大富，我就和他谈了起来，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说叫蒯大富，我说不好，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名字。当时我问他是不是真正的左派，那天我把他当作真正的左派，以前我一点也不认识蒯大富，毫不知道蒯大富，蒯大富就给我解释：“我的名字代表国家。”我说：“你的野心太大了，太狂妄了。”当时还有其他同学在旁边，他们提出了蒯大富要赶工作队。工作队我就拥护，毛主席、共产党派来的工作队已经夺了蒋南翔的权，你还要反对，那就是·（没听清）。蒯大富说工作队不好，我说工作队好，他说：“工作队阻拦我们斗争，现在清华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还说自己是左派，我问他是你自己定的还是大家定的，他回答不出来，当时就有人说他不是左派。我说怎么样？大家都反对你，你可能就是牛鬼蛇神，还没有揪出来！ 他不是要夺清华蒋南翔的权，而是要夺工作组的权，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因而是夺党的权，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的天下，要夺党的权就不对。他大字报上写道：“眼睛里看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夺权…”同志们，你们看，我们的社论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和我们站得不一样，眼里看得不一样，他是念念不忘要夺权。这一次，我们已经夺了权，清华大学以叶林同志为首的工作队一进校就改组前校党委，这还不叫夺权？蒯大富现在总想夺权，夺共产党的权，这叫什么？ 一同学插话：反革命！ 薄：他这个人不错！有点反革命的顽强精神，刚才举手赞成蒯大富的一个人也没有，怀疑的人就是蒯大富。 当薄一波看到蒯大富给师大女附中的信时，薄问大家：“我问你们，工作组能否代表你们，怀疑的请举手。”当时只有蒯大富一人举手。薄又说：“他自己对自己怀疑，但他还要坚决顽抗，蒯大富这些人是不足为奇的，自己对自己怀疑，但是他还要坚决顽抗，这种人就是不虚心一点。” 薄：那天我看到蒯大富自述，我不认识你，碰到你也感到不错，告诉你几句话，你这个人不虚心，说我胖老头，我不反对我是老了，胖不是自己要的，其实当时他要问我名字，我说我不愿意告诉他，我很愿意交朋友，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如果你承认了错误，写大字报贴出来，下次来时我就可以和你做朋友。 当时给他提了三条，希望他站到左派同学这一边来，站到工作队这边来，不要在左派中间再搞一个左派，不要作超左派，超左派不光荣，他也不理，他这人不虚心，当然我的话有错，他可以写大字报，我问他记住没有？他说不清楚。我又跟他说了一遍，第三遍他才拿出小本子记了下来，我这次来他没有带这小本子。 我说左派和右派有个标准，真正的左派是什么？那就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说，你这个左派超过了这一点，拥护到了反对的程度那不行。列宁讲过：“极端与极端是相通的。”这不能怪同学，他不懂，当时我给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这时薄又用手比划了一下）。当时蒯大富说，我这个左派还要左，那他就到右派里头去了。当时我讲到这儿说：你这个极左派是危险的，是和右派一样的。托洛茨基口号是比斯大林的“左”得多，但他是“超左”，是反革命的，什么叫超左派，用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来反对革命。 42 ==========第48页========== 当时我就（对蒯）讲了三条，最后我说你赞成我的道理吗？当时我要讲几句主席语录，问他有没有，他说没有，我就说：“干革命没武器还行！”我说：“你回去要看看主席语录。”告诉他看第几条第几条，“而且我相信你没勇气。如果你有勇气，明天就贴大字报，承认错误。”当时看蒯大富无话说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说哪儿来的胖老头！ 今天为什么还来呢？因为上次我讲过一些话蒯大富给我贴了大字报，今天我有点空就来了。我想再看一下。对蒯大富同学不够礼貌，我看也不要过分地礼貌，蒯大富要挑战，那我们就挑吧！不这样不行。 工作组进清华只二十四天，我看工作搞得还算不错，好不好？一同学插话：很好。 薄：很好还不能说，但工作组进校还是不错，你们说很好，那我一就更高兴了。但蒯大富自述还在怀疑，蒯大富自述他最能夺权，我说你吹牛，有什么本事？六月十日以前《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大发表了聂元梓大字报，清华怎么样呢？清华处在压制反抗的情况，左派刚一露头，贴了七百多张大字报，牛鬼蛇神就出来反扑了，写了一万张大字报反扑，蒯参加了没有？ 一同学插话：参加了！ 薄：你吹什么牛皮，当时你是保皇派，你夺什么权！你并没有夺黑帮的权，你是保皇派而不是左派！工作队进校后，六月九日进来的，六月十日夺的权，你现在怀疑了，你想夺权了，你想夺共产党的权，六月九日你不夺权，六月十日你要来夺权了，错了一天，英雄做不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算什么？大家说。 一同学插话：反革命。 薄：大家作了结论，六月九日以后我们夺权了，你倒出来夺权！你这个逻辑倒很清楚，这是什么逻辑。 一同学插话：反革命逻辑。 薄：我们工作组做的是对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支持左派，站在左派一边，反对保皇派，反对牛鬼蛇神，工作组做的是对的。当然，工作组刚进校情况不熟，他们都是从上海、东北来的，一进校他们就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教导去做，起来调查研究，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蒯大富就抓住这一点说工作组来了以后不马上斗他们，蒯大富之流所说要斗保皇派，实际上要斗我们所说的真正左派。工作组没答应他们的要求，说要调查研究，调查清楚了才能斗。蒯大富不允许，我说这不对，他就说一切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当时我问他，他说都揪出来了还说自己是左派。当时我说蒯大富同学你可能就是牛鬼蛇神。那天我是开玩笑，但是说对了，我说工作组基本上是好的，但一下子没把局势铺开，工作组是有些缺点，有些人提意见是对工作组的帮助，可你（指蒯）这是反扑。 我看清华现在的大辩论会很好，现在的局面是好的局面，只准蒯大富写，不准左派起来反击，那是不行的。左派可以起来斗争嘛。同志们不要把蒯大富估计得过高，把他估计得过高是要上当的，他不过是一个到处奔走的小卒子而己，他没本事。我们左派一定要把真正的黑线揪出来，不要把他看得了不起，他刚才跟我说的（指看大字报时和蒯的辩论），就是无理取闹。 今天我不是以胖老头资格，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资格讲的。欢迎你们贴我的大字报。蒯大富不赞成，我就高兴。蒯大富不高兴，我就落实了。如果大家都不赞成我，只有蒯大富同意，那我今天就出不了清华园了。 蒯大富说：信任蒯大富的还有一二百人。 一同学插话：没有，吹牛。薄：一二百没有，五六十总有吧！ 一同学插话：没有。 薄：十个八个总有吧…（不清楚）请左派同学注意，我有点“保皇派”，对跟蒯大富走的人，包括蒯大富自己，你们要是死命地跟他们走是要上当的。对那些受蒙蔽的人要抓紧做工作，不要跟蒯大富走了。我们都是新中国的人，跟我们来吧！要把他们拉过来，争取他们，如果他承认错误，那是欢迎的，这一条大家是否赞成？这才叫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对这些人是交枪不杀，这些同志可能认识错误，因而每一个左派同学…(不清)什么叫左派？ 同学插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 薄：五条我都赞成，但还不够，还要团结95%以上的人，要把真正的右派孤立到最少数字，一个二个三个人，这就是我们说1%、2%、3%！最多不要超过5%，把包围圈缩小了就是要最少数。如果蒯大富有勇气 43 ==========第49页========== 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算“英雄”。我们还团结你，还有我们的教员、教授、职工都是这样。要把95%的人都团结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左派同学没有这个本领，那我就要批评他们，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工作队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就要做工作，说服教育，可以等待他们。这不是蒯大富的等待，蒯大富是等将来夺权的，这是反革命等待，我们要等他们交枪。 今天，我给蒯大富抹了黑，但还要作保黑派，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甚至斗争，再达到新的团结。蒯大富我是对得起你了，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你的斗争才是真正对待矛盾。 对阶级敌人就不能这样，对阶级敌人要斗争、要专政、要逮捕。 我看他（蒯）的论点也不是很难驳倒的，他说了一些反面的话，这样欢迎他。如果这里没有蒯大富，我就认识不了你们，你们这里运动搞得好，就是由于你们这里出了蒯大富，这个反面教员是不易多得的。我们要这些人。将来斗他不要给他戴高帽子，也不要揍他，向他这个反面教员学习。这是政治课，白天跟你们讲政治课，多讲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有时还教育不过来，就是要有一些像蒯大富这样的反面教员。要注意左和右的问题，太左了就会变成右，果然吧，不听我的劝，变成了反革命，这我也没办法了，虽然我们很惋惜，但希望同学们以蒯大富为戒，不要走他的路。 讲得多了…（不清）今天就讲到这里，两个星期以后再来，欢迎大家贴我的大字报。 蒯大富回忆说：我在旁边一直运是笑嘻嘻地听他讲话，因为在大字报栏周围围有一二百人在听他讲话。他讲到这，说：好，谢谢同学们，我走了，我还有事。他就走了。 鼓掌啊，大家都鼓掌啊！这是薄一波第二次进清华。 6月27号之后一直到7月4号，我天天贴大字报。7月1号写了一张大字报，确确实实是向党讲了心里话。 现在再来看这些大字报，以一对万，真是气壮山河啊。我的大字报一贴就引起轰动，前面的在念，后面的在听，走了一拔又来一拔。那些天，我吃饭他们跟着，睡觉跟着，洗澡也跟着，上厕所也跟着，还每天对我进行小规模的批斗。 我已经准备劳改了。给我舅舅、给我姑妈，全是共产党员老干部写信，说你们给我寄，点钱过来。 第五节捍卫人权的经典案例 蒯大富哪里知道，他蒯大富一个普通清华大学学生，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工作组以权指挥的清华万众之压，也不仅仅是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号召下的泰山压顶之势，也不仅仅是薄一波副总理的直接参战。 在刘涛《我的初步检查一一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1966年12月31日《井冈山报编辑部专刊》)里说：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 (1)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2)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 (3)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7月3日受到薄一波当众批判之后，7月4号就不让蒯大富出门了，他的人生自由被剥夺了，他贴大字报的权利被剥夺了。有人问这和薄一波与蒯大富在大字报区二次相遇有什么内在联系？与刘少奇对蒯大富下的 三条指示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蒯大富回忆说：我开始被关在我们班上，后来不关在我们班上了，给我关到一号楼。专门给我找了间空房子。到7月4号就把我卡住了，不准我出去了！说：蒯大富，今天不准出去了！除了上厕所！把我气得没办法。那些看我的人，当时我认得，反正是受命的，四个班轮流，一个班六个人。这24个人是外班的，日夜看着我。 7月4号吃了早饭他们就通知我不准出去了，我就宣布绝食。当时我是21岁嘛，把我饿得够呛，所以4号饿了2餐，5号一天，6号也没吃早餐，水都没喝，是又饿又渴。我说我要出去告状，向党中央告状。他们 44 ==========第50页========== 说：告什么状，不准出去！你这反革命分子还想告什么状，不准出去！当时就把我封锁了。 蒯大富绝食，同时给清华大学工作组递交了抗议信： 绝食抗议非法政治迫害！ 清华大学工作组：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现在享有不可侵犯的人身自由权！而现在呢？ 我出门，你们跟踪监视；我打电话，你们不准；今天出新斋门，你们不准； 上强斋，你们不准！甚至动武，流血！我要去中央，你们不准！ 你们要犯法吗？你们要封锁中央吗？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现在我提出一个要求：誓死明天去中央！ 你们可以派人跟着，但没有限制我行动的任何权利。 如不答应，我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晨六，点零分起，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的政治迫害！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二十三点 7月5日、7月6日，蒯大富又给叶林写了两封信，警告叶林小心别身败名裂自招横祸！ (一) 叶林同志，您好！ 今天，我在绝食过程中给您写这封信，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咱们已经打过多次交道了，彼此之间均有所了解，下面我再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1、我的前两封信您阅过了吧？有些什么感想呢？我一点不夸张地说：两封信中的内容，句句打中要害。我想，您肯定是深有体会的。 2、我坚定地相信，您肯定已经认识到在处理蒯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给文化大革命造成巨大损失。您准备怎样对待以前所犯的错误？这是考验您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下面，我提供四条路供您选择： 当前情况，我正在绝食，争取去中央。 ①以基本满足我的十条要求为谈判条件，或者干脆全部满足十条要求。这样，您就不失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②答应我去中央反映情况（你们拿不出一条理由来拒绝），这样，在中央全盘掌握清华情况的前提下，由中央作判决，这种判定是绝对正确的，我口服心服。如果您答应的话，表明您不怕中央，信任中央，也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③在我绝食未死之前，您就做出判决，说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准许我上诉中央（您也无有理由拒绝！）此时，您就很难算得上马克思主义者。 ④既不判决，又不准去中央，听我绝食下去，直至死亡，这是最最下策，您大概不否认，只要我因不准去中央绝食而死，此事非同小可！您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包不住，中央肯定知道。那时，您就不好办了的，不但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也不只是普通的黑帮分子问题，而是负有人命的大黑帮分子！那时，不只是身败名裂的问题，而且会有更大横祸降临！您不信吗？咱们就试试看！ 目前，摆在您面前的只有这四条道路，何去何从，由您选择。不过，我衷心希望您走第一条路，最起码也走第二条路，尽可能不走第三条路，切不可走第四条路。三思啊，叶林同志！ 3、的的确确，您从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您低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 45 ==========第51页========== 低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威力，低估了群众觉悟，因而犯了错误。但愿您能重新估计形势，做出符合党的利益的行动。 4、我的革命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这点您已知道。我的确是无限信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唯一的最高指示。我这次之所以敢于无限期绝食下去、力争去中央，正是我坚强的革命意志的反映。 我庄严宣告：如果您不准我去中央，我就下决心绝食到死亡。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对党是赤胆忠心的，为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献出我自己的一切！ 望您能在明天内给我答复，越早对您越有利（我七月四日晚上吃了三两面条后，从未进食、喝水）。如果超过明天，事情将难办一些，如果超过后天，就可能不可收拾。 您是老干部了，经验很丰富，您一定能迅速做出最符合党的利益的处理。我耐心地等着。 三思啊。再三思！祝好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晚七点三十分 (二) 叶林同志，您好！ 昨天给您的信收到了吧。我提出的问题，您是怎样考虑的？四条路您到底走那一条？我可能不行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是夜以继日地干！吃饭少了，睡觉少了，也不锻炼，原来的棒身体，大大地削弱了。在绝食以前，我身体本来相当虚弱，绝食已过五十小时了。在昨天和今天被他们从床上硬拖起来辩论四次，搞得我精疲力尽，大有分崩离析之感觉。据我现在自身体会，我大概熬不过明天！ 因此请您在我还能说话的时候，和我谈一次话。我有很多话要对党中央、毛主席说，要对我的爸爸妈妈说，也有一些对你们说，请您有空千万来，作我死前最后一次谈话吧。如果您太忙，派一个全权代表来，并带一个速记员来，把我的话作为遗书吧。 祝好！ 时间：今晚七点一一八点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下午六点 有人评论说：文化革命开始时，蒯大富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他用文字和言论质疑工作组，这完全属于合法行为，却引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北京市第一书记李雪峰对他的高压。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领导工作组，发动万人围剿蒯大富、关他禁闭、限制他的人生自由。蒯大富被迫绝食抗议。 重读1966年6月24日到1966年7月6日，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蒯大富的辩论发言、蒯大富的大字报和蒯大富的绝食抗议书，我们看到蒯大富面对来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排山倒海之压，面对王光美指挥工作组发动的万人围剿，蒯大富孤身抗争，可谓气壮山河！这是中华民族争取人权、争取民主的历史进程中不朽的经典案例！ 蒯大富被剥夺人身自由之后，清华园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大量出现。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7月4日，校工作组开会正式提出“反蒋必须反蒯”，要求把其对工作组的意见逐条批驳。此后各系各班批判蒯式人物，群众斗群众达到新高潮。 7月5日，自控系510教研组青年教师史明远（文革小组成员）被认为反工作组，几次遭突然袭击，打成反革命，对他批判斗争。清晨他在十三陵服用敌敌畏自杀。 7月6日，各系开始分别成立新临时党总支、分团委。工作组包办代替，亲自担任主要干部，下发批判蒯大富的提纲。 7月7日晚上，在中央主楼进行批判蒯大富的预演。李黎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主持，刘涛、贺鹏飞、杨天放参加，王光美亲自督阵。校部陶某因被打成反革命跳湖自杀，没有淹死。工作组没向上汇报。7月8日，全校召开揭发批判蒯大富大会，发言经过预演、审查通过。会上叶林最后讲话：蒯大富是念 46 ==========第52页========== 念不忘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野心家，蒯大富等一小撮人在清华的出现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是阶级斗争在清华的反映。 7月14日，全校各系大规模批判“蒯派”和各类反革命分子 蒯大富回忆说：清华从6月24号以后进行了一个反蒯运动，一直到7月18号才刹车。就是25天。反蒯运动，在清华就是反对以蒯大富为首的反革命运动，全校从老师、教授一直到小学、中学，甚至幼儿园。打倒蒯大富！连续不断地批斗，开大会斗啊。7月8号，也还很文明。我还坐在那，坐着呢。在清华礼堂，还是贺鹏飞他们主持的。就是同意了吃饭之后就开始批斗。全校大会批判一次，然后就是系里轮流批判，至于班会批判几乎是每天不断，还有专门跑到我宿舍里来的，大小批判会材料非常丰富，全力刻画，包括我中学给中央写的信，都翻出来了，档案全给翻出来了。说蒯大富，他不是现在反动，他是有历史，在中学他就给党中央写信，企图把我们社会主义光明前途抹得一团漆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工作组让我的几个中学同学，都上前揭发我啊，本来和我非常好的中学校友嘛，说蒯大富在中学就是走资产阶级的什么的，一切的一切就是想出人头地，绝对的个人主义终于走向了反革命道路。虽然他是贫农出生，虽然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共产党员，可是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总之想编多少的理由都有，还专门召开团支部会议，举手通过开除我的团籍。后来出来听说，李雪峰讲话几天以后，批蒯运动排山倒海就过来了。前几天拥护蒯大富的突然就被打成反革命，如天崩地裂坠入万丈深渊啦！就是几天，怎么想象！心理怎么承受！来不及嘛，怎么来得及嘛，有的人精神崩溃就选择自杀！4个人自杀，其中一个叫朱德义，卧轨自杀失去双脚，造成终生残废。 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评论说：第一，工作组夺了校党委的权，一下子罢免全校500多名千部的官，这是不相信清华党的组织；第二，工作组几天之内又将反对工作组的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这是不相信清华广大群众。 沈如愧指出：如果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把王光美的清华经验，推广到全国，无论是对千部，还是对群众、对广大的知识分子，那肯定是一场灾难、一场悲剧，其后果可能会比当年的反右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徐海亮先生在一篇《关于资反路线50天》的文章中写道：仅仅北京24所高校，就打了一万多学生右派、反革命。若以每校平均四千学生计，右派比例也大于1957年了。 广州、武汉、西安、兰州、上海、南京大学较多，情况与北京不相上不。而且花样颇具地方色彩，除了“假左派、真右派”、“游鱼”之外，还有反革命、孝子贤孙、黑鬼、狗崽子等等。 应当承认的是，学生的左、中、右名单，早在5月、6月初已拟就，他们造不造反，都已面临当右派的命运。又有一批人站在地狱滑梯的入口处。不是造反导致了“反右”，而是不得人心的“反右”促进了造反。徐海亮后来说：一个外国学者亲临中国调查后指出，工作组打击学生是引发学生向刘少奇路线造反的主要原因。 但是，笔者认为刘少奇的动机却应该客观分析。可以说，当时毛泽东的运筹刘少奇没搞清。 根据刘涛《我的初步检查一一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1966年12月31日《井冈山报编辑部专刊》)：“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 第六节市委派马力见蒯大富 蒯大富回忆说：到了7月6号，早饭也没吃，工作组就派人来了，说：蒯大富，能不能走？我说还能走吧。后来就到了强斋工作组的一个会议室，其他工作人员都出去了，只留下一个人和我说话。他说：请坐，我叫马力，力量的力，我听说你绝食了？我说是的，他们违犯党纪国法，扣押我的信件，不让我向党中央汇报。马力说：谁不让你汇报了，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我们都转了，都已经转了。我说那他们没有告诉我啊。他又问：谁让你绝食的？我说我自己绝食的，他们没有告诉我啊。 也就在7月6日这一天，蒯大富写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为革命坚持真理，更要为革命修正错误，近几天来，许多同志对我提了许多衷恳的批评，我非常感谢。在这里，我向全校革命师生检查我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所说过的错 47 ==========第53页========== 话、做过的错事。 1、在四月十六日以后，我是原黑党委手下所谓“批判三家村小组”里的一员千将。我当时对他们面目认识不清，怀着对“三家村”的仇恨，夜以继日地进行批判，星期天也不休息。为他们捞取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帮助黑帮转移视线。五月八日后，我虽然发现他们有些问题（比如，批判邓拓只从人生观上批判，热心于大文章、大兵团作战，事倍功半)，但我从爱护观，点出发，提了意见，使他们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六月三日还写了一张围攻热002革命左派的大字报。六月七日大会上，我由于轻信了广播台同志所提供的材料，虽然直观上想反校党委，但客观却帮了他们的忙。 2、校党委被揪出来以后，我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 随着前北京市委改组，北京各高校揪出很多黑帮后，我深深感到这太触目惊心了。随之而来，我想，清华党委真过硬，在六月九日前竟没有一个辅导员以上的干部出来揭发，真可谓“铁板一样”。于是，我就说：党的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总说是完全适合的，但具体到清华园这样一个大黑窟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做不到的，把毛泽东思想在清华园的威力估计不足，产生了敌情扩大化的形势估计。3、一些过左的行动 由于对形势估计有错误，所以带来我们执行党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方针有问题。对于我班从前保过皇的人虽然是把他们看作是百分之九十五范围内的，但在团结的过程中，强调斗争多了些，而且耐心的帮助和等待不够，不利于一道团结起来打黑帮。而对于黑帮们，我就想迅速地七斗八斗、斗臭、斗倒，对工作组迟迟不斗，表示不满。 4、对王铁成的认识犯过严重错误 但我对王铁成没有做过其他调查。直到七月十日批判王铁成大会上，得知他家是漏划地主出身，干过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他自己承认的），我才知道我轻信了他。他不是一个革命左派，而是一个有很多反动观，点的反革命。是反革命但是否就定案，是否就应该扣押专政，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只要我们做法得当，王铁成还可能被改造过来。 从王铁成事件我得到深刻教训，就是说怀疑工作组的“保蒯派”人物不是百分之百是左派，而有些是别有用心的家伙 5、采取绝食斗争是错误的 虽然工作组无理不让我去中央，并强行拖我出屋关起来，但我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是严重错误的。说明我过于性急，对党中央的威望估计不足，对形势有些悲观。但后来当我发现工作组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就停止绝食，反其道而行，非要活下去不可。我树立一个坚强信心，不管到哪天，党中央总会了解我们学校全部情况的。也一定能对我做出最正确的结论。于是，我准备长期斗争，原准备七个月，想不到一个月不到，中央首长就下来了，我就意外地被释放了。 6、我犯错误的原因 一句话，我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并没有得到完全改造。在政治上，我由于本阶级经济地位的不稳而导致政治上左右摇摆，经常犯革命急性病，或有时表现出悲观主义；在思想上，有片面性和表面性，对情况不作深入的调查而经常下一些符合自己愿望的然而是不正确的结论；在组织上，有宗派主义倾向，过多信任同意自己观，点的人，而不作分析，而对反对自己观点的人则表示不信任，听不进他们的话。 我还有很多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在一个多月的斗争中我经常表现出个人考虑，比如自己的前途、家庭、影响等等。在尖锐斗争面前表现不敢放手斗，有时我还想“露一手”出出风头。在取得局部胜利时，往往骄傲起来，看不起同志。 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我自己有很多幼稚的想法，以为一切都会顺利，而且往往以感情代替党的政策，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多损失。 我第一次检查就到这里。我请求全校革命师生热忱地帮助我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监督我的言行，随时提出批评，我保证知错必改。并好好学习主席著作，争取以后少犯些错误（看来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我也希望那些现在反对我的，但真正要革命的同志，也请你们提出意见。如果你们自己有错也希望能改正。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打不相识。我希望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三 48 ==========第54页========== 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如果大家对我有意见有要求，请写在下面白纸上。凡是实事求是的批评、衷恳地提出问题、善意的询问，我都将以充分解答。恶意的指责，我区别对待，必要时回答你们的问题。 第五章毛泽东返京撤销工作组 第一节蒯大富恢复自由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7月18日回北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对中央负责人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7月18日上午，在清华全校团员大会上叶林突然宣布反蒯急刹车，转入打黑帮。有的系布置赶快写批判黑帮的大字报，师生们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这反映叶林消息很灵，他的应变来得真快。 7月20日，北大学生给清华送来一张《要运动》的大字报，质问清华园内为什么冷冷清清，指责清华工作组封校门，不准学生串联。刚一贴出，就有不少学生围攻说：“北大的蒯大富跳出来了。”王光美看大字报的时候对同学们说：“反蒯有成绩，北大的大字报一来就顶回去了。”王光美还是很沉得住气的！ 蒯大富回忆说：我后来被关到一号楼，有24个人倒四班看着不让出来，完全是监禁状态，吃饭也不准出来。 7月20号，我们班团支部书记突然通知我：蒯大富，你可以回到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听了就发蒙了，我说：真的啊？他说：真的，现在就走。 夏天嘛，没什么东西，我就夹了本《毛选》，和一点衣物回到了班上。哦，又回到原来住的集体宿舍。可是心里还是发毛，我估计工作组是在搞诡计，是想勾引我的后台，放长线、钓大鱼。 我留了个心眼，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我就试着出去了，我先沿着清华的那个围墙，在校园围墙里面走，那一圈几乎十里地都不止。 当时夏天呵，草木很深的，到可以挡的地方，我就偷偷看后面到底有没有人尾随。我换了几个位置看了几次，没有！绝对没有！我才知道真把我放了，真放了！ 放了以后呢，还是发蒙，毕竟关了那么多天嘛，清华当时也没什么动静。工作组也没有表现有什么异常。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7月20日晚上，清华开批判黑帮大会。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视察，看大字报。 7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抗美援越大会。清华工作组集合他们信任的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去参加大会，校园里冷冷清清。刘少奇在百万人大会上发表援越声明。这一天北京几十所大学有一个共同现象，被工作组当作右派的学生是不允许去参加大会的，留校学习或劳动，并派有专人监视着。 上午九点多钟，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说受毛主席的委托，到北大看大字报，了解情况，看望师生，并在燕南园开了座谈会。 w ==========第55页========== 第二节王力、关锋看望蒯大富 蒯大富回忆说：过了两天，哦，7月22号，工作组那个管我们班的女工作人员通知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说话，到我们工作组办公室一楼，就是新斋一楼。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没一会儿进来两个人。隔着一个很小的书桌，那两个人就坐在一边，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这两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力，这位是关锋同志，我们两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们两位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你对工作组的意见。 我哪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啊！不知道，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组织。干嘛的？不知道！我以为他们又蒙我了，我已经被整糊涂了。我说我对工作组有一些意见。我当时讲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具体情况，我又写了有三页纸， 三页纸是复写的，复写的原本还在我那儿。 我说，这个呢是我简单回顾的这二十多天的情况，工作组进校以后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吧！请把这个带过去。 我根本信不过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干嘛要对他讲那么多啊？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有中央文革这么个组织。他们俩看我不说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啊，就把我那三张纸拿走了。后来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那简直是不得了了！那又是一回事了，但当时是完全没感觉 最难忘，叶志江同学重新挑战工作组。在反蒯、批判蒯大富的时候，像叶志江这样同情我的人没有发言权了，但是他把反蒯的文章全记下来了。从7月20号我被放出来后，他就开始每天连续贴大字报，说要给蒯大富平反！蒯大富是好样的！蒯大富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比我们要深刻得多，他说不是毛主席说的每句话都是绝对真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就把工作组的批判和我的讲话拿来一句一句地批驳。 这时候全校都处在一种彷徨状态，就是看到目光都不稳定了，预示着有什么事要发生。学校开始骚动了，知道工作组站不住了，就在那个时候工作组开始沉浸在一种慌张之中的，也不敢对同学怎么，蒯大富已经出来了。而且我故意在那个清华的礼堂门口去转，看大字报。咦，蒯大富出来了？咦，蒯大富出来了？那些同学都挺惊讶的，都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我当时也很得意，反正不管怎么着现在我是出来了！不再是被关着的人了！而且叶志江等同学开始贴大字报要为蒯大富平反！ 就在这个时候，王小平、雷蓉这两个人贴出了大字报。王小平是王任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女儿，在我们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念书；雷蓉是雷任民（对外贸易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兼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的女儿。她们贴了大字报，题目叫做《工作组的方向是正确的吗？》 这又是个一个天大的信号啊！天大的信号！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小平是王任重的女儿。王任重当时还是中央文革副组长。这个王小平、雷蓉的大字报一出来以后，全校就炸锅了。和66年6月初贺鹏飞和刘涛的大字报的效果是一模一样，那立刻就有很多人围攻王小平的大字报，“雷大富王大富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反工作组分子又跳出来了！”。 当时学校已经打了七百多个反革命嘛，我出来以后我不在乎，但是其他人都已经不敢抬头了，都已经被批蒙了，大会小会都已经被批蒙了。好，这个时候全校就在争，就是保工作组的和反工作组的又开始争，到底工作组是不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雷蓉、王小平的大字报里面就明确提出来了：工作组进校以后没有把矛头对准黑帮，主要对准学生，对准蒯大富，这在方向上是不是有问题？实际上王小平肯定从哪儿知道了消息。 第三节形势正在起变化 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才公开报道73岁的毛泽东7月16号在武汉肠游长江的消息，毛泽东顺江而下三十多华里。毛泽东对伴游的人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30 ==========第56页========== 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晚上，刘少奇又冒雨到清华看大字报。 当晚八时，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等再次到北大看大字报，开座谈会。倾盆大雨之中，在北大东操场，江青等主持北大全校师生员工的辩论大会。 江青说：“革命派的学生、教职员如果要我们来，我们就召之即来…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是来做小学生的。”又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一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 陈伯达明确表示：把“6·18”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对的，错误的。 7月26日，工作组宣布文革代表大会的选举，并要求第二天选出班代表，三天内选出代表大会成员。晚八点，陈伯达、康生、江青第四次到北大，陪同前来的有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穆欣、曹轶欧等。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和第二书记吴德也赶来参加。江青继续支持了辩论会。会上辩论很激烈。 会议结束前，江青、陈伯达、康生相继讲话了。陈伯达代表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他说：“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 “北大工作组烂了”、“新市委李雪峰在会上做检查”、“撤销工作组”…这些消息传到清华，清华园沸腾起来了。 7月27日，无线电系雷蓉、王小平贴出《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封信》，对工作组提出五个问题：(1)包办代替不是群众运动；(2)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大胆发动群众；(3)害怕民主，怕出乱子，给群众泼冷水；(4)“6·24”后把矛头指向群众是错误的，被批判的人中大都是好人；(5)未积极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雷、王的大字报轰动全校，打破了死沉沉的局面，揭开了工作组的盖子。有人说是革命大字报，也有人说她们是雷大富、王大富。这没能压住这场辩论，贴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大增多。 下午开系文革主任会，王光美说：“是黑帮跑不了，不是黑帮也贴不上。”并说：“引火烧身也没什么了不起。” 上午，临时校系委员会联席主持与雷蓉、王小平的辩论会，会前并未通知她们，大会主席李黎风撒谎说已打电话通知她们。王任重、关锋等到会讲话。 叶林接着也被迫讲话：到底谁是谁非要靠大家独立思考，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随风倒。前天晚上在北大，康、陈、江等讲话是代表党中央精神、毛泽东思想的。 叶林最后做检查说：雷蓉、王小平大字报的“精神”是革命的。工作组是“上午不知下午干什么”。王任重在叶林讲话时离开会场，叶林面部无表情，也没回头看一看，更没欢送。 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公告，宣告成立，主任委员为聂元梓。 根据刘涛《我的初步检查一一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1966年12月31日《井冈山报编辑部专刊》)： 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 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 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当官做老爷了。 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7月29日上午，工作组宣读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宣读后，叶林提议由原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临时筹委会，简称临筹，负责“立即改选”和“日常工作”。 会后，一批根本否定工作组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全校出现大量大字报，展开关于工作组的辩论。 51 ==========第57页========== 蒯大富后来说：我也不知道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包括对刘少奇，我也认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的行为准则，我不可能反对刘少奇，实事求是地讲，我当时只是给工作组叶林贴了几张大字报。因为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谈群众运动，我就是用了毛主席的话。我父亲是1945年入党的共产党，毛主席、共产党对我恩重如山，我不是反革命。 可是工作组在清华打了七百多个反革命，他们说我有黑心，一定要把黑心挖出来。他们把1957年反右的结果说给同学们听，来吓唬同学们，同学们怕像1957年的右派一样被送到边疆去，就屈服了，都来揭发我，但我没有投降。 我也不承认我反党，我也不承认我当时反刘少奇，但对个人前途我也绝望了。我已经给我的舅舅要线准备劳改，想不到1967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我就自由了。7月29号我才知道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的顾问。 第六章毛泽东周恩来关心蒯大富 第一节毛主席要蒯大富参加大会 蒯大富自述：文化大革命前，我在1963、64、65年国庆节和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仰望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近距离见到毛主席，那是1966年7月29号。文革研究学者公布的史料说，7月28号下午，毛主席召见工作小组时说：“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的名。 工作组要撤走还没撤走的这么一个时候，我们学校由谁领导呢，是由文革临时筹委会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领导。 1966年7月29号下午，贺鹏飞广播通知：“请蒯大富到静斋来。”静斋是他们的办公地，点。我就去了。到那里之后来了一个大轿子车，他叫我上车，我就问上车干吗？他就说去，去上车。后来这车子就开到人民大会堂了。 到了人民大会堂，我就上了三楼。刚坐下来不久，李雪峰做简短发言并宣读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然后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讲话。在文革资料汇编上可见全文。 邓小平请话： 同志们： …必须说明，在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大专学校派工作组是中央同意的… 自从中央宣布改组旧市委，报上公布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北京市大中学校掀起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声势浩大…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在一些方面给工作组作具体交待。工作组的同志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导运动，有些不好的工作组还违背我们党历来对群众运动的方针，自己搞一套，瞎指挥，乱闹一通。结果在一个多月中，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甚至搞得很糟糕… 再重复说一说工作组的问题。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在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运动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恢复运动开始时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周思来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这样，新的工作组去，开始同学们不论大学、中学都是热情欢迎，但不久情况就变了，从隔阂走到对立…他们的工作方法是老一套，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52 ==========第58页========== 有的斗争转移了方向，主要的斗争方向改变了，斗争了群众 我们中央的同志，首先是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陶铸同志和其他同志到群众中去，他们去体验，我们现在跟着去学习。工作组撤离要留下学习，主要的首先向你们学习，如果工作组做错了事应该向你们交待… 清华最多，接近五百人嘛！…… 如果原单位工作组的同志，有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要他们回去就回去，你们是主人，他们跑到学校搞出乱子，应该到学校交待…… 刘少奇讲话： 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 刚才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同志已经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如果你们让他们走他们就走，不让他们走，你们要提意见就提意见，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够了，没什么批的了，他们也检讨了，你们也觉得他们可以走了。就走… 你们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意见不同的要保护… 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一一“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 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里下毒的、在饮具里放毒确有危险的。把这些危险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们活动，活动一个时期，最后作结论，你还没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 蒯大富回忆说：刘少奇讲完话之后也没有人宣布，毛主席挥手走出来了，大家感到特别地吃惊！大家就拼命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转了一圈才下去。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最后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特别地高兴。这是我第一次比较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回去以后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工作组不是说我反革命吗。现在你看我见到毛主席了。我简单地把那情况写了一下，就是向全校宣告：不要再叫我反革命！ 蒯大富从7月22日恢复人身自由，一下子还搞不清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经过一个星期，他才看明白，新市委李雪峰在会上做检查了！工作组大势已去！7月29日下午，蒯大富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的大会。别提多高兴了！回到清华，趁天还没黑，他赶紧先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 第二节蒯大富反击：站住！叶林，把账算清再走！ 1966年7月29日晚上，蒯大富又奋笔疾书，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出，并抄写一份给关锋： 站住！叶林，把账算清再走 一声春雷起大地！党中央发布命令，撤销高等院校工作组。好啊，一千个好，一万个好！我们从心底里喊出：“毛主席万岁！我们永远跟您老人家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但是，我要正告叶林，你从这项决定中捞不到一丝一毫的便宜。你不要以为，唉呀，我正下不了台，这下可好了，撤销就撤销，卷起铺盖走吧。这是妄想！永远办不到！ 原来，我对你抱有很大希望，虽然你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我总以为你是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受党教育多年，一定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下决心改掉。所以，我一再委曲求全，忍让，再忍让。在我写给你的六封信中，把我的心里话全掏给你，遵照主席教导，帮助你认识和改正错误，并以最大耐心等待着你拿出行动来。 但是，你，叶林，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把我的忍让当作软弱的表现，你不但丝毫不承认犯了什么错 53 ==========第59页========== 误，反而变本加厉，倒打一耙，一而再、再而三要我们检查错误，低头认罪，交出幕后策划者。 昨天大会上，你的发言，最后表明：你是下决心不承认错误，准备和广大革命师生对抗到底，和党中央对抗到底！ 那么好吧，你自己硬要走上绝路，我们也无法挽留。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决不会让你任意横行下去。你说你自己仅仅是“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仅仅是走群众路线“不彻底”的问题。呸，谁听你这一套！你定调子定得够多的，事到如今还想用定调子来束缚住我们，太幼稚了一些吧。 既然你不要脸，那我们也不留情，揭一揭你在文化大革命所干的勾当吧。 一、顽强地抗拒和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盗窃党的名义，大肆制造对叶林和工作组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三、不走群众路线，做官当老爷，国民党作风十足… 工作组一进校，坐在楼上等着汇报，不进行三同，来去小汽车，发号施令，盲目指挥… 四、反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 五、抛弃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大搞改良主义…… 六、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清华工作组，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对真正革命左派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不要国法，随便关押同学… 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八、封锁消息对抗中央，大搞“独立王国”… 九、打着“红旗”反红旗…为此，我严正向叶林提三点要求： 一、必须彻底坦白，深刻检讨你自己和工作组在前一段时期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在全校大会上，回答革命师生提出的一切问题。 二、必须由你自己亲自宣布绝大部分“保蒯派”同志是革命左派，打击他们是完全错误的、非法的。尤其是被你们扣压的同志。 三、必须由工作组自己出来澄清自己造的谣言 叶林，你在全校大会上宣判我是“假左派”、“真右派”、“保皇派”，我坚决要求你承认这个判断是非法的、胡说八道的、别有用心的。并且，要你重新如实地向全校同学反映我的情况，而不许造谣歪曲。 以上要求，叶林必须完全满足，除了你被党中央判决劳动改造，那和你没有事。但是，你要想滑过去，想还去做领导，告诉你，办不到。你一天不答应，我一天和你没有完。中国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还要和你把这笔账算清… 再一次正告叶林，站住，把账算清再走！ 清华大学化902蒯大富 七月二十九日 关锋同志：请你把我这份大字报转给党中央。并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人下来，依靠广大革命师生，严格审查清华工作组、叶林同志和我本人。 致 敬礼 蒯大富 七月二十九日 7月29日晚上6点，王光美在一员工食堂讲话。后来学生自发在大礼堂辩论工作组问题，王光美最后发言说：“清华运动中缺点、错误、成绩都有。这个问题，我有我的看法，但现在不讲，以后再讲…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者，可以考验嘛！”并宣布自己从6月21日就是工作组员了，而且一直在校内参加工作，还说刘少奇在一次大雨之夜也来看了3小时大字报。 54 ==========第60页========== 雷蓉、王小平等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六·二四以后工组的路线是错误的》。贺鹏飞、李黎风等写大字报指出“工作组不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不够”。 第三节周恩来听蒯大富汇报六个小时 1966年7月31日周恩来要蒯大富等汇报清华文革情况，两次共六个小时，这反映何等重要的政治背景！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7月30号晚上，又是贺鹏飞广播通知我：“蒯大富请吃完晚饭后到静斋来。”我吃完晚饭就到静斋去了。贺鹏飞告诉我说：“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谈话，你就在甲所等着。” 后来他就把我带到甲所。那是我们清华大学唯一有沙发的地方，全校因为反修正主义，扫四旧嘛，那时候坐沙发就是修正主义啊，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还有沙发，唯一就是甲所还有沙发。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从七点开始等，八点、九点、十点，没来。十一点我就找贺鹏飞，我说：“贺鹏飞这是怎么回事？” 贺鹏飞说：“让你等，你就等着。” 11点了，我就坚持不住了，因为是夏天嘛，到了十二点、一点、两点，我靠在沙发上，打瞌睡，我穿个衬衣，就睡着了。 从七，点到两，点等了七个多小时。快到两点的时候贺鹏飞进来了，把我摇醒：“蒯大富醒醒，快醒醒。”我赶快揉揉眼晴，用手擦擦嘴角。“找你谈话的人来了，坐好。” 我就赶快坐好了。正说着门口就听到停车的声音，有车停住了，开门关门，走路的脚步声，然后有人进来了。 来的人一进门我就傻了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这个形象绝对是认识的，他在电视上和电影记录片上的形象太特殊了，我不可能不认识。当时我就蒙了，蹭地就站了起来，周总理说：“你是蒯大富？”我说：“是，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说：“你坐。” 后面跟了一个秘书，周总理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孙岳同志。请坐，请坐。” 我哪敢坐啊？还是那个草民小人物，另外也是被整木了，见了总理不敢有丝毫的放肆，我就还站在那儿。后来孙岳过来压着我的肩膀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下。”他把我给按坐下了。按坐下来以后我就半个屁股坐在那沙发上，还是很紧张，这是一个绝对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这不是什么谦让的问题。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王光美怎么了，也不知道刘少奇怎么了，我这个时候根本还不知道王光美是工作组的顾问，一点也不知道。 你得非常佩服周总理的亲和力，就是和缓气氛的能力。他开始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蒯大富。”“几年级？”我说：“三年级。”“哪个系？” 我说：“工程化学系902班。”“老家是哪？”我说：“江苏。” 他又问：“江苏什么地方？”我说：“江苏盐城滨海县。” “哦，你们那儿是新四军总部啊，父亲母亲是干什么的？”我说：“他们全都是农民。”“政治面貌呢？” 我说：“他们全都是共产党员。” “那你们家是老革命啊，我也是江苏人，我在淮安生长到14岁以后才到浙江去的，所以我们是老乡啊。” 55 ==========第61页========== 哎呀，他就这么轻轻地一说一说以后，我就感到起码没有任何的敌意啊，最起码的不是以审问的姿态出现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和大人物说过话嘛，唯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见到了薄一波，薄一波对我冷嘲热讽的，从来没有好好说话，怎么也想不到周总理会这样，这个时候我情绪就放松了好多。这时我已经比较安静了，我也坐正了。 周总理说：“那么我跟你说阿，今天没有别的意思，我受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请你说说，请你从6月1号到7月30号，不，31号。今天已经是31号的凌晨了，把你知道的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详详细细、明明白白地你给我讲出来，你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你自己真正的想法，能不能做到？” 哇，那我纯粹是毕恭毕敬，我说：“总理，我郑重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我向总理保证，我下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和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孙岳是专门记录。人家是这么大的一个笔记本，唰唰地就开始记。然后我就开始讲，刚说开始了两、三分钟，周总理自己拿个本子也记。 从6月1号讲起。周总理还给我保证了一句，说保证听我讲完最后一句话。于是我开始讲了，刚讲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周总理基本上是在记，记得比较详细，有的时候他听不清楚，还要我重复一遍，或者是哪个地方要强调一下结果是什么，因为事情刚过嘛，而且斗争那么激烈，全部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啊，我开始一件事一件事地讲，每一件事都讲得特别详细 刚讲了二十分钟不到，咚咚地敲门，周总理说请进。推开门，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周总理叫周伯伯，贺鹏飞说：“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说话。” 周总理说：“不行，今天我们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出去吧。”后来贺鹏飞就走了，我就又继续讲。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听到第二次敲门，贺鹏飞又进来了，进来以后还是说：“周伯伯，我也想听蒯大富说话。” 周总理生气了：“我跟你说了，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不要其他人参与，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敲门了。” 以后他就再也不敢敲门了。我就一口气地讲，讲，讲，有的时候总理问，孙岳一句话都不说，就在那儿记，我从凌晨两，点讲到五点。 五，点了，天亮了。周总理打断了，说：“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这样，我下面还有个会，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下午七点我派车来接你，去人民大会堂我们继续说，你今天说的情况是你一个人说的，而且呢，你被关了15天，所以，在你被关的情况下清华可能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再谈一次，你找三个人，你自己找，你找谁我接受谁，支持你的、同情你的、帮助你的，反正就是你喜欢的人，你找三个人，但是呢不要全找那个被关起来的人，不要全找被认为是蒯派的，也可以找同情你的但没有被关起来的人，对学校外面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人，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说，能不能做到？” 我说：“能。” “那好。”周总理站起来握手之后就走了。 我按照总理指示找了三个人。一个刘泉，刘泉的爸爸是浙江省的副省长。还有刘才堂，这两个人都是被整得落花流水的，和我同时被关在全校挨斗的。还有一个沈台平，沈台平是三个人中没有被抓的，我一放出来后他就天天跟着我走，非常同情我，有好多事情他都帮过我，我找了这三个人。学校早就准备好了车，下午七点提前一刻钟。我们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厅，后来我才知道是在河北厅，我和他们 三个人坐在那儿等。 接着周总理进来了，周总理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是你们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来听你们说话你们没意见吧？”说得很认真的。我说：“我向总理和两位首长汇报。”一个是总理，那两个是省委书记，你说我能反对吗？“好，那我们今天接着继续说。” 我、沈台平、刘才堂，加上刘泉一个，以我为主，就开始了。我说如果我有说得不对的，记得不准确的地方或者不完整的地方你们补充啊，随时补充啊。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说：“你们补充蒯大富说的话，看看他有什么说得不完善的地方，讲得不太对的地方。” 36 ==========第62页========== 以我为主，他们三个人有时也插话。有的时候我说得太累了，他们就帮着我说。我们四个清华学生向周总理和两位省委书记汇报，从七点讲到十点，又是三个小时。这样加上凌晨两点到五点我向总理做的汇报，情况，他总共听了六个小时。 最后我说：“总理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完了，我向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都是真实想法。” 周总理说：“谢谢你了，非常感谢。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来，你们吃完以后有车送你们回去。再见。” 我们和周总理加上两个省委书记告别以后，他们就走了。 一会儿，来了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圆帽子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请你们到这边来。请你到这边吃夜宵。”旁边有个小休息厅，在那里给我们一人放了一碗鸡丝面，汤面，哎呀那汤面特别好吃。每人吃了一碗，噢，香得不得了，吃完了以后，我们高高兴兴，又有车把我们送回到清华了。 周总理找我汇报清华情况的时间啊，1966年7月31号。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我现场给周总理提供的实际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材料啊。时间紧得不得了。 据《周恩来年谱》：8月1日，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 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周恩来还分别找清华其他同学谈话，了解清华情况。一拨是刘涛、贺鹏飞等。另一拨有王小平、雷蓉、张征尔、杨继绳等共十人。 笔者多方考证，《周恩来年谱》记载的找蒯大富谈话时间有误，应该是1966年7月31日。 当天，林梅梅（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之女）、刘菊芬（中国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之女）还贴出《给王光美同志提点意见》的大字报。说王光美曾说“蒋南翔性质未定，现在定了将来被动”，说王光美对她俩给刘涛提意见不感兴趣，听不进去。 雷、王等十几人贴出的大字报很多人支持，认为这是说出了同学的心里话。也有人反对，说这是片面地抓缺点，只看错误不看成绩。 8月1日晚，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王新民、王苏民、孙炬、王鲁光、丘承光（丘会作中将之子）、江小平、周子燕、安天泉、花纯荣、李新桅（李井泉之子）等贴出《我们的责任》大字报，指出在上级的帮助下他们认识到工作组犯方向性错误。工作组把与蒯大富的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反蒯是群众斗群众。 8月2日晚上，周恩来、朱德到清华看大字报，因人太多，没看成，又找部分同学座谈至3日凌晨。笔者感叹：文化大革命中，无论你主动介入或者被动卷入，上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林彪，下至普通学生和工人，皆灵魂尽现，可谓步步有险、命运莫测。 第七章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和红卫兵运动 第一节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后，周恩来在与毛泽东等中央高层见面、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之外，用相当多时间到基层了解文化革命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1966年7月23日，他先后听取几个大学及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汇报。7月24日、25日、26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7月25日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7月28日、29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学生辩论会。7月30日、31日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 57 ==========第63页========== 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 全会召开后8月2日、3日又约王光美和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根据《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版）1966年7月24日晨四时，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 “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 “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由此可见，1966年7月24日周恩来婉转地向刘少奇、邓小平表示政治分歧并开始保持距离。文化革命中周恩来踩着特定的步伐！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 议程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 根据黄峥编著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一1969》一书记载： 1966年8月1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邓小平用简洁的语言报告了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和议程。接着是刘少奇作报告。毛泽东开始频频插话。刘少奇：“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刘少奇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 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这天的会议共进行了两个钟头，下午四点四十分散会。 8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二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 58 ==========第64页========== 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概不许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一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清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 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这次全会开幕时，林彪正在大连养病，会前曾打电报来请假。毛泽东通知林彪要来京参加会议。林彪是在8月6日中途到会的 8月12日，全会的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候补委员三人，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俦、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被列为第二名，而刘少奇却降到第八位。 北京大学聂元梓、杨克明等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 第二节清华政治生态进入历史的绝版阶段 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清华工作组撤离学校之后，随着中央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刘少奇和王光美节节败退，只能检讨过关。 7月29日，叶林提议由原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临时筹委会”，负责立即改选出临时主席团并主持日常工作。“临时主席团”是在工作组受到严重批判、忙于检讨、仓皇撤离之际，勉强拼凑的一个机构，当然得不到广大师生的承认和拥护，直到9月16日下午才选出“临时主席团”，形同虚设。 从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工人宣传队开进清华，整整两年。虽然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团派占有诸多优势，但根本就没能一统天下。清华没有建立起合法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到本书初版中共已执政62周年，这两年处于中共党政领导缺失状态。清华建校100年内，仅此两年在清华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阶段。 这两年里清华园基本处于无政府、无权威的状态，这里的中国公民享有极端民主的权利。在中国最高学府里，师生们想法各异、志向不同。一万多精英在这个小王国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取得清华大学的领导权，表演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在清华园内各聚山头，打派仗，不择手段，激化为百日武斗。这两年里，学生、教师以及工人和干部们基本不上课、不生产也不上班，随心所欲地在校内或北京街头召开会议、演说、游行，他们张贴大字报，搞广播宣传，印刷传单报纸，随处散发，甚至可以跑到外省市去 59 ==========第65页========== 活动，串联成立组织，向当地省市委发起斗争。 这两年里清华园的政治生态实属罕见，可谓绝版！这里成为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 第三节周恩来带一百多中央委员来清华参加大会 1966年7月31日，周恩来两次见大学生蒯大富，用六个小时听取他关于清华大学运动情况的汇报，这已经是罕见的安排：到8月4日，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中央委员来清华召开全校万人开会，可以看作是八届十 一中全会的现场会。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为蒯大富等同学平反。这更是中共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事。蒯大富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角色，成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绕不开的绝版案例。 蒯大富回忆说：周总理带着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百多个人，就是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到清华开现场会。主席台上是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反正是非常有重量级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谢富治都坐在那下面，我们就坐在靠前面的一个小圈子里。那天天气特别好。刘少奇没来。你想当时那个小轿车从东大操场一直排到二校门，至少有两公里那么长，那个时候小轿车是非常少见的啊，你不够级别的根本没有可能有小轿车坐啊。 根据《周恩来年谱》：《1966年8月3日》 △就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事嘱秘书转告叶林：大会推迟到八月四日开。一些人的发言还没有准备好，还要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谈。并要叶林把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稿送来。 △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林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1966年8月4日》 △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后，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派工作组事，说：这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晚，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 根据周总理的安排，8月4日在清华东操场预先搭了主席台，召开全校大会，约两万人参加。大会从4日晚8点多一直开到5日凌晨2点左右。大会开了五个多小时。 李雪峰主持大会，首先讲话： 同志们：两个月来，新市委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今天大会先由叶林同志检讨，再由同学们发言，是不是可以？（众：可以） 叶林检查，他的检查稿会前周总理让秘书要来看过。叶林检查后蒯大富、贺鹏飞等学生发言。 蒯大富回忆说：当时周总理要我上去讲的话。因为会前就通知我了。我讲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吧，也不短，也有好几片纸呢，批判工作组。那稿子是我之前就准备好了的。我讲话的时候就很多人喝倒彩，也有鼓掌的，稀稀拉拉，不是很热烈。 同学们发言后由周总理讲话：（全场欢呼）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 我首先讲讲今天这个大会。党中央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29日找工作组开会，30日找工作组同志、找同学谈话，看文件，看抄来的大字报，到今天才六天…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是同意李雪峰同志讲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 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对抱有反对态度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因此。我们应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我们检讨。工作组应该检讨，更不应把责任推到同学和革命的教职员工身上。 ··我们的宪法规定了麻，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 60 ==========第66页========== 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 ……拿清华来说，在蒋南翔领导下，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清华园。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这证明工作组处理这件事做错了，说是反革命事件就更错了。同学中有争论，这是内部问题，不应当用23天的时间，甚至更长，24天半，在同学中挑起这样大的对立，把同学内部的问题引向敌我矛盾，限制自由、监视、压制、盘问、围攻、轮番斗争，直至按手印，造成绝食等等。这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我不相信这个和子解不开，我和两边同学谈了，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谈通，所以今天大会上还是有这种情绪的反映。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清华做一，点解释工作，我想这件事不做好，我不回去… 具体到清华，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问题，及各系扩大了围攻、斗争同学的问题，工作组要负主要责任，叶林同志要负更主要的责任，叶林应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了不平等待遇，甚至划押、盘问的这些同学赔礼道歉…… 现在你们解放了，你们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就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周恩来讲话后董必武、陈伯达分别讲话。 之后，邓小平讲话：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同志在这里讲的很好的讲话…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常委同志决定派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阻碍了群众运动…… 蒯大富回忆说：就在这个会上周总理宣布：“我主张对蒯大富同学、刘泉同学、刘才堂同学平反解放。”当场也有好多人反对。他们喊：“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就这样叫。你就知道批判我批判得深入到了什么程度，不知多少人反对我，恨我咬牙切齿。平反了也是臭的。蒯大富虽然不是反革命，可他也不是好东西，就是这样的。你就明白为什么我在我们学校就组织不起队伍来。后来我在九几年见到王力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就不像彭小蒙他们那样呢，他们还很有气魄的啊！哎呀，我说，您不知道，当时我在那个清华根本就没有那个基础，没有那个氛围。 那个很多群众啊，开会不是兴递条子的嘛，就飞雪似的条子往前面递，好多那个条子还给我了嘛，我那地面放了一大堆条子，谢富治，当时我也不认识他啊，谢富治就凑过来了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条子啊？ 我说能啊，能啊，你看吧！后来我就问他：你贵姓啊？他说我姓谢，我叫谢富治。 我说：嗅，你是谢副总理。我们俩就是那一天认识的。两个小凳子就坐得特别近，特别和蔼，所以我对谢富治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好。谢富治就一张一张地看，这张说的什么什么事，这张又怎么怎么的。 会后，周总理讲话的摘要立刻就向全国的各地大中学校传达，全国大中学生没有不知道蒯大富的，都知道清华有关蒯大富怎么怎么的。就从那以后，逐渐逐渐，就开始在群众中的印象就不是那么坏了，逐渐逐渐就好起来了。我不停地写大字报，反正就是一两天一张，两三天一张，反正就是贴大字报，给我自己申辩啊！我解释当时怎么怎么的，我的那个大字报里面全部有，也就是工作组当时怎么整我的，整我的任何一条我都给解释清楚，你批判我什么东西，我就解释什么。 蒯大富同班同学陈桢祥在回忆文章中谈到：周总理事先交代朱金根，你们发言不能再说蒯大富是反革命，否则我就要给他平反。 当时朱金根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发言时脱离事先我们准备好的讲稿，喊到：“蒯大富是不是反革命？”会场 一片“反革命！反革命！”。朱发言后安排蒯发言，会场一片“下去！下去！”的喊声，不让蒯发言。 后来总理在会上说：今天的大会是很好的“群众斗群众大会”。接着为没有安排好这次大会做了自我批评并为蒯平反。后来，朱金根为自己没有听周总理的指示、给总理增添麻烦感到十分悔恨。朱金根说周总理称蒯大富他们是“激进派” 两天过后，1966年8月6日，蒯大富贴出《给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敬爱的总理，您好！ 父 ==========第67页========== 首先，我要向党承认并检查一个错误，这就是在八月四日大会上的发言。当时，我发言的态度很不好。会后，有很多同志向我提出尖锐的批评，给我送来好多主席语录，我非常感动。我仔细地考虑下我发言前后的活思想，知道我的个人主义、私心杂念还严重得很。会上。我压抑不住几十天被迫害的愤怒，说了很多过激而不正确或不妥当的活，有相当泄私愤的心情。这样做效果是吹捧、开脱自己，排斥群众，给整个大会带来不良的影响。为此，我向党检讨，并决心以后坚决改正之。 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两个多月来，我暴露大量的旧东西、脏东西，犯了错误，跌了跟头，摔了跤。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也不怕，我要向王道明同志学习，敢于向私心杂念拼刺刀。我下决心，在这场暴风骤雨中，好好将自己洗涤一下，使自己变成一个比较清洁、比较纯粹的人。我是这样说了，我也一定这样做。请您相信我，并多多指导我…… 种种迹象表明，工作组领导班子大有可能是黑线人物。从大字报揭露出来的东西来看，他们对黑帮态度、对革命群众的态度、对主席思想的态度、对中央指示的态度、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对大字报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一个十足的保皇派，也许我这样分析是武断了一些。请党中央加紧对工作组领导班子考查，如果是黑线人物。要横扫出去。我们决心很大，一定要把工作组的性质考验出来，直到中央做定论为止。望您针对我校目前情况采取措施，急切地想听到中央对我们新的指示。 代我们向毛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最后，祝您身体健康，请您注意休息，祝您好。致 革命的敬礼！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上午10：30清华园 第四节韩爱晶综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次闲聚，年轻人翻看蒯大富随身携带的相册，有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与蒯大富、韩爱晶等握手的照片。年轻人问：怎么红卫兵又叫井冈山？又叫红旗？还有东方红？怎么回事？ 韩爱晶拿出有关红卫兵的资料做了详细回答： 这要综述红卫兵运动兴起的过程才清楚。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代表人物是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王铭、卜大华以及北大附中学生彭小蒙。 文革前期，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在中学也有反映，红卫兵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产物。他们是中学生，1966年大概17岁左右，当时我大学二年级，20周岁。他们在北京读书，获得政治信息和影响更多。像我这样从外地来京读书的学生思想状况和他们很相似。 我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要继承前辈革命传统，保卫红色政权，反修防修，立志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奋斗！ 毛主席在文革前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毛主席和毛远新及王海容的谈话影响着有革命理想的青年学生。在处理政治与业务关系的问题上，在发展党员的组织路线等问题上，他们与当时学校领导必然产生矛盾。而学校领导用他们熟悉的反右斗争的经验来观察和解决这种矛盾。 身在毛主席身边、正在青春期的高中生岂会向校领导屈服！1966年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清华附中骆小海、王铭、卜大华、邝桃生、张承志、张晓宾等十来个学生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这是张承志同学写小字报时用过的笔名。 1966年6月2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第一次在大字报上公开使用“红卫兵”名称，这个日子，正好是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的第二天。 在北大附中，女同学彭小蒙领导建立自己的学生组织叫“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该组织的严恒所还创作了革命造反歌。 62 ==========第68页========== 6月8日上午，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地质附中。以及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 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来清华附中声援。之后，学生以红卫兵或红旗命名的组织出现在许多中学里。 随着文化革命的进展，中学红卫兵像大学里造党委反的左派一样，与工作组发生矛盾。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6月25日，才认识蒯大富的刘刚和张庶平同学还把《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转抄到清华大学去，用来支持蒯大富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斗争。 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文中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了江青，请她将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主席。红卫兵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 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清华红卫兵回到学校后，又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江青把骆小海、邝桃生让带的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转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写了一封回信，未做最后定稿，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 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当天就作为一份重要文件印发给刚刚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应该作为定稿对待。 就这样，红卫兵、红旗，这种学生自发创建的组织是得到了江青的支持，又通过江青取得毛主席支持。之后，红卫兵才在全国发展那么普遍！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重大作用并影响全球！ 1966年8月1号之后，在很多大学里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发起人几乎都是高千子弟，因为他们及时得知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消息。这批大学红卫兵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工作组领导下积极参与抓学生反革命、抓右派、抓游鱼。所以他们千方百计保工作组过关，阻挠被打击的学生平反。 比如，北航高干子弟动作就很快。8月3日，以苏静将军之子为首的北航红卫兵总部正式成立并张贴宣言和纲领。北航红卫兵就属于这一批红卫兵。清华因为刘少奇已开始做检讨，刘涛为首的高千子弟组建红卫兵就迟缓一些。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在红卫兵运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中央文革四个副组长的排序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7月16日，王任重在武汉陪毛泽东畅游长江，看到过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这封对林彪有批评的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几个人见过。随即转给林彪。后来叶群烧掉时，戚本禹在旁边。信的原件按惯例由毛主席秘书抄录存档，五年后才公开。8月3日，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王铭和卜大华，让他们看到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信的内容。但毛泽东的信始终并没有正式发给 63 ==========第69页========== 清华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次大会的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罕见的。 毛泽东平常夜间工作，早上入睡，中午之后再开始工作，因此中央的会议与活动一般安排在下午。而1966年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打破惯例，清晨五点，就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他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握手，并且向全场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 腾起来，向毛泽东跳跃着欢呼：毛主席万岁！ 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由毛泽东提议，1500名学生代表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上毛泽东接见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同她谈话： 毛泽东：陆平现在干什么？ 彭小蒙：陆平在北大扫地。 毛泽东：陆平只能扫地，就像我一样，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别的干不来。我是你们的勤务员。张承先也是个坏人，把你们“红旗”拆散了。你们要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了多少人呢？ 彭小蒙：有发展了。毛泽东：这就对头了。彭小蒙：主席身体好不好？ 毛泽东：我身体很好。我在长江里游泳，有个青年同志肝痛了，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 彭小蒙：下一步怎么办？ 毛泽东：你们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条》办事。会不会游泳？彭小蒙：才学会，游得不好，很乱。只会游十几米。 毛泽东：那不叫游泳，那叫闲庭信步（这时毛做了闲庭信步的样子）。你要能这样，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江青：不能让她老出风头，要让她谦虚。 毛泽东：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干革命嘛！ 清华附中有二十几名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骆小海、韩军、宋柏林三人乘警卫不注意，闯进了天安门城楼中央的会客厅，见到了毛泽东。他们连声向毛主席问好，祝他万寿无疆。毛泽东回答说：“万寿也有疆嘛！” 当骆小海等人告诉毛泽东，他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时，毛泽东大声地向他们说：“我坚决支持你们！”红卫兵问起毛泽东写信的事，毛泽东说：“那是草稿，还没有发给你们哪！”此信后来始终没有正式发出。8月18日，最激动人心的是大会尾声，也是大会高潮！毛泽东走到天安门西侧，站在城楼边上，举起胳膊，向涌过来聚集在城墙下和广场上的青年挥动手中的军帽，下面万岁声一浪高过一浪！学生们跳着，欢呼着，忘记一切。 1966年8月19日，各大报刊在发表大会消息的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毛泽东说过当年苏联青年人见过列宁的不多，这次他不顾疲劳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的1300万青年学生，鼓舞他们投身社会阶级斗争，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之后，北京和外地一下子又产生数以万计的红卫兵组织。因为红卫兵的名称早被高干子弟们先占用了，挨整的少数派只好用红旗、东方红、井冈山、红鹰、公社、三红等名称。还有用成立日期作名称的，像川大 八二六、青海八一八等。这批红卫兵在1966年8月到10月忙于自身的平反解放，他们没条件去搞扫四旧。我们北航红旗就是这时候成立的。 红卫兵兴起就是三大波：第一波，1966年6月，北京的中学生创建红卫兵；第二波，1966年8月上旬、中旬北京的高干子弟大学生组建大学红卫兵；第三波，1966年8月18之后，受工作组打击的造反派的学生组建红卫兵。 64 ==========第70页========== 第五节王光美搞八九串联会对抗八八串联会 在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建立与串联会关系很大。因为刘少奇已开始做检讨，刘涛为首的高干子弟组建红卫兵就迟缓一些。 1966年8月5日，刘涛等人成立了自控系红卫兵，8月19号正式宣布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吸收八 九派干部子弟和军人子弟，被称为八九红卫兵。8月22日，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式成立，实际是八 八派红卫兵。 八八派、八九派来源于两个串联会。 蒯大富回忆说：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八八串联会由唐伟、陈育延、刘泉他们发起。唐伟主持大会，谁愿意讲就讲，讲几句也行，讲三四分钟也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典型的、非常典型，这是运动初期的做法，因为八月八号那天成立的，所以就叫八八串联会。那天正好公布《十六条》，是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串联会，虽然刘泉父亲是副省长，但他的串联会参加者基本是反工作组的平民子弟。 专门保工作组的在第二天又搞了个八九串联会。后来揭发出来内情是，王光美对贺鹏飞他们说，人家搞了个八八串联会，你们不能也搞一个吗？然后贺鹏飞和刘涛他们第二天也搞了个八九串联会。这是贺鹏飞主持的，核心人物是贺鹏飞、刘涛，还有包括李黎风、马楠这样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主张是，工作组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错误有缺点，应该做出检查。 那个八九串联会人挺多啊，当时拥护工作组的人比反对工作组的人多，多多了。大多数人还确实是同意工作组的，认为它是代表上级领导的，犯了错误，但是呢，应该还是让他们走，不能死揪着不放。我们这些挨整的人当然不干了。哎，看见那个工作组已经大势已去。可那些和工作组一起整人的，工作组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是官，工作组犯错误撤走后，他们还是官，反正他们就是官，他们永远也是官。 八八串联会和八九串联会就接连辩论，当时辩论还是很文明的。你一句，我一句，反正是谁也说不服谁，就看谁的掌声最热烈。 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二日闭幕，刘少奇在中央的位置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对此，中共中央在8月14日正式发出通知，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8月18日大会时，向社会公开显示这一变化。 韩爱晶感叹说：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首次使用“毛主席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这一提法。这是从未见过的特殊提法，用最生硬又最巧妙的方式一下子把林彪提高到仅次于毛泽东的高度，而且把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固定下来。后来还写进九大党章。这种不正常的提法搞乱了党的政治原则，搞乱了广大人民的思想。由此导致广大学生和工农兵的思维方法及行动偏离正确轨道，恶果丛生，不可收拾。历史证明，违反辩证法的愚昧名堂是不会长久的！对此，那些向毛泽东建议这种提法的高级领导人要承担政治责任及法律责任，毛泽东本人也有责任。清华学生对高层变化迅速做出了反映。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6年8月19日清晨3点左右，“向日葵”的唐伟、陈育延、吴栋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 内容说：“反蒯期间她直接插手斗争蒯大富同志的准备工作，是她做了叶林的后台，血洗了清华的革命造反精神，造成了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她才是清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头…我们决不让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溜掉，不管她有多大的红伞，打着准的旗号，我们也要抓住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扒手，追她的根，挖她的底！不管她有多高的后台，我们一定要把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刘涛一定要明确表示态度！…” 有很多人在《王光美是清华园里第一号大扒手》大字报上批语，围攻这张大字报。反对的多，拥护的少。到中午11点，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小平、袁塞风、王新民等也掉转方向，贴出了《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他们都是“临筹”的人，这些本来接受王光美直接指挥的高干子弟反戈了！把全校师生注意力转到王光美身上来。 65 ==========第71页========== 自控系红卫兵“敢死队”贴出《清华园必须大乱》、《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大字报。马楠以红卫兵名义贴出要罢刘涛、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官的巨幅标语。 上午王方安给周恩来贴了大字报，不同意为蒯大富平反。 蒯大富回忆说：复杂的文化革命触及人的灵魂！8月19号，八八串联会唐伟又组织一个为蒯大富革命造反精神平反会议，因为批判工作组绕来绕去绕不过蒯大富这件事。那时候在社会舆论上，即使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左派，蒯大富被批得狗血喷头，绝对是连幼儿园的小孩都喊打倒蒯大富了，都到那种程度了。会场坐得满满的人。 大会宣布给蒯大富同志的革命造反精神平反、他是反工作组的最特殊的人、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一类的话。文革开始的时候学生对学生啦还是很讲理的。大字报我写我的，你写你的，大会发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管怎么样大家很文明。刚发言还不到一半的时候，马楠他们一帮人来到会场，冲上去坚决反对给蒯大富平反，当时清华给马楠起了一个绰号叫马楠将军，这伙人专门打砸抢，到那都是横着走。 他们反复高减“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口号之声此起彼伏。当其他同学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高喊那副对联，大喊特喊，并让别人报家庭“成份”。只要有不同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最后他们强夺了会议的领导权，压制了这次辩论。 然后抢话筒，不让发言，他们霸着话筒，人家开会你霸什么话筒阿？他就霸着话筒不放。后来，因无806班下中农子弟唐海山不满“敢死队”的作法，拉话筒而发生了严重打人事件。 这就是著名的8·19事件。事实上不讲理的事情绝对是从他们那儿开始的，是从高千子弟那儿开始的，绝对如此。就是那个会上他们宣布正式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宣布“临时总部”成立。 第六节万人大会周恩来戴袖章冒雨讲话 1966年8月22日晚上，全校又开万人大会，周恩来又到清华，叶林做第二次检查。承认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制造了白色恐怖，对革命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大多数学生认为这个检查基本可以了，但仍有许多疑问没消除，准备再让叶林澄清一下事实就可以了。不少人“希望王光美回校来检查”。 贺鹏飞发言，做了检查，尖锐地批评了工作组，并指出了王光美应负主要责任。年已68周岁的周恩来戴着红卫兵袖章冒雨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从八月四日到现在，过去了十八天，清华的新生，革命精神，应该说是在一天一天地增长。（鼓掌）给我这个机会，我再一次向你们讲几句话。（热烈鼓掌) 雨淋到周恩来，大家高呼：“总理打伞！”“总理打伞！” 周恩来推开打伞的学生说：“上次我就说过，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台下长时间热烈鼓掌。雨下大了，学生又给他打伞，他说：“不用。” 周恩来说：“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说：“第一个问题，今天我听了叶林同志代表市委派来的前工作组来向大家作进一步的检讨，我们从他的声音中看到他们是感到错误的沉痛… 毛主席说，全国工作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犯了普遍性的方向和路线错误，所以这就不是偶然的、个别的。 (学生要给周恩来打伞)别给我打，你让我说话嘛！让我快一，点说完不好吗？我是来煽风点火的，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现在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会很快就会在全国，点起来。那么今天来的北京的、西安的、兰州的、南京的、长春的、哈尔滨 66 ==========第72页========== 的、天津的、上海的、贵州的等等各地的许多同学，都把这个火接回去了，所以相信他们也能和你们一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有“八·八串联会”、有“八·一八串联会”，“八·九”的，他们不叫“八·九”，叫“斗黑帮串联会”。不管什么组织，代表着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不同意见的组合，这是结社的自由。所以你们可以分开，开小会，也可以合起来，开大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你们有自由，有合乎我们社会主义宪法的自由和权利。那么有人说了，这样不是不团结了吗？我看争论一个时期没有什么坏处，会促进你们团结得更好。年轻人更不要怕争论，各种意见只要大前提对了，不同的意见交换嘛。放半年假，就是要你们斗批改，斗批改中就有争论嘛。所以，由争论在原则上统一起来达到团结，这是最有力量的团结，最好的团结。所以这些争论，这些讨论由你们自己决定。集会结社，在革命这个大前提下由你们自己解决。 我们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所以我赞成你们斗他，但是你们要有准备。 另外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大会主席：请周总理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最后，周恩来带领大家呼口号：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蒯大富回忆说： 周总理旁边还有服务人员给他打伞，周总理不打，把伞拨到旁边去，说什么我要在大风大浪中迎着暴风雨前进。大家鼓掌，叶林又把那写得很长的检查拖着哭腔一字一字地念，说句老实话我们觉得也可以了，至少我蒯大富觉得这已经是可以了。还要怎么着，叶林这么高的位置，周总理亲自来陪着做了两次检查也就得了呗，你还要怎么着。周总理也给说情了，说叶林同志做了检查，从他的内容来看，从他的声调来看我觉得也还是比较深刻。周总理都这么说话了，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再要求什么了，见好就收了，别得理不饶人了。 这时候都已明白工作组问题根于在王光美还涉及刘少奇。学生大字报指向刘少奇了。不过调子也不高，就是提这问题那问题，就是学毛主席当时提出的什么发人深省啦，那种调子。我到8月23号，才在大字报里面有一段涉及刘少奇的，用词是非常和婉留有余地。你贴我也贴，反正是提问阿，那总是往下面贴，不知道能贴出什么东西来？ 笔者感慨：1966年毛泽东73周岁，畅游长江，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68周岁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操劳，还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大雨之中一讲几个钟头！ 毛泽东、周恩来以伟大的革命激情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七节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8月，有人说红八月，有人说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冒出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还有“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成为相当一部分高干子弟红卫兵的精神武器。 常见到中学红卫兵一群几十个人，形成气势，去找不同意见的人辩论。有人要发言时，他们齐声高喊：报出身！报出身！ 对方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军人家庭才敢发言。如果发言提不同意见，这帮中学红卫兵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 不正常！极不正常！ 8月6日，北京部分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对联的辩论会。江青说：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江青还说：看一个人，第一要看阶级立场，这是本质问题；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是表面。 67 ==========第73页========== 道理也讲了，很简单，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这是匆匆忙忙拿出来的。我觉得应该少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千得很好的！ 江青讲话几乎不起作用。口号、对联像旋风在北京刮过来刮过去！ 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拖着长声高喊：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新华社二十二日报道：八月二十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他们有言论有行动！ 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 “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 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行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革命职工，搬掉了门上“王府井”三个大字，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命名的“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 “全聚德”烤鸭店的革命职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砸掉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个字，正式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在“全聚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们激动地说，“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 大字报说：“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大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 中学红卫兵是主要力量，开始搞“倡议书”，后来升级为“通告”，再升级为“通令”、“禁令”…他们把革命热情上升到立法、执法层次。中学的红卫兵娃娃给大众的社会生活立法，同时执法，走向荒唐！而且，他们行动的大方向并不是毛泽东最关心的斗争党内走资派的方向，其中另有奥妙。8月20日以后，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大字报的内容也更尖锐了。 蒯大富回忆说：8·18接见以后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那个震动太大了，震动太大了，这个可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说明中央组织上作调整了嘛。 这可不是一般的错误了。以前有错误的时候可以通过内部检查不公布什么的，这个是组织上调整把林彪给捧上来了，当时中央副主席本来是五六个的，现在副主席只有林彪一个了，原来周恩来他们都是副主席啊，陈云也是副主席，现在只剩下林彪一个副主席，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就成为最重要的事了。从8月18号晚上，一直到23号，一个星期，出现攻击刘少奇的浪涛，轰动北京市，这是基层第一次出现攻击刘少奇的浪涛。 在清华大学，最先明确攻向刘少奇的是唐伟、陈育延、吴栋三个人成立的“向日葵”小组，他们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大字报不长，大概也就是三四张纸那个样子，语言非常犀利：王光美，就是中共中央《十六条》指出的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的扒手，王光美就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不管她有多高的后台，不管她怎么怎么的，我们一定要把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就这么几句，这个口号是非常厉害的。其他的也还有。清华还有一个女同学叫李琴珠，后来自杀了，她就写了一个《舍得一身刷，敢把王光美拉下马！》的大字报。形势发展得比较快，如果可以的话，打倒刘少奇可能提前。 没想到贺鹏飞他们组织了12个中学的红卫兵说清华大学右派翻天了，1966年8月24日，成为清华大学恐怖的日子！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6年8月20日，“1053”战斗组贴大字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一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讲刘少奇“狂妄至极，唯我独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他面对着轰轰烈 68 ==========第74页========== 烈的群众运动大慌手脚，赶快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冷水、设障碍，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问题，撤销了工作组之后，这一部分人便成了取消主义者…划圈圈、定框框、保护黑帮过关。” 篮球队孔某等三人贴出《致江青同志》大字报。关于王光美的大字报更多了。 8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指出：“任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坚决的斗争，一直到撤他的职，罢他的官。” 有大字报转抄陶铸在人大讲话：“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其他什么人都不能保卫。”“向日葵”战斗组又贴出《王光美就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 晚上，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说首先要造王光美的反，和王光美的错误划清界限。指出王光美不是一般工作组员，而一直是领导小组成员，反蒯重大决策是她制定的。而且不仅揭发、批判了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中的错误，也涉及到四清中的一些错误。表示在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中，一定要站稳脚跟，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这在全校震动很大，不少人冒雨去看这大字报。贺鹏飞等立刻贴出大字报《坚决支持刘涛同志的革命行动》。很多人把王光美的问题和18日万人大会后报纸上的情况联系起来，支持她的这一行动。并希望她进一步造反。刘涛在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标题写出这张大字报对同学的影响很大。师生们明显地看出刘少奇王光美肯定有严重问题，连他们家人都造反了，贴王光美的大字报激增。 房8的陈某等人贴出《改组党中央，拥护毛主席》大字报，受到反驳，几小时后涂了标题。8月22日，“向日葵”贴出《刘少奇同志7·29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直指刘少奇。 上午，出现了几张给中央某同志的大字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有同志呼吁开辟内部馆，没有引起重视。 至8月24日下午，清华园里还贴了《海报：周总理8·22讲话是个大阴谋》、《致江青同志一一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一一向读者推荐一篇大字报》等有关中央首长的主要大字报。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凌晨1：00多，制8的一同学从北大转抄来一张毛主席的大字报（不多久便撕下去了）。 5:00陈伯达在北大讲话，他说：发表毛主席文章是很慎重的，一般经过《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你们不要听谣言。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或信给我带给他本人，贴了大字报他也看不见。 7:00出现相当数量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如《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等，同时又出现一些给李雪峰的大字报，一张给陈毅的大字报，一张给周恩来的大字报。有人转抄了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有的同学自动撕去了据说是毛主席的大字报；还有“清华红卫兵”反映其负责人以前布置写刘少奇的大字报，说“要打在头里”。大批外校学生到我校看这类大字报。 12:00我校出版科接到“临筹”紧急任务，火速赶印3000个红卫兵符号。12：00接稿，1：30完成。中午“临筹”广播了两次，希望将大字报贴到内部馆，很多人没听见，“临筹”也没有认真、积极地作宣传工作。他们把革命师生造王光美的反、给刘少奇贴大字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精神看作右派翻天、妖风、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甚至认为到了不可收拾、不可自拔的地步，请求外援。 下午1：30清华附中广播红卫兵集合，要求外单位人员离校，开始封锁校门。 下午2：00参加联合行动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得到通知，要求个别前往清华附中，不集合不广播。2:45在刘涛“保护要害部门”的指示下，“自控系红卫兵”奉命手持皮鞭、木棍占领了广播台，限制一切人员包括广播台部分工作人员的进出自由。 3: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清华大学派汽车去接他们。 4: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贺鹏飞讲话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妖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布置任务先看守大字报，限令24小时内作者撕去大字报，否则后果严重。把大字报作者记下来，大字报照相或抄下 69 ==========第75页========== 来以后算账，再放到内部馆去。 4:50十二校红卫兵跑步进清华，严密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广播了《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勒令6点前把给中央同志的大字报移至内部馆。有些“清华大学红卫兵”四处宣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主席，“他们是乱七八糟的人组成的”。“清华工农子弟只有3040%,大多数是混蛋、王八蛋”、“清华右派翻天了”。大礼堂里的“八·八串联会”刚散会，“清华大学红卫兵”跳上去喊：“资产阶级兔崽子们，你们无耻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党中央，当刷万刀，罪该万死…” 5:10《清华附中红卫兵》纠察队广播：“六点前附中师生不准出校，”后改成“在大队人马回来前不许离校”。 清华广播台多次广播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等十二校红卫兵的《安民告示》：“我十二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五点开进清华大学。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队伍，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军的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电机系研究生王心丰表示了不同意见，立即被架走包围，你推我打，眼镜被打在地。物804班金世泽同学从外边回来看到有新贴大字报，坚持要看。结果被红卫兵抓住，游草坪一周后拖到明斋，被反绑按倒在地，用皮带抽打，又打嘴巴，用脚踏腋部，踩书包，拷打逼供。金说书包内有主席语录，他们不理。贺鹏飞进室时，金求救，贺不理，一直搞到晚八点才被放回。 6:00贺鹏飞等指挥推倒了二校门。这是清华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它一直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7:00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对给领导同志的大字报进行拍照，抄了名单。对一些战斗小组进行搜家，发生了打人的现象。“红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7:15十二校红卫兵开始撤退。 8:00红卫兵在西操场集合，开庆祝大会，再次声讨“清华右派翻天”，向在窗户上观看的同学骂：“兔崽子们，你们下来，快下来！” 9:00十二校红卫兵撤离学校。校内贴出大量《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大字报。谁有不同意见就被诬蔑为“混蛋”、“狗崽子”、“糊涂虫”、“毫无阶级感情”，大叫：“书呆子快醒吧！” 晚上10：00到深夜，“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 凌晨约一点，我校红卫兵把《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作者陈某等四人揪到二校门旧址文斗。斗完后“临筹”负责人之一王小平找他们谈话说：“你们自己是革命的，要挺得住。”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大字报底片交王任重秘书。 8月25日，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中层以上干部继续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在草坪上、在阶梯教室。红卫兵们用皮带头抽打“劳改队”的干部，鲜血直流。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 校园里出现了大量的《“8·24”行动好的很！》、《就是“要红色恐怖”》、《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字报。 会上，一名“清华大学红卫兵”提出“24小时内解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交出袖章”，贺鹏飞等主席台上的人全部鼓掌。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唐伟、吴栋等要求见王任重，对“8·24事件”提出报告。王原来答应接见，后临时改派吕乃强接见，收下唐伟交上来的一部分材料。 8月26日，土建系给7班原右派复读生侯协兴被打后关在2号楼，不堪受辱跳楼自杀 刘冰在《风雨岁月》中叙述：1966年8月24日晚上，大约九，点钟，一些中学生红卫兵和清华大学贺鹏飞领导的红卫兵押着大批校系领导和机关干部强迫他们去拆二校门，不拆就用棍子打。他们用皮带疯狂地拍打，背不动也得背。一直折腾到凌晨以后，累得人们骨头快要散架了，许多同志累得走不动了。每个人都被他们打了。工会的刘泰同志说，那天夜里他连打带累回到办公室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在大礼堂西侧的阶梯教室，各系的总支书记、校党委各部正副部长，校行政各处的处长，都集中在这里， 70 ==========第76页========== 成行地跪在地上 天将拂晓的时候，把我们先转移到了科学馆，后又到了生物馆让我们互相用棍子抽打。 蒯大富回忆说：空军参谋长梁璞中将的女儿一一师大女附中梁二同她们参加了。8月24号我还不认识她呢，过了几天我到师大女附中去的时候，才见到梁二同。 我问她：你当时怎么到我们学校来了？ 她说：哼，你们学校都右派翻天了，那我们还不去啊！ 在此之前清华的组织，都是非常松散的，包括八八串联会，包括后来的八九串联会。都是串联会嘛，你来就来，不来就拉倒，根本就不是什么组织，很松散的。8·24很厉害啊！8·24我在学校，我怕他们打，我躲在一个暗室里，他们找不着我。 他们中学生这支队伍是高干子弟，就是所谓的老兵派，这就是最早的红卫兵。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腰里系着一个皮带，穿着军装，拿着皮带啊，格打勿论，是真打啊！打死了很多人，就从那个8月19号开始约40天。没道理可讲，想打你就打你。开会时，你要发言先报出身，必须报，你是工人、农民、干部红五类的那些，你要是出身不好，你甭想讲话。他们就高人一等啊，他们是高级干部的孩子。 在我们清华，8·24之后整个校园都空了，整个大字报都没有了，全撕了，撕得光光的。就是前几天贴的那些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揭露的也非常浅，就是揭露个修养啊，在哪个地方的讲话和毛主席的意思不对什么的，当时是很肤浅的，那至少恐怖了有一个星期都不止，就没有人敢贴大字报了。 就那以后清华就陷入低潮，有一个月。整整一个月以后我们成立了井冈山兵团。 唐伟在一篇文章中说：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八九红卫兵。很少提到红卫兵中的高千子弟。他们是文革中第 一批跳出来的“革命小将”。比如清华大学的“8·24”事件，贺鹏飞是主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们在父辈的保护下将过错全部推到了蒯大富和“造反派”的身上。陆小宝的文章中提到过一些人，不少是作过恶的高干子弟，文革后一直身处高位。现在又有一批高干子弟成了改革开放成果的既得利益者。 后来有人揭发是请示过王任重的，是有复杂背景的政治斗争。 韩爱晶回忆说：十二校红卫兵随后就像旋风一样突然杀到北航来了！我在宿舍里，听外面是大队伍的脚步声、口号声。广播啊，通令啊！那个气氛啊很恐怖！我们北航红旗才成立四天，虽然有一千多人，都分散在各处，避开了。 戏剧性的是，他们撕反动大字报，撕到自己头上。撕出一张“炮轰”，大字报里问：难道派工作组毛主席不知道吗？ 第二天，说这张大字报是北航高干子弟红卫兵头头之一赖锐锐写的，矛头对准毛主席！ 几个月之后，我们势力大了，公安局来抓赖锐锐进牢房。1967年夏天我们开全校大会批斗赖锐锐，还把他爸建材部长赖际发也拉来陪斗。 后来听说，建材部长赖际发是拥护毛主席的，那张大字报也不是赖锐锐写的。听说大字报大概是李井泉小孩写的，当时他们已知李井泉情况不妙，赖锐锐担心一旦李井泉（中共西南局书记）出问题他们承受不住这件事。赖锐锐就主动顶替，说这张大字报是他写的！ 仗义吧！这也叫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中国人里有让人钦佩的灵魂！残酷的政治斗争，几个反复，人的品行就大白于天下！ 第八章蒯大富拉队伍，王光美、刘少奇忙检查 第一节陈伯达的文革小组组长和蒯大富司令名分 韩爱晶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常委、政治局领导下的工作班子，后来实际替代了中央书记处，进而 1 ==========第77页========== 改组中央政治局，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对文化大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 回首文革，可以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只不过是个名义组长，江青是个主事、闹事的组长，而作决定、把关的实际组长是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中央新闻对外公布陈伯达是组长，他闹着不当，周恩来劝说之后，陈伯达才干，后来他生病。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专门发文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 陈伯达病好之后，再没主持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由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其他领导共同研究决定文化革命重大问题。包括给毛主席、林彪的重要报告，必须经过周恩来签字同意才行。如果成立之初就直接任命周恩来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对全国造反派的行为规范应该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干脆由他直接处理上下左右关系，也许周恩来还会轻松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恩来实际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8月18之后，从中央到社会，形势急骤变化。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热情被调动起来，千万年轻人勇敢地冲向政治舞台。从此，中华大地遍地都是红卫兵。 在北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司令部应运而生：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称为“一司”；9月5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称为“二司”；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称为“三司”。 清华大学唐伟领导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参加了“三司”，这个司令部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为首，掌握实权的灵魂人物是地质学院朱成昭。我当时没有队伍，朱成昭特别邀请我以个人名义参加，并要我参加 三人核心组，三人核心组另一个人是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负责人宋远利。 朱成昭在地质学院领导的组织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966年8月17日成立。当时蒯大富是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由于他的个人影响比朱成昭大，社会上误传蒯大富是“三司司令”，客观上成为北京学生造反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核心人物聂树人有篇文章《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蒯大富的说法与聂树人文章中宋永毅采访朱成昭得到的回答相吻合。现引如下： 在《回首“文革”，“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一文中，金春明先生在“介绍”蒯大富时说：“五大领袖当中的另一位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又是影响很大的‘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的司令。”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金春明先生则是以讹传讹… 宋永毅曾采访过朱成昭，他的采访回忆发表时，朱成昭已经去世。据宋永毅对朱成昭的回忆：“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在采访中告诉笔者：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但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 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后来，朱又请蒯担任三司的副手，这便是蒯大富是三司‘蒯司令’的流传的由来。”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大会上，蒯大富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与会三千多名红卫兵宣读“誓词”。三司的成立大会，为什么要让蒯大富领读誓词？ 在三司成立大会前一天（9月5日)召开的各成员组织负责人（都是第一把手参加）会议上，因“地质东方红”主要负责人朱成昭安排，蒯大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清楚地记得，朱成昭在会上说，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形势很严重，反工作队的蒯大富在清华大学还站不住脚，至今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借三司成立之机，表明我们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经过反复思考和协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让蒯大富在大会上领读“誓词”。由此决策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以什么身份来完成这一使命？协商一致的结果是。给他 一个“三司负责人”的身份… 不争的事实是，“三司”成立大会开过之后，蒯大富就离开了“三司”。此后，他也没有在“三司”工作过一天… 据“地质东方红”红卫兵蔡新平回忆：在“地质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有一天，李讷找到“地质东方红”总部，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身份对我们说，要“地质东方红”大力支持一下蒯大富。是日夜里， 72 ==========第78页========== 我们就派出百余人，用汽车拉着纸笔墨和浆糊，见大字报就盖就写，很快，以“坚决支持蒯大富同志回清华闹革命”、批判工作队错误为主要内容的大标语就铺盖了清华大学校园。 蒯大富聊天时说过一个故事：当时三司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有一天来了两个人，说：我们想参加三司。 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她说：我叫郭兰英。 哇，把我吓了一大跳，郭兰英当时多大的名声啊，可她一点也不漂亮，显得又干又老的样子。郭兰英是最早的造反派呢！ 她说：你们三司是最革命的，我们是受迫害的人。我没敢答应他们参加，我说：我们是大学学生组织。 她强烈要求参加，我也没办法，就给她把名报上了。哦，她那个老公姓万，好像叫万千元，特别发家的 一个名字。 笔者认为，说蒯大富没有在“三司”工作过一天，也不准确。蒯大富出名主要还是清华文革的特殊性，朱成昭帮助过蒯大富，但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蒯大富行事并不是靠三司，他也不在乎是不是三司司令这回事！ 第二节“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 蒯大富回忆说：张春桥看我独来独往，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朱成昭、韩爱晶也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他们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说：“我们支持你！” 那时候，讨论要成立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呢？在化学馆旁边的二宿舍，当时学生自习室里，刘刚在黑板上抄写了毛泽东的词《重上井冈山》。刘刚说，星火燎原从井冈山开始，就叫“井冈山红卫兵”。我和鲍长康、彭伟民等人都同意。我们定下了井冈山红卫兵的名称。外部组织叫井冈山战斗团。 1966年9月23日，我和鲍长康、彭伟民作为召集人，号召成立“井冈山红卫兵”。鲍长康是二把手、彭伟民是三把手，他们都是元老级的，非常坚定的“井冈山人”。九十年代后，彭伟民成了北京现代的老总。 1966年9月2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正式成立！提出的三大口号是：批工作组错误路线，批“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 我和贺鹏飞谈判，想到广播台去广播成立宣言。贺鹏飞反对我们成立“井风冈山红卫兵”，不让广播。后来我们无线电系的一帮男孩就去冲广播台，冲啊，但是冲不过人家，又给打出来了。第二天贺鹏飞怕我们闹，就主动找我们说可以播。他当时也没有底气，他怕我们专门和他作对，就广播了我们的成立宣言。 后来我说，这样吧，“清华大学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轮流播，一家一个小时或一家半个小时。 当时朱成昭、韩爱晶支持我。我们成立“井冈山”的时候一百人还不到。他们地质“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早就队伍雄壮，北航“红旗”已有近两千人。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在大礼堂开成立大会，大礼堂座位 一千四。朱成昭带着地质“东方红”战士，韩爱晶带领北航“红旗”战士来到礼堂，坐在会场上撑场面。还有一些外地来串联的，会场差不多也坐满了。 当时凡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包括“红五类”和职员，发展成为“井冈山”红卫兵；家庭出身不好的就参加“井冈山”战斗团，队伍就扩大了，出身不好的占很大的一批。因为本来学校出身不好的人太多了，大概是五分之三吧。 笔者认为：1966年9月2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正式成立时，蒯大富包容家庭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这一条说明在清华条件下蒯大富的宽容与随和的一面。 蒯大富提出的三大口号“批工作组错误路线”、“批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就有点偏 73 ==========第79页========== 差了。 批工作组错误路线，矛头向上，符合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清华大学红卫兵”矛头指向持不同意见的红卫兵组织，已有政策偏左的倾向；为“蒯式人物”平反，是应该做的，但突出一个“蒯”字，已有突出个人和小宗派的苗头。 俗话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以三大口号为指针，似乎为蒯大富后来失败埋下了种子。 韩爱晶说到清华井冈山与北航红旗：文革时我们北航和清华情况根本不同。清华蒯大富个人作用与影响很大，先有蒯大富出名后有井冈山兵团。而在北航，是先有北航红旗这个战斗集体，后有我这个勤务员。北航被工作组整得最厉害的学生是石兴国，他比我高一年级，比我冷静成熟。还有个同学叫曹伟康，瘦小文弱，他跟工作组斗争不屈不挠，让人非常佩服。1966年7月29号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北航持不同意见参加大会的就是石兴国和曹伟康两个学生。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戴上红卫兵袖章，接见百万群众。8月20日，我们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学成立了北航红旗战斗队。我们是由下而上，上下结合，当时各班各系红旗奋起，一成立就有一千多人。最早的北航红旗战士是屠海鹰、匡正方、张依立。在北航红旗正式成立之前，8月18日他们参加天安门大会后，就在市里买了红布，当晚张依立用黄线绣字，做了七个红旗袖章。屠海鹰、匡正方8月19号上午就戴上红旗袖章，党支部书记还对匡正方说：你拿下来，这是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 1966年8月19日，田东同学贴大字报公开号召成立北航红旗。许多班级的红旗自发组成，大字报区到处可见红旗符号，在没有总部的情况下北航基层已经遍地红旗招展。这种情况与蒯大富在清华成立井冈山完全不同。 北航学生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军人家庭，他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投身文化大革命。北航红旗战士出身几乎都是红五类。那些出身于市民或知识分子家庭就算差的了。因此血统论在北航红旗也有影响，这与清华也不同。 我们实行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班、系、院三级，一层一层选举。不像清华蒯大富当然就是井冈山的一把手，由他指派总部委员。 北航红旗每个系推举两个人到院里，加上教师和工人代表差不多20个人，形成核心。我只是这个核心成员之一。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一切活动都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发挥每个红旗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石兴国提议北航红旗的领导机构，不采用司令部制。实行勤务员制。各系红旗战士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一一系勤务员，由他们组成北航红旗院级领导机构“总勤务站”。勤务员只有分工，不分次序。北航红旗成立之初从法律程序上讲没有明确过常委也没有明确过一把手、二把手。但无论从影响上讲还是根据总勤务站实际情况，石兴国是主持全面的。我在校外、在国防科委门口负责那里的斗争。 直到1966年10月4号，我们北航红旗翻身了，又搞了一次普选，才产生五个常委：韩爱晶、井然（当时名：井冈山人、田东、仇北秦、杜玉荣，这时才明确我为一把手。但决定重大问题都要召开大会、小会、全体战士会，凡事少数服从多数。 后来，因我自身素质跟不上斗争要求，出了问题，愧对北航 “勤务员”、“总勤务站”的名称后来被全国各地许多群众组织采用，始于北航，创造者是石兴国。 一次聚会，韩爱晶说：“1966年国庆节我已经上天安门城楼了。我们北航‘红旗’属于二司。那个二司当时是偏保守的，北航‘红旗’在里面是造反派。由于我们组织比较大，还是分给我们一张请柬，我代表北航‘红旗’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我们住进中南海，白天上了天安门城楼，晚上在中南海岸边看焰火。” 韩爱晶问蒯大富：“你当时身为三司三人核心组成员，怎么过的国庆？”蒯大富说：“他们肯定搞鬼了，他们没给我请柬。” 韩爱晶又问：“当时社会上认为你是三司司令，就算是三司的副司令，竟然没有拿到上天安门的请柬？”蒯大富说：“我是从清华拿的请柬，是贺鹏飞广播要我到的静斋。他说国庆有上观礼台的请柬，是贵宾台。说给我们清华有几张，几个组织平分，给了我两张。当时我们井冈山才成立一个星期，没多少人。贺鹏飞还是挺老实的，这就很不简单。我和彭伟民一起去的。” 蒯大富又说：“那肯定是三司那边陈爱莲搞的鬼，他们为了自己去，就把我的请柬给贪污了。” 74 ==========第80页========== 这也说明蒯大富在三司没有实权，只是个名义司令。 第三节韩爱晶厘清十万人大会前后重要史实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10月6号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在北京市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大会叫“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绞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的。地质周永章坐主席台。在工人体育场，坐满十万人。 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 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只是打个招呼。 大会最后有一个议程，就是带领全场十万人宣誓，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韩爱晶把稿子递到我手上对我说：“蒯大富，你来念吧。” 韩爱晶回忆说： 1966年9月18日到1966年10月6日这二十天，在北京社会层面上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此期间发生三件事，对当时社会上文化革命形势的转变发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件事是在沙滩“红楼”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红楼”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毛泽东当图书管理员工作的地方。现在应该可以看到重新恢复原样的李大钊办公室，还有毛泽东上班的陈列报刊的图书阅览室。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连续三天，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谢镗忠和毛主席女儿李讷等在沙滩“红楼”召开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这是一次少数派座谈会，是毛主席让开的，让大家反映一下北京市文化革命情况。 这是一次产生重要影响的座谈会，到会的都是受到工作组打击的学生，他们用事实说明受打击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朱成昭、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伍家穗等都发言反映情况。会后，中央文革把会议记录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很大。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把文化革命向前推进。 第二件事，这次座谈会产生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红旗》杂志10月1日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指出：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 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第三件事，1966年10月6日，北航“红旗”和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共同组织了一个十万人大会。当时“三司”主要负责人朱成昭派人和我们一起做组织工作，但他想不到会议开得那么隆重，那么成功。会议程序、发言、誓词、请中央领导等，这些环节，主要是我们北航“红旗”落实的。 准备工作只有几天，我、井然（文化革命时原名井冈山）和姜允珍同学在办公室起草发言稿、誓词等， 五系张庆海等做了请束，写明请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我们拿着请束就打电话联系《解放军报》一个叫宋立彤的记者。他非常重视。他向《解放军报》领导汇报了我们开大会的事。宋立彤和《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开小车专门来北航听取我们关于召开十万人大会的情况汇报。他们满口答应，说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请中央首长。 76 ==========第81页========== 10月6号，我和井然提前赶到工人体育场，北航“红旗”战士都安排在离主席台正面最近的位置。看着会场很快就坐满了十万人，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不安。高兴的是会场很热烈，大会基本可以成功啦！紧张的是，中央领导会不会来呢？ 忽然掌声四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和张春桥等笑容满面，一边高举双手面向会场鼓掌，一边走到主席台坐下。 大会开始，北航“红旗”代表井然第一个发言，他那超宏亮的声音和充满革命豪情的发言，激起全场热烈掌声，周总理等频频微笑点头。后来陈伯达、江青只讲了几句话，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重点是周总理讲话。 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宣誓。会前准备好的誓词在我手上，我觉得井然代表北航“红旗”发言已经很成功啦，我再领誓，北航占得太多不好。蒯大富坐在我旁边。我一想，周总理虽然在清华给蒯大富平反，但他好像还是挺臭的，成立个“井冈山”还不到一百人。让他上去，批反动路线意义更大。我就把稿子递给蒯大富。我说：“誓词你来念吧！”蒯大富接过稿子就上前去了。 因为参加这个大会的人员，相当数量是外地来京的造反派，都以为是中央首长让三司司令蒯大富领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会在北京和全国造成极大影响，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红楼”座谈会、《红旗》十三期社论和体育场十万人大会，这三件事是密切相连的。从中央到地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冲垮与这三件事直接有关。但权威文献和一些个人回忆多有差错。 比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书中这样记载：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传》的编者把因果关系写颠倒了。他们写成了先有13期社论，后有座谈会。另外，会上蒯大富发言也比较婉转，谈不上攻击周恩来。因为当时被工作组整过的学生绝大部分还没得到平反，朱成昭和韩爱晶还分别带着队伍在静坐斗争。 再如清华大学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说：江青指名让蒯大富带领十万人宣誓，此举不仅为蒯大富彻底平了反，也同时确立了蒯大富在造反派中的特殊地位。 沈如槐的回忆写得很认真，但对这件事，他也是按传说写的。可以谅解。实际上根本不是江青让蒯大富领誓的！ 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这篇社论的发表，以及1966年10月6日周恩来和江青等中央领导参加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这两件事，是北京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翻身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在全国范围真正掀起批判到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里程碑。 从此，蒯大富个人在清华大学校内的政治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也产生了特殊影响。 第四节周恩来同意王光美做书面检查 1966年10月9日“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三个红卫兵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 晚上8点，400人在蒯大富率领下，进城去揪王光美，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当晚，周恩来、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清华一起去的八个组织的代表。 总理首先问学校各组织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多少人。同学们一一回答。总理：你们几个组织同意？（指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之事）同学答：七个，今天又来一个，八个。学校共十几个组织。 总理：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正准备检查。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 76 ==========第82页========== 张：你们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她应该检查。（张即张春桥）同学：不能压制我们的革命精神。 张：什么时候也不能压制，周总理昨天没有时间 总理：我们讨论一下，王光美不去检查，不能当场检查，一去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牵扯到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你们总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三大前提：党中央领导、听毛主席的话、《十六条》。不能拿这个问题为难党中央，不能说毛主席也做不了主。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大革命，放手发动你们，动员你们来做。大民主、四大武器、六大自由，还有放假闹革命 王光美写了书面检查，明天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提出意见，满意不满意。同学：这与蒋南翔有关。 总理：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蒋南翔他接触的主要两个人，一是中宣部陆定一，一是前市委彭真。这里面比较接近彭真，后期与陆定一有矛盾。不要再往上追了。 张：我到北京第一次开会就和蒋南翔在一个组，他对陆定一说得多，对彭真调子越来越低。同学：陶铸同志六月十五日说蒋南翔性质定了，王光美七月还说蒋南翔性质未定。总理：这是个人的看法。斗蒋南翔也有各种看法。同学：… 总理：大字报贴伯达同志在北大的讲话，那是主席叫去讲的。关于主席的文章，未公布的，我们不能纠正，纠正等于肯定了。明天换个书面形式检查，不通过再检查。 张：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问题是检查范畴问题，换个方式。人不去，给书面材料。大家满意不满意，可以座谈讨论，把意见给她，再检查。 总理：把她不能回答的问题就避开，不然要我们陪着，那更麻烦。背靠背可以避开一些问题。十一中全会后，各地为什么还很抵触，这是有个过程。你们现在大分化、大改组，浪潮一个一个的。经过十三期社论和十月六日大会，又大分化、大改组。毛主席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急，不是不革命…一个正确的路线，要在全国生根，要有个过程，毛主席一句话能解决，必须大家认识到生根才行。文化革命重，点在文化机关中，也是逐步深入。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毛主席还在总结新的经验。你们认识也有个过程。 同学：完全相信党中央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我们学校看十三期社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要批判解决，清华必须联系到王光美。 张：她不在也可以批判，批判吴晗，就是不在场，三家村也是一样，其实换个翦伯赞也同样达到效果。批判三家村，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他们的东西在，他代表一个阶级。（总理：典型的形“左”实右得 很)直接攻击他个人的，别的学校就不必，我们的目的不是解决一个人，我们的目的是放在观，点上。同样，对王光美也是一样，她能代表路线的要批判她的观，点、思想、行动、作风，这样就能肃清影响，不妨碍批判。既然形成了个路线，全国各种表现形式差不多。 总理：陈独秀他不在时，我们还要批判，这样还更深，不会在人事上抓得多，要肃清反动的路线，长期坚持不改，就会变到敌对的地位。群众万人大会上问了几个怪问题，就会下不来台，我们有亲身经验。几十年斗争证明，斗争刹车总是主席刹车，是组织上、时间上，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还要。党内的事都说了。内部馆的问题那也不必。要贴我的大字报去贴。要你们认识到自觉地不出就行了…黑五类子弟，我们不同意这个名称，我们要改造他们，更何况子弟，他们不能形成一个阶级，不要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要两好，出身第一，还要有表现，最后归宿还有个表现好。 张：不点名还是一样发挥作用，书面往来。蒯大富他在群众大会上宣誓，大庭广聚上恢复了名誉…总理：今天我们讲中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要注意影响。任何事情总是事实在先，认识在后，红卫兵就是毛主席及时抓住了…社论是经过调查才写成的……八月四号就不让王光美在清华活动。 张：你们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现在不要反过来，你们要注意团结犯错误的人。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以后犯错误的是你们。 总理：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他人 77 ==========第83页========== 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 (同学谈到三个司令部) 总理：第三司令部我是最支持的… 1966年10月6日大会之后，周总理态度鲜明，公开表示支持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红卫兵。 1966年10月10日，也就是接见清华八个组织的代表之后第二天，周总理派人送来王光美书面检查。王光美在书面检查中写道： …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 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我们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路线。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民主、压制了不同意见，造成了白色恐怖、镇压了群众运动，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虽然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思想，实际在我的思想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多。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暴露出来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影响，常常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繁琐哲学也不少。因此，就不知不觉地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我决心带着我犯错误这个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教导，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保证一定按林彪同志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力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王光美（签字）1966年10月10日 1966年10月12日周恩来还对清华大学要王光美去该校参加批判会一事做如下批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 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周恩来 1966年10月12日 第五节毛泽东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分别做了检讨。刘少奇在检讨中说：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做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例如：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 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做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 78 ==========第84页========== 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一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 …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刘少奇在检讨最后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邓小平也做了检查，他说：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 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句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 我这次犯了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有思想根源，也有作风根源… 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都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 没有跟好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关。长期高高在上，作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 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 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的请示和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总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完全暴露了 79 ==========第85页========== 我这个人，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工作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邓小平在检讨最后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在文化大革命滔天洪流面前，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也不得不像单纯的老百姓那样呼口号，喊四个伟大。 毛泽东讨嫌林彪造神那一套，可是林彪那一套却到处盛行！ 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林彪根本不同，一方面他信用林彪，另一方面他对林彪造神是有警觉的，并且逐步采取措施扭转，但他低估了林彪两面派的手段，更没想到林家后来会要动枪动炮叛逃国外！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 “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又写道：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之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的语气就更不一样了： 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当时，工农兵和红卫兵青年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受到林彪造神的蛊惑，经常使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高指示”、“顶峰”一类的语言。可见造神运动的威力。 遗憾的是毛主席早在1966年7月份就明确指出，不要用这一类讨嫌的语言，后来又多次指出这个问题，可就是没有谁认真向人民传达。为什么呢？说相信人民，毛主席身边的高层领导人行动上为什么打折扣呢？有些事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历史的悲剧就在这种谬误之中。 80 ==========第86页========== 至于如何处理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的态度是逐步变化的。 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批语：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到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还是批判保护的。 1966年10月24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做检讨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检讨的讨论情况。然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 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 毛泽东还说：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1966年10月25号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1967年1月有重大变化，1967年3月中旬下决心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亲笔修改戚本禹的文章，赞成文章提法，向全世界宣布：刘少奇，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持保护的态度。 第九章张春桥授意批刘邓 第一节蒯大富去上海、南京串联 1966年6月，全国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1966年8月，少数学生上访北京，开始流动：8月18日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涌往北京见毛主席。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红卫兵串联，乘坐火车、轮船、汽车免费，伙食、住宿补贴都由国家财政支出。学生首选之地当然是到北京见毛主席。这也完全与毛泽东的愿望一致。毛泽东说过，当年苏联年轻人见过列宁的太少。他先后8次接见1300万学生、红卫兵和群众。这位73岁的革命家有时带病接见红卫兵，把外地来的学生称为自己请来的客人。北京的机关学校都设立接待站，连中南海里也划出一个区域用于接待红卫兵。 此时，北京的大学生、中学生又从首都涌向各地。他们和当地学生、工人结合，发动民众贴大字报，揭发外地省市领导的阴暗面，召开大会，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喊出“炮轰”、“火烧”、“打倒”外地省市委的口号。 在九月份大串联高潮阶段，清华去各地串联人数达六七千之多。蒯大富当时只有21岁，自然也想奔到外地看看。 蒯大富自述：1966年11月我们去上海和南京串联。之前，天津造反派还来清华请我到天津参加过大会。后来和我同去上海、南京的有刘刚、沈惠川等共六个人。我们11月中甸离开北京，火车上除了厕所，所有地方都挤满了人。还算幸运。我们带了很多文革印刷的中央首长讲话、小报和传单，送给乘务员，就把我们弄到乘务室去了，没怎么受罪。这样辗转到了南京，又坐上闷罐车，靠边放个马桶，用个帘子隔着。总共用了三天多才到上海。 我们找到上海市委大楼的时候，市委大楼里的人早就躲起来了。后来我们去到接待站，我一报姓名：“蒯大富。”“哇！”他们显得好害怕。好像是魔鬼来了。工作人员说：“我报告一下，我报告一下。”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回来了，上海市委的人要我们过去，说：“蒯大富同志，我们上海人民欢迎你们来，你 ==========第87页========== 们有什么要求？跟我们提出来。” 我就说我们一共来了六个人，三个男的三个女的，给我们两间住的地方，另外呢，再借给我们两辆自行车，我们想出去看看大字报。再借两百块钱。 回答说：“没问题，没问题。”他们满口答应。没想到他们把我们安排到上海新亚饭店去住。我长那么大还没住过饭店呢，也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饭店。饭店很小心，还是按照接待红卫兵的方式。把那个席梦思床撤走了，铺了毯子，跟打地铺似的，高级地铺。我们就住在那。然后给我们送过来两辆旧自行车。我们就开始在上海市内串联了。我们基本上还是坐公共汽车，上海的公共汽车特别发达，两分钟，有时一分钟一趟，上公共汽车走就行了。 每天在街头吃阳春面。此时，我们对上海没什么了解，真想好好学习。我们去了上海几个知名的大学，在复旦大学见过安文江。在同济大学转了一圈，见了陈敢峰和劳元一。那个劳元一非常有领导气质，是个干部子弟，一看就和农村出来的不一样。整个的面目和眼神都不一样，我们和他一比的话就自惭形秽，总觉得这家伙，我们怎么就没出生在这种家庭啊，特美慕他。他的那个气魄非常大，指挥若定，千军万马不在话下，好像天生就是指挥官似的。劳元一后来还到北京串联了。劳元一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上海红革会负责人；陈敢峰是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后来担任过同济大学革委会主任、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看了大学之后，总体感觉不行。老是讲上海工人多嘛，觉得还是要和工人阶级接触。我们就到上海求新造船厂劳动，去打毛刺。那工件上面有很多锈，把那个铁锈打掉以后再涂漆。干了一个星期，非常受欢迎，当时整个社会非常和谐，干活不会想到钱，学生到工人家吃啊、住啊也不提钱。 这时聂元梓也到上海了，她带着周立群，是彭伟民的女友。聂元梓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北京大学文革主任，参加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我才只有，点名气。 我们还在文化广场参加过两次大会，是同济大学“东方红”组织的。聂元梓也参加了，她坐在主席台上。我们在底下人群里看。两次大会都是批上海市委反动路线，第二次还把曹荻秋弄出来了，也还很客气，没怎么着他，只是喊口号：炮轰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 聂元梓在会上发言：“不把上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我们就不回北京了！”这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期间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为了报纸的事情，市委要发，工人不同意发，反正当时闹得挺厉害的。我们去了现场，人多得挤不进去。 那时候王洪文也在，但还不出名，出名的是潘国平。王洪文还是副手。潘国平倒了以后王洪文才出名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些人，我们也没和他们打交道。 在上海呆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去南京了。江渭清是省委书记，惠浴宇是省长。当天晚上就见到江渭清，是我要求见江渭清的。他们派了一辆车，我和刘刚、沈惠川几个人，一车挤挤的。 当时一个副省长给打倒了。江渭清说站在毛主席、党中央一边，表示自己支持造反派。江渭清就讲他文革前和刘少奇的矛盾。 在南京参加了批彭冲的会，彭冲是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他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当时的口号已经是喊打倒彭冲了。这是1966年12月9号，叫“12·9”行动。 会议是南京大学文凤来他们组织召开的，有南大的“8·27”、南京工学院的。我的同学全是造反派，就是我的家乡我们那个大队的，当时我们大队在南京大学一个、南京工学院一个。文凤来对我非常敬重。非要我上台，因为当时我怕丢丑，总觉得自己好像上不了台面。他们非常热心，上去就介绍了：“我们热烈欢迎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蒯大富同志发言！”哇！那台下就疯狂地鼓掌，八九万人啦。在五台山体育场。那个时候再不上去那就不行了。 我说：“我们到南京来，看到南京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要向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学习，向你们致敬！我们代表北京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你们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我们团结在一起！北京、南京一条心！”就是这样的一些话。也跟着他们喊口号，“炮轰江苏省委！炮轰江渭清！打倒彭冲！”这三个口号。 然后就走不掉了，就好像现在的那些小孩追明星一样，密密麻麻包围、签字、签字，用那个毛主席语录凑过来，我哪敢签啦，我说我和你们一样，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什么也不是，我说什么也不敢签字，后来就真没签。这时候他们纠察队上来了，硬把那些人隔开，因为他们把我包围在中间，然后开过来一辆吉 82 ==========第88页========== 普车，把我塞到吉普车里就走了，不然的话还真走不掉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那么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 我这次出来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北京没啥事情可做，我觉得自己是个学生，想去串联，也想去上海看看嘛。 后来听说江青批评了。那时候也没有BB机，也没有手机，他们根本通知不到我，我在上海、南京他们也 不知道。江青把潘剑虹他们叫过去，说：“北京这么紧张！蒯大富怎么走啦？” 这次串联到上海和南京前后大概呆了有二十多天。如果我不趁串联的机会跑出去看看，过后就很难有空去外地了。 蒯大富觉得在北京没什么事，赶紧趁串联的机会跑出去看看。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有这种想法很自然。但社会政治生活异常复杂和残酷。恰恰在蒯大富去上海南京串联的二十多天，北京的政治斗争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一时很难分辨。 仅从《清华文革大事日志》就可以看到： 1966年11月15日，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在清华贴出《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矛头直指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 11月21日，北京八中红卫兵724战斗组贴出《坚决抵制第三司令部蒯式领导人物的错误路线》大字报。11月30日，北京林学院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大标语，署名是（林学院）红卫战斗团永向党红卫兵李洪山。 自12月2日开始，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军，先后贴出大字报《一问》、《二问》、《三问》、《也问中央文革》，矛头直指中央文革。 北京钢院红色风暴贴出《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 林学院129、永向党在天安门观礼台贴出《中央文革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2月5日，首都七院校联合行动纵队、井冈山红卫兵战斗队提出：“坚决把以戚本禹、关锋为代表的新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戚本禹、关锋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发起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宣称：“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才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小将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 12月6日，林学院李洪山炮轰中央文革，并写《彻底批判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 清华大学物807易振亚与王义惠炮轰林彪，认为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中央文革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大清洗、排斥异己运动，矛头直指毛主席。 12月7日，在清华新水利馆西墙上出现一条大标语：《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署名清华大学红卫兵照妖镜。 12月8日晚上，林学院李洪山再次贴出大字报《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一一陈伯达同志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是篇大毒草》。 12月9日，周总理讲话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绝不能以任何形式来反对中央文革。” 捍卫《十六条》战士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以时传祥、张百发等人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开会，会上有人喊出“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等口号。 12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贴出《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二一一要急刹车，急转弯吗？且慢！》和《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一一是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错误还是推行谭力夫讲话的错误？》 12月11日，物理系刘中桓、杨川昭贴出《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说：“伊林，涤西两同志发布《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这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贴出《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大字报，说要“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 我们的质疑”。 83 ==========第89页========== 12月1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其中讲：陈伯达同志在9月25日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晚上，昨天的辩论会继续举行…一张递条揭发大毒草《周总理，你这是干什么》是陆定一之子陆德写的。 12月16日，联动挑动了几千人包围公安部，殴打公安部丁副部长。公安部当场逮捕17人，继而逮捕北航八一纵队赖锐锐、林院李洪山、北大井冈山乔兼武、体院刘杰、师大“黑牛”等人。同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出席了《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并分别讲了话。江青讲：“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韩爱晶回忆说： 这一个多月里，对北京发生的情况我很迷茫。我当时20周岁，那真是搞不清楚，用“错综复杂、高深莫测”来表述最恰当。搞不清怎么回事，而且事情还找上门来，自己根本不具备识别能力和应对能力。身边险象环生，首先是反林彪的事差点把我和北航红旗牵连进去，有个别红旗战士介入国际红卫军，还和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来往，认为林彪是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野心家！还和我们北航红旗常委田东同学一起去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证实林彪问题。我们北航红旗对周荣鑫特别好感，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他是周总理身边的人，又怎么会被打倒了呢？另外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和清华附中的骆小海等人在我心中地位 一直很高，尤其是对彭小蒙。我没见过她。但是先有北大附中“红旗”，后有北航“红旗”啊。听说他们有一些变化，具体情况不清楚。后来地质学院朱成昭又出了事，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啊！在行动中，最后还是我对毛主席的忠诚起主导作用。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毛主席说反对中央文革是反革命。那我们就站在中央文革小组这一边，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们太单纯太天真了！毛主席后来多次指出“要跟正确路线！”参加革命的同志要记取这些惨痛的教训，怎么才能跟对正确路线呢？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提高水平！ 开始的时候江青讲话很宽容，她在大会堂接见学生时，谈到伊林、涤西给林彪的公开信，江青说：看来他们是读了很多书的，你们要能讲道理把他批驳倒嘛！ 1966年12月反对中央文革的学生越闹越凶，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采用的武器也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符合宪法，符合《十六条》。经毛主席同意谢富治动用专政手段，逮捕了一批人。这种做法是形势所迫，这是在尖锐对立情况下毛主席的无奈之举。当时大字报上传抄的毛主席讲话里有这样一句话：“反对中央文革还不是反革命！” 1967年1月9日，上海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发布紧急通告指出：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 对这个紧急通告的内容，后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去贺电加以肯定。 1967年1月13日，《中发[67]1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下发。后来称《公安六条》。 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实际上，现在回头再看，1966年年底出现的情况，是1966年6月1日广播聂元梓、杨克明大字报半年来，全国政治斗争形成的各种矛盾的一个集中爆发，是毛主席用这种方法搞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必然反映。 各级党委冲垮了，批判工作组又涉及一大批地方和军队的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人想不通，甚至抵触、反抗。他们的子弟就是第一批中学红卫兵和第二批干部子弟红卫兵。在红八月他们把斗争矛头对准大街上的四旧，对准城里资本家、民主人士、学术权威，对准出身不好的人，制造红色恐怖！ 但这些行动不能改变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毛泽东要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10月之后， 84 ==========第90页========== 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明确支持第三批红卫兵，大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反路线！ 于是引起对林彪不满、对中央文革不满，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大清洗、排斥异己运动，矛头直指毛主席。于是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口号。于是成立“联动”，冲击公安部！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指出：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 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距今已有四十年，我看这个问题也没搞清楚。还要冷静讨论，为了后代，我倾向于摆真相，先搞学术讨论，讨论透！ 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民主权利应该如何体现呢？按照宪法和《十六条》，当时应当允许学生和民众自由发表意见，包括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的意见，允许学生和民众各抒己见。可是，当时如果真这样充分民主，情况会如何呢？恐怕当时就没法控制了。可见很矛盾，左右为难。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斗争矛头对准各级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基础，他们是从1921年建党、 十年土地革命、抗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积累的干部队伍！他们为中国革命做过贡献！ 毛主席想让他们不变质，不要重新变成压迫人民的老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革命！的确很难搞！ 在北京出现这样复杂斗争的时候，江青把潘剑虹他们叫过去，说：“北京这么紧张！蒯大富怎么走啦？”其含义可见。江青要清华几派联合起来。她需要北京学生造反派壮大起来。 1966年12月17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江青在讲话中说：我希望你们这些革命的战友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小将们，要作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求同存异，把组织壮大起来·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好好讨论一下。 12月18日，清华大学八·八总部许多战斗组串联起来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强烈要求全校革命派大联合， 三总部合并。这三个总部当时在清华是力量最大的，即唐伟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刘泉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以及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第二节张春桥约见蒯大富 就在江青希望造反派壮大起来的时候，张春桥约蒯大富单独见面，布置他集中力量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据王力讲，张春桥找蒯大富是毛泽东的意思。 1966年、1967年，毛泽东也还没有疏远江青，只要有时间，当时江青几乎每天去看望毛泽东。江青提出壮大造反派，张春桥示意把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这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想法。 蒯大富回忆说：我从上海回到清华几天，12月18号后总机转电话说中央首长来电话。接电话后得知是 一个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来的电话。他说：“你是蒯大富吗？”我说：“是啊。” 他说：“你到中南海西门去，那地方有人要见你。” 我想这肯定是什么首长要接见了。于是我就叫了一辆车到中南海西门去了。在中南海西门的时候被一个卫兵挡住了，不让进。我正在和那个卫兵交涉呢，从中南海里面开出了一辆小轿车。张春桥穿着军大衣，他看见我站在门口，就朝我招手，说：“让他进来，让他进来。” 那卫兵一看是首长答应了，就让我进去了。张春桥走过来和我握握手，把我带到旁边的值班室。值班室有两个开间，外面一个明间，里面还有一间，他就进到套间里面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里面有暖气还有沙发。张春桥坐到单人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沙发上。张春桥就说：“去上海串联回来了？” 我说：“是。” 他问：“怎么样？” 86 ==========第91页========== 我就给他讲了些情况，那时候一月风暴还没有起来呢，但是有围攻《文汇报》的事件。多少万人围攻《文汇报》，工总司王洪文还有学生围攻《文汇报》，我说上海的工人都起来了。我就正好是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在那儿。 他又问：“清华现在运动怎么样？”我就说清华现在分为三派。马上就要联合了，我们商量好了。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张春桥单独谈话，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就问对群众运动有什么指示，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我立刻明白了，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那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嘛。中央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至今没有投降，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半途而废。这基本上是原话，后来我上法庭作证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 听张春桥说这段话，当时我心里热血沸腾，等于是特别机密大臣来交给一个御林军最光荣、最高尚的任务。这本身的那种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啊，所以我特得意。 我理解的是中央布置我们打倒刘少奇。那我打倒刘少奇的积极性就很高的嘛！他不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直接迫害到我，那么坏。 后来，大概是1990年，我去北京见到王力，他告诉我，张春桥1966年12月见我是毛主席的意思。我见张春桥以后回到清华大学就动员和组织反刘少奇的行动。12月19日上午，我们“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唐伟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和刘泉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响应江青号召，联合起来成立“清华大学井风山兵团”，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后来我听他们讲，是周恩来找他们谈了，要他们同意联合也同意用井冈山的名字。 笔者就此咨询唐伟先生，他说周恩来没找他们谈过这个事，当时主要还是根据江青的意见搞三总部联合。1966年12月19日清华《井冈山报》刊登有三总部联合声明：“为反击这一小撮敌人的最后挣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坚决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一切革命派团结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这与唐伟所说相符。 当天晚上，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宋琼等接见了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和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张春桥首先问各校抓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以及群众的反映，到会的各单位代表作了汇报。 会上，有清华的同学说：把刘涛、贺鹏飞看住了，不许他们乱跑。 江青说：你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你们这些人就怕认真做思想工作。刘涛的工作可以做，贺鹏飞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儿子的难做。争取过来，让他们揭发问题，也有利于做他们老子的工作。刘涛不是王光美生的，不是死心塌地跟她走的，不是不可以争取的。跟她讲，不要让她往家里跑，让她跟同学们住在一起。你们跟她说：“我们帮助你，你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家里划清界限，如果跑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你们要问一问她，看她要不要革命，如果要革命的话，就跟你们一块儿去！如果真的革命的话，就留在学校里，让她揭发王光美的罪恶。贺鹏飞也让他揭，他揭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贺鹏飞。你们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在学校里呆得很好，请放心，我们帮助他。贺鹏飞在家里惯得太厉害了，过去根本就没有学习什么主席著作。他在学校里，你们好好帮助他，如果能学习进一些毛主席著作的话，就很好了。你们要帮助贺鹏飞，让他自己向家里打电话。帮助他，改造他。你们红卫兵不是要扣下他不理他。我看你们就怕做思想工作。贺鹏飞过去搞了些幕后活动，现在要帮他，做思想工作。你们把贺鹏飞的工作做好了，就很了不起了。如果你们实在不听，要那样做，犯了错误，你们负责。 有人问：什么样的人可以抓？ 戚本禹回答：贴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大字报的可以抓。贴江青同志大字报的要分析，如果是恶意攻击的可以抓。贴关锋、戚本禹大字报的不能抓。像贴一问、二问、三问中央文革的不能抓。凡是行凶、动武的可以抓。 江青说：最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后来到刘少奇手里，就被歪曲了。刘少奇的老婆是个大资本家，真不 86 ==========第92页========== 得了。 有一司的人递条子：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同志去制止。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6年12月19日晚上，井☒山兵团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会上陈育延宣读了《井冈山兵团决议001号》： 1、坚决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要求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华做检查，向革命群众认罪。2、对于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一小撮反革命走狗狠狠打击、坚决镇压。 3、凡串联起来炮打中央文革的一律为反党宗派活动，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黑纲领、黑活动，彻底揭发，改变立场，只要你们彻底揭发，就不算在我们的打击对象之内。 4、尤其是刘涛、贺鹏飞、刘菊芬、李黎风、乔宗准、马楠，阎胜义、孙炬、严晓东、周淮新等，必须彻底揭发，坦白交代，否则就实行专政！ 5、号召全校革命的师生员工奋起击退反革命妖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进攻。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同令部！誓死捍卫毛主席！ 井冈山兵团1966年12月18日 会上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宣布解散，加入井冈山兵团。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当场烧毁红卫兵总部大印。一个清华大学红卫兵当众把清华大学红卫兵证件撕得粉碎，申请加入井冈山兵团，并呼吁“我们应该向真理投降”。 蒯大富还传达了江青的话：支持揪王光美回校，把薄一波也揪回来，哪有那么多病啊！蒯大富还带领全体战士宣誓。 晚上以天安门纵队为主，并有打落水狗等13个战斗小组百余人进城去张贴标语及大字报：《刘少奇从党中央中滚出去》、《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镇压联动，打倒刘邓，炮轰贺龙》。 12月21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筹委会宣告成立。成员由原三总部协商产生。名单如下：蒯大富、陈育延、唐伟、刘泉、鲍长康、宁奎喜、夏纪辰、韩福强、刘才堂、朱德明、李宝余、王良生、许胜利（许征强）、张云辉、孙怒涛、郭西安、崔兆喜、魏戍源、邵凯胜、潘剑宏共20人，并宣布《井冈山兵团干部罢免条例》。笔者咨询唐伟，他说蒯大富公布的上述总部成员名单与三总部商定的人员严重不符。蒯大富独自做主改换人员，这是几天后他和朱德明、许胜利辞职的主要原因。 蒯大富回忆： 我提出，“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奠基的第一仗就是全校出动，到天安门广场宣传打倒刘少奇，我当时讲的道理基本上就是报纸上的道理，刘少奇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他现在做了检查，但不深刻，全国造反派还是处在被整的状态，我们必须马上把他们在北京的后台搞臭。 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张春桥和我的讲话。但是呢，唐伟他们反对。我和唐伟发生分歧，唐伟他们说这会不会打乱中央的部署。当时唐伟就出来说：“他毕竟是国家主席，总理也有话。这个事情是不是等一等，等请示了总理再说。” 因为9月26号周总理在怀仁堂接见三司负责人，三司代表唐伟也场。我说这个我们不必要等，我们这是群众要求嘛，也不一定非要得到中央指示，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不一定就会实现，但起码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唐伟这时候也形不成有效的反对势力，就通过了。 12月24日唐伟、朱德明、许胜利三人贴出《辞职书》，声称“常常跟不上形势，对总部的一些行动很不理解”，“自行退出总部筹委会”。有群众指出总部成立第五天就退出是搞分裂 下午，在礼堂唐伟等人发起“向何处去”串联会，和总部唱对台戏，抵制“12·25”行动。有人号召“阿斗”们起来造反，唐伟讲“宁肯当右派，也不作阿斗”。 87 ==========第93页========== 第三节天安斗大宣传刘涛检讨引起轰动 蒯大富回忆说：本来是1966年12月24日去天安门的，由于唐伟他们反对就延迟了一天。25号那天早上五点多，所有的人都集合。就从清华园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去，走了三、四个小时，然后就分头到天安门、王府井、西单、大栅栏，到处就去刷标语，把在家里准备好的大字报贴出来。还有广播车，连续搞了好多天， 一直搞到元旦去了。 当时我们是第一个搞这么大规模群众街头活动，提打倒刘少奇。他是国家主席啊，这影响还是很大的。1967年《井冈山报》第11号通讯详细报导了这次大行动过程。 12月25日，东方欲晓，寒风凛冽，广播喇叭传出宏亮有力的歌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五千余名井冈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冒着严寒，从四面八方涌向西大操场，顿时人山人海，红旗飘扬，迅速地集合好了。 一边走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发传单，不断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井冈山兵团五路大军胜利会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简短的集合，就兵分五路，分别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和菜市口进行广泛的宣传。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向毛主席投降，就让他灭亡！”、“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以宣传栏的形式，张贴在大街小巷。 在王府井房管局工作的一些少数派工人，纷纷索取关于批评刘、邓的传单，回去准备翻印，表示要在工人中间把刘、邓反动路线批倒、批臭。湖北来京的十六位革命职工，听到我们行动的消息，立刻连夜采取行动，赶制大标语，第二天一早就参加了我们的宣传队伍。一位来自黑龙江的红卫兵小将对井冈山战士说：你们的广播太好了，请你们把宣传材料给我们一份，让我们回去大力宣传，把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在我们家乡搞臭。 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石油大庆公社、新北大红卫兵、第一轻工业部的革命职工、林业部的革命职工等十几个兄弟单位，送来了一桶桶浆糊，开来了一辆辆宣传车，也投入了战斗。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工人、社员、解放军战士都积极主动地帮助张贴大字报、刷标语。虎坊桥有一位妇女和 一位老太太，主动地烧开水帮助融化已冻成冰块的浆糊。在一个工厂的门口，工人同志帮助贴大字报，并主动要求贴到厂里去。在王府井首都红卫兵造反委员会广播站的革命小将，一早起来，没顾上吃饭，就帮助安装喇叭，三番五次冒着寒风爬到四、五层楼的顶上去接线、修理。不少同志忙到下午一点才吃饭，以后他们还代看机器，从早晨八点到下午六点，一直不休息。 井冈山兵团的这次革命行动，激起了那些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混蛋们的无比恐慌和仇恨，一个歹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趁着散发传单时秩序混乱，用匕首刺伤了我兵团战士方雁生同志，殷红的血浸透了棉衣。另一批暴徒，趁着兵团大队进城宣传之机，偷袭了几个战斗小组，抢走各种宣传工具以及衣裳等物 蒯大富回忆说： 12月27号我找到贺鹏飞和刘涛做工作。找刘涛做工作时，刘涛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啊！”我说：“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定了刘少奇是全国最大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反革命，你是共产党员，要跟着毛主席，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要站在党的一边、人民的一边，和我们一起同刘少奇作斗争。” 刘涛还是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说：“我爸爸拥护毛主席，可能犯错误了，但肯定不是反革命。”我说：“这个不是你说了算，这是党中央说了算，现在这报纸上天天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希望你表个态。江青同志也见了你，我们对你的态度也是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可以革命，希望你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坚决站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欢迎你！” 最后她的表态就是：“我坚决站到你们这边来，和我的父亲划清界限。”立刻，我第二天，28号就安排了刘涛做大会检查。 88 ==========第94页========== 一开始是我主持会议，我就表了一个态，我说刘涛同志准备揭发刘少奇，我们非常欢迎她！下面就是让刘涛同志自己谈。 刘涛在会上一连讲了4个小时，这4个小时啊，我们全录音了，录音之后立刻就翻盘了，翻盘之后就拿到天安门、西单、王府井去放。不管怎么着刘涛当时的这个检查对刘少奇是重大的打击，影响很大。 天安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这几个地方一闹，北京城还有哪个地方不知道的？全知道“清华井冈山兵团”打倒刘少奇了。这就是我们特得意的第一功，打倒刘少奇的第一功。 我们当时动用的是广播车，大喇叭一遍遍广播国家主席刘少奇女儿刘涛的检查，太震撼太刺激了！爆炸了！天安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等繁华地段万众停立，翘首细听。 那个放的影响就太大了。在王府井大街，我看到的那个场面到现在都难以忘怀啊！如果有摄像机把那个场面摄下来那绝对壮观。一眼望不到边的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啊，而且还特别安静。你别说车，就是人，一个都走不动，大家都停在那不动，听刘涛的检查，一直到那个一点也听不见的地方才没人了，只要能够听到 一，点声音他就要停下来听。广播车只要到了哪儿，把那整条街啊围得水泄不通，就只是听，没人说话，就听刘涛的检查。 你想，假如说现在，突然在北京大街上广播国家主席子女揭发父母的稿件，那得多少人听啊。刘少奇地位多高啊，国家主席！ 那个时候的武器就是广播车，那个杀伤力太大了。如果现在去采访北京的老人，他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事情，而且不是一般的知道，那印象太深刻了。 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大街上都没人了，只要广播车一响，四面八方的人就骑自行车又赶过来听，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听！ 1966年12月31日《井冈山报》登出刘涛《我的初步检查一一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刘涛检查说：“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二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 “…著名的‘6·24事件’是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群众的序幕…‘6·24事件’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阴谋的。‘6·24’大会是经过了紧张的布置。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叶林把我们几个文革主要负责人找了去，讲了有‘七股歪风邪气’…后来我听说工物系同学跟蒯大富辩论，实际上也是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主意。后来工作组又匆忙地把我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 “…六月二十七日大会上贺鹏飞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让王光美修改过的。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1)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2)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3)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七月五日她又讲要利用蒯大富这个活靶子。七月七日在第二次批判蒯大富预演会后她说：‘这次大会的发言比27日提高了不少，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正相反）。低班同学热情高，受蒯大富的骗不少'，并且具体布置了如何搞好这次批判会，每个人发言应如何讲，如何上纲，都布置的详详细细。发言安排中要‘驳蒯大富上告中央，对他要审查清楚，发言要有把握。绝食，就是反革命行为'。还要交待政策，‘或者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或者就是死路一条’。 “…在蒯大富同志绝食以后，李雪峰听到以后说：‘这是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于是七月八日会上就剥夺了蒯大富同学的发言权。 “…七月九日以后，就开始准备斗王铁成同学的大会。 “…七月十二日斗王铁成的大会上，叶林的发言也是王光美看过并加以修改的。 “…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联，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 “…我讲一讲王任重及我们自己的情况。八月四日贺鹏飞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给王任重看过的。当时 89 ==========第95页========== 有批示，王任重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八·七’建议的精神，据贺鹏飞说，是王任重指示的。 “…八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在学校写了八月二十一日的那张大字报草稿。写好了以后，我还要给刘少奇写张大字报，但觉得要请示一下上级，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任重…后来我把大字报改了改，就交给王任重，他看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给刘少奇的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他授意写的…为了迷惑群众，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们的大字报：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 第四节28团与三纵队 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有两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发挥着极为特殊的作用，这就是28团与三纵队。这两股政治力量基本是在三大组织合并为《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前后形成的。 1966年12月24日，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第五天，唐伟、朱德明、许胜利二人贴出《辞职书》并宣布自行退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筹委会。有的群众指出他们是搞分裂。 12月24日当天，“第一星火”、“烈火”、“打落水狗”等战斗组串联成立了“井冈山兵团28团”，随后“八 一”、“雄关漫道”、“第一红岩”等很多战斗小组表示支持，并参加了“井冈山兵团28团”，首脑人物有臧令瑜、李白茂、孙耘、吴文忠等人。 28团的名称是沿用红军时期林彪曾担任过团长的、支持毛泽东的一支部队的名称。 “井冈山兵团28团”是12月25日去天安门宣传打倒刘少奇大行动的积极分子。“12·25”以后，井冈山兵团在城内保持了强大的广播网，继续宣传打倒刘邓，一些战斗组始终参加了宣传和对外联络的工作。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里，支持蒯大富的28团和其他一些持相同观点的组织，在校园斗争中协同作战，被说成是蒯大富的嫡系部队。在清华大学，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团派”。 与“井冈山兵团28团”针锋相对的是“三纵队”，即以唐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纵队”、沈如槐为首的“八·八纵队”、陈楚三为首的“东方红纵队”。 后来，围绕智擒王光美和反康生、干部问题以及评价17年等等一系列问题，“井冈山兵团28团”与“三纵队”之间都存在分歧，双方持续不断进行斗争，矛盾越来越激化。 最后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可以说28团和三纵队就是团派与414的前身，这是理解清华文革的重要线索。 蒯大富在北京街头连续几天搞大行动，打了漂亮仗！遗憾的是三总部合并后，蒯大富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校、系、班组织也不严密，没有一个民主统一的领导和决策系统。蒯大富先天不足！他几乎就是靠单打独斗起家的，缺乏团结其他头头、组织队伍、应对分歧的能力。 12月26日“向何处去”串联会上午继续开会。唐伟发言，肯定“12·25行动”好得很，但认为总部原来的动机是错误的，并提出下一步口号：“抓三临、揪后台、解放八·九，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 第五节江青慰问而周恩来批评 在蒯大富搞天安门大行动之际，江青和戚本禹接见群众代表讲话时，公开表示支持揪斗王光美和搞刘少奇，这与张春桥的态度是一致的。 1966年12月27日，关于阶级斗争形势，江青先后讲了三次“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定…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个认识过程…王光美很不老实，她去印尼之前曾找过我…这次一看电影（指刘少奇访印尼纪录片），她又戴了（项链）。电影为什么不放啊！到清华去放一下。”江青责成刘志坚：“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那是一株大毒草！要全国放。清华要揪王光美，我支持！” 90 ==========第96页========== 蒯大富、陈育延问戚本禹：“刘涛揭发刘少奇可以不可以？中央同意不同意？”戚说：“刘涛可以揭发她老子，大字报可以贴到中南海。让能进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让刘涛他们去贴。抄好大字报，贴到外面，他看不到。贴到他家里去，让他看。” 之后，蒯大富传达了27日晚江青的指示：红卫兵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学习“老 三篇”等。江青否认说过“搞刘邓不合适，不策略”的话，并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胜负未定，王光美态度极不老实。 王小平贴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是怎样出来的？一一王任重和刘少奇的关系》。电机系802支队贴出关于陶铸的大字报，揭露陶俦的罪行。 1966年12月30日，也就是在“12·25”行动4天以后，江青就带着王力、关锋和姚文元专门到清华去看望蒯大富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这就反映了江青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一一非常满意。 蒯大富回忆说：12月30日突然通知说首长要来学校看看，我们就开始布置了，立刻就把西大操场的讲台拉起了，特冷啊，冬天，都裹着大衣。 我们先把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接到静斋一个比较高级的地方，江青先和我们进行了座谈。江青又让我把刘涛、贺鹏飞、李黎风他们全部叫来，就在他们来之前，江青特别叮嘱我：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可以革命，不要为难他们。江青说：“刘少奇的问题早就定了，现在不解决，是因为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我就广播请刘涛和贺鹏飞到静斋来。他们很快到了，见江青叫江阿姨。江青让我出去了。5时半，江青和他们谈话后就到西大操场与群众见面，师生员工涌向西大操场。 在响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等走上了主席台。江青讲话中说：“为什么以前不来，是因为以前中央有一条纪律，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来清华。现在当然取消了。”王力讲：“现在大家都回来了，究竞干什么呢？…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力提议：“在经过这一段斗争以后，同志们很好地进行一次总结，把自己提高一下，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这一篇文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篇文章，再学习‘老三篇’这三篇和《学习与时局》这几篇，再加上最近前些时候，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我们大张旗鼓宣传打倒刘少奇、1967年元旦将至之时，江青带王力、关锋、姚文元来看望我们是对我们大行动的肯定与支持。 因为江青有交代，所以我在清华就没有为难过高干子弟，除了陆德，我把他抓起来了。陆德是陆定一的儿子，他写匿名信。其实他已经写过一、两次了。发现那个匿名信也是从清华发的。城里的邮箱那么多，我们派人埋伏，看看到底是谁。 冬天啊，很冷，穿着大衣守着，守了好几天没守着，终于有一夜他出来了，左看右看，鬼鬼崇崇地就把那信往邮筒里一塞，哗啦他们几个就出来了。他当时也知道打不过他们也没跑，当场就被摁住抓走了。 陆德在信里说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林彪怎么怎么坏，江青怎么怎么坏，类似这样的话。你想这还得了，谢富治一分钟都没有犹豫，百分百地把他逮了，何况他爸爸还是黑帮，彭、罗、陆、杨嘛，你想他跑得了吗？ 就在蒯大富带领六千学生在天安门搞大行动之后，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贸系统大会上对清华同学说，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周恩来说：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谈几件事。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她回答问题嘛！ 问：他不回答呢？ 周：这个事我可以辨嘛！你们把提纲交给我好不好？要求：我们要她揭发刘少奇！ 周：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了，就是命令她揭发了，你们可以看她的检查和解答的问题嘛！当然，你们 9 ==========第97页========== 会区别真假。另外，你们可以找叶林、刘涛嘛！叶林是组长，工作组有什么问题都通过他，刘涛也知道，另外贺鹏飞也知道一些，李黎风也了解一点。再远一点，乔宗淮、孙炬也知道一点，你们可以从他们那里知道 一些，让他们说真话嘛？ 再有一个，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只好回答说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这样提法，性质就变了。 问：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 周：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嘛！你们提的口号要恰当，你们在学校里怎么提都行，我不管。在外面，我一看这些口号就知道是左派同学干的，所以今天给你们说一下。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一种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回来后还是先让他在经委检查，然后再到清华来吧！ 问：我们已有人去抓王任重去了，可不可以让他到清华来？ 周：王任重干的坏事不少，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你们不是已经揭发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五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学生还问了关于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遇难及刘少奇的悼文，刘少奇临解放的投降主义思想，刘涛的生母王前同志的一些事情。 周出会议室时有人告诉他，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周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周这边正忙着说服清华学生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那边有人又报告说出现很多大字报要打倒陶铸。 周恩来没料到，几天之后陶铸就倒霉了。 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在接见武汉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南局的后台老板是陶铸。”陶俦在中央排名第四，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中央排名第五。他就敢在大会上给陶铸定性。中央政治生活极不正常。 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不经过中央会议，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后来说安眠药吃多了，还没完全清醒被江青叫去参加的会。 几天后，毛泽东又表态同意打倒陶铸。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公开：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俦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清华内外，风云变幻。本来，在清华围绕打倒刘少奇和揪斗王光美的问题群众之间已经存在分歧，陶铸的倒台又给清华增加了新的矛盾，给蒯大富出了新的题目。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7年1月2日唐伟等人成立“毛泽东思想纵队”。唐伟贴出了《追记12月31日<周总理和井冈山兵团负责入座谈纪要>》。说总理在座谈中指出：“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总理又指示：可以找叶林、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孙炬等人，让他们说真话来批判刘邓路线。 唐伟等声称“要抵制总部的错误领导”。 1月3日，唐伟、朱德明、许胜利贴出《给全校革命师生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辞职，三个原因是：(1)总部成员产生不民主，存有宗派主义：(2)总部运动群众：(3)树立个人威信等现象存在。 总之，围绕打倒刘少奇和揪斗王光美的问题，新组建的井冈山兵团内部产生严重分歧并发生分裂，给清 92 ==========第98页========== 华文革带来新的课题。 4号晚，兵团继续召开全校大会，讨论形势。蒯大富首先发言，希望大家讨论今后怎么办。群众纷纷要求整风，整顿组织。有人上台念了《陈伯达同志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许多人批评总部对揪陶铸不力，提出次日进城大宣传，总部表示支持。 当时有人指责总部保陶铸、反整风，说再争下去也没用。总部不管，我们管，赶快战斗。唐伟跳上台去：“我代表毛泽东思想纵队表示支持。” 笔者认为：对打倒刘少奇揪斗王光美，从中央到基层有明显分歧。唐伟作为“八·八”串联会的主要发起人，作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主要负责人，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唐伟及其所代表的力量与蒯大富的力量发生分歧，蒯大富若自身言行不能服众，团结工作做不好，那前途堪忧。 就在这个时候，总部进驻高级党校的代表增至六人。蒯大富要把斗争矛头转向康生，热闹事还多着呢。 第十章“捉鬼队”骗斗王光美 第一节刘少奇也上当了 蒯大富回忆说：1967年1月6号，捉鬼队队长、电机系李振言同学找我，要求派两辆车，说要把王光美骗出来批判。捉鬼队是电机系一些同学组织的战斗队 我说：“别闹！别闹！你做什么梦啊！王光美是那么好骗的啊！人家在白区工作那么优秀的，连国民党都斗不过她。你们还小毛孩呢。” 我没法相信他的话，就不想和他多谈。我当时三年级，他比我还低一级，我当时是21岁。他也就是20岁左右，大二的学生嘛。 他说：“我们想了一个方案。”我说：“不行！” 我就根本没听他的那个方案，他说：“没关系，我们有办法的。肯定能把她弄出来的。你就给我们两辆车就行了。” 我就说：“好，给你们两辆车。” 他们挑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轿车就出去了。 到晚上九，点钟前后，李振言打电话说：“欢迎我们吧，我们把王光美给抓回来了。”我说：“你吹牛的吧？”他说：“真的，就在旁边呢。”后来才知道整个过程.…… 捉鬼队叫王光美上吉普车，王光美一屁股坐在医院的台阶上。台阶上很脏，她就坐在上头死活不起，王光美说：“我呀，我的行动不是我自己能够安排的。我必须回去，我不是随便可以出来的，我必须向中央、向总理报告的，所以不能跟你们去。” 她赖着不动，怎么劝她也不走，就想拖时间，拖个十分二十分钟的，中央就会来救她。那地方离中央挺近的，就在北海公园附近。当时如果他们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说不定过15分钟就会有一卡车的解放军过来。 好在几个女同学夹起王光美往吉普车里一拖，开车就撤。也没人拦。也没人敢管，车从德胜门出去围着昌平路转了一圈，从体育学院那边绕回来的，到了清华化学馆。 笔者找到1967年1月11日出版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九、十期合刊上《智擒王光美》的文章，文章说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带六千人去天安门广场宣传打倒刘少奇，同时通牒王光美来清华做检查。可是王光美一直没来，于是“引蛇出洞”。 93 ==========第99页========== 在文章中把刘少奇女儿的名字写成“刘萍萍”和“刘婷婷”。本书不做改动，原文摘录如下： 一、序曲 元月六日，14：30，一辆吉普车由清华园开出。15：30，清华园又开出了一辆大轿车。“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雄壮的歌声时时从车中传出。 今天，清华井冈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六个战斗组共四十人，分赴三个战场，准备智擒王光美。第一辆车直奔师大一附中。王光美的爱女刘萍萍，正向该校师生作公开检查。战士们决定在其检查后，使其不能按时回家，再向王光美假报刘萍萍在归途中发生车祸，抓住王光美的资产阶级母爱心理，诱其去医院，智擒之。 第二辆车将井冈山兵团的战士送到交通队和某医院。在站点打响后，开赴交通队的战士将控制电话线，以防所谓“白区工作模范”的刘少奇闻伤讯后，打电话至交通队，询问情况。 某医院是这场战斗的中心战场，复杂的斗争将在这里展开，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也将在这里被擒。 二、揭开战幕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刘萍萍检查后的批判会也已结束，师大一附中的同学陆续地离校了。在师大一附中的一个教室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几个战士正在与刘萍萍“座谈”。18:10。 “喂！你是刘萍萍的家长吗？我是交通队呀！您的孩子刘萍萍今晚5：40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伤势很重，我们通知他们学校了，现在北京北大医院… “喂！你是刘萍萍家长吗？我是师大一附中呀！刚才交通队通知我们，刘萍萍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 二次电话，一次比一次紧急。智擒王光美的第一炮就这样打响了！ 三、动员警卫，争取婷婷 师大一附中，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坚守在北大医院的井冈山兵团战士。此时该院的12台电话，在医院革命同志的协助下，已全部被兵团战士控制。我们的人员正在急诊室，等候着即将到来的“客人”。我们的便衣战士已守住通往该医院的所有路口。 出人意料，一名三、四十岁的军人和一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闯入医院。军人是刘少奇的警卫员李同志，小姑娘是刘少奇之女刘婷婷，他们是来医院看望刘萍萍的。 “刚才萍萍送到医院了吗？”刘婷婷问。“没有。”该院的护士回答。“噢…”婷婷、军人若有所思。 转了一个身，军人马上走向电话机，他要向王光美汇报，当他拨到最后一个号码时，守卫在电话机旁的我兵团战士果断地按了一下。 “这是急诊电话，你不能用。跟我们到那边去。” “你是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我兵团战士问。“当然是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你要做口头革命派还是实际革命派？”“实际革命派。”“那好，把行动拿出来。” 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他看起来，再争取年仅十四岁的婷婷。“婷婷，你应该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妈妈的反！”几经我们说服，她终于想通了，于是她拿起了话简： “妈妈，萍萍左腿伤了，大夫说要动手术。”婷婷和王光美接通了电话。 “怎么样？到底伤得怎样，”王光美焦急得很，电话中听到了她的哭声，“快！让大夫跟我说！” 94 ==========第100页========== 我们的医生很快地接过了话筒，“喂！伤得很重，粉碎性骨折，正准备动手术，按规定，需要家长来签字…”“是不是让婷婷他们签？”王光美颤抖地说。医生按住了话简，准备再让婷婷帮忙。“妈妈，妈妈…”婷婷又说话了。 但是，“王光美已去了。”对方电话中传出一个惊人消息。 四、骗来刘少奇，擒走王光美 20:00左右，“嘀嘀…”一辆小轿车停在医院门前。 “呀！刘少奇！”想都没敢想，富有“白区斗争工作经验”的刘少奇竟上了当。随后，王光美下来了。刘少奇眼皮红肿，王光美眼圈发红，不时拿手绢擦鼻涕。大概是因为爱女挨撞，抱头痛哭所致吧！ “萍萍在哪儿？”刘少奇劈头就问。 “你们受骗了！”那位军人及随着而来的刘允真（刘少奇之子)，还有一位婷婷称之为叔叔的，长得很像刘少奇的人不约而同地喊起来，“他们要揪王光美！” “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人统统回去！” 这时王光美己经哭了，上前一步，露出一付可怜相：“好吧，我跟清华同学走，你们都回去吧！”刘少奇带着愤怒和恐慌的心情掉头灰溜溜地滚了。 王光美自知难逃，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长凳上，左手托腮道：“让我镇静镇静，镇静镇静…”不知是求饶还是耍滑头，然而她内心的恐惧完全暴露出来了。 “跟我们去清华！” 王光美走了几步，一屁股坐到沾满泥土的楼梯上：“咱们谈判，谈判…请坐。”她用手指着楼梯，让我们也去坐。 “你去不去清华？！”我们知道，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谈判，谈判，我们先来学习最高指示…”王光美真滑头，死赖着不肯走。这时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看着这位“夫人”的滑稽表演。 王光美在清华犯下了滔天罪行，她愈耍赖，愈是激起了我们井冈山人的愤怒。 毛主席教育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于是乎，战士们一面保护她，一面要她快走，在其他在场革命同志的协助下，终于将王光美送上了吉普车。 “砰一一”车门关上了。几乎是同时，吉普车紧张地飞驰起来。吉普车像离弦之箭，奔驰在马路上。“你们是哪个系的？”刚才还哭丧着脸百般耍赖的“夫人”竟然嬉皮笑脸地开了腔。“好几个系的！”不知哪一个井冈山战士冷冷地回答。“怎么样，受惊了吧！”另一位战士生硬地反问道。 “啊呀！你们搞得很富有戏剧性啊，不过你们的医院电话中有个小漏洞…”“那你怎么还来呢？” “当时听到萍萍被撞了，哪还有心思研究这个呀！” “嘿！今天我棉鞋也没有穿，很冷。”沉默了一会，王光美又娇里娇气讲起来，“我很娇气，坐在后面颠得厉害，掉个位吧！” 22:00左右，王扒手被抓到清华大学西大操场主席台上，穿着她自己厚着脸皮与我们同学换来的棉鞋，在一片“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中，开始向全校革命师生还账。 井冈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战斗小组供稿。 蒯大富回忆说：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姚文元称赞说：“这文章真好，可惜《人民日报》不能登。”王光美真被骗来了。我就立刻打电话布置：“赶快准备，马上斗王光美。”广播一开，群众涌来。晚上10点多在西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让王光美检查。 把王光美拉到西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她说冷，1月6号是北京最冷的天气。有同学就给她拿了件大衣穿上，她说脚也冷，她穿的是双单鞋子能不冷吗？又有同学给她找了双棉鞋穿上。 95 ==========第101页========== 挨她整过的学生就愤怒地质问王光美，也没有问倒她。学生就高声朗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真要斗了，周总理派秘书孙岳来了。我们把孙岳安排在会客室。孙岳说是总理要他来的。我就问：“总理让不让我们斗？” 孙岳说：“可以斗，但是第一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不准侮辱，第三斗完了我们要立刻带回去。”后来这几条我传达了，我说总理说可以斗，但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准侮辱，但斗完带走我没说。 因为事先根本就没准备，几个同学上台说王光美你怎么怎么镇压革命派什么的。斗了不到半个小时，王光美什么也不认账，说什么都不承认。 他们就把王光美带到强斋我的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宿舍里，让王光美写保证书。第一承认今天清华革命师生的行为是革命行动；第二保证今后随叫随到；第三是每个星期交一份检查；第四是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生活上检举揭发刘少奇。 王光美前三条都答应了，第四条前三点也答应了，就对生活上揭发刘少奇不答应，说生活上有什么可揭发的，没有。她就不答应。同学就和她吵，吵，就要她答应。这生活上几个字她不同意，就这几个字在那里僵了几个小时。到凌晨四点多，她说什么也不签字。 孙岳就坐在隔壁屋里，我也坐在隔壁屋里陪着他。几个小时过去了。孙岳就说：“算了，总理会不高兴的。”我就到隔壁屋去了，一屋子人，王光美坐在那个双层床的下面。我就问她：“王光美，你认识我吗？”王光美说：“不认识。” 我说：“你差点没把我整死，你不认识我？”“哦。你是蒯大富同志。”王光美马上站起来了。 我说：“坐下。你态度很恶劣阿，你欠清华这么多账，同学们让你写保证你都不愿写，你什么态度阿，想违抗啊？” 她说：“没有，没有，只是这生活上我真不知揭发什么。” 正说着有同学把我叫出去，说周总理的电话赶快接，我马上到隔壁办公室去接。周总理说：“我是周总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接周总理的电话，他不说他是周恩来。我说：“周总理，您有什么指示？”“孙岳同志到了没有？”我说：“孙岳同志早就到了。”总理就问：“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 总理说：“斗完了就马上把王光美交给孙岳带回来。”我说：“好好好，我们马上执行。” 这个电话刚放下一分钟不到，电话又响了。江青来电话了。听到江青在电话里先咯咯咯地笑，这个人的心态是非常有趣的。她说：“蒯大富，听说你们把王光美弄到学校去了？胡闹！周总理刚才给你们打电话了，是不是？” 我说：“是。” 她又说：“总理不放心，又要我打，怕你们不听他的话。放回来，听到没有？”我说：“是，我们马上执行，马上执行。” 周恩来不放心，又要江青打电话，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怎么听他的，他就让江青跟着追来一个电话，那我当然没得说了，立刻就放人了。 我又到王光美那边。我说：“孙岳同志说让你签字，签了字就把你带回去。”她知道孙岳来了她就有底气了，就很快签了字。 我问王光美说：“我们没有打你吧？”王光美说：“没有。”“我们没有侮辱你吧？” 96 ==========第102页========== 王光美说：“没有。” 我把王光美带到会客室交给孙岳。我说：“孙岳同志，肯定是没有打她，没有侮辱她，我们是文明的斗。”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孙岳把总理的车都开来了，他们就走了。王光美四点保证： 第一，清华大学部分革命师生出于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刻骨仇恨，这次揪我回清华检查，是革命的行动，揪得好，我支持。 第二，我愿意留在清华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反复检查，直到通过为止。 第三，我愿意揭发我所知道的刘少奇同志的一切情况，从1967年1月10日开始，每隔十天送来一份检查、揭发材料，绝不误时。主要从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狠狠地揭发刘少奇同志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活上道德品质上也要揭，不隐瞒。 第四，如果我回到中南海，清华革命师生要我来时，我愿意随叫随到。 王光美（签字）1967.1.7晨5：00 四十年后谈及此事，韩爱晶问蒯大富捉鬼队为什么这样做？蒯大富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因为1966年6月24号大辩论的时候，李振言他们鼓掌支持我，之后又贴大字报给我说过好话。王光美领导工作组给李振言等人施压。他们对王光美有气，只要一有机会就想抓王光美回清华批判，包括1966年10月份一次、12月份一次，都想揪王光美。可是周总理不批。这些低年级学生政治上还是幼稚的，后来他们就策划了这次“1·6行动”。 第二节毛泽东最后一次找刘少奇谈话 “捉鬼队”思想单纯的学生们并没想到，他们是在一场更大政治风暴已经开始席卷中国的历史时刻，策划了这次“1·6行动”。“捉鬼队”在此历史瞬间策划这次行动之后七天，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最后一次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谈话。 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黄峥说：“主席叫我去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 毛泽东见到刘少奇的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女儿平平遇车祸，腿被轧伤送医院去了。但并不知道此事是假的。 毛泽东叫刘少奇来谈话，正是大联合夺权风暴开始席卷全国的重要时刻。 在决定全国学上海展开的大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找刘少奇谈话。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找刘少奇谈话，这应该是刘少奇挽回自己政治生命的一次重要机会。然而，王光美被“捉” 一事，肯定对刘少奇的情绪产生了影响一一它必然影响到刘少奇认识错误的态度，影响到刘少奇与毛泽东谈话的情绪和内容。这次见面之后两个月，1967年3月中句，毛泽东下决心打倒刘少奇！ 黄峥编著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一1969》一书中这样记载： 少奇同志坚定要去医院，卫士组马上通知中央警卫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告诉他们刘主席马上要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去。由于时间紧迫，没说去干什么，他们还以为刘主席要住院了。 卫士组的人和郝苗都随少奇和光美同志去了医院，我独自坐在卫士值班室里守着电话。少奇同志回来一下车，看到我在值班室的门口站着，便朝我走了过来了。“平平怎么样？”我急切地问。 少奇同志微笑着说：“是红卫兵的骗局。他们真能想办法，为了抓光美便把平平、源源、亭亭都当人质扣了起来。”说着就坐在值班室的凳子上。 “只要平平没出事就好。”我安慰他 少奇同志点着香烟，抽了一口，说：“是呀，小孩子受我的株连，实在不应该。” 97 ==========第103页========== 正说着，平平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因为造反派在医院抓到了光美同志，学校也就放了平平。平平一见爸爸，就扑到爸爸怀里委屈地放声大哭起来。她边哭边说：“学校的造反派要我做检查，否则不让我回家。我给他们讲道理，他们就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少奇同志问：“他们打你了吗？”“没有。”平平回答。 “你没有出事就好，不要哭了。他们把你留下，是做人质，说你遭车祸了。我刚从医院回来，他们把你妈妈从医院抓走了。”少奇同志平静地安慰着女儿。平平听说妈妈被抓了，哭得就更厉害了。 少奇同志拉着平平的手，边安慰着女儿边向他的办公室走去。 有一次，她在爸爸的书房里大声叫喊：“他们说，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的大发展，我要看看马恩列斯的书，要搞清楚在什么地方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人家说发展了，就发展了嘛，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跟上形势。”她把头一扭，不满意地说：“毛主席说，凡事要问个为什么。我爸爸也跟我们说过遇事要用自己的脑子多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要盲从。反正现在是停课闹革命，我要把马列著作都看看，要搞清楚究竞怎么发展了马列主义…… 1967年1月13日夜，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主席叫我去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他要车了。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我。” 我同他开玩笑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可以随便进出，更何况是你呀。”为什么他要华沙牌车来接少奇同志？我不理解。但毛主席要找少奇同志谈话总是个好消息。我还是从心眼里感到高兴的。 我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但他没有听懂，“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懂。”他提高声音对我说。这时光美同志又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那好。”少奇同志说着就站了起来。徐业夫来后，先到了我们办公室。因为少奇同志搬到福禄居后，他还没来过。我问他：“为什么坐华沙牌车来接？”“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 我领他到少奇同志办公室时，少奇同志已在门口等着。徐业夫说：“主席请你到他那里谈一谈，跟我一起坐车去吧。”少奇同志顺手装上香烟盒火柴就出来了。光美同志跟在少奇同志身后，用手捋捋刚穿上的干净衣服，把上衣往下伸了伸，这样一直送少奇同志上了车。看得出，光美同志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少奇同志走后，光美同志问我：“为什么叫徐业夫来接？”我说：“刚才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怕不安全。”“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都换车了？”她又问。我说：“不知道。”我安慰她说：“不管坐什么车子，但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大了解。”“不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她心中无数。 第二天，当其他工作人员知道昨晚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都很关心，问我知道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大家猜测，这次谈话可能对少奇同志的错误交了底。别看造反派叫喊得凶，毛主席要保他只要 一句话就行了。 我也急切地想知道谈了些什么。我给光美同志送抄来的大字报内容和搜集到的一些小报、印刷品时，问 她：“不知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了些什么？” 光美同志神情黯然地说：“少奇同志回来没有多说，只说他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到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特别是许多老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二是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伞，使国家少受损失。前一段时间少奇同志就给毛主席写过一个东西，其中就有这些内容。少奇同志还说，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少奇同志告辞时，毛主席还送到门口，并要他保重身体。” 说到这里，她从抽屉拿出一页纸，说：“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有三本还没找到，咱们分头找找吧。”我接过来一看，一本叫《机械唯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德)；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 98 ==========第104页========== 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找到一本《准南子》。 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 第三节周恩来批评“恶作剧” 1967年1月7日，周恩来接见七机部“9·15”与“9·16”双方代表时，谈到清华大学部分同学在1月6日揪王光美的事件。 周总理说：本来斗王光美我们都赞成，因为她在清华压制民主，打击群众。但是斗争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如背靠背的，面对面的，也可以书面的，因为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清华左派同志谈了，他们赞成。政治局都支持主席的意见。但是清华几个同学说不过瘾。昨天晚上（六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是王光美女儿的腿压断了。要父母签字才能开刀，赶快去人。结果他们不假思考地都去了。当时我派车去赶，已经赶不上了。到医院门口，实际上他们女儿没有压断腿，清华同学把他们请上汽车到清华去了。 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恶作剧呵，不正常。骗去斗，还是斗了。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以后听说是清华左派抢的，因为清华左派我熟悉。我放心了。我打电话问蒯大富，当时我认为是他搞的恶作剧，他说他不知道，确实蒯大富不知道。既然你可以用这种方法，那么坏人也可以搞这个方法。他们批评八个同学，八个同学感到委屈。跑到我这儿要我接见，从十点纠缠我的秘书，我只有五个秘书，24小时不断换班。我是不赞成这种作风的。这种作风不能提倡，这种作风我告诉你们，就是彭、罗的作风，是彭、陆、罗、杨的坏作风。就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刚才的事情全跟你们讲了，把真实的事情告诉你们好。如果你们也是偷听就不好，真正的政治斗争不是偷看别人的笔记、偷听人家的讲话，现在要肃清这个坏作风。这是罗瑞卿从江西苏区作起，学苏联的又吸收了国民党的旧东西，这个坏作风主席经常反对，主张党的绝对领导和走群众路线。但是罗瑞卿管保卫工作，根本没有贯彻主席思想，还实行的是苏联路线，彭是管政法，虽然罗瑞卿离开公安部了，但是公安部还是有许多同志受彭、罗的影响，现在开始肃清这个影响。 周恩来的批评讲话，第二天就在清华引起激烈辩论。 有的同学认为“1·6行动”好得很！认为这是革命行动，大快人心，揪得好揪得对！有的认为糟得很！有的认为抓的方式不对，但已抓回要支持。 还有同学就认为：这是运动群众，大会毫无准备，长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1·6行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是形“左”实右的表现。这种争论在当时很正常。蒯大富回忆说： 捉鬼队对周总理的批评想不通。1月8号捉鬼队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这是什么立场？》。意思说王光美在清华镇压我们罪恶滔天，革命小将用机智的方法只是把她斗了一下，有人就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反正就是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那谁看谁不知道是针对周恩来啊。当时很多人急了，那不是公开和周恩来叫板吗？我当时也吓坏了，我说赶快撕了，就把大字报撕了。我说李振言被我见到我就要把他抓起来。后来我还把李振言和郝雷他们狠狠地训了一顿。我说：“你们别把我们给拖进去了，这不是开玩笑的。” 总部发表声明了，严厉批评李振言的大字报，公开和他们划清界限，可事情并没结束。1月19日，“管得宽”战斗组又贴出7号周总理那段批评讲话。 1月20日，“捉鬼队”竟然发表《严正声明》，攻击周总理“说出了王光美不敢说的话，发泄了刘少奇不敢发泄的恨”，强烈要求周恩来做检查。 1月21日，四纵队联合发表声明，痛斥捉鬼队的《严正声明》送至广播台要求广播，但遭广播台拒绝。发生如此大事，广播台中午还在集中力量广播稿件揭唐伟的老底。对于有分歧的战友稍微忍让一点都做 99 ==========第105页========== 不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这些这都在为后来的分裂和内斗积累能量。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这些事，冷静想想，各有其理。 周恩来身为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他身心交瘁。 就在“捉鬼队”骗王光美一个多月前，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组织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个单位造反派的人，冲人彭真的家，抓了彭真。以后又相继抓了刘仁、万里、郑天翔，以及许立群、林默涵。 1966年12月4日，周恩来接见这四个单位的代表，他还不得不说：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1966年12月12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批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大会。这才过去一个多月，王光美又被从中南海骗出去了。如此效法怎么应付？ 一部分学生拥护周恩来的意见，贴大字报批评“捉鬼队”当然有理。 而“捉鬼队”学生认为自己被王光美整过，她王光美还躲在中南海不出来接受批判，革命学生智取王光美乃正义之举，何错之有！ 1970年之后全国大抓反革命“五·一六分子”，“捉鬼队”李振言等人理所当然要被当作反革命“五·一 六分子”狠狠整。 那时候王光美也失去人身自由了。学生造反派还没到秋天就被算账了。 电机系学生陈贯良是“捉鬼队”成员，毕业分配留在清华工作。后来在迟群大抓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的高潮时挨整，自杀身亡！ 电机系学生李介谦也是“捉鬼队”成员，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在大抓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的高潮时挨整，自杀身亡！ 第十一章反康生帮王洪文救张春桥 第一节成立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时经常是七波未平八波又起。“井山总部”进驻高级党校的代表增至六人，又孕育着新的风波！ 蒯大富回忆说：我们清华井冈山1967年1月23日在北京成立“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主要是受陶铸倒台的影响和启发。 陶铸当时是中国第四号人物，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下面就是陶铸，再下面就是陈伯达。而且他当时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顾问，第二顾问是康生。也不知什么原因江青突然点了陶铸的名，说陶铸是坏人。那个时候只要江青一点名，那这个人就没救了，那肯定就是毛主席的意思了，要不她怎么敢在大会上点名呢。 这种点名给我们学生什么启发呢，反正我这么认为，只要我们有证据，证明任何人对毛主席不忠，或者说他历史上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被我们查出来，我们就可以反对他。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二把手，都可以反嘛，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我们都可以反，而且反掉了嘛，那陶铸又倒了，就根本没把康生当回事。 当时高级党校两派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前者反康生后者保康生。他们都想得到大学红卫兵支持。因为大学红卫兵得到中央支持，势不可挡。 1967年1月15日，28团烈火战斗组的戴国珍、杨玲去高级党校，表示支持红战团，并表示要搞康生。同时要了康生1月10日讲话的传单，准备批判。 100 ==========第106页========== 1月17日，叶志江又去高级党校红战团了解情况，他回校后孙常秋又去红战团了解情况。红战团对外联络人员赵若锦等3人来清华找28团戴国珍，送来一批有关康生的材料：《对红战团讲话》、《三点指示》、《对林枫、贾震的二次批评》等等。烈火有人对红战团的人说：“28团是要搞康生的，总部先不感兴趣，后来了解材料，总部完全支持。” 叶志江、刘泉等四人贴出大字报《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产生很大影响。之后他们继续活动。晚上天安门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等分别开会，会上讨论了康生问题。会后部分战士以119串联会名义写出了《康生是什么派？》。 不过学生也有保康生的。舵手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这是一股什么风》，指出康生是左派。 晚上红战团联合清华井冈山、体院、天大八一二，请来上海红革会一文艺小分队在党校开会，会上和党校红旗发生武斗，并在晚12点砸了红旗战斗队队部。 至此，清华部分人搞康生的活动已有十天左右，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1月20日清晨，康生、王力、关锋三人接见蒯大富等人。 王力、关锋指出康生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不能揪。要和红战团等反动组织划清界线，当心被他们拉下水。“要揪康生同志，这是敌我不分。彭真不是老早就想揪康生同志的吗？这是黑白颠倒，这样做，革命性成问题”。 康生说：“红战团大方向是错误的，你们（指蒯）不应当支持他们，否则我们中央文革和你们决裂。”康生交给蒯大富一些刘少奇的材料，希望井冈山兵团把刘少奇批判到底。 蒯大富等人没听进去，不以为然。 当天下午，《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被转抄至党校，党校引起震动。红战团更为活跃，写出《康生同志，我们也怀疑你》。据红战团说，此文原是《井冈山报》的特约稿。 毛泽东思想纵队、天安门纵队等留校同学开会，决定在党校贴大字报支持红战团，安排专人整理康生材料等。有人提出要去游行，把康生大字报贴到市内去。 1月21日，蒯大富变本加厉，反康生升温。下午，党校红战团与清华井☒山、北京业学院、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推清华28团戴国珍起草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公告》。 下午，红战团头子卢国英、周维煌来清华。卢和周听了20日康生等接见蒯大富的淡话，并说：“蒯大富回来后说：康生想压，压不下去，这是他的反动路线的大暴露。”“他愈压就越要搞！”有人冒充大字报编委会的名到印刷厂印了一万份《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的传单，准备次日进城散发。 数力系保康生的换新天战斗组贴出《不许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 晚上，28团召开了形势讨论会，会上烈火汇报了康生问题。蒯大富最后出席了会议，谈了他的活思想。总部通过一份声明，内容：(1)支持调查康生问题，认为康生问题是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心内容之一；(2)希望红战团退出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此声明署名日期为22日，打算次日早上广播。 毛泽东思想纵队和天安门纵队开会，传达康生、王力、关锋同志的讲话，最后决定原计划不变，继续整 理康生材料。 晚上，海燕战斗队、天安门纵队不怕鬼、毛泽东思想纵队雄鹰展翅、117独立营在叶志江的带领下去抄邓拓的家，想抄出康生的材料，因邓拓家已封，未抄成。 第二节蒯大富向康生请罪 蒯大富回忆说：我们联合了北京矿业学院、北京体育学院还有北京党校红战团，四家成立一个委员会，叫“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简称“康调”，并公开发公告。 体院、矿院、党校这几个单位来头都很大呢，我们也没有请示。任何人，就是我们自己搞的。我们认为就像打倒刘少奇一样打了就打了，谁能把我们怎么着？ 反康生的这张公告发布还不到一天，哎，陈伯达和关锋的讲话就出来了，主要是陈伯达的讲话。 101 ==========第107页========== 公告发布出去当天夜里，半夜，开始是关锋给我打电话，声音非常严厉：“蒯大富，陈伯达同志要和你讲话。”我一听赶快一手拿笔记录。他那福建口音可真难听，根本就听不懂，关锋在旁边嘛，他就说伯达同志的话不太好懂，那就这样吧，伯达同志讲一句我讲一句，陈伯达说一句他就给我转述一句。 后来向全校公布了。 第一次通话：时间1967年1月22日凌晨2，点50分 陈伯达说：“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答：“知道。” “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 “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顾问，是中央信任的。怎么样？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能！” 如果不能说服即开除！你们这样干等于和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反对林枫的，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指中共中央党校红色战斗团）是反动的，不能和它联系。” 关锋说：“那天谈话（指1·20凌晨康生、王力、关锋接见清华井冈山代表座谈）是受伯达、江青同志委托的，在你们困难时我们支持你，我们不愿看到你跌倒，愿意你继续革命，你们不要随便收拢组织，要保持革命派的纯洁性，不然你们的旗帜就会倒下去的，以上意见我们和你们商量，你们自己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不勉强。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肯定的！” 第二次通话，时间1967年1月22日凌晨3点35分。关锋说： “伯达让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总理、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挺身而出，痛加驳斥！ “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那里的左派是李广文、知春、吴保华。 “你们不要丧失你们的荣誉，要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要懂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防止坏人混水摸鱼。 “再说一句，要作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 蒯大富回忆说：讲的话是非常严厉，根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当时我真蒙了，那时我怀疑康生，但我不怀疑陈伯达，那时候我对陈伯达非常信任，你想中央文革当时什么威信啊，毛主席的传令兵啊，毛主席说什么中央文革马上就执行，陈伯达当时这么一讲，那我只好马上执行。当时我就这样对陈伯达讲：“坚决改正，向康生同志道歉，向康老谢罪。”当时这一棒就真的打蒙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把陈伯达的讲话写成文字公布了。总部没有办法，第一个就是宣布解散康调会，然后就是把所有收集康生的材料全部送交总部以后全部封存上交中央，另外就是要做出深刻检查向康老请罪，写个请罪书派人送到中南海西门给陈伯达。 1月22日防修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蒯大富同志：撒谎》，揭露蒯大富回答陈伯达电话时文过饰非，而且在声明日期上弄虚作假。 师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中央文革号召。要求蒯大富挺身而出，领导反击逆流。并有大字报要求罢刘泉的官及改组广播台、《井冈山报》、大字报编委会。是时，119革命串联会贴出检查。 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人大会堂与大专院校各左派组织座谈。周恩来、江青、伯达、戚本禹等参加，点名批评蒯大富。江青说：“调查康生专案小组有清华井冈山、中共中央党校红战团，是反动的…大量诽谤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及跟随主席工作过的同志。今天北京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我们表态了没有？这就是敌人的一种新方式。就拿蒯大富同志来说吧，当王光美、薄一波、叶林等人联合整你们的时候，就是陈伯达同志 102 ==========第108页========== 派人给你平反，你还记得吗？·我们内部，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共过患难的战友啊！去年虽然我们不能明确地支持你们，但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只剩下毛主席、林总，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领导啊！” 1月23日晚，中央文革继续与各校代表座谈。江青、陈伯达讲话：现在你们要爱护左派的荣誉，要革自己的命，应该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应该团结。 兵团总部表态：前一段兵团一些战士和战斗组对康生同采取怀疑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决心在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的帮助下，改正错误。 就在挨批评，做检查的情况下，1月24日，28团同情者又写出了几份大字报，坚持《1·6行动好得很》，并写了《猪人与蛇》，影射攻击周恩来。 蒯大富回忆说：后来大概过了两三天我就又见到康生了。我说康老（当时看到康生都不叫康生同志，要叫康老)，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情况，冲撞了您老人家。康生就笑了笑，说你不是要批刘少奇吗，给你一些刘少奇的材料。给了我一包刘少奇在重庆的讲话。全部是些什么会上，什么讲话的资料，等于就是送你一包资料什么的，就弄得我更尴尬了。觉得康生真是不得了，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那么宽广，不但不计较我们，还给了我们材料。当时好像是在中宣部的小礼堂，他在主席台上，我在台下，隔着这么一米高的台子，他是弯着腰递给我的，我是抬着手接的。 矿院他们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因为没有形成实际的风波，只不过刚刚开始，康调会还没来得及开花就落了，就被扼杀了。 1967年1月25日下午三点半，康生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访问清华，在蒯大富等的陪同下来到甲所。开了一个座谈会。 座谈时，康生竭力表白自己，在学生面前叫屈，也还想和蒯大富搞好关系。康生说：“阿尔巴尼亚的老战友，在一九六○年的布加勒斯特会上，我们是同赫鲁晓夫战斗的朋友…少数的看起来是微弱的，但是进步的。革命的必然大大的发展，形式上大的，表面上是多数，但如果是反动的、反革命的，那么他必然要一天天地衰亡下去。你们清华大学少数派的斗争就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在布加勒斯特的斗争也证明了这个真理…清华大学八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是第一次来。那时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排斥我，但是他们并没有放过我。 “七月二十七日，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单独找我谈话，他认为我是支持少数派的后台老板。当时我对你们的情况还不清楚，他们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对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的看法我们之间有分歧。我说这两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情况不太清楚。他说：你不清楚，我们清楚，你们谈清华镇压蒯大富是错误的。我说：蒯大富是革命的。他说：不是。他们讲：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我说：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吗？他武断地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也是有的。 “当时，我不认识蒯大富，也不认识你们，阶级斗争也就是这样。修正主义没有国界，马列主义也没有国界。我们国家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在霍查同志领导下，也在进行文化大革命。”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和基尔·巴卢库和卡博。毛说：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和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毛：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竞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在后来整风活动中蒯大富先后做了两次检查。绝大部分师生表示欢迎，强调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03 ==========第109页========== 但纵队一些人认为蒯大富的检查通不过，朱德明说：“蒯大富这个人不能洗温水澡，得用100℃开水烫！”八 八纵队刷大标语《蒯大富的检查只能给二分》。 2月22日，蒯大富在红代会上向周恩来和康生请罪，周恩来说：“不用请罪了，革命的犯错误是好事。”康生说：“你2月15日检查我看过了，很深刻，不要再检查了，再检查就抬高了红战团了。” 笔者认为：蒯大富公开以总部名义反对康生，就此得罪康生，那康生是随便能得罪的吗！康生这个人不但记仇，而且多疑心狠！蒯大富的嫡系捉鬼队贴大字报不指名批评周恩来，攻击周恩来“说出了王光美不敢说的话，发泄了刘少奇不敢发泄的恨”。如果这种问题出在别人头上早就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了。由于蒯大富的特殊身份，上下一时还拿他无奈，但陈伯达和江青已经对蒯大富反康生极为不满。 在社会上蒯大富给人为所欲为的印象。如果此后蒯大富规规矩矩做事，清华运动健康发展，周恩来、康生也许就真原谅他。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并非如此。政治上的蒯大富要把上上下下全推到对立面才甘心！在日常生活中与蒯大富有交往的人会觉得蒯大富特别随和，脾气绝对好。真是莫名其妙的双重人格！ 第三节带王洪文见周恩来和江青 别看王洪文后来当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67年元月，他到北京来想见周恩来和江青，他真还找不到门呢。当年他到北京来，还是蒯大富带他去见的周恩来和江青呢！ 北京的红卫兵生活在毛泽东跟前，要论和周恩来、江青及中央文革的关系，王洪文没法和北京这些头头比；要论文化大革命造反的资格，王洪文别说比不上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就以清华大学为例，造反的资格排在王洪文前的就有一大批。 蒯大富回忆说：王洪文大概是1967年1月12日来的北京。王洪文在上海见过张春桥和姚文元，但还从未见过别的中央领导人。 我们清华井冈山驻上海联络站有个学生叫竺培植，还有一个叫谢遐龄。这两个人文革时绝对是一等的活跃分子。上海造反派宣布夺上海市委的权之后才几天，王洪文就赶到北京来了，他想见周总理和江青等中央首长。竺培植和谢遐龄把王洪文带到清华来，他们说王洪文没见过周总理和江青等中央首长，请我帮助引见。我说平时见周总理和中央首长的机会很多，可以引见。 这样就先把王洪文安排在留学生楼，也就是在静斋住了下来。 过了大概有三天，1967年1月15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经济主义誓师大会。会议是以三司名义组织的，上主席台要有特别通行证。于是我就让王洪文坐在我的车里一块去，车子一直开到工人体育场主席台的后面，我把王洪文带上主席台，我和他在贵宾休息室等着。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中央领导人依次步入主席台第一排就坐，周恩来第一，陈伯达第二，康生第三，江青第四，其他中央领导随后。 在中央首长们坐定以后，我就把王洪文先带到周总理身边，我说：“总理，这是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同志。”王洪文早就准备好了工总司的袖章，不由分说就给周恩来戴上。 我又把王洪文介绍给陈伯达、江青和康生。江青见到王洪文时非常激动，她握着王洪文的手说：“你们辛苦了！” 之后我和王洪文到后面位置坐下。过了一会儿，周总理招手说：“王洪文同志到这儿来。” 周总理和江青站起身，一同把王洪文带到贵宾休息室后边一个首长呆的地方谈话去了。时间也不长，十分钟都不到。 周总理和江青与王洪文谈话出来后，大会就开始了。王洪文就坐在主席台前排位置上了。第二天报纸也登了。1967年1月16号的《人民日报》可以查到，因为当时反经济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会后王洪文就回上海去了。他们当时是坐飞机到北京的，我记得从上海到北京96块钱。可不便宜啊，相当于大学生两个月工资啊。 文化大革命后谢遐龄在复旦大学社会研究系当副主任，竺培植在一个区的人代会任职，定居上海。文化 104 ==========第110页========== 大革命时，学生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吃住行都不要钱。很多学生回家乡，支持当地造反派夺权。 第四节参与上海一月夺权 造反派向全中国宣布上海夺权以两个历史性文件为标志。 一个是1967年1月4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等上海七个组织和外地四个组织发出。其中北京有两个组织参加：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毛主席1967年1月8日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谈话指出：《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第二个是1967年1月9日的《紧急通告》，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出。其中北京有三个组织参加：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全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举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从上海夺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署名单位上可以看到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当时所起的作用及社会影响。 蒯大富回忆说：我和驻上海联络站虽然保持了比较紧的联系，但是也是在中央广播了才知道清华井冈山驻上海联络站是夺权单位之一。联络站竺培植和谢遐龄不是一般的参与，他们还参与公告起草。 韩爱晶回忆说：当年我是从报纸和广播里知道我们北航红旗是上海夺权重要单位之一。那是去上海串联的红旗战士成立的联络站参与的，他们自己就代表北航红旗签字，他们没有与我联系。回到学校也没人找我谈这件事。他们在这两个重要历史文件上签名，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典型故事。北航红旗战斗队大民主的作风、北航红旗战士的自主自为的水平就表现在这里。当时上海造反派把北京这三个组织的参加看作对他们的重大支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105 ==========第111页========== 第五节蒯大富全力为张春桥解围 蒯大富回忆说：1967年1月，上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这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搞的。当时红卫兵很单纯，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只要他违反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他的反。 他们开始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我们学校谢遐龄和竺培植从上海给我打电话问：“老蒯，上海开始反张春桥了，总部是什么意见？” 我说：“清华井冈山坚决保张春桥，先把广播车开出去，旗帜鲜明，把牌子打出去。” 通电话之后他们就上街宣传保张春桥。好多人围着广播车要砸，一看是清华井冈山就不敢砸了，说这是我们的战友啊。很快形势就变了。 当时劳元一在上海学生造反派里实际是一把手，他比安文江和陈敢峰出名。他说张春桥冒充中央文革，说张春桥传达的中央指示是假的。在反对张春桥高潮的时候，他们豁出命地干。 中央文革对此事有几条指示，意思是张春桥同志是党的好同志，中央信任他，炮打张春桥同志是错误的。劳元一从上海给我电话说：“老蒯，中央文革的四条指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真的，一个字都不带错的。”后来劳元一又来电话说：“我们错了。” 我说：“赶快停止，无论如何你们要停止，不然你们要倒大霉的。” 事情过了之后，复旦大学的安文江还专门跑到北京来和我们辩论，他说：“张春桥是坏人，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我们查出张春桥历史上化名狄克反过鲁迅。” 我就说：“历史问题是为现实问题服务的。” 另外他还谈到了张春桥老婆文静的问题。我就说这些都不算数，最算数的是张春桥现在拥护毛主席，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他只要是拥护毛主席，他就是好人，他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 我说不服他。上海红革会炮打张春桥正是我们在北京反康生受到中央文革严厉批评后几天。我们也是抓住康生一些问题以为不得了。 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约见蒯大富，12月25日后清华大学六千人去天安门搞几天大行动，1966年12月30号江青去清华慰问。 1967年1月底上海红革会炮打张春桥，1月29日蒯大富下令井冈山驻上海联络站立即行动去保张春桥。而此时也正是蒯大富在北京反中央文革顾问康生遭到上下批判难受之日。这些政治动作之间内在的脉络以及蒯大富的思想动因显而易见。 从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中可以看到蒯大富让清华井冈山驻上海联络站为张春桥解围的一些情况：1967年1月27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十多名红卫兵，来到淮海中路市委党校的三楼会议室，强行对我进行绑架。 “上海市委槁修正主义，陈不显、曹荻秋被打倒了，张春桥也当过市委书记处书记，抓过思想文化工作，难道就没有问题吗？为什么就不能‘炮打’？我们认为上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张春桥、姚文元现在不能当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都领导过市委写作班，他们和你都应当接受造反派的审查！”张春桥、姚文元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谁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1月28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约见“红革会”的负责人谈话，在上海展览馆谈了六个小时，“红革会”坚决不肯让步，围攻张春桥和姚文元…“红革会”已经通知冬大专院校的基层组织，上街刷“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字报，满街已经贴满了“炮打”的标语…… 红卫兵们也已上床就寝。忽然，从复旦校门口的方向，传来一阵阵高音喇叭发出的广播声，把大家都警醒了： 我们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驻沪联络站的联合广播车，现在开始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现在开始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 106 ==========第112页==========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 (一)复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复旦的某些人，无理绑架了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 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我看看手表，现在是1967年1月30日的清晨五，点钟。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来得正及时，把我从厄运中救了出来！ 笔者认为：无论康生和张春桥在台上当权还是被打倒，红卫兵头头在这种问题上的行为都不应该被无限上纲，更不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当然，搞打、砸、抢应按刑法慎重处罚，但不应该扣反革命帽子来解恨，更不应该对保过自己的人罪恶再大也法外开恩甚至包庇重用。遗憾的是残酷的历史翻来覆去，手握重权的人往往因不明真相而极不公正。 第十二章地位变化却难夺校园权 第一节蒯大富无意北京夺权斗争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近百万人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同时宣布夺权。1月11日，毛泽东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贺电，表示承认上海夺权。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全国进入大联合夺权阶段。 韩爱晶说：全国夺权，这样重大的决策离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不到半个月。在元旦社论里指明的四项任务中，根本没有夺权这一项。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半个月前没有估计到的事。全国省、市、县以及各工厂学校都夺权。 回头总结：请问做出如此重大决定在中共党内应该经过什么程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经过什么程序？原来正在掌权的官员为什么要交权？夺权者又凭什么来夺权掌权？这样夺权后果是什么？当时对这类情况，毛主席多次强调：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当时蒯大富对大联合夺权态度如何呢？很奇怪，蒯大富并不重视北京的夺权。 早在1966年8月31日，蒯大富写过一篇大字报谈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写作班子在写社论号召全国夺权时，还专门把蒯大富这篇大字报拿来参考。社论中有几处表述来源于蒯大富大字报，如：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这不是什么“个人野心”，而是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共产主义夺权，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107 ==========第113页========== 北京市夺权斗争，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各搞一块，三足鼎立。聂元梓领导新北大公社联合一些工厂和北京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在广播电视大楼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可能聂元梓觉得毛泽东评价他们七人大字报是北京公社宣言书，她是当然的北京公社负责人。聂元梓拉着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美国人李敦白做游说工作，让别人拥护她为核心，以为只要通过电台广播，北京夺权就大功告成。 韩爱晶领导北航红旗在北京空军支持下，联合他们支持的全市性工人组织包括红色造反者、革命造反者和一机部革命造反总部等，在1967年1月18日直接去市委大楼宣布夺权，成立了“北京市夺权斗争委员会”。他们把市委、市政府主要机构的大印用布袋子一装，就马上行使对各区县的领导。还立即成立了“抓革命、促春耕火线指挥部”，并拉着刘建勋和吴德一起工作，上面直接有周总理下指示。夺了权就行使权力。韩爱晶认为要与工人阶级在一起，他不买聂元梓的账。至于谭厚兰和一帮搞理论的笔杆子在北京饭店设个机构筹备夺权，不声不响，为日后市革委成立后掌实权在谋划。后来证明这些文人厉害得很呢！ 北京市革委成立前夕，谢富治说就知道“北京市夺权斗争委员会”，没听说过“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聂元梓听了气不打一处来，恨谢富治是摘桃派。 蒯大富回忆说：对北京夺权我不太关心。韩爱晶那里我只派个人去参与而已。聂元梓找我的时候我心里特反感，整个北京学生挨工作组整的时候你在那里呢，怎么听不到你一点声音，现在看见上海夺权了你也想夺权了，肯定是想当北京市长，我现在都这么说她 北京市夺权三足鼎立、各行其是，基本没发生冲突。 后来毛泽东指示：北京夺权采取新的方式、按系统搞大联合开代表大会，先成立红卫兵代表大会，再成立工人、农民、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之后再结合干部和军队代表、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在谈到大学负责人时，毛泽东说：五大领袖只剩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四个。垮了一个地院的朱成昭。 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大会上讲话祝贺，蒯大富致开幕词。代表大会核心组由聂元梓任组长，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任副组长。 3月19日，农代会成立。周恩来讲话，谭厚兰发言祝贺。邓万田任核心组组长。 3月22日，工代会成立。周恩来、陈伯达讲话，韩爱晶发言祝贺。刘锡昌任核心组组长。3月25日，中学红代会成立。周恩来、江青讲话，蒯大富发言祝贺。李冬民任核心组组长。 蒯大富并不重视对北京市的夺权，大学红代会筹备时有北航和地质等七个大学，没有清华和北大。但蒯大富却顺利进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担任副组长，他只需要出席会议，坐大会堂主席台，上电视，可谓春风得意。之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介入北京市运动和外地运动，许多事是主动出击，社会影响很大。但这些事并没有占用蒯大富很多时间。 那么蒯大富主要精力投在哪里了呢？当然他自己最清楚他花多少精力在革命事业上，但从蒯大富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当时一个方向是盯住刘少奇和王光美，同时正忙着搞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期间，蒯大富响应中央号召批判二月逆流也占用了一些时间，但这些事对蒯大富和清华运动影响不大。 第二节清华夺权比万里长征还难！ 不管蒯大富承认不承认，实际上蒯大富更多的精力是被动投在清华校园里了。虽然蒯大富自己说清华大学早在1966年12月19日“井冈山兵团”成立就宣布夺权了，比上海夺权还早，但实际上他对清华发号施令的时间极其短暂，真正一统天下大概只有半个月。 蒯大富要在清华掌权合法化要有中央承认才行。毛主席党中央正式号召夺权后明确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根据毛泽东指示，三结合必须有革命干部参加，军队代表可以后派。清华大学必须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才算真正掌权。 108 ==========第114页========== 蒯大富在社会上虽然风光无限。可是在他的立足之地，清华园里的分歧却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焦点是结合哪些干部进革命委员会掌权！这关系到全校师生员工根本利益，涉及到如何评价十七年的根本问题。1967年春，毛泽东清楚地看到正在起重要作用的造反派红卫兵的表现，及时提出造反派自身改造问题和解放干部问题。 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孟繁华撰写的《打倒私字，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一文。周恩来说：“这篇文章毛主席看过了，很欣赏，推荐给大家。” 文章指出：极端民主化、自由化、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这种种的坏“主义”，都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它使革命的队伍离散、动摇，丧失战斗力，不能联合，而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 文章还指出：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夺权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只有在思想上彻底夺了“私”字的权，才能保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彻底胜利。这个文章中所列的种种坏主义，恰恰在清华大学各群众组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种种坏主义也是导致文化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周总理欣赏的文章，蒯大富认真阅读没有？地位迅速变化、责任更加重大的蒯大富及其战友们具备两个夺权的素质吗？面对复杂严峻的斗争，如何处理干部问题上的分歧、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对待自己，几乎成为蒯大富及其支持者天天要处理的非常棘手的课题。 清华园的矛盾是内在的、必然的。早在1966年10月26日，就在学生关注王光美检查的时候，向党负责战斗组贴出的大字报就谈到说：我们是本校教研组和党支部一级基层干部，文革初期，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写过为蒋黑帮辩护的大字报…当我们认清了蒋黑帮的面目后，就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做了检查交待…我们虽然犯过些错误，但不是四类干部…发表三点声明：(1)与蒋黑帮划清界限；(2)我们犯过的错误自己负责；(3)永远不向群众进行报复…我们呼吁革命的师生员工和各个革命组织积极支持基层干部自己解放自己，参加文化大革命。 更有甚者，11月27日，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认为在清华自己是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他说：“当时拿现在主席思想来验定是有缺点、有修正主义倾向，重业务，但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对…不能说清华出来的学生政治觉悟就低…清华在全国来说是先进的大学，这是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结果，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学生出去是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层干部展示解放愿望，蒋南翔不服其罪。文革五十天的矛盾和文革前十七年的矛盾都摆出来了。1967年2月22日晚上，中央台广播了《红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文章指出：就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经过批判和斗争，在处理上也要宽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文章也指出：犯错误的干部，应该提高警惕，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党中央态度是公开的，鲜明的。但具体到清华就复杂了。 广播《红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对北京各高校影响很大，人们纷纷贴出大标语、大字报热烈欢呼。但不同身份者反应不同。社论广播后清华园里的情况如何？蒯大富面对如此局面有能力处理好吗？ 井冈山广播台发表评论员文章《干部应该亮什么“相”？》，其中讲到：“干部亮相就是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立场，就是用自己的言行编写历史。革命的‘亮相’不应当背离把矛头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方向。对蒋南翔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就是要向自己头脑中私字开火，狠狠触及灵魂；就是要坚决相信群众，不允许抓革命群众小辫子无限上纲：就是要绝对相信党、绝对拥护毛主席、绝对拥护中央文革。” 北京纵队照妖镜战斗组贴出《喂！当心！你们坐的可是贼船》，揭发整风串联会丹心向阳战斗组，说他们 109 ==========第115页========== 有人说现在清华园的权不在左派手中，“蒯大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威胁他们班造反派一个党员说：“现在蒯大富就要完蛋了，你保了蒯大富，小心你的党籍！”并叫嚷：“清华园的权谁敢夺！我敢夺！”还说：“现在刘菊芬应该也来说话！” 2月25日，继很多中层干部纷纷亮相之后，刘冰贴出大字报《热烈欢呼<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大字报说根据自己知道的情况，“还不能做出蒋南翔是阶级敌人的结论”。陆续贴大字报表态的还有李思问、吕应中等。 2月26日，迎春到贴出《与刘冰座谈纪要》，说刘冰认为“把清华党委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不对的…清华有些地方贯彻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如学生搞四清、下连当兵、政治课学毛选等”，实为前党委辩解。 胡健贴出大字报说“蒋南翔执行的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是犯了些错误”，为蒋南翔翻案。 总部负责人鲍长康、陈育延、刘才堂、陈继芳、刘泉、孙怒涛、潘剑宏、崔兆喜、任传仲、邵凯胜等人贴出大字报《我们对干部问题的几点看法》，认为清华园长期以来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政、财权的单位，认为干部亮相必须对以下问题表示态度：对敌人的态度，是否要造刘、邓、陶的反；对革命组织、革命小将的态度：对自己犯错误的态度：对党的领导、对中央文革的态度。 3月4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红代会核心成员时讲话：“下半年总得开学了吧！教材考虑过没有？蒋南翔还有人给翻案，他们都很猖狂，还没有打倒。你们现在斗当权派像吃桃子，吃了一口就扔掉了。他们很不老实。分清敌我很重要，要在心目中有敌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不要搞反革命复辟，我们不管如何也不能通过蒋南翔三结合。光靠几个学生是不能把学校办好的，还要靠革命干部。” 3月20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讲话：“目前是决战时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权斗争，有少数左派夺权没有经验，没有团结多数。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翘屁股，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要翘屁股，这是一股逆流。” 第三节周恩来教育蒯大富 周恩来非常关心清华文化大革命，过问得很具体。 1967年3月22日周总理在北京市工代会成立大会之后与蒯大富个别谈话。周总理说：你们对干部不要绝对化，要么批判不得，要么就打倒，否定一切不好，肯定一切也不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也不是不可以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不可批，一批就打倒，都不对说明你们红代会领导人政治上还不成熟。《红旗》第四、五期社论是两条路线的作战。对群众和群众的千部，否定一切是不对的；对千部来说，肯定一切是错误的。不要形“左”实右的，资本主义复辟原封不动地搬上去就叫复辟。 毛主席对刘少奇看了20年、等了20年才写出第一张大字报。 《红旗》第四期社论中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屡教不改，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后一段是毛主席加的。我想都没有想到，主席真是宽宏。 1967年3月26日下午，在中南海，周恩来接见新疆代表团座谈时说：“清华‘井冈山’有八千多人，内部也有左、中、右，可以争论，有争论，有对立好嘛，学校里几个也可以，只要是革命的。” 第四节韩爱晶警示自己和蒯大富 蒯大富喜欢搞纪念活动，连1966年6月24日大辩论等满半周年都要开大会纪念。这种事热闹光彩，但不能解决大联合三结合问题。 1967年3月24日，全校张灯结彩，红旗飘舞，主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庆祝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等几十个 110 ==========第116页========== 单位赶来祝贺。一派节日景象。 会上，蒯大富简略地总结和回顾了清华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和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的历史，蒯大富最后说： 同志们，目前国内国际形势都是一片大好。 国内更是好极了的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局势，而是百万雄师已经过大江，占领南京，东面向上海挺进，西南杀向成都，往南直捣广州，一种浩浩荡荡、势如破竹的大好局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文化大革命决定性的胜利就在眼前！ …在目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十分深入的情况下，必须认真学会斗争策略，提倡科学性，提倡打得准，对于目前社会上争论关于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的问题，我们认为，李富春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不要贴他的大字报，李先念同志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可以用适当的方式对他提出批评。对于余秋里，我们认为余秋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尤其文化大革命以后，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完全可以炮轰，完全可以火烧，完全有权力批评，至于打倒不打倒，我们要看余秋里自己，我们暂不提打倒他，他改了就不打倒。不改就打倒。余秋里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新北大公社代表聂元梓、北京市外事局毛泽东主义红色造反团代表美国籍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敦白，作了热情洋溢讲话。 北航红旗韩爱晶的发言非常真诚。他含蓄地警示自己和蒯大富： 亲爱的清华井冈山战友们：在你们清华井冈山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我也在你们大会上讲过话，可是那个时候还是悬崖百丈冰。今天来到这里，已经是山花烂漫了，已经是井冈山人多壮志，清华园里换新天了。首先，让我代表北航红旗战斗队向清华井冈山人致以最真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今天像一个盛大的节日，确实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我们在这里庆祝这个节日，像在一个人的军舰上一样，在大风大浪里庆祝这样一个节日，历史在前进，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在严峻地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年轻的战士，也在考验着我们年轻的队伍。同志们，阶级斗争的风浪还多哪，世界上的事还多着呢。一年四季都有风，咱们是不是都能经得起这个风浪，让我们以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共勉：“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世界上的事情还多，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者，不要做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我们北航红旗全体同志和清华井冈山全体同志，一定在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精神是要变物质的，量变要引起新的质变。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线胜利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发展的了不起的跃进局面也要出现了，世界上插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日子终究是要到来的。让我们以战斗姿态迎接那个新局面，迎接那个新世界的诞生吧！ 第五节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如重磅炸弹直落清华 1967年3月26日，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清华部分教职工与井☒山兵团总部代表，谈复课、批和改的问题。 陈伯达真有点书呆子气。他想让清华当教改试点，当时这根本不是清华师生最关心的问题。清华此时根本不具备搞教改的起码条件，而且情况越来越糟。 1967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如重磅炸弹直落清华。 蒯大富回忆说：三月份《红旗》杂志记者到我们学校调查干部问题。后来写成的《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对清华运动影响之大是很难想象的。清华是正部级单位，系主任至少是副局级，这样的干部就算比较高层的了。清华的矛盾，分歧点就是学校的干部。不是中上层干部。是一般干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文章题为《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下面我们摘引文中几段：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 111 ==========第117页========== 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千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千部四百余人，共计千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某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 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某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某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某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902班内反蒯的十七名学生组成）讲“蒋某性质还未定”。刘某（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某（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始的三级干部会议，何某（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某（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笔者评议：这篇文章发表前毛泽东审阅过。文章把干部受冲击靠边站的责任推给工作组，叫做“打击一大片”；同时文章点名“蒋南翔、刘冰、胡健、何东昌、艾知生”五个人是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工作组“保护一小撮”。 文章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提法符合毛泽东一贯思想即团结大多数，得到绝大部分基层干部的感激拥护，还把仇恨都对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章写的是清华干部问题，清华当然反映最强烈。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3月31日上午10点半，在西区阶梯教室召开全校干部会。许多干部痛哭失声，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纷纷表示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 谭浩强说：“刘邓对干部实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这是历史上上规模最大一次。” 原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郝根翔：“派工作组到我校几乎把所有中上层干部打成黑帮…把我们关在房间里，没有自由，与群众隔离，不让我们起来革命。” 原行政生活副书记李思问：“要我们检查，检查一次通不过，再检查又通不过，非要上纲到‘仇恨党，仇恨主席，仇恨社会主义制度’… 一同学：“对刘邓反动路线是有抵制的，工作组说清华干部是黑帮，哪来那么多黑帮啊！”原团委副书记单德启：“十多年来学了刘氏《修养》，蒋南翔对我们做的也完全是刘少奇的一套。” 一同学：“我们对待干部亮相就要看他大节。” 下午全校大会，庆祝《红旗》杂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发表。会后游行。 笔者评议：正确对待干部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在清华大学和全国各级单位引起巨大分歧和斗争的问题。调查员文章讲得很平和，可到具体单位照办谈何容易！ 如果真如社论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那么全国各省市县的党政机关为什么要普遍开展夺权斗争？！夺谁的权？！ 如果具体到教育系统或者直接回到清华大学：是陶俦代表中央书记处决定对蒋南翔停职反省的。他公开指出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学校… 怎样对待清华广大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和斗争。这个问题是清华无休止派斗演变为武斗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冰、胡健的态度说明蒋南翔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学校高层干部不承认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问题涉及毛泽东、涉及到给蒋南翔定性的陶俦。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矛盾和斗争主要看工作组撤离之后到1967年3月底《红旗》调查员文章发表之前就基本可以了。因为这个时期属于比较规范的讲理阶段。清华绝大多数人基本可以各抒己见，包括刘冰也还能 112 ==========第118页========== 公开贴大字报。民主较充分，基本符合毛泽东文革安排，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也比较讲理，是文斗。这一阶段的政治斗争带有很浓的理性色彩，甚至学术气味。 从1967年4月14日之后，两个对立的派别演变为两个对抗的组织，这时的政治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山头主义。斗争有时讲理，有时不讲理，甚至不择手段，文斗一年到1968年4月23日升级为武斗。两派背离毛主席大联合的指示，清华运动走上邪途。 第十三章三十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 第一节戚本禹文章给刘少奇定性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实际是把刘少奇定为敌我矛盾的一篇公告。 笔者咨询戚本禹这篇文章出台的背景以及过程。 戚本禹说：关于写文章的事是1966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那里谈话时毛主席提出来的。 主席说，1967年是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年。主席还说，要写点文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大决战做准备。 后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也几次谈到要落实主席的想法，要写，点东西。江青对我说，你是搞历史的，可以从历史方面着手嘛。 关于刘少奇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评价，胡乔木写过材料。我自己就选了这个题目。写好之后先请毛主席看。主席看过第一稿就退回来讨论。周总理主持中央碰头会，一句一句念。因为文章较长，讨论好几次。又送给毛主席看。主席说文章写得好。主席提有修改意见。这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面有。 笔者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有关内容及戚本禹自己回忆简介如下：1967年3月22日，戚本禹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五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 第二天，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送审稿上写有三个批语并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话。毛泽东写的三个批语分别是： 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毛泽东三月廿三日 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 是翘还是饶，请查一下。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同时，《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在文中用粗黑字体印出。 随即，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头条播出，电台、电视台都选最好的播音员用特别洪亮庄重的声音反复播出。全国各族军民全神贯注学习领会，因为这种文章不仅关系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还可能影响自己的命运。 113 ==========第119页========== 文章一出，署名人物影响倍增，权威显赫，比如戚本禹。可是随着复杂斗争的深入发展，写文章的人又可能出了大问题而且经过毛泽东同意被打倒，抓捕入狱了。那时如何对待毛泽东审定这种署名文章就很尴尬。历史证明，用署名文章传达党的指示是一种失败的不妥当的方式。一个政党应该采用严肃的明确的政治方式向党员和人民传达党中央的指令并承担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 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属于这种特殊的署名文章。本书第十章介绍了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找刘少奇谈话的情况。那也许是刘少奇挽救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基本可以确定，1967年3月中下句毛泽东下决心按敌我矛盾处理刘少奇了。 毛泽东对刘少奇态度的变化，从他肯定戚本禹的文章可以看出。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第二节周恩来同意批斗王光美 戚本禹的文章在党政军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政治敏感性超强的蒯大富意识到中央下决心打倒刘少奇了，批斗王光美的时机成熟了。 蒯大富回忆说：戚本禹那篇文章毛主席不仅看了，而且改了，还做批示，加写了文字。文章绝对是毛主席的意思了，这个时候打倒刘少奇就名正言顺了。 2967年4月3号在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接见。我先请示过戚本禹，我问他：“王光美能不能拉出来斗？”戚本禹说：“我哪管什么事啊，我只是小组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事你问任何人都没有用，你得请示总理啊。”我看到周总理，就赶快写了一个条：总理、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吹响了向资反路线总决战的冲锋号，我们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强烈要求批斗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 就这么几句话。我站起来递给了总理，总理看了之后就传给陈伯达，又传给康生，传给江青，他们几个人都点点头，然后总理就朝我说：可以，你们准备一下，我们沟通一下。 哇，可以，我高兴死了，回去之后我就传达了。你想我们要了这么多次都要不到，好不容易偷着抢过王光美来斗了一次，还挨了顿臭骂。这回周总理自己说可以。他是看到刘少奇没法保了，周总理是看到那个桃 114 ==========第120页========== 子非常非常熟了眼看就要掉下来了，他基本是这个特点。文革期间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是这样的。这个得佩服总理，周总理是大帐里的那个总参谋长，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旗手是冲啊冲啊到处扫，江青喊打倒的不一定就倒，江青喊打倒不一定算数，但周总理只要稍微松口这个人就彻底完蛋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周总理同意之后那就是具体操作了。 第二天，我就在清华宣布，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我们揪斗王光美。我们总部研究决定4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主楼前广场批斗王光美。全校紧急动员。我们整整准备了一个星期啊。全北京贴海报。海报：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王光美大会，定于4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举行。欢迎全市革命同志们参加。清华《井冈山报》上发布了《关于四月十日揪斗大扒手王光美的通告》： 王光美对清华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干部，对全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欠账总是要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王光美，你听着，和你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在此，奉红代会命令，我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特发表通告如下： 定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上午九时半在清华大学主楼前广场召开“斗争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大会”，勒令王光美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上午七时以前滚回清华园，接受斗争。热烈欢迎全市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贫下中农、革命千部和其他革命群众参加斗争大会。 清华井冈山兵团1967年4月5日 蒯大富回忆说：总部制定了“斗王光美方案”，成立六个筹备组。号召全校革命师生打一场人民战争，大造声势，大造舆论。 4月9日晚上还放映了戚本禹的文章重，点批判的《清宫秘史》影片。晚上，捉鬼队紧急集合，去捉拿王光美、彭真、陆定一等人。 周总理也通知了王光美，在此期间就发生了江青说的那个事。好像就是在闲谈的时候，不是在正式场合，有的时候首长们不是休息嘛，江青和我说了这么几句话。说：“你们要批王光美啊？” 我说：“是啊。” 江青说：“她那个上印尼穿的那衣服哪去啦？把它搜出来！”反正我就记得有这么句话“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想，那些什么奇装异服都是穿得那么暴露的，什么旗袍，项链还有那个小草帽，你丢中国人的脸我们就丢你的脸了，就让她穿旗袍了。就是在印度尼西亚戴的那个很精致的洋帽。因为当时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有个纪录片，就把那纪录片拿来放，然后就把那里面的衣服全给记住了，然后就跟王光美要。 后来潘剑虹到了她中南海的家之后，发现他们家专门装衣服的箱子啊就有五十多个，里面全部装的是王光美的衣服。潘剑虹就问：“你那些上印尼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不知道。” 谁把王光美押过来的我不记得了，晚上就给带回来了，反正是周总理派的人，一直前后跟着，看着呢。我们开着大卡车过来，他们也开着车跟着，全程都跟着。 带回来就开始审问，就是三审王光美啊，一夜没睡，左审过去右审过去，什么也没审出来，倒是王光美表现特聪明。 审问王光美的那帮人也是不行的。用戚本禹的文章上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问，她全驳回了。问刘少奇为什么反毛主席？她就说刘少奇不反毛主席，不是这么说的，这么说不是事实。她也是一个认死理的人。说打倒王光美，她就说打倒再爬起来。 要她穿那个衣服，她说：“这个不适合适个季节穿，我不穿这个。” 红卫兵就说：“不行，现在没有你的自由，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后来就左扒右扒把她给扒上了。关于让王光美穿旗袍、带项链与江青、关锋等人的关系，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回忆文章中说： ..1967年4月初，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 115 ==========第121页========== 锋叫到钓鱼台11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16楼办事组住地，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 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一一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目！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他们不要给她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风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我马上去清华…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我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我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厅。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目”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记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我们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我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 …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在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11楼放映厅看了现场记录片。 周恩来同意蒯大富批斗王光美正好是捉鬼队“1·6智擒王光美行动”过去三个月，原28团的学生贴了许多纪念“1·6行动”的大字报，而战地黄花战斗组贴出《“1·6行动”好个屁！》的大字报。可见清华校园里分歧依旧。不知蒯大富知道不知道，就在他让一些战斗组连夜作战，抄出大量大字报和大标语去市里张贴时，原唐伟毛泽东思想纵队的人却无动于衷，反应冷淡。蒯大富的反对派正在策划怎样同蒯大富进行斗争。 蒯大富得意啊，他回忆说：我们开了几辆广播车到北京城里去喊，走到哪儿喊到哪儿。广播车每到一地，都被围得水泄不通。北京城轰动了。人们都想到清华亲眼看看批斗王光美的实况。 然后就开始商量批斗会搞多大场面？几个人发言？谁发言？把谁揪来陪斗？决定要拉彭真、陆定一、薄 一波和蒋南翔四个陪斗。你看这陪斗的也够级别吧。把他们都押上台一大帮子全站在那主席台前，四个陪斗的又搭了一个台子，王光美一个人搭了个台子。 116 ==========第122页========== 第三节王光美显出超凡应对能力 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充满革命义愤，他们拿着报纸上戚本禹的文章，一条一条审问王光美。尤其是挨过批斗挨过整的学生更是带着仇恨批判王光美。 政治上处于逆境的王光美，孤立无援，是非另当别论。但她的回答确实显出她水平不一般。请看当年《井冈山》杂志社整理的审问记录： [第一次审问。地，点：清华中央主楼。时间：晨六点半左右（已谈过好一会儿)]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秋史”是爱国主义的？ 王：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同学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出去斗。王光美不千。)问：这衣服一定要穿上！王：就不穿！ 问：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翻脸)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人身自由。 问：（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 一，点不给，半点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王：谁说我是三反分子老婆？（打断）问：我们。 王：反正我不穿。我犯了错误，批、斗都可以。问：你犯罪！今天就是要斗你，以后还要斗，穿上！问：我们就要你穿去印尼的那一套。 王：那是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衣服，夏天有夏天的，春有春天的。这夏天的现在不能穿，要春天的，我可以派人去拿。 问：去你的吧！什么夏天、冬天、春天的、会客的、访问的，资产阶级一套我们不懂。王：毛主席讲过，要注意气候，随时换衣服。（大意） 问：（众笑）去你的吧！毛主席讲的是政治气候。按你的立场，现在穿皮大衣也冷死了。问：我问你，你访问拉赫尔时更冷怎么也穿了？穿上！只要冻不死就行。你穿不穿？王：不穿。 问：“冻死苍蝇未足奇。” 王：如果我真反毛主席，那冻死就活该。问：你就是反对毛主席。 王：我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问：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什么？ 王：同意派工作组当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当然毛主席不在，刘少奇要负主要责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 问：你们反对革命群众怀疑你们，你们对怀疑你们怕得要死。王：我是共产党员，我怕什么，舍得一身刷… 问：（气急、骂）大扒手、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给中国人民丢脸，揭事实。（给苏加诺，点烟）王：我认为我没丢脸。那天是告别宴会，他坐在我旁边，我是女主人…应尊重印尼习惯。问：去你的吧！我们不懂那套洋规矩。和苏加诺这种坏家伙鬼混。王：当时苏加诺还是有进步性的…外交…问：你对批判“修养”怎么看？ 117 ==========第123页========== 王：这本书是唯心的，不谈阶级斗争，我同意报上发表的《红旗》评论员文章的几句话。至于反毛泽东思想主观上我是不同意，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问：对戚本禹同志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怎么看？ 王：这部片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对，这部片子刘少奇没有说是爱国主义的，我和他一起看的，当时只看了一半，以后天亮了看不清了，他什么也没说。这是肯定的，他没说过。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没说过。 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没错了？ 王：刘少奇是有责任的，52年毛主席曾对他说过这片子是卖国主义的，作为一个负责人不组织批判是很大的错误。 问：你觉得这文章写的对不对？这是毛主席看过的！ 王：是吗？是主席看过的吗？我觉得还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问：戚本禹同志文章针对的是谁你清楚吗？王：那他提的的确是刘少奇。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问题怎么看？ 王：有的是刘少奇的责任，有的不是刘少奇讲的。 问：那么《红旗》上在造谣？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王：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了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感到这一点。 问：那叫叛徒集团自首是怎么说的？ 王：这不是他指示的，是一个负责同志提建议他同意过的。问：是谁？ 王：我不说！问：你包庇！快说。 王：（沉思一会）是柯庆施建议的，刘少奇同意了。问：（气愤)不许你污蔑柯老！ 王：反正我说话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好了。我告诉你们，王前（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是个坏人，她造谣泄私愤，你们不要上当。不相信我就算了。 问：王光美你说，你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看？ 王：我主观上还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反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主席许多事委托刘少奇、书记处处理，发生的事他要负责，但现在他靠边站了，不负责了，不当权了么。在反动路线时他是走过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 问：就是反动路线这一点？ 王：当然不止。凡是犯路线错误都走资本主义一段道路。 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是有缺，点错误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王：他主观上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世界观未改造好，又是负责地位，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问：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王：刘少奇是讲了很多的错话，你们是指50年他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的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问：这么说，讲“工人就得剥削”是对的？ 王：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比如一个资本家与他座谈说剥削是罪恶，那开一个厂就大罪，再开一个厂罪就更大了。刘少奇说只要对国富民强有好处，开厂剥削，这样的剥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剥削。这是特定条件下讲的，现在有人砍头去尾地讲这句话。 118 ==========第124页========== 问：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 王：那不只他一个人。根据报纸上的报道，绝不是一个人责任，停战协议（决议）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他现在把责任担起来，勇于承担责任。（众笑：这么他还是英雄了？）就是勇于承担责任么。 问：不行！迷信蒋介石的人要查出来。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你们可以去查查报纸，有公开文章的！问：那刘少奇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拔呢？ 王：金皮带圈、金鞋拔子是有这么回事。他做白区工作，随时有逮捕危险，是应该身上带些东西的。谢飞同志虽然我不认识，我觉得她很好，临走什么也没拿。王前这人就不好，把这两样东西拿走了。当时许多人赞成离婚，王前妨碍少奇同志工作。 问：你是否说过王光英这个大资本家好，还要拉他入党？ 王：王光英不是大资本家，最多是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他剥削是剥削，可是…你们可以调查一下，他是否可以起进步资本家的作用。他不愿当资本家，说资本家名声太臭，要求入党，党给他任务，让他做资本家的工作。 问：你现在对刘少奇到底怎么看？ 王：说他一辈子反革命，不反资本主义我没有充分材料。(同学要她戴上项链) 问：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链，你为什么非要戴上？王：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带别针，没说带项链的事，但问题是一样的。问：胡扯！你是三反分子！王：我不是！ 问：（逼）那你说《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怎么样？ 王：《红旗》调查员文章…（不语，同学吵，逼后，大声嘶喊）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问：好。记下来。 王：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清华，我们的问题肯定是右倾主义，是路线错误，我们是右倾不是形“左”实右。反正这“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我没有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 问：你敢否定革命小将？ 王：（恨，斜眼，用眼角看人）真正的爱护小将，应该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能歪曲事实来爱护革命小将(被打断。众：你放毒！)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讲完。毛主席说：坏话，好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问：我们就是要斗你这个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大扒手。王：我不是，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不要给我们党脸上抹黑了。干的丑事还少啦！桃园四清你干了些什么！ 王：对四清材料你们了解了多少，你们都找什么人了解？你们下去五天，我待上一年了，比你们了解，你们要认真调查。 (群众气极，给她“打扮”后照相)王：谢谢你们。你们不应该侮辱我。(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问：对你就是要专政。让你现现原形，你不舒服吗？你不舒服了就说明我们是革命行动。问：刘少奇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认为怎么样？ 王：（避而不答）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6、7月是他干的，但以后就不能归他。问：刘少奇7·29讲话反对毛主席。（李世权一事） 王：李世权的那件事，毛主席这样说可以，刘少奇这样时候、地方，这样说是不恰当的。问：什么不恰当，他反毛主席。 119 ==========第125页========== 王：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从来没有主观上要反毛主席。问：刘克思是谁说的？ 王：刘克思是王前造谣。她不是个好人。 问：他在《修养》中大骂有人要全党尊重他…是谁！王：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他不是骂主席，那指的是洛甫。问：那62年再版时为什么不修改，反而把斯大林都删了？ 王：那不知道。他是坚决反修的。他改的地方有档案在，你们有条件就去查。毛主席说要出刘选，他不积极，后成立编辑委员会，要他修改出书，他看过一遍，有的是编辑委员会改的，他没注意，你们可以去查嘛。我知道，他是不反斯大林的，“九评”，“两论”。他都参加起草的。 问：胡说！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们就是要把刘少奇拉下马！王：拉下马我同意，别人领导比他领导对党更有利。 问：王光美，你对戚本禹同志提的几个问题怎么看？（念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最后的几个问题） 王：(1)没讲过。我不知道。（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猖狂反对毛主席三个问题） (2)我等待毛主席讲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想，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考虑避免修正主义复辟的。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学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66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 (3)他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更没有什么猖狂。他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观问题。 (4)他没有大肆宣扬。他是想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时白区损失极大，日本人又要进攻，因为一些人不知名，影响并不大，就让他们自首了。北京61个人，天津几十个人。至于自首书的措词，什么“坚决反共”他不知道的。 (5)起草的文件，中央是看过的，当然他要检讨，但同一个文件他提出过积极练兵。当时这些是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 (6)他反对资本主义改造？没有！在天津讲话是错误的，但改造资本家他是积极赞成的。合作社问题他是同意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主要是邓子恢干的。 (7)八大报告是有缺点，但是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八大决议好像也有错误……主席没看过…这是很匆忙的，刘少奇决议好像看得也很匆忙。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 (8)这不是刘少奇说的。他只是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可能是会助长歪风滋长。 (9)刘选编委员会叫他审查的，他对此不积极。（王光美对谁指使大量翻印，流行国外，不敢回答)(10)他是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过分强调了扎根串连。有些话使人感到农村漆黑一团。 (11)对6、7月之前我同意毛主席大字报观，点。6、7月后他也要负责任。是不是都要他负责，那我就不了解情况了。 (王光美被带下去斗争) 王：解放军同志呢？老马，我要吃镇静剂。问：你不是不怕吗？ 王：我心里是挺镇静的。我吃药是有病神经不好。(手发抖、喘气、连东西都放不好。)问：王光美你手发抖了！ 王：我这手有毛病。我不怕，我心里很镇静。(王要两粒镇静剂，解放军只给一粒。)王：好，听你的，吃一粒。 (拉出去，她哭丧脸，一步一步挪，又要吃镇静剂)王：解放军同志呢？我还要吃药。 120 ==========第126页========== 问：你不是不怕吗？纸老虎！ 王：我不怕。我是愿意把大会坚持开完了，我这几天发烧，刘少奇也有病，我做好几天护士。(说完抿住嘴，手上青筋暴出)(临拉出之前问她。)问：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王：（低声）我现在接受群众对我的批判斗争。 第四节大会场景 审问之后，王光美被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带到主楼前批斗大会会场，这里早已人山人海。王光美穿着不合时宜的夏装旗袍，脖子上挂着乒乓球串成的超级项链，脚穿高跟鞋，猛地登场，台下惊呼之声震耳，啊…啊…一浪激起一浪。大会主持人领喊打倒刘少奇！打倒王光美的口号。 王光美站在主席台前一侧早就专门给她搭起的批斗台上，陪斗的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和蒋南翔四个站在另外搭起的一台子上。前面台阶上还站着两百多个陪斗的清华学中上层干部。 大会没有请上级领导人参加，会前给首都主要大学、工厂等单位发了主席台的请帖以及限定人数的入场券，有请帖的可以坐在主席台上，有入场券的可以自带马扎坐在台前主会场上。 这样，在台上就坐的除了一些特约嘉宾之外，主要是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和委员的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负责人，有聂元梓、刘锡昌、邓万田等人。 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现场拍摄。那个年代还没有大屏幕显示，清华也还没有实时转播设备。 春寒料峭，北京及外地的三十多万人云集清华，人头涌动，水泄不通。北京市公安局调了一千警察来清华维持秩序，会场再进不来人了。全校的喇叭都开着，各个地方都听得到。人们都想看到斗王光美的实况，很多人站得太远了，看不着啊，那也远远地站在那里听着、看着。 上午九点半批斗王光美大会开始。 蒯大富首先做批判发言，题目为：粪土当年万户侯！ 面对着台下几十万群众，蒯大富以胜利者的姿态说：大家还记得吧，去年六月十九日，王光美蹬着自行车来到了清华园，一进门就洋洋得意地说：“少奇同志派我来的。” 刘少奇算老几！只要他反对毛主席，只要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管他有多高职位，有多大声望，我们就要统统把他拉下马，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揪出了刘少奇，你王光美也跑不了，既然，你要和刘少奇扯在一起，那你就和刘少奇一起完蛋… 王光美，你抬起头看一看你那丑样，还站在这儿干什么！把大家的眼睛都看脏了，给我滚下去！统统滚下去！ 今天，薄一波也在这儿，这一次是你四进清华园，不过和前三次有点不大同，你可是王光美的“亲密战友”呵。薄一波，你听着，我问你，你还记得去年七月三号你在清华大学都说了些什么吗？对大家讲讲！（快讲！)你说，“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小卒子，留下来当难得的反面教员”。想不到九个月以后的今天统统落到了你薄一波的头上，薄一波才是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马前卒！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马上杀掉你，留下了可以做难得的反面教员！薄一波，十个月前，你可曾想到你也有今天啊！ 蒋南翔，你可是王光美的“保护对象”呵！王光美说你的性质还没定。你感到很高兴吧！可是很遗憾，你们的性质不是由你们自己来定的。而是由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定的。我不禁想起了在六·二四人辩论会上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所引用的一段社论：“一切牛鬼蛇神终将不能逃脱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不能逃脱党的阳光，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在千百万觉悟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一切牛鬼蛇神想投机取巧，想颠倒是非，想浑水摸鱼，想制造思想混乱，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们想蒙混过关，逃避失败的命运，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蒯大富发言后回到主席台第一排中间位置坐下，大会继续批判发言。蒯大富一边坐着美国人李敦白，另 一边是北航韩爱晶。 121 ==========第127页========== 台下会场上的第一排中间坐着王光美的两个天真纯洁的女儿刘平平和刘亭亭，他们相信毛主席，紧跟毛主席，也随着喊口号。蒯大富告诉韩爱晶说，平平、亭亭是自己向清华提出要来参加大会的，就把她们安排在前面了。 被工作组整得卧轨自杀而致残的朱德义在大会上控诉王光美： 自控系的一个年青的教师明远同志，就被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给活活逼死了。我也被迫走上了卧轨自杀的道路。压坏了两只脚，成了终身的严重残废！ 可是刘少奇、王光美这一小撮狼心狗肺的家伙，还不肯放过我，他们就是要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出事后不久，我刚刚被抢救过来。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他们就急忙派出了两个人，名为到医院里来“看护”我，实则对我实行监视。我因为流血过多，常常处于休克状态，而且整天发高烧，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可是，他们灭绝人性，根本不管我的死活，硬逼着我每天要交出两份检查！ 原工作组组长叶林已经倒戈起义，站在毛主席一边向刘少奇王光美开火。他的发言是《王光美是刘少奇派的刽子手！》。 叶林说：清华大学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亲自掌握下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我们必须把刘少奇和他提出的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批深、批臭！ 一、王光美是刘少奇派到清华镇压革命群众的“特派员”… 二、王光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在六月二十七日大礼堂的辩论会上，由于蒯大富同学发言有理而工作组反驳却无力，王光美坐在甲所收听了大会发言之后，非常生气，说她“肺都气炸了”，污蔑蒯大富同学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井埋怨“积极分子”为什么跟不上去，不能把他驳倒？她提出要学习她过去在农村“四清”的经验，要“亮典型”、“打活靶子”，要把蒯大富同学作为“典型”、作为“活靶子”来打。说既要在理论上把蒯大富同学批深、批透，还要把他的组织活动查清。于是打击面迅速扩大，到处追查“蒯式人物”，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 王光美为了挑动我们更狠地镇压革命群众，竟当着我们工作组长的面说：“我看你们一个副主任，两个副部长还斗不过一个小小的蒯大富。”… 三、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 四、王光美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积极配合刘少奇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五、王光美到清华来，除了镇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以外，还乘机大肆吹捧刘少奇。 美国人李敦白在批判发言中说：“七年以前，中国的无产阶级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也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害，立了一大功。我们感谢你们！” 蒯大富回忆说：批斗会那天美国人坐在我右边，大会批判王光美时李敦白还讲了一个笑话给我听呢。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就认识王光美，当时有人想把她介绍给我，后来没谈成，哈哈哈。”李敦白的中国话讲得棒着呢，一口京味。 批斗会也有一点武斗，王光美站在那台上，头就这么低着。到了最后要王光美向革命群众请罪，她不服就把头一仰，他们捉鬼队的就拿腿一扫，王光美一下就跪下来了，台下群众就“喔”地喊了起来，不过她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就那一下子，那一下子动作有点过分。 没出什么大事，没伤人，更没死人，最后我们捡了几大筐鞋子。 当时拍有记录片，三十分钟的中央新闻简报，关于批斗王光美。当时很多新闻单位都来了，因为是合法的嘛，周总理同意召开的嘛，所以他们就全来了。 中午12点左右大会结束。王光美和被批斗的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和蒋南翔等被带下去以后，人潮变成洪流向四面八方涌去。 当时，清华校园不高的围墙外是四季青公社一小片的麦地和菜地，4月10日北京的麦子还没多高呢。人群散去之后，已经看不到一棵麦苗和青菜了。麦苗、青菜与泥土被人们用脚踩着搅拌成十多公分厚的绿色泥浆。 122 ==========第128页========== 第五节批斗会后再审王光美 蒯大富回忆说：王光美被带到主楼803，井冈山战士继续审问。学生肚子里能有多少货？还不是东问西问，反而显出王光美的应对能力和水平。 请看当年《井冈山》杂志社整理的审问记录： [第二次审问。时间：4月10日下午1：00，地，点：清华主楼803。]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文章怎么看？ 王：戚本禹同志写得很好，旗帜鲜明。根据我知道的事实，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的结论我得不出。 一九五零年我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电影时，他没有讲什么。主席要批判，他没批判，这是错了。反正我没有听他说过这片子是爱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文章出来后，我很气愤（刘），也很关心。毛主席说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么，我又问了刘少奇一次，与他回忆了很久，他也说没说过。我们相信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会弄清楚的。 问：算了吧！你的立场决定你的认识。问你，你对今天斗争大会怎怎么看？ 王：今天大会表现了群众的愤怒。我个人受一些委曲也没啥。毛主席教导我们也要经风雨见世面嘛。我希望你们给我听录音，我听到的太少了，我应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让刘少奇知道。 问：你自己干的事情自己不知道？ 王：我在清华是犯了错误，我什么时候也不翻这个案。 问：犯罪！王光美告诉你老实点。你不翻这个案，那还有什么案要翻的？话中有话。老实告诉你这辈子也甭想翻了，别做梦了。 …(下面谈到反斯大林问题、反个人迷信问题) 王：刘少奇配合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了吗？刘少奇不是反斯大林的。两论“关于斯大林问题”他是参加写的。他对斯大林是三七开的，刘少奇从来没有说过根本否定斯大林的话。（打断）… 问：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三反分子，你同意吗？ 王：刘少奇与彭、罗、陆、杨不一样，他根本不是两面派，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他，他提要与我结婚时是把年龄、性格、缺点都告诉我的。问：你对中央文革怎么看？ 王：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在这次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可否定的，但这并不是说一，点错误也没有。列宁说过，做工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问：你慌什么？赶快交待你和刘少奇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王：刘少奇没有罪行，叫我交待什么？问：少耍赖！你对中央文革到底怎么看？ 王：越是做工作多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要自我批评，中央文革是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的，我从讲话上看到过。大字报上边也有提意见的嘛！. 问：你放心，我们会把刘少奇拉来斗的！ 王：刘少奇来，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这种动手的方法。问：对你这种死不低头认罪的家伙就要专政！ 王：不对！我向群众低头了，我还向群众鞠躬了。这不是你们让的，是我主动的……问：什么人？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我们要打倒刘少奇，你同意不同意？王：我同意打倒，打倒他可以更好地领导革命。问：不是更好地领导问题，是保卫了毛主席。王：我们是非常尊重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的… [第三次审问。时间：4月10日5：40一10：05地，点：主楼803。] 问：王光美，你上两次态度极不老实，要你这次老实交待。首先交待你的家庭出身！ 123 ==========第129页========== 王：家庭出身是民族资产阶级，本人成份是学生。家里房子有40多间，有某公司、扬威公司的股票，当日本人占领之后… 问：说具体数目！ 王：说不上来，不多的。那是三七年，家里很少，靠卖房子过活。为什么还定为民族资产阶级呢？因为卖房子钱存入银行，有剥削。父亲起初是当职员，后教书于中学，后来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法律。回国，由职员升当工商司司长… 问：解放后拿多少定息？ 王：拿过一、二年，发定息，我未过问，拿多少，你们去查去。拿过一、二年，一年约二、三百元，从定息来看，够不上大资本家，真的…… 问：父亲是何时发家的？ 王：大约是当工商司长，是北洋军阀的时候。他自己说过。还代理过工商部长。官僚自己当然不会说自己是贪官，从那时说是反动官僚，但后来靠资本主义剥削，所以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我哥哥是填‘反动官僚’的…我六个哥哥，四个妹妹。大哥王光德早死了。眼睛瞎了，没有做什么事。二哥王光琦是外贸部情报研究所的。 问：什么时候进去的？ 王：在银行集中后，王光琦受批判。此后，分配到那儿去的。解放前，他在青岛银行办事处当…后又到北京银行办事处，后又在燕京大学讲经济学。他的老婆是四川资本家的女儿。他留学美国，由于钱是银行出的，所以回来之后仍在银行工作。 问：银行是谁开的？ 王：…从重庆回来是这样，他岳父兄弟俩是四川大资本家，一个逃亡香港，现已死，一个逃亡到台湾…是他岳父把王光琦介绍给李宗仁的，李宗仁也把小孩曾在45年下半年寄托在我家，李宗仁来看小孩，我见过他。 问：三哥呢？ 王：三哥叫王光超，原在协和医院，解放初留职，后转入北大医院，现在是皮肤科主任，他老婆是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他们都是“九三学社”的，都留学，是在天津解放之后才回天津的。 间：四哥呢？ 王：是王光杰，现在叫王世光，是解放前清华无线电系毕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之后，清华大学南迁，他留下，参加地下党，搞无线电。在哪年入党，由于地下党保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后来，他在天津搞地下电台，39年、40年管无线电。现在是四机部副局长。前年他到陕西搞四清，当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联系，现在不清楚。 问：还有两个呢？ 王：王光复，进速成中学，学校投靠国民党空军，当天考，当天走。抗战初期在新疆参加空军，后在徐州当空军中队长，后来逃到台湾。他愿意学空军，也由于和光杰闹对立，他没有认识到国民党是反动的。第六个是王光仪，原来也是辅仁大学毕业。在42年毕业。开始在舅舅肥皂厂当技师，进了一年研究院，后在天津搞个化工厂，当工程师。这个厂子是人家合办的，人家出钱，他出技术，他自己是否也出钱了，我不知道。当时，并非大资本家。日本投降时，他由同学介绍，也参加工厂接收工作。蒋经国反贪污，他被捕 一次。除此，他还曾被捕一次…问：下面交待你自己的臭历史。 王：我有什么臭历史！没有革命前当然有许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小学六年、中学六年…问：问的是政治历史，不是流水账。 王：这许多还是要讲的，大学四年，研究院2年，后当二年助教。我考辅大物理系。这是天主教办的学校，我与神无关。王光英是入天主教的。我当时的社会交际不多，埋头读书，不过虚荣心很重。 问：王光美我们问你，你是如何混进革命队伍的？ 王：我不是混入的。是与地下党有联系的。首先是崔月犁，王世光（即王光杰）让她送信到我家。第一 124 ==========第130页========== 次我还未见她。王光超起初想到解放军去… 问：快说，如何混进军调部的？ 王：王光杰捎信欢迎王光超去解放区，后来，因结婚了，王光超被老婆拉住了，没去成，在北京开诊所。后来，便与崔月犁有关系了，如让崔给解放区送药等等东西。这时王光杰的老婆被捕押送北京，我母亲花钱保了出来，并介绍给崔月犁，后来王世光的老婆把我介绍给崔月犁。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点活动，后来就未参加。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学校关门（师大男附中，现师大一附中，在家里受王世光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三八年起，就没有进插班学校。一直到后来通过王新（王世光老婆)介绍到崔月犁那里，以后便通过崔与党联系…刚才说了，我与李宗仁、王叔铭有联系，什么联系。可以查么！以后大约在43年暑假崔介绍我到解放区。刘利给我搞假的出入证去，未成。46年刘利也去解放区，同年我也去，刘利比我早一点。去了以后，因我学过英文，就叫我当翻译。后由北京《解放军报》介绍到叶剑英、李克农那里去，到《解放军报》换介绍信，到了执行部，住在….46年3月当翻译.…… 问：谁的翻译？ 王：当聂洪君、宋诗文。问：谁还有？ 王：陈士渠，现工程兵司令问：还有…… 王：还有雷英夫。现在军委作战部长，当时执行处长。我在46年11月1日到延安。问：与美方有何关系？老实交待！ 王：没有什么关系！与美方是这样，有个外交人员，他送过我一盒糖，我也送他，点东西，没有政治关系。另外，美方处长，由于我去延安，他请我吃顿饭，这个向执行部报告过，不带政治性的。问：向谁报告的？ 王：当时叶剑英还在，可能是报告给雷英夫了，可能是柯柏年（音）…问：你去吃饭时有谁？ 王：就我一人去，不是谈判，美方是执行处长Stanin(音)及老婆，还有一对夫妇。问：国民党有吗？ 王：没有。在场就五个人。问：讲些什么？ 王：就说一句“你到解放区去就回不来了”的坏话，其他都是一般的。问：怎么会单单你一个人呢？ 王：当然他们是有目的的…当时去的还有执行部的汽车司机。我问了领导，请示了才去的。问：请示谁了？ 王：不知是不是柯柏年（音）还有…反正一定报告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吧！（请客吃饭)没有什么非同小可的。 问：别扯，就谈一个：讲了些什么内容？ 王：先说吃什么，他们只说了一句，你去解放区，去了就回不来了。我是有警惕的，我说会解放的，一定会回来。其他都不记得了，都没有政治意义的。 问：何时去解放区的？ 王：46年11月，是带执行部介绍信的。问：谁开的介绍信？ 王：是柯柏年给我的，飞机是搭乘的美国飞机。问：为什么去解放区？王：当然为革命！ 问：当时对蒋介石是否抱有幻想？ 125 ==========第131页========== 王：不抱有幻想。对“和平民主新阶段”当时在北京我没有见此文，这是54年才接触到的，这个词倒是早听说了的，早在46年吧.…. 问：到了解放区怎么与刘少奇认识的？ 王：46年11月到延安，胡宗南匪帮进攻，我们非军事人员撤退，在瓦窑堡呆了三月，调回。当过总理、朱德翻译。与刘少奇认识是在给朱德做译员时，与刘少奇第一回见面。后来第二次撤退，在束园到刘少奇家去过，后他与我谈过一次话。47年3月，问问家庭情况，真上政治课。就这样47年3月8号胡宗南又进攻。后去西北搞土改，刘少奇路过，见一面，什么未说。土改搞完了，又回军委办事处，到西柏坡。问：怎么入党的？谁拉你进去的？是不是刘少奇？ 王：不是！是我提出过好几次申请…根据表现，如土改，延安。还有可能也调查了地下党对我的看法，他们接受入党的。我土改是在晋绥边区的姚家灰和戚家滩。 问：谁是介绍人？ 王：（沉默不语，后又说）张少礼（当时马列学院第二期学员，丈夫是张香山，原外交部新闻司）、赖祖烈（中直部即中央办公厅，现是黑帮）。 问：你与安子文的关系？ 王：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结婚之前，刘少奇介绍我与安子文谈过。这与王前讲的完全不一样，我认为刘少奇挺老实的，很好的，什么都对我讲，譬如年纪，不像王前说的瞒十年，他还说，我比你大很多，请你考虑，还有，有几个小孩了，结了几次婚了…王炳南、柯柏年、薛梓镇……鼓励我的。柯柏年和我谈得最多。 问：和刘少奇认真谈是几月份？王：大约是五、六月间问：别怕死。死不了！ 王：（怒气冲冲)我视死如归！（又现出内心空虚的神情）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要了一颗小绿药片，2个小白片吃了) 问：哪位首长关心你的结婚？ 王：（不语)….支书是陈应，过去他也在外事处工作。问：那么多首长关心你，为什么？ 王：他们是我的上级么，当然他们找我谈罗！问：安子文对你入党问题怎么看？ 王：入党之后，结婚之前与安谈过，他教我要注意保密。我与李克农谈得较早，在下决心与刘少奇结婚之前，与安子文谈是在下决心与刘少奇结婚之后。 问：你说《红旗》文章你同意，那刘少奇是否修正主义一套？ 王：《论修养》是唯心等还可以，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我还想不通…如果刘少奇不改，会发展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刘少奇在反赫鲁晓夫时，很多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问：《修养》和赫鲁晓夫是否一样？ 王：有某些方面一样，也有合乎马列主义的。问：周扬交待了，是刘少奇说的。王：可能周扬捣鬼。我等待毛主席说话。问：难道《红旗》文章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吗？王：我不知道毛主席亲自看过。问：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 王：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总的说来相信的，每个成员是否都相信，那我有保留…问：哪个成员你有保留，这是“联动”观，点！ 王：陶铸、张平化不也是中央文革的吗？现在坏了吧！ 问：这是刘少奇的罪恶。戚本禹文章的结论是中央文革的，你拥护中央文革吗？ 126 ==========第132页========== 王：那为什么不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呢？问：是不是6月19日刘少奇叫你来的？王：是…… 问：刘少奇看了戚本禹文章什么态度？王：刘少奇，反正不是反革命。问：你哭了没有？ 王：掉了几滴眼泪。他们（指他的孩子）应该和我划清界线，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经济上也可以划清。问：你说刘少奇不等于蒋介石，那是否赫鲁晓夫？王：我也没有这个考虑…如果发展下去…问：最后你记下几，点： (1)以后十天送一份检查。 (2)如何迫害陈里宁、刘格平？ (3)剥削史如何？… (完) 《井冈山》杂志社整理 第六节《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一1969》书中相关情节 在《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一1969》书中，刘少奇儿女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中说： 4月1日，各报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爸爸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爸爸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麻！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千部讲几句话！” 4月8日，通知妈妈去清华大学做检查，这对爸爸又是一个大打击。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说：“听说，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妈妈.”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做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像火山似的爆发了。 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爸爸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 127 ==========第133页========== 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地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着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 笔者评议：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巨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到底谁还能真正坚持共产主义事业？谁还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听其言、观其行，让时间来作证。 第十四章如此人生巅峰 第一节蒯大富脚下大地震 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召开三十多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这既是重大政治事件又是带有多种色彩的故事，其后几天里从京城往外地，从中央到民间，几乎到处都在议论王光美、刘少奇、蒯大富和清华大学的超级新闻。 正在蒯大富得意之时，清华却有一拨人对斗王光美没什么兴趣，他们正用心组织力量展开校内斗争，蒯大富自个儿脚下涌动着即将爆发的大地震。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和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所述，笔者综述如下： 4月11日，在多次酝酿的基础上，三纵队主要领导人沈如槐、陈楚三等二十多人在颐和园秘密聚会，策划成立新的串联会，决心抱成一团，坚持不懈地与蒯大富和28团进行长期斗争。 4月12日，蒯大富的部下井☒山哨兵等六个战斗组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刊物《红旗》杂志，贴出大字报：《<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和《再评<红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认为：“游街一大串”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好得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唱反调，丑化了革命群众运动。 建6韶山星火责问《红旗》调查员，“打击一大片干部是假，打击一大片群众是真”。冶教大决战也贴出《红旗评论员、调查员就是罪责难逃》。 这些大字报立即被转抄到外校。蒯大富部下的大字报直接批判毛主席审阅过的文章，使反对派搞分裂有了更正当理由。 4月12日下午6时，蒯大富的兵团总部发表声明指出：(1)打倒刘少奇彻底批判黑修养是当前中心任务，是目前斗争大方向，凡是违背这个大方向都是错误的。《红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是革命的，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2)兵团总部认为《罪责难逃》大字报是错误的，“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总部责令大字报作者深刻检查错误；(3)尽管评论员、调查员文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不应当贴大字报…目前不应该辩论这张大字报，以防偏离大方向：(4)要求井冈山战士迅速把大字报盖掉。 蒯大富的兵团总部果断发表声明，这一做法是正确的，但己经无法改变加剧的分歧，无法改变沈如槐等人的意志，量变正聚积为质变。 4月13日晚，沈如槐等人在二院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 128 ==========第134页========== 会》，因为串联会将在4月14日正式成立，简称“414串联会”。 4月14日清晨4点，414串联会贴出会议通过的《414串联会001号公告》。 下午3时，他们在西主楼3区208室召开414串联会成立大会，与会者700多人，代表了250多个战斗组。陈楚三主持大会，刘万章、谭浩强、傅正泰、魏洪波、唐伟、孙怒涛等人轮流发言。一致认为《罪责难逃》大字报的出笼，标志清华井冈山内两条路线斗争处在一个转折的关键时刻。会上顺利通过了414串联会第一次大会决议，宣告414串联会正式成立，并且宣告：“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斗争，使清华成为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典型，成为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型…” 414串联会的成立是清华师生员工队伍在文革中的又一次分化改组。这是继校党委问题、工作组问题之后的第三次分化改组。这次分化改组最终导致清华形成了两派长期对立。 1967年4月14日，中央领导在大会堂接见蒯大富时，戚本禹又批评蒯大富说：“在斗、批、改方面必须有经验。清华大学没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们学校也在打内战，现在‘井冈山’某战斗队又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蒯大富没有领导好，你怪谁？怪你！本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应该好好学习。《红旗》是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代表林杰或某一个人的。” 韩爱晶回忆说：听说清华有分裂的危险。我们北航几个主要头头五六个人，一起赶到清华。在校园里看到与蒯大富意见不同的学生在游行，我听他们说只是要蒯大富做检查，我很感动。当场我还鼓掌了。我们到井冈山总部，蒯大富和十几个头头正在开会。我发表意见说：“让批评意见充分表达，主动做检查。无论如何不能把群众打成逆流，不能分裂。”蒯大富等头头很客气。 这前后我们有勤务员讲清华孙怒涛来找过，孙怒涛说：“你们北航红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都讲政策。”我听了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要从大局出发，我们不可能采取支持414、反对蒯大富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对蒯大富要批评帮助，但不能分裂。 第二节四派占广播台团派应对过度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让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是广播台怎么自由使用呢？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许多单位因为广播台的使用矛盾激化而引发冲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不同的声音，各种意见都想得到公平发表的机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和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所述：414最反感的事情之一就是28团垄断广播台，他们的观点得不到发表的机会。 1967年4月14日晚上，沈如槐主持核心组会议研究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对广播台采取行动。会议决定：4月15日接管广播台，行动由宿长忠负责。会上还讨论了接管行动的具体办法。虽说这种要求有一定道理，但这种行为是挑起武斗的做法。 4月15日11时30分，414按计划以井冈山广播台不播他们大字报为名，聚众占领了广播台，将原广播台工作人员赶出明斋，发表告全校同志书。 蒯大富立即组织大批人马，包围明斋。团派人多势众，又在火气发作之时，涌入楼道，砸破门窗，冲进室内。经过一个多小时，广播台重新回到团派手中。不少414战士被打得头破血流并从窗户扔出来。这种“哀兵”的形象唤起许多师生员工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反而有很多群众现场参加414，和他们一起静坐，414的队伍一下子发展到近两千人。当时团派凭借强势应该对全校宣传414挑战行为不当，同时应努力避免两派出现伤情。有理有利有节才好。 此事也反映团派水平。常常把有理的事做砸，最后适得其反。 事发之中消息上报，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连续三次来电话指出应停止武斗，爱护公物，不同意见通过双方协商解决。 事后，在明斋前，414召开第二次串联会，两千多人浩浩荡荡游行到主楼前继续举行会议。 大礼堂，总部正召开团派干部大会。在会上蒯大富说：“越来越证明，八·八越来越向它的反面发展，到 129 ==========第135页========== 今天，具有反动作用…三纵队、414代表保守势力，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一部分…一定要摧垮！”还说“要抓414背后的屡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上宣读了总部六点决议，说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不揪出背后策划的政治扒手，誓不罢休！”，命令广播台不准广播414一切文章。最后蒯大富领着团派干部宣誓。 414冲击广播台失败后派人到中央文革，要求谢副总理接见，遭到谢副总理拒绝。苏联当晚广播：“亲毛林的清华井冈山分裂…”成为国际新闻。 笔者评议说：1967年4月15号蒯大富在小小战役上胜利了，但在战略上大大失败了。要实现清华夺权掌权必须按毛主席指示办，要搞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这需要政策水平，仅凭强势蛮干不但不能实现一统清华的目标，相反导致大分裂，在统一道路上大倒退！更何况，此时蒯大富在清华领导的只是一个红卫兵组织，有什么资格以专政者身份把不同意见定性为“反革命复辟逆流”呢？蒯大富忘记八个月前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教训！难道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魔咒！稍微得势就要专制：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414串联会成立以后，两派关于罪责难逃的论战愈加激烈。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对去年六月九日—六月 二十三日清华运动的评价。团派同志坚持认为“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是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对修正主义体系的一次总冲击”，否定这些，就是否定造反派。 二万五千里和刺刀见红还引用戚本禹3月3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戚本禹说：“不要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要把矛头对准一般的学生、一般的教员、一般的党团员。要对准那两小撮：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这就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 4月21日，从414杀出来的红色风暴又贴出《从对比中看论战的实质》。指出这这场论战是保蒋和反蒋、夺权和反夺权之争，论战是关系到清华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 4月23日，罗征启贴出《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说：目前多数干部已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了。罗征启在当晚的414大会上宣称：“我们再也不能做检查了，再做检查就是犯罪！我们要起来战斗。” 战地黄花、千钧棒贴出《干部亮相必须倒向414》。团派和414派要求干部以派亮相，否则你亮我就打！毛主席关于解放干部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 1967年4月30日，414自力更生自建广播台，陈楚三任台长。起初两派广播台还是文明辩论，慢慢地就变味了。 两派广播台昼夜不歇，互相对攻，倒霉的是清华大学的几万师生员工，他们再也没有过过安静的日子，直到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 第三节蒯大富当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清华内部分裂归分裂，中央对蒯大富照样重用。1967年4月19日，谢富治向毛泽东汇报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即将宣告成立。谈到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工作，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担任常委。 毛泽东说：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 4月20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十万人庆祝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周恩来、江青、谢富治讲话。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郑维山、聂元梓等担任副主任，丁国钰、刘锡昌、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和李冬民等任常委。 蒯大富回忆说：革委会成立后，全体委员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样板戏演出。看戏中途，坐在我后排的肖劲光大将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哎，蒯大富，毛主席表扬你们了，说你们是红卫兵五大领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五大领袖的提法，这是在红代会和革委会成立的前后毛主席提出来的。 130 ==========第136页========== 蒯大富在北京新政权里占有重要位置，但他就是没找到在清华搞大联合的办法，倒是在别的方面又有了新的创意。 第四节清华园建毛主席塑像请林彪题字 文革时全国各地建起很多巨型毛泽东塑像，首创来自蒯大富。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8月24号，清华二校门被贺鹏飞组织红卫兵砸倒了，变成了一片平地，光秃秃的，看了难受。我非常自然地想起给毛主席搞个塑像。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们请的都是全国一流的雕塑家，最高层次的雕塑家，毛主席的雕塑是做得非常好。基座不算，像高就是八米一。全国树毛主席塑像是从清华开始的。 毛主席塑像快要正式揭幕了，我想请林彪副主席题字刻在基座上，正好五一节之前外事活动较多，那天见到叶群，我对她说：“我们在清华给毛主席塑了个像。请林副主席题词，竖的也行，横的也行。”我还写了 一个纸条：“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还把格式都弄上去了。 叶群显得非常热情，答应得真痛快：“一定！一定！我一定给你转告林副主席。”就把那条子拿回去了。1967年4月28日，毛主席的塑像都造好了。有通知说林副主席的题词已经到了，那题词的原件也拿给我们了。他本来写着“清华井冈山兵团题”，后来呢就把这一行去掉了。原件上面有，但是报纸上没有，这句话没让登报。如果把清华井冈山登上去的话，好像太抬举清华井冈山了。我们用非常珍贵的框子，还镶着呢，用非常好的柚木框子装着的，现在可能也还在清华。 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写到林彪为蒯大富题词经过： “蒯大富不过是个红卫兵，”林彪说，“全国的红卫兵成千上万，我哪里记得那么多！” “你不能小看蒯大富，人们都叫他蒯司令。”叶群凑在林彪耳旁说，“蒯司令的能量，比我们的一个军区司令都大。这个人好张扬。不知天高地厚，我也不喜欢。但他要宣传毛主席的四个伟大，又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我们不能泼冷水，毛主席这杆旗是你带头高举的，能叫别人代替吗？” “当然不能！”林彪说。 “快研好墨，铺好宣纸！”叶群命令内勤说。“怎么写呢？”林彪拿起笔，又抬头问叶群。 “四个伟大嘛！”叶群逐字逐句地念：“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林彪照写不误。因他自己嫌落款的“林彪”二字写得不好看，又重新写了一张。 “很好！很好！”叶群对林彪的题词赞不绝口，“这张题词，分量比过去的所有题词都重。不能叫蒯大富独吞，不然他就会拿它去到处吹，抬高自己。也不能说这只是给清华的题词，那样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想把题词交给中央文革，请他们公开发表，这样影响就大了。” 果然，在“五一”节后的第二天，林彪题的“四个伟大”的题词出现在全国所有报刊的头版头条，所占版面差不多有半张报纸大。同时，在许多地方，又出现了一阵庆祝林彪题词的狂热。 后来，1967年夏天，有一次林彪坐在沙发上冥思，突然念念有辞：蒯大富，他反对刘少奇，刘是国家主席，蒯是反革命！ 蒯大富回忆说：五一节《人民日报》等多家人报都登了《清华园升起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而且是头版头条。后来，戚本禹跟我讲，毛主席看了报道就批评了。毛主席说：登报是错误的，这个会引起全国各地效仿。毛主席还说：劳民伤财，此风不可长。 但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传达，所以全国各地就效仿。周围都搞了，什么矿院、北大、地院都搞了，毛主席塑像全国都搞了。后来是越造越大，后来的全都是十多米了。刚开始塑像都是仿照我们的，后来创造得多了，全是选的毛主席的照片，有背着手的，越造越大，北京大学塑的像大得不得了。 131 ==========第137页========== 从监狱出来的那一年，我到清华去看一看那塑像，没了！不知什么时候拆了？我们的那个塑像前面原来有林彪的题词，后面还有一块汉白玉写着：首都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敬立。1969年清华革委会成立的时候，迟群就把我们敬立的汉白玉剔掉了，重新立了块汉白玉。刻上：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敬立。又过了一年多林彪出事了，就把那个大理石整个剔掉了，重新再镶了块大理石写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我们清华大学有一句名言，汲鹏在大会上辩论时说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后来就有人改了：“历史不是历史，历史就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那时候全国拆塑像。很多单位一把手不敢下手，其他人也不敢下手，这是神的像阿。所以全国还保存了许多毛主席像。有的就是政治上怕，砸了以后那一天算起账来怎么办？谁也不敢担责任。但是清华、北大砸得就很快。砸得很快，那还是受邓小平的影响。 笔者问蒯大富：“听说你用船从法国进了一根旗杆，比天安门的旗杆还高？” 蒯大富回答说：这个非常正常。这个不锈钢管是日本的，清华的主楼是10层，那主楼就比天安门高嘛，你必须和那个楼相衬啊，那个主楼比天安门高，那个杆子也绝对比它高。那个人高楼前面搞个小旗杆你说难受不难受嘛，当时我还征求了专家意见，不从美学观，点来讲是不行的嘛。反正老四看老团，那基本上任何事他都是要反对的，这就好像香港的民主派，你干任何事情他都要反对一下，你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他是满意的。旗杆竖起来了，414宿长忠他们就把这旗杆起名叫蒯杆，说假冒升国旗实际上是升蒯大富自己个人的威信。到第二年，414占领主楼的时候他们把旗杆用气焊给割走了。 有人说：蒯大富本应该一门心思搞科学技术。他聪明刻苦，争强好胜，凭本事去出成果，争取名利双收，也为民族做贡献。蒯大富并不是合格的红色接班人，真让他当权，搞形象工程也许更厉害！ 第五节五一在天安门上见毛主席 有一次座谈时，蒯大富拿着相册回忆说：1967年5月1号上午，我校五千多人在颐和园参加游园活动，晚上两个多人参加天安门广场前的联欢晚会。我个人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安排的活动。我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的身份去的。发给我路线图和通行证，贴在车前面玻璃上。我的车在北京畅通无阻。一直开到天安门后面的午门，也就是一直开到毛主席停车的地方。我们北京市常委在天安门上站在中间第二层，我站在天安门正中间那个栏杆后面，毛泽东登上天安门走到前面一排和我们挨个握手。我这是第一次近距离见主席还和主席握手。我们和中央领导人一起参加检阅。周总理非常关心清华运动，表示不久将派军代表来，而且表示一定亲自参加我校革委会成立大会。 上午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中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们的士兵啊，你们是政府首长” 邓颖超、蔡畅、七君子之一女司法部长史良过来主动和我们握手，邓颜超说我们是北京市民，在你们领导下。 还有余秋里副总理，虽然在反击二月逆流中被谭厚兰重炮猛攻。他仍然热情和气地对待红卫兵造反派。他的独臂形象令人尊敬。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 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力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我们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5月1号晚上八点左右，北京市革委会成员都已经全部集合好了，站在西侧专门搭的一个台阶上。北京市委员加常委至少有七八十个，女同胞和常委在前，委员在后，总共大概有一百来人吧。 这时候毛主席从天安门西侧的电梯上来了。毛泽东和林彪都在那个排好的椅子那儿照相。白天还真没说话，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有准备了。我们学校的同学给我绣了一个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袖章，说到时你见到毛主 132 ==========第138页========== 席把这个袖章献给他。 我们当时正好是站在第二排，在前面还有一排女的，在照相的时候，我想先喊主席肯定不合适啊，我就先喊总理，总理回头一看是我马上站起来，他把毛主席这样扶着起来，毛主席站起来不方便。他对主席说：“主席，这就是蒯大富。”毛主席就伸出手过来说：“哦，你就是蒯大富啊！”我就把袖章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没戴，他把袖章折了起来，然后就揣在自己的兜里了。 这之前，1966年10月18号发生口号事件时，周总理答应我的，他说过：“今天见不到主席没关系，下次有机会我一定把你介绍给主席。”周总理兑现他的承诺。 蒯大富和那些红卫兵头头不知道，就在当天晚上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利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地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是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毛主席对从知识分子中培养接班人，已感到很不理想。但对蒯大富这些人还是爱护的，希望他们能在斗争中改造自己。 蒯大富五一节在天安门上参加活动，还当面邀请周恩来参加清华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恩来当场答应。笔者评论：1967年4月和5月是蒯大富文化大革命中的巅峰时段。也是他一生的巅峰！开三十几万人大会斗王光美！当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五一上天安门见毛主席！林彪给题词！清华建毛主席塑像全国仿效！可谓惊天动地，风光无限！然而，物极必反！ 在此之后，414举旗独立，革委会胎死腹中，文斗变派斗，最后激化为武斗，开枪打死工人！一步一步走问泥潭，全军溃败，跌落深渊！ 第六节筹备成立清华革委会 周恩来答应蒯大富，到时参加清华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本身就是对蒯大富的重大支持。 五一节之前，在4月30日晚10点，兵团总部宣布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筹小组），由蒯大富任组长，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领导文化大革命。当时414表示坚决反对。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孙怒涛代表414指出，所谓革筹小组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并严正声明：政治上不承认革筹小组，组织上不参加革筹小组。 1967年5月1日之后，蒯大富团派借东风在报纸和广播台大肆宣传：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于晚10：05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等几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蒯大富。这是毛主席对我们井冈山人的巨大关怀！毛主席接受了蒯大富代表全体井冈山战士献给他老人家的清华井冈山袖章。“毛主席给井冈山人撑腰，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 今天发表了林彪同志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非常关心清华运动，表示不久将派军代表来，而且表示一定要亲自参加我校革委会成立大会5月7日下午，414组长会议订出作战计划：搞臭校、系革筹小组，炮轰老蒯：进而夺总部权。周泉缨说： 133 ==========第139页========== “我参加414就是要搞垮总部。” 5月8日，蒯大富传达了谢富治在市革委会上的讲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但下面还没有成立革委会…各县、区、各大企业、各大学校都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先成立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的形式好。”5月11日，414解放全人类贴出《警惕啊！同志》，文中讲：近来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话：“你们连老蒯的话都不听啊！”“跟老蒯走没错！”在5月4日的会上，有人发言说：“总部的决议就是党的决议…”我们听了很惊奇，这绝不是偶然的。五月一日毛主席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地院和北航回校传达的情况都感到和清华截然不同。王大宾十分谦虚地说：“我算老几，我是代表大家去见毛主席的，这是大家的幸福。”韩爱晶更是十分谦虚谨慎，他意味深长地传达了和毛主席谈的两点：(1)解放全人类问题；(2)我们现在的危险不是被压垮，而是可能被吹捧垮，要防止和平演变。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1967年5月12日，谢富治、丁国钰、周景芳来到清华大学接见两派负责人，首先单独接见了团派，然后又单独接见了414,414核心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接见。在单独接见414时，414向他们汇报414的观点和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谢富治根本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批评414说：“414的大方向是不对头的，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你们千条对，万条对，可你们的大方向不对。”谢富治指责414把矛头指向蒯大富，指向群众。414要争辩，可谢富治不愿意听。 随后谢富治将两派召集到一起作指示，他说：“414要支持总部，首先大联合，然后再让革命干部出来。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增加不同意见的人，再增加干部。可以把兵团总部与革筹小组分开，有个分工，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讨论。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就行了。” 5月13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蒯大富又向谢富治告状说：清华414头头要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挑动414群众向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示威。谢富治说：“我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到清华去的，回来后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我了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同意我的处理意见的。” 414认为革筹小组不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不能作为清华的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作为工作机构，而且必须调整扩大；清华大学的大联合没有实现，干部没有得到解放，不具备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条件。 5月16日，学红旗、第一红五星、万里长城、起宏图战斗组写文章：《鲜红的旗永不褪色，革命江山代 代相传一一向北航红旗战友学习》，文中说“五·一”晚毛主席接见，韩爱晶回北航后把从天安门带来的糖果和苹果分给战友…而蒯大富呢？“我们从刺破夜空的广播声浪中，我们从5月2日蒯大富同志异常兴奋的传达报告中总感觉到少了点什么，多了点什么。每一个革命同志都不难自己找到正确答案。” 韩爱晶回忆说：感谢清华一些同学对我的肯定，想到文革羞愧难当！我竞在批斗彭德怀元帅时打他一耳光，可谓一失手成千古恨！ 1967年5月1日，把天安门带来的糖果和苹果分给战友，情况属实也应该。说我传达“和毛主席谈的两点：（1)解放全人类问题；(2)我们现在的危险不是被压垮，而是可能被吹捧垮，要防止和平演变。”属于误传。当时没机会向毛主席请示，那是我自己的感想之言。以我的年龄和能力应对文革斗争，出问题倒大霉是必然的！ 1967年5月20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 蒯大富应邀去北航参加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话祝贺。当天，聂荣臻代表国防科委、谢富治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肖华代表总政治部、吴法宪代表空军讲话祝贺。杨成武带病到会。 韩爱晶劝蒯大富团结414，要做让步，让414当副主任，把清华革委会成立起来。韩爱晶对蒯大富特别强调说：一把手，半边天！ 第二天，5月21日，谢富治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两派负责人，414方面参加接见的代表是沈如槐、孙怒涛、宿长忠、刘万璋、王良生和龙连坤等六人。 经过讨论，双方达成“四项协议”： 一、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互相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二、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步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134 ==========第140页========== 三、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四、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确定了革筹小组名单共22人，其中学生13人，革命干部5人，教职工4人。组长蒯大富，副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 谈判时，协议的前三条双方都无争议，要害是第四条，414强烈反对这一条，认为团派会利用它来压414。谢富治说：“协议还没有执行，怎么知道他们会那么做？你们还有没有诚意？”王良生说：“现在的矛盾主要方面是28团，28团不改变态度，414不放心。”谢富治说：“那不见得，你们要整风。” 在谢富治主持下，还确定了革筹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学生13中，团派为9人，414为4人，这就是九比 四的来历。414代表在《四项协议》上签字。 回到清华，消息传出，414炸开了锅。六位谈判代表处于包围之中。部分群众指责他们丧失立场，出卖原则，签署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协议。 晚，414核心组开会，亲自在《四项协议》上签字的孙怒涛翻脸否认《四项协议》，并做检查，承认“丧失原则”，表示对不起广大414战士，要求414战士炮轰414头头。汲鹏等19个委员发表声明，(1)感谢谢副总理对清华的关怀；(2)抵制孙怒涛等六人的右倾；(3)决议的第四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予承认。陈楚三、张雪梅、郭仁宽、苏虹等六人贴出大字报说：“任何人违背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5月24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会上传达谢富治23日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 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还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414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儿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全校大会结束后，团派马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旌旗飘扬，锣鼓喧天，庆祝似乎已经到手的胜利。“毛主席为我们井冈山人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最高指示：‘414上台，不行！’”等口号响彻清华园。团派广播台不断播放用中央首长批评414的话编写的歌词：“414出现是有背景的，414头头是不纯的，414是有后台的，414大方向是不正确的，414的理论是反动的。414上台不行！不行！不行！！” 还有一个歌词是这样的：“你说那个414为什么这么坏？因为他有个罗征启和沈如槐。你说那个沈如槐为什么这么坏？因为他的一只眼睛睁不开。” 414以牙还牙，广播台播放的歌词是：“井冈山是老蒯的山，28团小爬虫满山钻，革命干部凌老机，革命阿姨陶德坚，坚决要求大翻个，流氓痞子要掌权。” 台上动嘴，台下动手。趁着夜深人静，两派不断破坏对方的广播线路，或者干脆摘掉对方的喇叭。 24日下午，蒯大富主持召开革筹小组会议，决定5月30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提出50名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供全校师生员工进行辩论。当晚，鲍长康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革筹小组的决定和总部关于成立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令。 “414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给414造成极其巨大的压力。414的一个战斗组写了一份题为《不 管风吹浪打，胜以闲庭信步》的大字报。 5月21日，谢富治指示：“所有的干部必须站出来为大联合、大团结贡献力量，不能为自己着想。否则就是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团结，他的亮相就不算数。” 5月25日，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团派9·24战斗组的一张大字报上，竟有24个“让孙怒涛滚下来”的字样。414认为，这是团派在执行蒯大富“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 5月26日晚12时，孙怒涛、汲鹏、王良生发出《严正声明》：“再次严重警告总部某些人，必须煞住‘搞臭风’，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总部为5月30日成立革委会到处宣传，印了招贴画贴至城内各处，广播车连日出动，向外地拍电报、挂长途。清华将于5月30日成立革委会的消息传向全国。 晚，414总勤务站第三次发出《严正警告》，必须立即停止目前这种完全错误的、受到广大革命群众抵制的、搞臭风盛吹的干部辩论。立即取消5月30日成立革委会的决定。 135 ==========第141页========== 刘才堂贴出大字报《兵团内部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潮》，坚持认为414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刘才堂还嫌蒯派不左，真是帮倒忙！ 5月28日晚，在礼堂内进行革委会选举，通过“革委会名单”。孙怒涛、汲鹏、王良生拒绝参加，414兵团干部也纷纷拒绝参加。会上，蒯大富先公布儿天前早已定好的名单。蒯念名单，下面举手表决，开始一直很顺利，最不顺时也只是一两个人反对，以绝大多数通过。可表决到414的人时卡住了，汲鹏第一次表决没通过，蒯大富叫二次再表决，才以大多数通过。当表决到孙怒涛、王良生时，一次、两次还是不通过，只好先靠边站。等到其他全通过后又来表决他们俩，可还是通不过。蒯大富急了，马上开革筹小组紧急会议，表示革筹同意通过，只有刘才堂反对。再在大会上表决。这才通过了。 对此414根本不予承认，而团派总部会后专门组织游行庆祝欢呼5月30日可以成立“革委会”了。笔者认为：谢富治在清华两派乃至北京两大派问题上的态度，尽管受到四派批判，但平心而论，从清华两派出现分歧到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谢富治是尽力在体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尽力在按毛泽东当时的要求去做。谢富治是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的一扇窗口。而周恩来在处理清华问题时，大多数情况下与毛泽东存在差异，甚至明显不一致。这种状况伴随着清华内部矛盾斗争，直至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人间。 第七节革委会胎死腹中 1967年5月27日，清华《井冈山报》在头版发表了《毛主席的指示给井冈山人带来了无穷勇气和力量》的报道，以紧急动员令的形式，“发动群众挑选掌权人”，号召全校师生员工“行动起来，争分夺秒，立即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回忆：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服从革筹小组的决定，参加革命委员会，以反对派的方式进行合法的斗争，走所谓的“议会道路”；第二条路是在组织上彻底分裂，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脱离井冈山兵团总部领导，这有点儿“武装割据”的味道。414的期望是：如果清华正式分裂成两大派，清华就不具备成立革委会的条件，蒯大富所筹建的革委会就不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批准，就可名正言顺地与蒯大富继续进行斗争。 最初，414是沿着第一条路在走的。5月25日一天事态的发展粉碎了他们“议会道路”的幻想。这一天按照蒯大富对414候选人“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团派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指名道姓，企图把414提名的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彻底搞臭。414决定走彻底分裂的道路。大概是5月27日，414精心挑选了50名414的坚定分子，在圆明园小树林内开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会议。大家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结成死党，拼死对抗”的方针以及成立新的总部，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分裂的决策。 方针确定了，还要研究分裂的策略，选择分裂的时机。彻底分裂就是成立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打破井冈山兵团的一统天下，使清华一分为二。最后沈如槐拍板决定采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的名字。分裂的时机选在5月29日，这是革委会选举后的第二天，革委会成立的前一天。早一天，蒯大富暴露不充分，反而给他足够的时间调整策略；晚一天，木已成舟，起不到震撼作用。 5月28日晚，举行了单方面的革委会选举，通过了所有团派人选，414方面仅有孙怒涛、汲鹏、王良生 三名候选人勉强获得通过进入革委会。 5月29日0时30分，414广播台播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成立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书》，宣告414总部诞生。 上午9点30分，414在大礼堂召开了414总部成立庆祝大会，沈如槐发言说，成立414总部是他们和蒯大富斗争的必然阶段，是继三纵队、414串联会之后的最高阶段。 团派似乎并没有因为414成立总部而受到多大干扰，他们继续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紧张地筹备革委会成立庆典。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代表也陆续抵达清华。 5月30日凌晨4点，团派广播台突然广播谢富治给蒯大富的信：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 136 ==========第142页========== 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委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蒯大富回忆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他们的态度都不一样。江青、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他们是比较明显的偏向我，批评4·14的，周恩来就从来不对4·14说一句批评的话，他对我们学校就强调一个，那就是你能不能拥有群众？ 5月29号晚，谢副总理叫我们革筹小组去几个人商量5月30日清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事，我和潘剑虹共四个人赶到大会堂。主要讨论4·14强烈反对怎么办？成立还是不成立？要我下决心。我也拿不准。 当时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个外地的什么代表团，没有空接见我。我就写了一个条子请工作人员递给周总理，我请周总理参加成立大会。总理让工作人员传出来一个纸条，比名片大些，用铅笔写的，好像是：蒯大富同志，现在清华校内大联合搞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好去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呢？ 周总理等于说不出席了。这个纸条我保存了多年，后来审查时被宣传队收去了。谢富治和潘剑虹几个看了纸条后又商量怎么办？ 谢富治说，现在就由你决定成立还是不成立。周总理肯定不能参加了嘛，如果你下决心成立我肯定去，而且是会劝说4·14他们别闹。我就在那里考虑了大概有一两个小时。我想第一个就是成立明天也会很困难的，4·14会拉一两千人在那里给你闹场子，那也很难看。也让谢富治为难。原来宣传周总理参加也没法交待，面子不好看。谢富治那个意思就是拖拖，继续做做工作，再把它成立起来。后来我就基本上接受了他的意见。 这就是414盼望的奇迹。听到广播后，414群众欣喜若狂，他们从床上爬起身来，敲打脸盆、搪瓷杯和切能够发出声音的器具，欢呼团派革委会的破产和414的胜利。 周恩来以委婉的方式行使否决权，建议革委会推迟几天，周恩来这一建议使得蒯大富的革委会推迟到了永远。 革委会没有成立起来，对蒯大富的打击真是很大！ 当时，蒯大富也邀请韩爱晶参加5月30日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 韩爱晶回忆说：1967年5月20日北航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西安军事电讯学院和西北工业大举即将成立革委会，邀请我去西安参加他们共同的成立大会。因为文革开始阶段全国学生大串联，我留在北京保卫毛主席，错过机会。我也想顺便到外地去看看。我身边同学问我那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怎么办？我摇摇头说，清华成立不了革委会，蒯大富团派没肚量，连副主任都不想让414当，对414候选人一个个搞臭，根本不想让人家进来，搞不成！我就上火车赶往西安。 笔者认为：如果在其他一般大学，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主任谢富治直接处理，而且传达了毛主席的明确指示，学校两派斗争就此可以基本平息，沿毛主席的方向进展。但在清华就不能解决问题。一方面蒯大富团派过早春风得意，搞表面热闹，连中间群众也不满意，更无聊的是公开把414主要领导人一个个搞臭，根本不正经办成立革委会的大事，好像在搞恶作剧。蒯派低估414的力量，刺激414起到反作用。 另一方面，不管是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或切身利害问题，从根本上讲，清华大多数干部不能接受毛主席党中央对清华党委性质和十七年工作的评价，这恐怕才是硬碰硬的本质问题，是个超级难题。十年文革解决不了，五十年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不是谢富治所能解决的，蒯大富更没那个力量和水平！ 137 ==========第143页========== 第十五章周恩来东风吹暖花不开 第一节周恩来关心清华联合 1967年6月中句到9月中句，文化大革命形势非常严峻，毛泽东领导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在全国遇到最大 的抵抗，内战激烈，几乎失控。这期间清华蒯大富领导团派，沈如槐领导414，两派被裹挟进动荡的大潮，同时校内的派性斗争也愈演愈烈，矛盾纵横交错，更难把握。 5月30日，清华革委会成立宣告失败是清华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挫折。6月12日，蒯大富在全校支农政治动员大会上说：今天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很关心地问：“你们联合起来没有？”我说还没有做到。周总理说：“你们联合起来嘛！联合起来打美帝。” 笔者感叹：周恩来也没讲打刘少奇也没讲打蒋南翔，说打美帝！这就是周恩来伟大的语言艺术！ 周恩来的讲话对清华师生员工的触动很大，特别是对广大414群众，因为414派大部分人是讲政策、拥护周恩来的。414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头头采取实际行动，主动与团派大联合。6月14日，414总部在西大饭店召开形势讨论会，多数人主张大联合。 414与蒯大富谈联合，采取当年共产党“重庆谈判”的策略。他们面向中央文革、面向全校师生员工，向团派宣示414的原则立场和合理建议，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谈得成，按414意愿搞联合；谈不成，打内战，责任在对方。 414提出几个重要原则：团派总部承认414总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做深刻检查；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群众等等。此外，他们还有一个没有宣布的原则：对等原则。 蒯大富遇到极大压力，团派群众要求大联合的呼声也很高。但6月19日公布的一份《与蒯大富座谈纪要》中，蒯大富认为承不承认毛主席赞成的四项协议才是大联合的关键。对于承不承认414总部问题，革筹和总部讨论过十几次，最后认为：不能承认414总部。 沈如愧坚持414总部必须得到承认，按对等原则实现联合；蒯大富团派坚持不承认414总部，要按四项协议原则搞联合。 蒯大富和414坚持各自原则。虽有周恩来的东风，联合之花不开。旁观者无奈。出路只有一条：继续内战！ 1967年6月26日王光美又给清华交来书面检查说： ……是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清华大学的群众对蒯大富同学进行了两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六月二十 七日和七月八日)，给他以极大的压抑和伤害，并逼得他绝食了两天；是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对贴第一张批评工作组大字报的同学王铁成的批判大会（七月十二日）：是我所组织领导的这三次辩论和批判大会造成极不正常的强大压力，逼得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和一位同学朱德义自杀伤了腿：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大会，使不少群众受到不应有的压力 然而，三十几万人批斗大会已过，蒯大富的兴奋点已不在王光美了。 第二节陈伯达推动教育革命北航带头复课 从1966年6月开始，学生停课闹革命已整整一年，陈伯达关心高校教育革命问题。6月11日，他先与北航革委会韩爱晶等头头座谈，然后到北航主楼前见群众。其后北航全校讨论。7月1日，北航院系两级革委会全部宣告成立，院革委会发表了《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决议》。学生坐下来了。7月3日清晨，中央新闻广播陈伯达签发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北航复课闹革命。 笔者认为：北京航空学院宣布复课闹革命，在大专院校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38 ==========第144页========== 转折！如果全国学生从此坐下来，中央不插手，学生头头命运也许不会那么惨！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来理解学生重新追教室坐下来上课的伟大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斗、批、改；目的是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培养一代代无产阶级接班人，永保无产阶级江山不改变颜色。 具体地说，按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学生停课，冲击旧的教育制度，实现大联合夺权。在此前提下，转入正题，搞斗、批、改，创建新的教育制度。学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校成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革命熔炉，学生与工农兵结合，与生产劳动结合，在学习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毕业后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一批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由此产生。 这样，在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任务就完成了，目的就达到了。 北航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就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体现北航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觉悟！至于韩爱晶后来批斗彭德怀出问题，那是他个人没水平！ 7月11日，红代会在北航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陈伯达讲话：“你们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造这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先锋，是这条新道路的探索者。”7月14日，北师大也开始复课闹革命，全市高校掀起复课闹革命的热潮。 文化大革命学生停课一年后又复课闹革命的伟大意义不容抹杀。这绝不是原来意义的上课，要跨进这一阶段也并非那么容易！清华进这个阶段是在1969年成立清华革委会又过半年之后，比北航晚差不多两年。 陈伯达到北航谈教育革命问题之后，6月26日下午，他又和戚本禹等来到清华。他先在主楼后厅接见团总部、414总部和其他串联会的头头。之后又在主楼前会见清华师生，人群潮涌，场面很乱。他们出来时，沈如槐就站在陈伯达身边，掏出一个414袖章就给陈伯达戴上。团派急忙也拿出井冈山袖章戴在戚本禹的胳膊上。 陈伯达问：“现在已经六月了，快开学了，你们是不是九月份开学？” 陈伯达说：“现行的教育制度毛主席多次批评，要来个革命，来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毛主席讲：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制度要不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实际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应该有一套新的教学制度，在性质上和资本主义教学制度有区别，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了，应该提出一个教育革命、教学改革的方案，教育革命的大方向毛主席已指出了，已经解决了。可是，要具体化，要从群众中来吸收大家的意见，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怎样教、学怎样学、时间要多少？都要逐一加以解决，毛主席不断批评这个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大学毕业二十五岁了，青春时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都在学校了，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很危险！这样不知不觉就会演变，不知不觉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仅文科要彻底革命。理工科也要彻底革命。” 陈伯达回去后，晚上八点十分，又让秘书王宝春传达陈伯达、戚本禹给蒯大富及清华井冈山兵闭战士的 一封信。特别强调：“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清华大学师生职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斗、批、改。井冈山的同志们一定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不说不利于革命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革命团结的事，不贴不利于革命团结的大字报。不同意见的各方面都要注意这个问题。414同志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陈伯达，这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号称中共理论家、挂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有时候书呆子气十足，他此时的言行表明他有心抓学校教育革命，他到清华大学抓教育革命。清华连大联合三结合还没弄好，搞什么教育革命！ 这个书呆子竟然看不明白，清华的矛盾岂是他陈伯达能解决的！他就是坐镇清华也未必能解决好清华的事！ 更何况，当时全国的大形势比清华复杂万倍，陈伯达看不清，不知当时准真看得清！树欲静而风不止，兴风作浪的人多着呢！ 139 ==========第145页========== 第三节坑害千万人的五·一六兵团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 毛泽东把社论中一段文字修改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对《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同的人有极其不同的理解与反应。 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等人作出极端反应，片面评判文革形势与任务。他们打着《五·一六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提出文革下一阶段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周恩来，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5月24日，韩爱晶在大学红代会核心组提议公开反击。会上通过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名义发表的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大学红代会的反应很及时很鲜明。 5月27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5月29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批示重要而明确，毛泽东把攻击周恩来的人定义为极左派。 北京红卫兵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文革态度同样明确。 可是，张建旗等人对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声明和中央文革的表态拒不理会。6月2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他们串联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加紧从事反周活动。他们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北京外国语学院原有的群众组织“六一 六兵团”此时也跳出来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针对少数人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6月3日，陈伯达、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再次对“五·一六”发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三令五申，依旧无效。 6月14日，“六一六”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6月30日至7月2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他们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到处散发反周恩来传单，涂写反周恩来标语。夜深人静时，在交通要道、闹市区张贴标语和大字报。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个为什么？》，当场被扭送公安机关。 8月8日，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4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凌晨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题目是：《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 140 ==========第146页========== 地邮寄传单。 8月12日至15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儿点估计》。 8月下旬，五·一六兵团被取缔，张建旗等骨干分子被逮捕。这个五·一六兵团水落石出，告一段落。 五·一六兵团是文革复杂政治运动中，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是少数思想极端的学生搞的，有明确组织和纲领，行动半公开半隐蔽，人数只有几十个人，活动能量超强，影响巨大。虽然他们自称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八个方面军。但实际是刚搭架子还没来得及发展就被取缔了。 北京十几万大学红卫兵与此毫不相干。北航红旗韩爱晶早在5月24日就提议公开反击，并通过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声明，明确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反革命。毛主席、中央文革也都明确表态，公安机关也及时取缔这个组织并逮捕了首领张建旗等人。 从6月2日“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6月14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成立，到8月下旬被取缔。满打满算不到三个月，参与者不到一百人。 但是，三年后举国上下大抓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受审查者超过千万，不同程度挨整的人有几百万，死伤残病不计其数。 1970年10月，蒯大富被骗回清华关押批斗，罪名是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最早最鲜明反击五·一 六兵团的韩爱晶，1971年3月也。被作为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从工厂带回北航关押批斗。 可见五·一六这三个字可怕吧？政治斗争荒唐残酷吧！？回顾1967年那三个月，北京十几万热情单纯的红卫兵是多么被动和无奈！ 第四节毛泽东强调要批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67年7月7日，毛泽东指出：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7年7月16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张春桥、板锋、戚本禹四人在中宣部礼堂召集会议，布置大批判。 陈伯达说：刘少奇不是以论党出名的吗？论党还没有人批判！你们清华大学搞的《一百例》很好。但是形成文字还要有一段过程，形成文章还要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积累材料的过程。《一百例》就是积累材料必经的过程。像什么《刘少奇一百例》、《邓小平一百例》，这是良好的开端。但是走了一个小小的开端，要把它变成有力的文章，还要下一点功夫。 戚本禹说：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打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要打落水狗，什么刘、邓、陶，什么彭、罗、陆、杨，什么贺龙，什么彭德怀，统统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卖国大盗，他们真正的本性是要吃人的，不把他批倒批臭，就要犯历史错误，不打死落水狗，跳上岸就要咬人的…大联合，掌握大方向，这样才符合主席指出的方向，才不致犯错误。矛头不对准敌人，打内战，自己内部争权夺利，那样的人非垮台不可。你不把敌人打倒，不管是什么派，只要他们上台，都是要杀头的，他们也会组织人来抓你们的…昨天，中南海的革命派斗了刘少奇一家伙。刘少奇昨天出来看大字报，群众一下子就围住了，质问他，他也只有说心服了，因为事实俱在嘛！ 陈伯达讲话的时候，蒯大富递了一个纸条给他和张春桥。大致内容是：现在我们学校逍遥派比较多，有90%逍遥派，没事干，喇叭也不叫，大字报也不贴，一大批人，他们从空想主义一下子跌到悲观主义… 陈伯达说：工作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要以为陈伯达去了，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要以为陈伯 141 ==========第147页========== 达去了，你们就可以胜利了。我们还没有走，414就贴出了大字报，使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不把我们的意见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能把你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 张春桥说：全国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地开展，形势很好…消极是不对的，逍遥派其实一点也不逍遥。大批判不是可有可无的，应当把它看得非常重要。他们的影响不肃清，那就随时可以翻案，直到现在，谁也没有低头。你们看，刘少奇的认罪书算是个什么东西？ 关锋说：从前有个习惯，等着点名，一点名就成了死老虎，实际上是假的。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还没有死哪！我们不能麻痹大意，革命派必须联合起来，集中力量，集中智慧，对走资派进行批判。如果不批判，不肃清他们的流毒，那么他们一旦翻案，他们就不管你什么团派、414派，反正你们造过我的反。他翻案，就要杀你的头，革命派必须有这个觉悟。革命派打内战，刘少奇看了高兴…毛主席教导我们：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可能双方都有些对的。现在你们都十几、二十来岁。过了几十年，人家要翻案，你们恐怕还讲不过人家。 笔者评议说：毛主席强调大批判，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就布置，1967年夏季，北京大型批斗会遍地开花 有讽刺意味的是：1967年7月16日会后一个多月，8月底关锋倒台，半年后戚本禹倒台，三年后陈伯达倒台。 第十六章多事之夏 第一节武汉七·二O事件 原先中央解决各省文革问题，是让当地干部、军队负责人和群众组织代表到北京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听汇报在北京解决。 1967年6月，毛泽东提出换个办法试试。由中央派人去当地了解情况，就地处理，还让带红卫兵一起去。用这种办法解决的第一个省份是云南。因谢富治曾在云南工作过，就由谢富治、王力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又因为北航早已实现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就从北航红旗选了井然（当时名井冈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 四个红卫兵一起去。另外，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随同前往。 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团到达昆明。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指示，他们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当地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基本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计划在1968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周恩来对他的安全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当天，北京方面电话通知刚到重庆的谢富治，要他们速到武汉。谢富治、王力等十四日赶到武汉。此时，武汉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激烈的对抗阶段。根子在一月夺权，造反派自己分裂。军区竞然逮捕夺权的工总头头及骨干485人。加上其他造反派包括少数中学头头，总共抓了上千人。 军区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造反派就到北京向中央告状。毛泽东、周恩来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方针。 周恩来先到武汉，见了陈再道和钟汉华，对他们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是武汉军区政治委员，也搬到东湖宾馆乙所。 142 ==========第148页========== 7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钢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7月18日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的结论还要等 一下，让群众先批。”“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招待所的几个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毛泽东是保陈再道的，但对武汉问题的解决方针从1967年7日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看得很清楚。 周恩来说：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先谈湖北形势问题。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人员。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做。第五、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 第六、军区要做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承担责任以外，要做部队教育工作，长期的影响，不做这工作是不行的第八、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行为要澄清。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中央要承担。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对周恩来所表述的处理武汉问题的各项主张，陈再道非常抵触。他情绪激动，拍桌子，不满周恩来讲话，煽动干部在会上给周恩来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 周恩来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而钟汉华批准蔡炳臣传达，等于给下面干部点了一把火。19日晚谢富治讲话后，钟汉华又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再点第二把火。武汉车区部分干部的情绪就如同快要燃爆的火 143 ==========第149页========== 药库，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8日晚周恩来同陈再道、钟汉华等到毛主席那里。毛泽东同他们谈话后，周恩来于十一时半飞返北京，离开了武汉快要燃爆的火药库。 陈再道、钟汉华对抗周恩来指示，军区部分干部和百万雄师要造反。 谢富治、王力身为中央代表团受命处理武汉问题。他们没想到陈再道、钟汉华会如此抵触。他们低估了武汉群众组织之间矛盾尖锐复杂的程度。谢富治、王力执行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也不到位。周恩来讲是先做军队工作，再做好群众工作。在做好军队工作之前，不能带倾向性，不要表态。谢富治、王力去见百万雄师时工作缺乏耐心，而去见钢二司和水院造反派时倾向太鲜明。 谢富治、王力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虽然他们讲话口径是符合毛主席、周总理原定方针的，但操之过急！ 19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二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军区部分干部和百万雄师群众思想转不过弯，迁怒于王力，局面失控。火药库爆炸了！激怒了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把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上了武汉街头。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其中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认错了人，先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打伤。 这些人虽然还没有冲进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么多的人，还包括相当多的公安人员、军人气势汹 汹地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简直就像“兵变”。这就是武汉“七二O事件”。 消息立即传到北京，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21日凌晨两点，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这是他在1958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上午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 虽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毛泽东到上海先后谈道：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武汉军人冲击毛主席驻地，打伤中央代表团成员的消息传到北京工农兵各界。整个京城炸锅了！林彪、江青下令声讨！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7月21日，戚本禹给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电话指示：“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马上开始游行，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道！自己编些类似的口号，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马上搞。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会到天安门活动，搞2至3天。” 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414战士在主楼前集合，宣读了《清华井冈山414总部全体战士给中央文革首长的一封信》后，开始进城游行。途中遇倾盆大雨，学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呼“支持武汉革命派！”、“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 蒯大富的兵团战士近3000人也冒雨进城游行。全市共五万余人游行。全市各界游行，声讨陈再道，坚决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 7月22日，江青在凌晨接见河南造反派时讲：“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王力同志、谢富治同志，我们能允许吗？” 早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同志的电话指示：“你们要去西山游行，懂吗？”414在主楼前集合后前往西山游行，团派在西大操场集合前往。 144 ==========第150页========== 下午市革委会通知团总部，要两派协商共派2000人去机场迎接谢富治等同志▣京。团总部拒不协商，单方面派2000人前往。414对团派这种做法进行了斗争，也组织队伍到达了机场，但欢迎仪式已经结束。7月23日，《人民日报》头条刊登了谢富治等光荣回到北京的消息，并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和解放军负责人到机场热烈欢迎的大幅照片。 7月25日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百万余人在天安门隆重召开大会，热烈欢迎谢副总理等回京，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战友。清华近万人参加。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首长出席大会。 蒯大富回忆说：群众代表在天安门大会上发言呼喊的“打倒车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等口号时，林彪也都举了手。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7·20”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 在与王力的对话中，我认为到了揪车内一小撮的时候了。认为全国“老保”行动那么一致，在中央肯定有“黑手”。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我们要把徐向前揪出来。 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要拿起枪杆子”。我们清华井冈山要与外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7月29日兵团作战部严正声明：“武汉事件不仅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武汉事件是一系列 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镇压无产阶级的反革命严重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有黑手操纵的。这个黑手就是混进军内的走资派徐向前。武汉事件是全国的一个集合点”，“坚决打倒陈再道的黑后台徐向前！”。在兵团作战部长带领下，去了40多人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 之后周恩来秘书来清华，要送还徐帅与毛泽东的合影和徐帅到301医院看病的挂号证等物品。 我们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以为毛主席会打倒他。在1967年7月31号晚上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我看到徐向前元帅还在主席台上。怎么徐向前又出席在这个会呢？他没什么事嘛，我当时关心的是这个。 招待会上，周恩来走下来给每个桌敬酒。周总理走到我们桌跟前敬酒之后对我说：“你们学校的那个林刚，被我们抓起来了，你不要管了。” 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正在巡视大江南北，林刚跟着毛主席的火车，毛主席走到哪他跟到娜，被发现了，就把他抓了。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奇迹。他和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副厅长关系好，这个副厅长把毛主席专列情况透给他了。他就跟在后头了。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我也不敢保了，要是追得狠，可能把我也卷进去了。他大概被关到1974年吧。放了就按照大学生毕业分配了，辗转分配到昆明去了。1988年我结婚以后我岳父给我提起的，说林刚在这儿是清华同学。我说他还活着吗？他说活着啊，在这儿当教工啊。我到昆明就和林刚联系上了。他原名叫林元祥，文化大革命时改叫林刚。他和谭又亭一个班的。谭又亭是清华舞蹈队队长，胡锦涛是辅导员。 文化大革命学生经典故事多呢，我们学校彭伟民，1967年带了六七个同学，有男的有女的，越境跑越南去抗美援越，打倒美帝国主义。抓住后给押送回来了，中央文革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派人到昆明边界去接。后来我就派人去把他们接回来了。彭伟民是我们井冈山最早成立时的三把手啊。后来创办北京现代集团任总 裁。 在中央报刊上集中出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是196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北京支持你们》之后，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一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第四十周年》、《解放军报》发表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一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第四十周年》文章以及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也都出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提法。这一提法加剧了部分群众与解放军的矛盾，使文化革命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与严厉批评。 井冈山兵团有人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第三次大串联”等看法，大批人员流出去抓军队一小撮。7月底8月初，团派派往外地联络站已有10多个，成员有数百人。 414总部也向外地派出了几个联络站，414总部负责人沈如槐、张雪梅、刘万章等也外出。清华离校人员已逾千名。 145 ==========第151页========== 1967年武汉爆发的“七二O事件”，有人甚至称之为“七二O兵变”，把这件事与1936年张学良、杨虎 城发动的西安事变相提并论！ 对此提法，韩爱晶评论说：我认为武汉“七二O事件”不能叫“七二O兵变”。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派人冲进蒋介石住处活捉了蒋介石。他们目的明确，是有预谋的，是经过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1967年武汉公安人员、军人和百万雄师的人冲击东湖宾馆，是去找王力、谢富治辩论讲理。这种行为虽是严重违法的，但他们并不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去袭击毛主席。他们并不直接反对毛主席，但他们不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决定，而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制定的。如果真冲到毛主席那里，他们会喊毛主席万岁。 军区领导陈再道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不满，凭他的资格，可以向周恩来叫板，但他也不会反对毛主席。 武汉军人和百万雄师的人也还只敢拿王力撒气。在看到王力挨打时，钟汉华跪下向武汉军人和百万雄师的人求情，他心里明白殴打中央代表团的人是什么性质！ 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几十年 1967年发生“七二O事件”后不久，被打的王力失去人身自由十几年！ “七二O事件”是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矛盾激化的反映，也是当时若千省份文化大革命矛盾激化的反映。 在此之前，中央处理河南、四川问题时，都是让军区支持造反派，这次在武汉却遇到了军队与保守派的顽强抵抗。 更早之前，在北京发生过内蒙军人冲击军委，在会场殴打总政领导的事 这表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进攻达到最高峰，斗争到了最激烈阶段，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受到最强烈反对。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相持妥协的新阶段！ 十年文革，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受到诸多抵抗，在武汉“七·二O事件”中受到的是硬抗，反抗者包括部 分军人和工人；在清华大学受到的是软抗，反抗者包括部分干部和工宣队负责人，值得深思！ 第二节数十万人卷入“揪刘火线” 1967年6月3日，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开始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这是发生在1967年多事之夏的一件特大怪现象。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刘少奇一边做检查一边到学校接触群众，1966年8月2日、3日、4日去了北京建工学院，有过几次讲话。这几天的讲话谈不上继续镇压学生运动。但一些幼稚的青年学生认为，一个人既然被打倒，那他从小到老、从里到外、每时每事肯定都是坏的。革命的学生要显示革命，北京建工学院是刘少奇直接到过的单位，这么好的题目，这么好的资源岂可放过！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高潮时表现狂热，行为极左。 1967年6月3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闭开到中南海西门，要揪国家主席刘少奇去批判！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这种要求也属于异想天开！超乎寻常！ 早在1967年1月，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的信就有批语：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蒯大富回忆说：当时北京建工学院也分成两派。有个老八一，有个新八一，两派头头都是女的，一个叫贾健，一个叫范兴慧。对她们的行动我根本就不屑一顾，觉得这是个闹剧。打倒刘少奇我们清华井冈山肯定是第一功嘛。你抢什么抢？ 韩爱晶回忆说：当时我一听说这件事，觉得莫名其妙！想出风头，想捞政治资本，想登上政治舞台。由于这个学校规模较小。想借刘少奇出名。你说你一个普通的大学，你要去揪刘少奇，刘少奇是你揪得出来的吗？蒯大富揪王光美我都感到是出风头。这回又冒出个揪刘少奇的！这个建工新八一当时贴大字报嘛，他有他的理由：刘少奇到我们学校有黑指示，现在我们要清算，你应当向我们认罪，你应当到我们学校做检查！ 146 ==========第152页========== 建工老八一看建工新八一去了，揪刘少奇能不去吗？这个做法有它的理由。但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这个身份不是你一个大学能够左右的啊！明摆着要经过毛主席同意，让你揪你才能揪，不让你揪就不能揪！可以说这也是给毛主席施压啊！她们就跑到社会上寻求支持，他们头头来北航找过我们，我很客气地说了几句话，咱也不敢说反对！我们北航敬而远之。看到没有人支持，他们就在中南海西门口搭个帐篷，坚持要刘少奇出来检讨认罪 发生这个事，应该由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和北京市领导接见他们，肯定他们的革命热情，劝他们回学校搞大批判。正巧，此时谢富治去云南、四川解决那里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处理揪刘少奇的事关键在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6月29日，周恩来就北京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西门、要求揪斗刘少奇一事，做出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 由周恩来批示可知，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是汪东兴和戚本禹。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把周恩来的批示传达给北京市工人和学生。那么汪东兴是怎么劝建工学院学生们回去的呢？戚本禹又是怎么出面处理的呢？ 据黄峥在《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一1969》书中说： 1967年7月4号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少奇同志说：“因为你在建工学院的几次讲话有错误，那里的两派都要你做出检查。因此党中央的意见，要你向该院的‘新八一战斗团’写个检查。” 既然是中央的意见，少奇同志当然不能拒绝。但因为身体欠佳，他只写了一半，就叫光美同志执笔代写。她写完由少奇同志勉强抄清后交给了我。一是要我提提意见，二是叫我送给汪东兴。 1967年7月9日，建工新八一收到刘少奇的书面检查，这不是巨大成功吗？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向全社会展示他们的初步胜利，也有了争取各界支持的最大理由。明摆着当时刘少奇无论怎么写也不可能通过！似乎革命的逻辑很明确，既然刘少奇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怎么可能交出人民满意的检讨呢？刘少奇肯定是在向人民反扑！谁还有理由不支持建工学院红卫兵的斗争呢？当然，1967年6月，汪东兴的政治地位还不高，他的影响还很有限。他也不敢违背打倒刘少奇的大潮，但在客观上，在没有公开传达周总理批示的情况下，把刘少奇的检讨交给建工学院学生，这等于号召北京各界卷入。这就是汪东兴处理周总理交办此事的结果。 刘少奇交出检查后，工人、学生们开始声援建工八一。中南海四周安营扎寨越来越多，红旗招展，帐篷毗邻。这种情况下，在清华大学，有一些学生催促两派头头：你们怎么不支持揪刘少奇？ 1967年7月14凌晨三点，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武汉。之后周恩来往返北京、武汉两地。北京就更热闹了。 据黄峥在《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一1969》书中说： 那是1967年7月18日晚，造反派把少奇同志揪到中南海职工食堂。把光美同志揪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分别进行批斗.… 从这天晚上以后，造反派就强行把少奇和光美同志隔离开了。他们把光美同志隔离到后小院的一间房子里。少奇同志虽然还住在原来的房里，但门口加了一个持枪的哨兵。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记载，1967年7月18日： 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 既然毛泽东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为什么没人向北京各界传达毛主席的批评呢？北京广大工人学生不但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而且还在给围中南海揪刘少奇加温！谢富治和汪东兴都在场，为什么后来1967年8月5日又在中南海斗刘少奇？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此7月19日，414总部召开“揪斗刘贼誓师大会”，发布《关于全校革命派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紧急倡议书》。414战士分步行和自行车两路进城示威游行。晚十时在中南海西门和另外十几个群众组织约五千人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147 ==========第153页========== 当天早上，团派先遣队前往中南海。下午大队伍来到中南海西门广场，和兄弟院校联合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蒯大富还在大会发言。但团派当天深夜又把队伍撤走，并不想安营。 7月20日晚，在天安门广场，由建工新八一、清华414发起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7月21日，戚本禹在新影制片厂谈话：“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革命还要指示？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雨，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游行，我从进城以后还没见过，你们都不拍，过了就拍不上了。” 全市学生、工人、干部、市民先后被卷入。建工八一造成大势后来建工八一宣布绝食。在绝食斗争中最长的绝食达5天。 7月26日，中央文革派人到建工八一揪刘绝食阵地，要求他们复食，并在中南海接见新老八一代表，要求他们在揪刘中实现革命大联合。戚本禹在谈到大批判时指示：“要多写批判文章，系统的文章要写…绝食是艰苦的，但最艰苦的是揪刘的要害，批判得要让他无可辩驳。” 中南海一个工作人员传出刘少奇在4月份的一个《检查》，说这个《检查》完全是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一支毒箭。 蒯大富回忆说：我们都很晚才去，那一条街铺天盖地的全都是帐篷啊，都已经占满了。 韩爱晶回忆说：8月1号，戚本禹带着建工八一两派女头头去八一湖游泳。戚本禹和这两个女头头的对话被抄写在大字报上，很快传遍北京！戚本禹的言行是对建工八一两派揪刘少奇行动的肯定和鼓励。8月1日回京一个星期的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四代会核心组讲话：揪刘、邓可以，但不能冲中南海、钓鱼台，而且要联合起来搞。 这时候，社会各界认为中央文革在支持，就有更多单位去声援，又在那旁边安营扎寨。中南海周围满眼是帐篷、旗帜、高音喇叭！ 7月26号，北航才去人，30号才正式安营。虽然我们的人去得晚，但是北航、清华只要参加进去，在揪刘火线就被各单位推到核心位置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7月29日晚，在中南海西门又召开了一个“揪刘批判大会”。414总部参加大会并发言。到会共290多个单位，两万多人。 7月30日凌晨一时，王道明等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来到中南海西门。王道明让大家搞多种多样批判，漫画、大字报全要，并赞扬大家火线批判会开得好。当有人提出让刘少奇到室外来听时，王讲：这完全可以，其实你们在这里搞，他完全听得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他完全知道，他害怕得很！ 8月2日零点二十分，谢富治亲临中南海北门揪刘火线看望揪刘战士。当大家问刘少奇什么时候揪出中南海，交出批斗时，谢富治说：“你们这样可以，但不能出中南海，可以示威，施加压力。揪刘少奇很不容易吧！” 韩爱晶回忆说：谢富治经历武汉七二○事件后回到北京。7月25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之后，谢富治马上转入处理中南海周围几十万人揪刘少奇的事。 周恩来、谢富治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明的决定，8月5日下午四点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声讨刘少奇，然后群众就撤离中南海。 8月5日凌晨零点三十五分，戚本禹、谢富治等接见中南海“揪刘火线”战士代表，宣布中央的安排，要求各单位会后就撤离中南海。 下午，大会如期召开，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等领导出席大会。 蒯大富以市革委会常委身份上天安门，414负责人沈如槐作为揪刘联络总站代表也上了天安门。他们都在找周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沈如槐在周恩来准备进大厅前抓住机会向周恩来献袖章，恳请总理再次去清华。周恩来一进大厅，大家 就聚过来握手，请示各种问题。蒯大富问：“现在是不是要搞第三次大串连？七·二O事件以后学校有几千学 生到外地去了。” 148 ==========第154页========== 周恩来指出，这种形势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安排。现在要搞大批判、大联合。 韩爱晶拿着笔记本，把平常别人问他的疑难问题带来请教。周恩来一一解答。中途有事去处理，之后又找韩爱晶让他继续问。 八五大会一举多得。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批判刘少奇，结束了揪刘火线群众运动。两个月的秋刘火线近乎荒唐，总算结束了。揪刘火线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戚本禹在处理揪刘火线问题上的表现引起周恩来的极大不满，成为他向毛泽东告状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把戚本禹清除出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因之一。 更荒唐的是，三年后，此事被列为五·一六集团的重大反革命阴谋活动。听说建工学院八一两个女头头被整得死去活来，贾健怀孕三个月，军代表在大会上批判贾健，不让贾健结婚，小孩就做掉了。贾健的二把手女学生董临平，被整得自杀了。上吊以后都没人敢把她放下，后来秦文远给她放下来。范兴慧在西安也被整得一塌糊涂。因为参与揪刘火线的事，北京受牵连者成千上万。蒯大富、韩爱晶都是反感此事而被动卷入的，但三年后也把此活动列为他们的反革命五·一六罪行。揪刘火线极左学生走向反面，后来作为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整，同样走向反面，而且更严重、更荒唐！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走极端的劣根性。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卜伟华有文章谈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的事，比笔者写得严重得多。说红代会主要领导研究组织学生冲中南海抢刘少奇。可能有材料，那就是1970年抓反革命五·一六分子高潮时的成果。抓 五·一六的功臣们当时能用逼供信的办法从无影无踪里搞出数以万计填表参加的五·一六分子，何况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确有其事，那还搞不出更厉害的材料。学生们被整得家破人亡苦不堪言！为了自由都会做不同程度的妥协，听从专案组的编造。 因此，史实考证要讲究证据出现的背景，有些证据材料本身就是不可靠的。 第三节414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多事之夏，中央高层的指示与行为本身就不成熟、不统一，也不稳定：从中央到地方派系各异、派内有派；各层次矛盾激化，各派都有极端行为，社会动荡。 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北京还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重大事件！这起更为荒唐的事件是部分民众在狂热的冲动下爆发的“革命行动”！中央也有严重责任！ 1967年5月6日，香港九龙工人因劳资纠纷罢工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拘捕了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香港左派发动声援，仿效内地，在港督府贴满大字报，手持毛主席语录列队抗议示威。防暴警察袭击，多人受伤，一些人被捕。 5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代办霍普森面交外交部声明，表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5月18日，北京举行十万人大会声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出席，谢富治讲话。 6月3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 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香港的命运取决于香港爱国同胞，取决于七亿中国人民，而决不取决于腐败衰朽的英帝国主义。 港九爱国同胞们，英勇地战斗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祖国千百万红卫兵支持着你们，亿万苹命群众支持着你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誓作香港爱国同胞的强大后盾。 周恩来事后说这篇社论是他改过的，但改得很不够。他日理万机可以理解，但这篇社论的话语造成的后果不能全推给学生！ 周恩来就香港前途请示毛主席，主席指示“香港还是那个样子”。周恩来解释香港现状不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不变。 7月初，沙头角边境香港警察所和深圳武装民兵互相开枪，港英5个警察死亡，中方2人死亡。 8月20日，中国政府照会英国，要求香港当局48小时内宣布取消对三家报纸出版的禁令，释放19名被 149 ==========第155页========== 关押的驻港记者，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 周恩来批准了这个限时照会。报纸随之公布。后来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是他的责任。 限时照会！对于从来就说话算数的革命的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 8月22日，由北外红旗、二外红卫兵、北外造反团、外交部联络站等单位成立的反帝反修联络站发动组织一万多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等待48小时到来时香港当局的表现。 北京卫戍区派部队保护代办处，安装高音喇叭，反复广播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外事纪律规定。还反复广播陈伯达关于必须遵守秩序的一封信。 周恩来秘书周家鼎电话通知北航，由北航革委会副主任井然带北航学生到现场劝阻过火行动。但已无法应对已经失控的局面。 48小时限期一到，示威群众冲破士兵人墙，涌入代办处，砸坏办公室物品，放火烧毁房屋。 1967年8月23日，新华社电讯说：英国政府竞敢无视我国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会的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尚未撤销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在香港横行霸道。英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1967年8月23日凌晨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北外造反团、二外红卫兵、二外首都兵团、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办及外政等组织负责人。 周恩来说：今天我们讲外交大权的问题。我首先问你们：外交部的大权到底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国务院管还是你管？（指北外造反团）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必须向中央报告，中央不批准就不能登报，不合法。在中央眼前一个部，为什么不报告？你们夺外交部权，要所有副部长向你们报告，出入要你们批准，有外事活动找他们还要我向你们请求！ 谢富治插话：造反团的头脑是否太热了，打了几个胜仗一一你们自己认为的。陈伯达：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造反派：王力同志讲话说…… 周恩来：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外交大权断了四天了，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次了，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把英国代办处烧了！ 陈伯达：谁让你们去的？（对造反团、联络站)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四天外交大事没有人管…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组织可以管嘛！ 周恩来：左派组织中央没有承认嘛！它只是监督。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中央看了，认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数的…… 中央几次决定不能冲外交部，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后也不来商量，你们头脑发热了。 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上：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一直到今天把英国代办处都烧了。我跟你们讲了多次，根本不听。（周恩来叫北京卫戍区警卫师某团的一名同志汇报了火烧英代办处的具体过程。)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150 ==========第156页========== 外语学院一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在北京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的。晚上10点他们必须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软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软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央决定了还得请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斗队就定了？ 外语学院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周恩来：什么感情？ 外语学院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阿，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是给国家开玩笑，给外国造成一些笑话的事。中央又没授权给你，“一切权力归我”，“以我为中心”，这是开玩笑，搞的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 总理插话：四天中断，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陈伯达：你们这样行动是轻率的，没有经过严肃的考虑。你们一个学校还没团结，还要管七亿人口的外交！你们（造反团）有多少人？（答：一千三百人)一千三百人是渺小的数字。 总理：一千三百人授权给外交部，这不是开玩笑吗？我没有帮助好你们，你们招呼也不打，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谢富治：脑子发热了，没冷静考虑一下，英国代办处也烧了。 陈伯达：不要争论了。作一个教训，不能这么办。今天大家一律听总理的命令。外交部由总理一手处理，你们搞了一起玩笑，现在三，点半。从三点半起，你们的一切事情归总理、由总理统筹外交部。外交部一切问题由总理处理，统一听总理的命令，统统撤退，封条无效，只有党中央才有权贴这封条，不要在这里纠缠，回学校去，学校搞好了，二派三派联合就不容易，还想管七亿人口外交。你们回去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会觉得可笑。 谢富治：这是一个梦！这是一个黄粱美梦！ 清华414派人参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动。几天后传来消息：周总理很生气。总理还说：“没有想到清华414也参加了。” 沈如槐后来认为：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三大极“左”事件，414件件有份。这一事实充分说明，414内部的极“左”思潮也是泛滥成灾。 从1967年8月周恩来在外事部门就开始谈清查“五·一六”，范围很小，还没扩大。两三年后，参与火烧英代办处的人员，理所当然就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事情又在向另一个荒唐的极端转化！ 第四节414思潮必胜 1967年6月14日，414广播台播文说：“414思潮必须在清华占绝对统治地位。” 6月20日，414电机系分部委员崔敏达贴出一篇《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大字报提及“斯大林的错误和团派的极左思潮”。团派十六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批判，称其为大毒草。 8月3日，周泉缨贴出了一篇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把414和团派的论战推向新的理论高度。这份大字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据此得出“414是右的”结论。首先理解《414思潮必胜》实质的应该是张春桥，1967年12月10日，他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我最早读了一下清华《414思潮必胜》的传单，说414要坐天下，414必胜，说上海市革委会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就是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文章 151 ==========第157页========== 很隐晦，看了两遍才看懂。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弱点，但是不能说要重新换班，权力重新再分配。 《414思潮必胜》是用给河南造总战友的一封信的形式表达的。下面摘抄几段：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什么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以及被取消了政治地位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不是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只有414派能够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千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414派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团派，团结团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是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长远的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手中，414派当仁不让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还必须看到，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967年8月26日，团派贴出大字报《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一一评<414思潮必胜>》。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当面批评蒯大富说：“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414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414。” 毛泽东批评蒯大富不欢迎工人宣传队，说：“今天没有邀请414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414思潮必胜》是不对的嘛！” 毛泽东当场还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江青说：“414是反对我的！”谢富治说：“414也是反对我的！”毛泽东对414的态度一目了然！ 第十七章中央领导促北京天地派团结 第一节毛泽东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 据《周恩来年谱》： 1967年8月25日晨一时，找刚由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讲了各省情况、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 152 ==========第158页========== 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本日，杨成武飞上海见毛泽东。 1967年8月25日，毛泽东听取了杨成武的汇报。26日，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韩爱晶回忆说：毛主席的这个果断决策打击的是积极追随他搞文化大革命而走向极左的人。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地位显赫，不可一世。他们受到重用，忘记对自己言行的约束，擅做主张，极端行事，严重干 扰文化大革命健康进行。毛泽东突然扭转巨轮之舵，颠簸而起！他的决策不仅使王、关、戚本人措手不及， 也是陈伯达、康生、江青意想不到的。即便是那些恨王、关、戚的人也想不到会来得这么快！从中央到地方各种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随即迅速调整自己的态度和斗争策略，文革斗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毛泽东就是毛泽东！ 1967年9月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苹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出席并讲话。市革委会会议开成如此规格，我们并不懂。我和蒯大富习以为常，只是听会而已 谢富治说：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说：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在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来了）身体不好？（没什么）北航、师大试点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 …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 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 …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 陈伯达说：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周总理说：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形势任务：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 (3)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场毁了多少财产啊！不准抢枪。（谢：所有外地抢枪的一律收回。) 我1922年入党，46年了，就我的水平不可避免有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写下不少错文章，做了不少错事，但是我还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这样，我欢迎。如果是好意帮助，我感谢，如果拿这个来搞我，我反对，不是总有人想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水搞混吗？ 153 ==========第159页========== (4)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第二节韩爱晶、蒯大富乘机作乱 韩爱晶回忆说：9月1号在市革会上，周恩来、江青的重要讲话我和蒯大富根本就听不懂，也根本听不进去。只当耳旁风。因此，几天后，我打电话要蒯大富到北航，结果惹了大乱子。 9月5日，江青又在接见安徽代表团时严肃强调维护中央，维护解放军，维护新生革命委员会。 江青9月5日讲话还专门印成单行本，专门组织各单位放录音。实际是毛泽东文革战略思想大调整。毛 主席让江青出面批极左，当稳定派。但我当时心不在焉！ 就在这几天里，在韩爱晶主导下，他找来蒯大富决定介入北京师范大学运动，支持小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批判谭厚兰。韩爱晶、蒯大富为何作乱？此事竟然引起毛泽东亲自干预！ 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反对谭厚兰的小组织，因为谭厚兰得到中央有力支持并建立了合法的革命委员会，井冈山造反活动了。谭厚兰与林杰、关锋既有工作关系又可看作师徒关系。这回林杰、关锋突然被打倒，井冈山造反兵团乘机想恢复活动，与谭厚兰对着干。负责人王颂平和铁崇光去北航寻求韩爱晶的支持。 韩爱晶在1967年春天积极参与反对二月逆流，他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革命，总之自己正确，但却认为谭厚兰反对二月逆流就是反对周总理。甚至认为谭厚兰与五·一六有关。另外，韩爱晶痛恨与谭厚兰关系密切的市革委会秘书长周景方一伙。于是，韩爱晶答应支持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还拉来蒯大富共同支持，介入北京师范大学运动。 9月7日。在韩爱晶和蒯大富支持下，北京及外地来京的二百多单位一万多人，在北师大举行打倒林杰，彻底摧毁反动组织五·一六兵团，庆祝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正式恢复活动大会。清华井冈山鲍长康在大会上发言说：捣毁“林家铺子”！揪出五·一六的黑后台，谭厚兰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令韩爱晶和蒯大富意想不到是，会上竟发生师大革委会委员樊立耀反戈事件，他突然宣布推翻师大革委会并成立专政委员会揪斗谭厚兰。韩爱晶和蒯大富两人当场不知所措，陷于被动，大为恼火。他们并不想打倒谭厚兰，只是想出出心中的窝囊气而已。 此事被迅速上报。竟然惊动毛泽东并下令立即处理。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派李钟奇带武装战士去师大传达周总理、中央文革的命令，支持师大革委会和谭厚兰，逮捕樊立耀，宣布解散非法的专政委员会。 当晚江青、姚文元等把韩爱晶叫到大会堂训斥并责令写检查。江青狠批韩爱晶、蒯大富：“你们搞谭厚兰有什么证据吗？”“无法无天。不请示，直接把一个大学的革命委员会颠覆掉！” 此事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决定解决北京市本来并不尖锐的两大派问题，推动大联合。 第三节周恩来、江青批评“天派”“地派” 就在中央着手解决北京市两大派问题、推动大联合之时，9月16日，团派《井冈山报》第八十四期针对《文汇报》社论《评极左思潮》发表社论《评什么极“左”思潮》，攻击《文汇报》。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那些别出心裁地提出什么极‘左’思潮来‘批判’的人，其实质就是要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偷换成所谓思潮之争，把反革命阴谋小集团的反动性轻描淡写地说成什么极‘左’思潮，同时又达到打击革命左派的无耻目的。” 9月16日和9月17日两个晚上，在人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叶群、姚文元、戚本禹等分别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对立并不尖锐的两派。 周恩来开门见山：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听说我是“天派”的 154 ==========第160页========== 后台。 周恩来首次提出“天派”、“地派”的说法，以“北航”和“地质”冠名。 接着，周恩来就针对《井冈山报》文章《评什么极“左”思潮》说：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 江青说：你们井☒山小报搞我们，我们就用大报搞你们，必要时一个个点名搞你们。 周恩来批评说：首都红代会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总是一派红线，虽然有刘、邓黑线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你们都扳着手指头算党中央还有几个人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五十年前我们对北洋军阀的看法。 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 我和韩爱晶同志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就是因为在一次会上我看见他很瘦，就派我的医生给他检查检查，结果这也成了包袱。 江青说：比如蒯大富他的思想不稳定，他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也要好好改造。 陈伯达：说我是天派的后台。韩爱晶你讲一讲我和你谈过袁世凯吗？我认为韩爱晶要做像样的自我批评。我问你韩爱晶、蒯大富，你们对二月逆流有鲜明的态度和鲜明的旗帜吗？我有一次找韩、蒯讲了一次话，蒯大富讲了一些悲观的话，我才说：“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无限的光明”、“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我就变成你的后台了。你韩爱晶不在学校搞你的复课闹革命，而是到师大亲临前线，你们还是东支持西支持。 陈伯达问：你韩爱晶有没有后台？ 韩爱晶回答：没有，保证没有！保证二十年也能证明我校大方向是正确的！陈伯达问：你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被人拉着走？陈伯达问：你蒯大富有没有后台？蒯大富回答：不敢保证。陈伯达问：聂元梓有没有？聂元梓回答：没有。 江青批评说：我的孩子回家造我的反，说韩爱晶如何如何…我对她说：你不跟爸爸、妈妈干革命就走开。韩爱晶栽了个大跟斗，对接受我的批评不理解。圣人呵，小圣人啊！现在我感到你是绝对主义者。我敢保证，我敢保证…北航你敢保证吗？说得太早了。你们悲观失望，韩爱晶写什么检查，连我名字都不写，变成大老爷，你脑子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泛滥，蒯大富我都不愿再训了。我想突出讲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乏敌情观念，刚才韩爱晶的表现就是如此，什么都是好的。上次批评了蒯大富，自从蒯大富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你们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以后发现几次总是背道而驰。到目前某部分人，对我们言而无信，这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少数坏人混水摸鱼外，你们自大狂妄、个人主义膨胀没地方放，把自己置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人民之上。主席关心你们，因此谆谆告诫小将：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的是真正的革命小将。回去搞大联合、三结合，进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不去改谁改，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灿烂青春你们想过没有？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改掉，这样光荣的任务落到你们肩膀上，这样光荣的任务你们想过没有？ 康生讲话：我接触同学不多，但却得到了“地派后台”的称号，不胜光荣之至，有点受之有愧。开始我还是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又支持了谭厚兰反对薄一波、孙友渔。我想问问蒯大富，你们有一个时期也反对我，和党校红战团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黑帮子女。如苏振华的儿子就在这里，我曾经告诉蒯大富，不要和红战团联系，你们要批刘少奇、刘邓路线，清华要与党校红旗战斗队联系。但是我好心没有用，以为我是害怕了，怕你们揭露打倒我，我好心，没有用，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刘少奇以为我是清华后台，在十一中 155 ==========第161页========== 全会上刘少奇斗了我三个钟头。我说我是支持蒯大富的。刘少奇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谈了三个钟头。我说不清楚，刘少奇说：“你不清楚我清楚。”我是保护蒯大富的。因为个人关系我不愿意讲，我对同志们教育帮助不够。毛主席讲：“一个工厂内两派那样斗争，到底两派斗争有没有阶级基础，看不到。”但在学校里学生这一派那一派斗得这么厉害，到底为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江青又批评说：我们还称你们是同志，信任你们，你们就称我们是先生了，我还得保你蒯大富。有人说 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我是一个小保皇派。我生怕你们犯了错误。当心老保翻天，韩爱晶还那么绝对保证吗？韩爱晶、蒯大富要做自我批评，向谭厚兰做自我批评，这次你们不对，你们颠覆别人，你们自己也可能被别人颠覆。 康生说：要认真学习《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四章。新北大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要打倒谢富治副总理。 江青说：就是想要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当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们这些头头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散会。文化大革命经常是“七波未平八波又起”。 9月16日会上，陈伯达当面和韩爱晶对质关于“袁世凯”说法。真是话音刚落，清华周泉缨、杨忌非9月17日就贴出大字报：《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直接把矛头指向陈伯达。 大字报小点名地问陈伯达问了二十六个“为什么”。最后说：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流血不怕、砍头不怕、刘邓陶不怕，何以怕你小小的“袁世凯”呢？ 为了捍卫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决心杀出一条炮打“袁世凯”的血路来！“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包括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把我们头颅系在我们的腰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倚天剑斩断“袁世凯”这只伸向文化大革命的黑手！9月17晚九点半至十二点，周恩来、江青见“地派”。 清华414有九个人参加接见。周恩来、江青等重申9月16日晚上讲话精神。周恩来还说：甚至有人说，毛主席在中央也是少数，我们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好像是很好，永远跟着毛主席，但是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狂热，一转，转为悲观。这种估计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不仅如此，这种想法背后有黑手的，有坏人的。有人故意散布这种论调。正像姚文元同志文章所说的，有人从极“左”，或右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不仅是走资派的问题，更有坏人、敌特在破坏，他们暗藏在群众中散布，有些群众一时受了影响。你们在北京，应好好学习。另外还要向群众学习，上海批评我们，北京学生多了，太受宠了。另外发动工农不够。 今天在清华礼堂门前贴了一张陈伯达同志的大字报，说陈伯达同志是挑拨群众运动的野心家，叫周泉缨。江青说：叫这么个鬼名字，是小丑，欺负老实人。中央的事你们不要管，我们是遵守党的纪律的。你们不应知道的，我们不能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你们还在那里胡闹。今天抓了一个人，不能告诉你们名字，狡兔有三窟，他不晓得几个窟，我们抓到了。 对小将，我们是十个指头个个连心，咬哪个都疼，如果哪一个要坏一定要分裂出去，那活该。不要把个 人小集团估计得过高。 在你们当中泛滥着一个二月逆流，陶铸的“怀疑一切”，怀疑总理、伯达甚至康老，也许有我，你们如果想整我的黑材料，你们吃饱了没事干，爱整我的材料就整吧！ 昨天刚讲了，今天就贴伯达大字报，其实工人农民士兵根本不理睬你们那一套（康老：还自以为不得了），为什么主席在这时让我们提醒你们“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呢？好好想一想。 陈伯达：拥护刚才总理的话。 昨天讲了一些，在所谓“天派”会上讲了话，没想到一天之内，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欢迎大家批判，经过了半夜，从天上掉到地下这也有可能，为什么分天地派，这要作阶级分析。为什么有天地派，这值得深思，好好想想，要作阶级分析。 把我们从天上掉到地下，没有恶意，这引起我深思。天地没有绝对界线，毛主席说，我们就是在天上，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球。 156 ==========第162页========== 康生：我完全同意总理、伯达、江青同志讲话。 我们要巩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次对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就是持这个态度。这并不是说北师大革命委员会没错误，谭厚兰同志来了，你自己知道。我们严厉的批评了韩爱晶、蒯大富，据说他两人亲临指挥开会，据说后面还有谁。天派掉下来、地派钻出来，成一派，毛泽东思想革命派。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指关于北师大的），毛主席亲自批准，支持一个新生事物，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对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支持，不要分裂革命委员会。 聂元梓立了两功，第一张大字报别人帮了她，把名签在第一个，立了一功；揭露了反党集团，可不能吃老本，不进则退。小资产阶级从狂热到消极，从极左到打扑克逍遥，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对周泉缨贴陈伯达大字报的事，江青说，“不要抓”，要“教育”。谢富治说：抓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合力解决北京高校派性问题，大联合东风劲吹。 聂元梓也低调多了。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两所大学之间只隔一条马路，早在1966年8月、9月受压制的时候，韩爱晶和朱成昭关系非常好。后来朱成昭反中央文革不再担任地质东方红一把手，王大宾接班后和韩爱晶互相尊重。北航地质早就成立革命委员会，都是一派掌权、一统天下。只不过那些分裂为两派的学校各找一方寻求支持，使北航与地质关系疏远，但并无直接冲突。没想到周恩来、中央文革把北京两大派叫做“天派”、“地派”。 中央领导批评之后，韩爱晶忙着做检查，同时与王大宾分别带人到对方学校互访。两校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关键问题是要去促那些分裂为两派的学校大联合。王大宾去做414沈如槐的工作，韩爱晶去劝说蒯大富。 第四节清华两派短暂联合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9月17日，团派《井冈山报》做自我检查，承认错误。 慑于群众压力，在周泉缨贴出大字报后，414总部未参加，接见的总部委员以414总部名义发表声明，谴责周泉缨。414保卫组发布通令，宣布对周泉缨实行专政，抄了他的宿舍，但没有抓住周泉缨。 9月18日晚，团派总部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承认414总部，促进我校革命大联合的重要决议》，周泉缨贴出了《向毛主席请罪！》的大字报。 9月19日下午，两派在西大操场召开国庆活动誓师会，各系各班两派同志一起排队入场，这是自414分裂以来的第一次联合局面。晚上，蒯大富、孙怒涛传达了下午中央首长接见四代会时的讲话精神：(1)强调革命的大联合，并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革命的最大利益，全国的最大利益，全党的最大利益”；(2)不许动摇、分裂、造谣、伤害无产阶级司令部。 9月21日上午，两派在热烈气氛中共同学习，各自作自我批评，并签署联合协议，发表《总勤务站公告001号》：(1)立即取消两总部，成立总勤务站；(2)总勤务站由33名勤务员组成，推举13名为核心组成员； (3)晚7：30开总勤务站成立大会；(4)一定在“十一”前成立革委会。蒯大富和沈如槐在协议上签字。下午，蒯大富、沈如槐去参加红代会召开的会议，蒯大富向大会报告了清华大联合的喜讯，全场都非常高兴。 谢富治给清华题词：“祝贺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414的革命大联合。希望你们要巩固这一联合。革命大联合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晚上，两总部在主楼前广场召开全校大会，热烈欢庆清华大联合的初步实现。蒯大富讲：“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大联合。”北航等兄弟院校也参加大会。地院王大宾讲：“‘天’、‘地’派联合起来！”会前沈如槐又起事端，提出要将总勤务站改成联合总部，等于联而不合，而蒯大富表现出少有的大度，同意考虑。令沈如槐暗暗佩服。庆祝大会顺利召开。 会后，团派九十个战斗组发表声明。团派前哨台批评414撕毁协议，把沈如槐说成“蒋介石”。 157 ==========第163页========== 9月23日，团派、414派双方负责人开会商讨联合总部人选问题，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及谭厚兰的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促进双方尽快大联合。双方初步达成协议，确定核心组成员比例为团总部7人，414总部6人，下层各组织机构按对等原则双方在协商原则下实现联合。但团派又提出要团派9人，414派4人组成核心组，414总部代表十分气愤，退出会场。 9月24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代表时说：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要对等。可是一年后1968年7月28日，蒯大富的部下打死毛主席派去的工人，毛主席发火批评蒯大富之后仍然说：蒯大富出两个，414出一个。可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对清华组阁态度的差异。 1967年9月25日，中央各报头版头条报导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毛主席反复强调：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做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对造反派也要进行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 团派鹰派前哨台署文批评“对等原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调和折衷的表现，并批评蒯大富。团派824特支10支队贴出大字报《清华井冈山决不是蒯大富一个人的山》，攻击蒯大富在联合问题上的“右倾”。 虽然如此，1967年10月1日，由联合总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国庆大游行，晚上在清华园举办焰火晚会。 10月3日，团派中的鹰派，以刘才堂、陈继芳、崔兆喜等为首成立斗私批修联络站，并发宣言“清华两派的联合是缺乏基础的”。 10月4日，团派624战团叛逆者贴出大字报《大联合要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认为清华大联合没有基础，指责蒯大富“私”字当头、丧失原则。 刘才堂、陈继芳、崔兆喜等在《两种联合观》文章中批判“联合就是一切”，批判“无条件联合”、“旧账不再算，伤疤不再揭，责任不再算，共同朝前看”、“十一前成立革委会”的思想。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极左派在葬送清华文化大革命！ 10月14日，谢富治接见红代会学习班学员时说：“你们清华已有人贴了陈伯达同志大字报，听说那个人没有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呀？就那么算了吗？我看不行！”谢富治改变了态度。 10月19日晚上，团派捉鬼队把周泉缨扭送公安局。周泉缨还在叫：“我抛出《必胜》，其实不是想让同学看的，而是想传到毛主席那儿，希望毛主席了解全国的414思潮，作出决定，支持414思潮。”虽然联而未合，但清华10月30日全校复课，出现一片新气象。 11月8日晚上，联合总部召开第三次形势讨论会。蒯大富主持会议，宣读联合总部的五项决议公告：联合总部团派17人，414派16人，共33人： 蒯大富沈如槐孙怒涛鲍长康宿长忠刘才堂汲鹏刘万章龙连坤韩银山陈继芳任传仲马小庄陈楚三张雪梅李振民谭浩强吴国梁高季章傅正泰王永县尹尊声吴栋陈育延王良生韩启明汤亚美曹维涤王其林崔兆喜刘泉张学琛何光永 1967年11月11日蒯大富主持联合总部第一次全体会议。清华有希望了。可是以后清华的联合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第十八章理论分歧与极端派性纷争 第一节江青讲话：十七年也要算 1967年11月12日，在人大会堂，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电影、美术、音乐、戏剧及四个样板戏的 158 ==========第164页========== 群众组织负责人。 江青在讲话中说：还有个事情，就是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忘记了，我觉得有些同志、革命小将见解是很好的，十七年要算！五十天也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呢！有个小将讲，我记不得名字，说有人讲，只能搞这个五十天，十七年就不要搞了。那么，实际上就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同时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个是不对的，当然罗，对三十年代也好，对十七年来也好，五十天来也好，都要一分为二，因为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 五十天来那就更多了，起来反抗。 江青这个讲话实质上是在坚持毛泽东对文艺界、教育界进行批判改造的主张。江青也说对十七年要一分为二，但她对成绩肯定不够。因为毛泽东也不怎么谈十七年教育战线成绩，更多的是强调批判改造。 江青讲话和清华两派斗争表明中央和地方上下贯通。如果周恩来、江青同时讲，而且口径一致，那清华两派即使想不通，表面也得服从。江青单独讲话不但不灵，还会重新引发两派斗争！ 会后，清华两派报纸都刊登了江青的讲话。 团派欢迎江青讲话，认为江青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只讲五十天，不批十七年。”11月24日，414《井冈山报》刊登江青11月12日讲话时，造成遗漏、差错多处。 11月26日，团派对414《井冈山报》发起批评，上纲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江青同志”。11月28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沈如愧电话：“11月24日你们《井冈山报》上登载江青同志讲话，错、漏很多，极不严肃，要检讨，重登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中央文件上有。”沈如槐和414《井冈山报》编辑组做了检查。 12月12日晚，中央领导接见红代会部分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蒯大富作了汇报，讲江青“11·12讲话”对清华的重大意义和影响，介绍了两派执行和对抗江青讲话的激烈斗争。沈如愧要求发言，未得允许。回来说：有人剥夺了我的发言权，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414理论有它的道理。但在文化大革命阶段，414理论与毛泽东、江青差异较大。414的方向不是毛泽东强调的主要方向。所以后来毛泽东明确说：“414是反对我的。” 第二节联而不合根本分歧还是对十七年的评价 清华两派联而不合，在联合总部之外，团派总部与414总部像两个独立自主的政党，各有队伍，还是各吹各的号、各调各的兵。因为矛盾没解决，焦点还是干部问题。根本分歧是对十七年的评价。 仅在吕应中问题上就摩擦不断。团派声称吕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走资派”。414则认为吕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领导干部”。 11月16日，团派开大会批斗吕应中。414就组织大批人马赶到会场阻止，双方发生冲突。 12月3日，蒯大富到吕应中家里对吕应中说：“你如果亮相在414一边，我用两千人拉着你，肯定你是走资派，你也无法工作。” 12月4日上午，团派保卫组趁吕应中去北医三院看病之机，将他带走，下午召开斗争大会，宣布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2月5日，团派又召开斗争吕应中大会，414组织部分战士参加，要求与团派辩论吕应中问题，再次造成冲突，几名414战士被打伤。 伴随着吕应中问题的争论，两派围绕如何评价解放后的清华、清华派干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沈如槐的书中对论战实质做了较详细总结，这里简单列几条： 414与团派的论战基本上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十七年的清华：二是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 关于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十七年的清华： 159 ==========第165页========== 414的观点是“红线主导论”和“阶级关系不变论”：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当权的是无产阶级。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 团派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按照414的“不变论”逻辑，中国就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的烂掉了的单位，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14认为：清华党是毛主席的、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党。十七年来，政治路线是红的，教育路线虽然大部分是黑的，但还不完全是黑的。清华大学虽然被蒋南翔篡夺了领导权，但清华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部分，为社会主义祖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团派认为：清华的党是按照清华党纲建立起来的修正主义的党，事实证明，清华党是烂掉了。十七年来，蒋南翔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缓和组织路线，把清华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清华大学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 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414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来阶级斗争的继续与发展，所以，这是一场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彻底改善”就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那种“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要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要彻底打倒过去 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要从零开始建党”等等论调，都是十分错误的论调。具体到清华，414认为：旧清华必须一分为二！我们砸烂的只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砸烂旧清华中资产阶级破烂货，而那些社会主义的东西，那些表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的东西，不仅不能砸烂，而且统统要保，统统要发扬光大。 团派认为：414在冠冕堂皇的言词背后掩盖了十七年来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股又一股的资本主义复辟妖风这一惊心动魄的现实，掩盖了部分红色政权已经被演变了这一血淋淋的现实，以此来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有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否认了解决阶级矛盾而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即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 414所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根本不同论”就是否认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利益的反革命黑帮，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否认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权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就是否认对走资派篡夺了的部分国家机器（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须实行彻底打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一句话，“根本不同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取消论”！具体到清华，团派认为：旧清华是一个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蒋南翔之流长期盘踞的烂掉了的单位，对它必须实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实行“彻底砸烂”。 “六评”之后，清华两派的论战基本结束，论战的气氛没有了，论战的激情没有了，两派秀才都已筋疲力尽。论战的题目也没有了，所有的领域都已涉及，大家都不愿重复说过的话。论战的结果是谁也不服谁，尽管各自都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笔者认为：两派论战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和解决办法，展现了清华学子的才华，自然让人想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执一端，发挥极致，相反相成。如果不侵犯人权，不搞武斗，这样做对于探寻用民主方式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进步有极大价值，可以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两派各有对错本属正常，可惜山头主义妨碍真理的阳光。极端派性、恶性发展导致武斗与破坏。论战基本结束，论战的气氛没有了，两派就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去谋划整垮对方。 第三节战歌事件和陈楚三 根据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笔者综述： 所谓414战歌其实就是一段林彪语录歌。文革中到处都唱毛主席语录歌，414有人为一段林彪语录谱曲，并把它命名为：《要敢于牺牲一一414战歌》。 160 ==========第166页========== 这段林彪语录是：“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414开大会的时候，有时乐团奏曲，舞蹈团跳舞，全体414战士齐声高唱414战歌。本来他们愿意唱就唱，这是414的民主权利。可团派偏要瞎干预。 12月5日，团派广播台就414战歌发表声明，称该歌词不是林副统帅语录，唱《414战歌》是炮打林副统帅，是为了挑起内战。 12月6日，团派不怕鬼贴出大字报《彻底批判反动黄色歌曲414完蛋歌》，说这歌词是“法西斯语言”、“武士道精神”。 12月10日，414广播台就《414战歌》发表严正声明，痛斥蒯大富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恶劣行径。12月13日，蒯大富在团派的大会上说：11月27日，在周总理等人接见首都工人代表时，他曾就清华《414战歌》歌词是否为林彪语录一事，请示总理和叶群。总理把蒯大富的请示转给了吴法宪，让吴法宪查实。会后，吴法宪对蒯大富说：“林副统帅没有讲过那段话，肯定没有讲过，也不会那样讲。”蒯大富说：“我们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已经公布于全校，他们还要唱‘完蛋歌'，我们认为这是反革命项风，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把这种很不象样的联动式的法西斯歌曲强加给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12月17晚，团总部委员陈育延在大礼堂传达谢富治、戚本禹17日凌晨与北京高校群众代表座谈整顿红卫兵和共青闭组织的讲话。 关于《414战歌》问题，陈育延说：谢副总理说“我从未听见过，谣言！”后来就翻开《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念了一段，人要忠诚，并说我们是有的放矢，要忠诚嘛！后来戚本禹说：造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才罪该万死。休息时戚本禹找清华同学座谈，又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林副主席没说过。”后来团派又问《414战歌》事，戚讲：“你相信吗？靠毛泽东思想嘛！你们学了这么多年《毛选》还分析不出来！” 笔者感叹：蒯大富不把心思放在整顿团派队伍，干预人家唱歌的事，没事找事！他请教周总理，周不直接回答而转给吴法宪去查实。可见周总理高明啊！这个吴法宪想当然就回答，周恩来和吴法宪水平差异一望可知！之后戚本禹妄断同样如此！说明水平是真功夫，周恩来就是周恩来！炉火纯青，凡人岂能及！ 由此笔者想到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至理名言：“说有易，说无难。”它所反映的哲学思维在其它领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有乃有限，无乃无穷。已知之可言有，不知之岂可言无！ 沈如槐比蒯大富有计谋，他们运用吴传启倡导的办法：“政治斗争要引导对方犯错误。”面对蒯大富的嚣张气焰，414决定故意示弱，低调回击。12月16日，414广播台发表严正声明，指出《414战歌》为林副主席语录谱曲而成，蒯大富肆无忌惮地诬蔑它是法西斯语言、反动的黄色歌曲，这是炮打林副主席的罪恶行为。但是414并没有公开指出这段林彪语录出自何处，他们想看一看，蒯大富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多远。 12月18日，414在大礼堂召开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会。陈楚三以确凿的事实证明《414战歌》的歌词是林彪语录，义正词严地揭露了某些人炮打林副主席的罪行。还说：“12·16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谢富治、戚本禹指示“联合以团派为核心”是愚蠢的。孙怒涛带领全体战士宣誓。会后有人讲：“《四项协议》我们都顶过来了，谢富治、戚本禹算老几！” 12月20日，团派讲：反革命小丑陈楚三一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12月18日顶风大会他跳得最高，公然肆无忌惮地炮打谢副总理和戚本禹同志。为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兵团保卫组对他实行了无产阶级群众专政。 414决定封闭科学馆，供一些人躲避，并禁止团派人员出入。 12月21日凌晨，团派保卫组把陈楚三扭送到公安局。414一千五百多人进城大游行，抗议团派绑架陈楚 三。 12月26日，张雪梅带领数十人在北京公安局军管会门口静坐示威。说军管会“是奴隶主义”、“资产阶级专政”。 12月27日凌晨，谢富治、丁国钰、李钟奇接见清华两派代表各九人，陈楚三作为414总部代表一起参加了接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陈谭秋之子。陈谭秋和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幼子陈楚三，寓“楚虽 三户，亡秦必楚也”之意。 161 ==========第167页========== 戚本禹说：“清华两派为一个战歌问题发生了很大争论，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读了林彪同志关于战略问题著作…41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我们林副统帅的表现。但是这个改编没有把…表达出来，而且在两派闹派别斗争时用这个战歌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双方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 谢富治再三强调：“双方要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重新联合起来。”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话也不听，我们算老几，不是有人说我们算老几吗？”“分开是不对的，硬压也是不对的，现在应该重新联合起来。从历史上和现在的情况，团派在联合中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自己要有高风格，不要强调‘以我为核心’。414同志该承认这个历史现实，不要去争这个高低。” 1967年12月20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谈到北京形势。说到清华：清华井冈山和414，这是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清华井冈山那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来一个414,414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你们已经承认了他们么！当然联合要有个主导，主导的是原来的井冈山么！但是他们团派也是有缺点的，如果414要把井冈山推翻，是不行的，永远不行的！井冈山要把414搞垮那也不合适，双方自我批评这是唯 一的方法，要以414为主不合适么！一开始我就去表明这个态度，我去了两次，当时的态度到现在还是有用的。 韩爱晶回忆说：清华大联合局面演变成这样，真让人痛心！我急得给蒯大富打电话说：“老蒯啊，冲着陈楚三的身世，不要整他了！何必呢？” 第四节学习班倒谢和戚、杨、余、傅相继倒台 从1967年元月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号召全国大联合夺权，一年过去了，但上海模式和北京模式在全国相当省市行不通。 上海有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是1965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人，得到毛泽东重用。上海百万工人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他们看到毛泽东支持张春桥，当然也就服从他的领导。张春桥很聪明，有了政权就把懂经济生产的老干部马天水、王少庸结合到上海革委会负责经济生产工作，上海就稳了。有人说四人帮不抓生产，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河南刘建勋，他到河南工作时间不长，爆发文化大革命，他最早贴大字报支持学生造反，河南公社以上县市干部大多数成为造反派。 其他大多数省份的军队或干部一把手和当地造反派之间有分歧，甚至对立。往往形成两派复杂斗争的局面。毛主席客观指出：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 1968年初，毛泽东提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等到解决。中央号召各地办学习班，把有分歧的群众组织头头和干部集中在一起，学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件，以自我批评为主，搞“斗私批修”，大有成效。 北京有谢富治，他对毛泽东绝对忠诚，对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百般顺从，历史清白，为人廉洁，曾获上将军衔。他跟北京学生造反派亲如家人，坐镇北京，毛主席放心。北京大局是稳定的，北京总的形势不错。市属18个区县，已有8个区、7个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农村80%的公社、70%的生产大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城市90%的工厂实现了大联合，30%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可是，有儿个大学头头就是不争气。1968年元旦刚过，清华就发生了武斗。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财金学院的武斗时间更长，规模更大，两派各占了几座教学楼，构筑了工事。正如北京市革委会负责文教的常委丁国钰所言：春风吹进了玉门关，春风也吹进了山海关，但春风就是吹不进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 1968年春节之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集中大专院校头头办学习班。开始在二里沟的原新疆办事处，2月5日，由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举办的首都大专院校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计划学习三周，共251人参加。 后根据中央指示，学员由群众组织负责人扩大到干部和群众，人员共达1406名。学习班迁到原北京市委 162 ==========第168页========== 党校。各大学都有军代表领导学习，有的准备在学习班结束后就派到这些学校工作。北京有六十几所大专院校，北航、地质、体院、政法、矿业、农大绝大部分大学早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军代表组织他们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让他们检查王力、关锋、戚本禹干扰毛主席路线的错误活动。对于少部分学校，存在公开分裂甚至有武斗的，让他们两派头头坐在一起，学习《毛选》消除派性搞大联合。两派主要头头离开学校，和下面派性隔开，很有成效。 北京市的态度坚决，目标明确。北京落后的高校一定要在二月份实现大联合，三月份建立革委会。聂元梓、韩爱晶等都参加了市委学习班。根据市革命会通知，清华两派各出5名主要负责人参加学习班。团派有：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任传仲、陈继芳。414有沈如槐、孙怒涛、汲鹏、刘万璋、陈楚三。 2月1日，林彪，周恩来、江青等观看样板戏《红灯记》，并接见演员。文革岁月，人们习惯于盯住中央的变化。高级领导人的一举一动、一升一降都可能引发下面地震。当年人们的政治行为与命运与中央息息相关，细心的人发现戚本禹没有出席。 1968年1月中旬，戚本禹被打倒。中央静悄悄解决戚本禹的问题，实际上难免要引发巨大震动。 笔者认为：1968年1月初，毛泽东解决戚本禹问题，时机和方法值得探讨。当然戚本禹在王力、关锋倒台后仍然极不谨慎是随之倒台的主要原因。但是，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是洗温水澡好。可以设个文革政策研究室，把这种人放进去，搞政策性安置，避免地震。避免把大红大紫变成大反革命！无论对极左或极右方向犯严重错误的人，同样要教育并给出路。 蒯大富回忆说：2月7日，学习班里，清华两派头头达成《八要八不要》协议书。 2月9日、2月13日先后两次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40余人进清华做工作，问题解决要有个过程，总之又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韩爱晶回忆说：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领导还接见学习班成员并对话解决问题。这时候我和蒯大富改变过去做派，开会时，不再坐在第一排与中央领导正对面了，而是“猫”到后排，避开领导目光，也不主动发言。我们当听众了。当时叶群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里以“三忠于”“四无限”为名推广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在北京基本已成定式。在单位甚至在家庭里，人们早上面对毛主席像请示当天工作，晚上向毛主席像汇报。在做“早请示”、“晚汇报”时，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口中先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后来发展到开会时，每个人发言之前也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搞两个敬祝。基层里大多数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出于对领袖崇拜，同时也是随波逐流之举。学生把这个也带到了大会堂会场。学生起身向主席台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讲述自己学校情况前，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 无疆！又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台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各位也顺应学生。一个学生发言之前如此敬祝，第二、第三个学生发言之前还要如此敬祝，谁能说什么呢？这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态度问题啊！ 又有一个学生站起来汇报，他当然也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敬祝毛主席、敬祝林副主席阿 没想到江青火了！大声训斥：怎么了！生动活泼的年轻人，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死气沉沉的！接下来，再发言的学生，没人再敢举毛主席语录本敬祝了。也就是江青敢训斥这种形式主义。 在此之前，工人学生委员也把这个形式带到北京市革委会上，谢富治不置可否。谢富治到会之前由秘书长带搞一次敬祝，谢富治再进来开会。北京也不搞“忠字舞”。因为江青、谢富治知道毛主席讨嫌这些。当时叶群槁这种表面花样最起劲！我们私下议论叶群，大搞像章、编织主席像的花边就能掌握毛泽东思想么？太假了！ 韩爱晶还说： 如果就这样平平稳稳把学习班办好，按原来设想，学习班结束后，组织学习的军代表随各校头头一起回校并参加校革命委员会，那北京文化大革命历史就要改写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事态发展不依人美好愿望为转移。因为戚本禹倒台了！ 3月16日，参加学习班的北师大造反兵团公开贴大字报，点名批判谢富治。这个组织就是1967年9月7日我和蒯大富等支持恢复活动的，当时在北师大开大会惹了大祸，惊动毛主席当晚抓了人。我和蒯大富挨了 163 ==========第169页========== 严厉批评，我写了书面检查，此后和他们没再联系过了。 北师大造反兵团女头头王颂平很不寻常，一直把斗争矛头指向谭厚兰、林杰、关锋，处心积虑要搞康生。这回戚本禹又倒了，王颂平受到极大鼓舞。时机到了，她旧话重提，公开贴大字报点名批判谢富治。一下打破了学习班平静的气氛，形成新的焦点。 聂元梓从1967年春天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前就对谢富治主政北京大为不满，看到有人跳出来攻谢富治，喜出望外，当然聂元梓本人是不会出面的，她的二把手孙蓬一突然在学习班活跃起来，和北师大造反兵团以及人大三红等组织掀起炮打谢富治风浪。在炮打谢富治的一墙大字报下，孙蓬一兴奋得满脸红光，走路时脚板拾得高高的，似乎稳操胜券！ 此时清华414也以为时机已到，积极参加。414的倒谢活动在3月18日达到高潮。414八一军团发表了给谢富治的公开信，信中说：就是你和戚本禹的两次讲话，造成我校两派更加严重的对立。武斗盛行，革命小将被打成反革命、被绑架，革命干部被抄家、被斗争，人心惶惶，复课闹革命停止了，工厂里生产中断了，大批革命师生不得不离开学校，校园里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谢副总理！你挑动内战，破坏我校大联合的罪责能推卸得了吗？ 414积极倒谢，蒯大富态度如何呢？ 蒯大富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学习班里，反谢温度越来越高，蒯大富春心荡漾，跃跃欲试！我问蒯大富，打倒谢富治，你我是什么人？岂不成了新的黑市委成员！聂元梓自己不出面，煽动几个小组织火中取栗。她想当北京一把手！你蒯大富想过没有？ 香港中文大学出的《砸烂旧世界》书中说，学习班里天派倒谢。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自从1967年9月中甸周总理、江青批评之后，所谓北京天派、地派就没有任何成派的共同行动。此次学习班出现倒谢风浪，北航是反感北大孙蓬一所作所为的，蒯大富旁观。原地派的清华414冲锋在前！ 《砸烂旧世界》的作者卜伟华，怎能说是天派倒谢呢？ 学习班倒谢风波中，蒯大富当了一回观潮派，414扮演急先锋！ 墨迹未干，言犹在耳。3月22日，414竟又发表声明说：“坚决保卫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市革委会！”风向急变！本来414认为谢富治必倒无疑，没想到谢富治没倒，倒的却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414如果坚持倒谢，那414的戏就不好唱了！ 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林彪的决定，撤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任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学生的消息灵得很呢！第二天，大学红卫兵就纷纷上大街贴大标语：打倒杨成武！打倒余立金！打倒傅崇碧！ 3月25日中午，蒯大富的井冈山总部发布紧急口号声明，拥护中央决定，同时指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就是414的黑后台。有些人，永远也忘不了派性斗争！ 3月27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出席并讲话，公开宣布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大会上，叶群声嘶力竭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给人的印象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因为反对江青而倒台。 田圻畅在《我不是罪人》一书中说：当时听到江青跟着喊了一句，誓死捍卫周总理！周恩来急忙摆了摆手，脱口说了两句：“不敢当，不敢当。”他说得那样牵强，那样无奈。 戚本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相继倒台。 中央文革小组干将戚本禹完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也倒了。形势急转直下，学习班不了了之。本有可能在学习班实现的清华大联合成无望之果。在学习班414又大反谢富治，与中央的方向背道而驰，在当时严峻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给蒯大富的团派增添了新的进攻武器，学习班内外形势之变加剧了两派斗争。 164 ==========第170页========== 第十九章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清华制止武斗 第一节斗争激化导致百日武斗 蒯大富回忆说： 市委学习班在北京市主任谢富治和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共同领导下开学，在傅崇碧被打倒的口号声中不了了之。 回校之前，韩爱晶对我说：“老蒯啊，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能再参与了！找个地方躲起来吧！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再回来，或许还有我们一席之地。如果继续参加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杨成武、肖华和我们关系都很好，傅崇碧也很熟，他们都经不住这么复杂的斗争，我们更搞不清。不在这儿出问题就在那儿出问题，后果好不了。再说我也快累垮了，正常的吃饭睡觉都没有，我累得支气管扩张、发低烧、有血痰，我要请假脱离运动，休养旁观了。” 我没把韩爱晶的话当回事。 他有时讲话很可怕！1967年夏天，有一次开会回来，在长安街上韩爱晶突然冒出几句话：“老蒯啊，江青要是走在主席前面那是她的福气，如果毛主席先走，留下江青，那她不堪设想，会很惨！” 韩爱晶给谢富治写了请病假的报告，住进北京体育学院休息。我回到清华大学井冈山团派总部应对新的矛盾。 也许世界上只有超强的政治力量可以在一个特定区域维持和平统治并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清华414和团派双方几乎势均力敌。414号称七千人，斗争的策略水平甚至高过团派。蒯大富根本左右不了清华局势。 文化革命中推举干部，各派拉干部亮相在自己一边，类以于西方选议员。各选各的呀，清华园在实践民主政治，早于台湾和泰国呢！清华有个干部叫陶森，职务是原党总支代书记。她写了一篇《打倒蒋南翔反党集团副帅刘冰》的大字报，还代表31名干部批评414派的干部政策。这是她的民主权利。但她的民主权利影响了414在清华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414就不允许陶森有民主权利，414不是采取大辩论的方式，而是在4月20号去陶森家，把陶森绑架到科学馆。 414绑架团派干部陶森，两派矛盾空前激化。这是导致清华百日武斗的导火线！414对百日武斗有严重责任！有人认为414甚至是故意挑起事端，目的就是为了激怒团派。而团派往往处置失当，早在1967年414强占广播台时就如此。1968年1月初414占毕业生走后空房同样如此。 1968年4月21日零时，团派宣布对科学馆周围实行宵禁，并组织几千群众在科学馆前举行示威活动，些人向科学馆投掷石块。 在校的海军宣传队立即向上级反映情况。4月22日，李钟奇来到清华，分别见了两派头头。他讲了四点意见：(1)你们双方都应该根据最新最高指示办事，严格遵守《六六通令》，不要互相抓人；(2)希望你们双方就抓人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果确是坏人，送到专政机关；如果是好人，立即释放；(3)要保证四大自由，不要挑起武斗，否则挑起武斗的人要承担一切责任。全校革命师生都要坚决反对武斗，绝对不要参加武斗； (4)你们双方广播台都要积极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李钟奇来得很及时，四点意见也很明确。可是陶森问题并没解决。414不但没有放人，反而决定4月23日在礼堂召开“批斗陶森”大会。 团派广播台及前哨台宣布“罢工”，抗议头头“软弱”。蒯大富内外皆“敌”，就想学聂元梓来摆脱困境！他后来说他搞武斗是学习北大。这是典型的东施效颦！聂元梓岁数比蒯大富的妈还大四岁，修炼非凡！岂是蒯大富能效仿的！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大学首先爆发的武斗事件的蹊跷： 北京市学习班结束后，周恩来等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之后第三天，1968年3月29日深夜，在 165 ==========第171页========== 北京大学化学系31楼宿舍，聂元梓手下的新北大公社的人和反对派井☒山的人发生冲突，李钟奇等来现场调解，愤怒的学生把他们围在中间，在申诉过程中，井冈山的樊能庭手拿螺丝刀指向聂元梓，使之头部出血。当场演变为抓凶手！情况立即报往中央，连毛主席都知道聂元梓遇刺了！北大井冈山陷于被动。 发武斗之后不久，聂元梓把蒯大富找到北京大学谈话。 聂元梓说：你蒯大富不要在清华搞武斗了。你不要看见北大在搞武斗，你就搞武斗。北大的武斗不是我聂元梓搞起来的，将来我是不会为武斗负责任的。可是，你清华的武斗情况就不一样了，你蒯大富是要负责的，武斗的罪名你是抹不掉的。 蒯大富说自己搞武斗是受聂元梓影响，可是面对聂元梓善意的、爱护的劝告，蒯大富却听不懂，也听不进。 1968年4月23日后，清华进入百日武斗阶段。同时，两派宣传工具以国际水平对外造势。已完全无诚实可言！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4月23日凌晨，团派占领了礼堂、新水利馆、旧水利馆。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令，说在大礼堂缴获414藏匿的480根长矛，宣布封锁大礼堂及周边地区。 上午9点，团派调集红缨战团等武斗队伍围住旧电机馆。海军宣传队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解放军手挽手插入两派之间，企图隔开双方，未成。周围许多同学观看了这场攻楼战。进行了6个多小时的武斗，数百人参加，动用了石块、瓦片、硫酸、长矛等。 中午北京卫戍区200多名官兵进入清华制止武斗。 晚上，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的声明》，让“恢复到23日凌晨以前状态”。 团派发出自21时起在礼堂区戒严的《第二号通告》，团派指责解放军宣传队和北京卫戍区偏袒414。4月25日凌晨，团派对科学馆断水断电，从几处攻打科学馆。上午，414近千人在校内游行，抗议团派挑起武斗。 解放军宣传队向两派宣布：除其主要领导人，全部队员“暂时撤离清华”。宣传队不愿过多地介入两派武斗，他们对清华局势已无能为力。团派领导人发出“向江青同志告急！！”，向上汇报清华武斗情况。团派占领9号楼，四派占领8号楼。 4月26日，清华《井冈山报》说：乘着北京高校最近刮起的一股武斗妖风，我校414一小撮变天派在其黑后台的指使下，在罗文李饶托匪集团的操纵下，一手挑起了四·二三大武斗。 而414的报纸刊登着：记旧机电馆保卫战，文攻武卫，抗暴有理！ 反对武斗的无奈而善良的学生开始撤离清华。清华大学的学生，无论团派，还是414一一绝大多数师生是反对武斗的。武斗一开始，清华就出现逃难潮。4月的最后几天，是逃难高峰。有人肩扛行李，手提纲兜；有人推着自行车，驮着大包小包；有人蹬着三轮，车上堆满书籍和衣物。大多数逃难的人涌出南校门，从四 道口分流向兄弟院校。 韩爱晶说： 我在北航南操场全校大会上宣布，只要不参加清华武斗的学生来北航找到老乡朋友的，一律友好接待，请大家做好生活安置。可见震动之大。 早在1967年2月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专门谈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问题，毛泽东对武斗的定义界定很严。 恩来同志： 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起不了教育人的目的。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应当分析武斗的大多数是党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起的，他们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政策，降低党的威信。凡动手打人应依法处之。请你转告给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166 ==========第172页========== 笔者在43年后才从历史资料中看到毛泽东这封非常重要的信，无话可说！ 第二节陈伯达警告停止武斗 1968年5月1日，蒯大富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身份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节日焰火晚会。陈伯达找来蒯大富，严厉警告蒯大富说：你们搞武斗，脱离工人、脱离农民、脱离市民，也脱离你们学校大多数师生员工，还脱离井冈山兵团大多数战士。你们必须马上停止武斗！如果不停止，将来后果很严重！ 5月2日上午，蒯大富在第一阶梯教室召开总部会议。十几个总部委员席地而坐。他如实传达了陈伯达的警告，并问大家怎么办？ 少数人主张见好就收，不要把武斗搞大。但多数委员坚持打下去，要打到中央表态414是错的才行。在1968年5月16日《井冈山报》上还刊登有如下文字：陈伯达同志五月一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红卫兵小将讲了意味深长的极其深刻的话：“言行不一致，理论和实际不一致，不管你说多少漂亮的话，最后，都要垮台的。” 笔者感叹：陈伯达在中央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排在第四位，名义上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不管陈伯达后来下场如何，陈伯达5月1日对蒯大富的批评教育是正确的、及时的。蒯大富团派总部会议上主战派的态度是无视中央！要挟中央！ 至于5月16日《井冈山报》上刊登的这段话应当用来批评检查自己而不是当作武器指向414！ 第三节5月30日爆发规模最大的武斗 关于“5·30武斗”，笔者向当日参与者做过核实，还询问了现场目睹者。根据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回忆： 1968年5月29日，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开会时，有人提出：一年前的5月30日，是团派革委会流产的日子，今年的5月30日，他们一定会搞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打击414，以雪心头之耻。大家都赞同这个看法，认为414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414判断：团派进攻的目标一定是东区浴室。并进一步认定：团派在攻打东区浴室时还会采用“围点打援”的计策，在11号楼埋伏重兵，当414从主楼派兵救援东区浴室时，突然出击，一举歼灭414的有生力量。为了打赢这一仗，414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第一个措施是暗中增兵，第二个措施是抢修工事。5月30日凌晨，东区浴室果然打响了。团派只攻打东区浴室，没有其他异常动向。 笔者调查：团派攻打东区浴室并非早有预谋，也并非因为5·30革委会流产这个日期。蒯大富根本没有雪耻的计划，实际是下面个别人临时建议，完全是偶然的巧合。 414宿长忠和刘万章决定派一支队伍去围住团派前哨广播台所在地“一教”，两人亲自带领100多人的队伍，从东大操场向西开进。 414的队伍走到东大操场中央时，团派集结在11号楼附近100多人的队伍，马上冲出来，从马路跃上东大操场，摆开阵势。 两军在东大操场展开了厮杀。414冲过去，团派就退一退；团派冲过来，414就退一退。你来我往，反复不已。而在每次冲杀之后都有不少战士受伤。后来有人把这场类似古战场的厮杀，演义为千人厮杀，以显示其壮观！ 武斗进行之中，414调用秘密武器土坦克向团派发动总攻。在土坦克的掩护下，414向团派发动了冲击，坦克压垮路障，414的大队人马冲过路口，与团派拼长矛。团派队伍全线溃败，来不及逃跑的几十个团派战士被414包围在11号楼和12号楼中间的空地上，只好缴械投降。 西线团派伤亡惨重，却没能拿下东区浴室，束线团派“打援”未成，反被414击溃。 167 ==========第173页========== 蒯大富回忆说： 我们认准414是国民党，豁出去了。414的24个人守楼，二层楼8米高，我们搭的云梯要有十一二米高才行，云梯是用竹子扎的，靠在高墙边，忽闪忽闪的，我们团派的人爬云梯往上冲，上去的人还喊：冲啊，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国民党！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去一个就被他们挑下来一个，当时有人摔死了。我们攻不下来。我就下死命令，叫他们不要再冲，他们还往上冲，有人说：烧！运来两桶汽油，火一划，浓烟全上去了。414也认为我们是国民党，被我们抓住的414学生说：你们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团派采取火攻。东区浴室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0多名414战士被迫走下东区浴室，向团派投降。“5·30武斗”是清华百日武斗中损失最大、伤亡最重的一次武斗。414卞雨林在对阵时中箭，当场死亡。团派除了许恭生外，修缮科工人段洪水在浴室攻坚战中被挑当场死亡。力00班的马耀开在拉锯交战中被刺伤摔倒，后变成了植物人，几年后去世。校足球队员时作隆那天冲上浴室顶被挑下，胸以下身体高位瘫痪，1985年去世。 5月30日的武斗残酷激烈，双方死伤惨重。非武斗人员大批离校。同时武斗消息以最快速度在学生亲友中传播，很多家长从外地赶来北京，把自己的孩子带离清华。清华园再一次出现了逃难的高潮，团派好些骨干分子也在5月30日之后离开清华。 第四节武斗规模趋小而武器水平提高 根据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回忆：要想打败对方就是武器升级，使用真枪实弹等“热兵器”，或者到外地搞武器，或者自己制造。 清华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理工科大学，相关设备、原材料一应俱全，应有尽有。 蒋南峰是414武器制造的总指挥，他戏称自己是414的吴运铎。首先是造手榴弹。手榴弹造出来以后，414在主楼前广场进行了实弹试验，第一颗手榴弹就炸伤了自己人。实验成功后便大量制造，据蒋南峰说总共造了好几百颗土手榴弹。以后他们又造了一批土雷、土炮，甚至还组织人试制过火焰喷射器。 414在外地有一个盟友一一南京的曾邦元，他给414运来了大批医药用品。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6月2日，团派《井冈山报》称：一位414被团派俘虏，“揭发”414武器生产由蒋南峰负责，代号是400#，有枪组、炮组、火药组…团派决定封锁8号楼，切断水源，414靠打井取水生活。 清华内战愈演愈烈，414派人到长安街新华门对面张贴反团派的大标语，恰巧被过路的团派20多人发现。团派周大卫带人抓四派贴标语的人，双方在新华门前发生械斗，造成两小时交通阻塞，遭到北京市上千群众强烈谴责。后来，李钟奇带解放军把人和车带到卫戍区，下午6点左右放回。这就是“新华门事件”，影响非常恶劣。 武斗断断续续发生。沈如槐书中说：6月19号，团派一枪开创了在北京高校使用真枪进行武斗的先例。而6月30号，414使用土手榴弹炸伤了团派战士…从此，清华武斗进入枪战。 414还搞了一次校外夜袭。团派的汽车队一共有十几辆汽车，爆发武斗后，大部分汽车藏在北京体育学院。7月2日夜，414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但燊带领414长矛队控制了体院传达室，包围了正在熟睡的司机，抓走7名团派司机。414还破坏掉9辆汽车，夺走数百公斤汽油。 7月4日，团派枪手从“板亭”开枪打死科学馆朱育生。 7月5日，团派地堡岗哨开枪，击中正在科学馆后门附近的电机系高01班学生杨志军，杨志军于11点不治身亡。 7月6日，团派枪手从“一教”向414的土装甲车开枪，穿甲弹穿透双层钢板，司机杨述当场身亡。关于百日武斗的具体情况，因为团派回忆文章较少，本书某些细节可能还需进一步考证。双方说法各异，直到今天有些人甚至还有很大情绪，这也可以理解。 沈昆同学在文章中说：…后有沈如槐，二十多年后仍然执迷不悟地把自己的谣言写进自己的回忆录， 168 ==========第174页========== 说什么团派用消防车喷汽油烧毁了九浴室；再有所谓“5·30”毒箭，这本是一个很容易证明的问题，然而414的始作俑者们当年就拿不出证据来，却硬生生坚持到去年（我现在并不确定这些坚持“毒箭”说的人们去年沉默之后是否真的放弃了)。这些谣言是怎么出炉的，是否也该把伪装剥去，曝曝其秘呢？ 第五节中央决定制止武斗 1968年6月前后，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爆发大规模武斗，甚至发生破坏铁路，抢走援越物资，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事件。 事关抗美援越，影响国计民生，中央下决心制止武斗。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毛泽东批示：照办。命令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同时，中央在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宣传《七·三布告》，同时制止各地武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专门开会，北京市群众上街游行。 早在《七·三布告》发布之前，北京市革命委员常委会上就多次讨论制止武斗问题。蒯大富身为常委，清华大学的武斗在北京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蒯大富到会时一些干部、军官、工人常委，都对他投来无奈、失望，甚至瞧不起的目光，和蒯大富说话时神情语调显得异样。在谢富治等主要领导和各位常委面前，蒯大富很狼狈，窘迫尴尬，但他就是不下决心停止武斗。 有一次谢富治主持常委会，把制止北京武斗作为会议重要议题讨论。韩爱晶对于泛泛的讨论大为不满，他当场挑明了说：首先要解决在座的常委所在单位的武斗，否则怎么能制止其它单位武斗！ 韩爱晶建议市革委会里的干部、军官、工人常委、农民常委、红卫兵常委联合组成调解武斗小组，首先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头头谈，要他们停止武斗、拆除工事。如果不听，再请卫戍区派两个连战士去强行拆除。 谢富治感到意外，但还是问常委们，同意不同意韩爱晶的建议？ 工人、农民常委们明确表示支持，鲁文阁、王大宾都发言，积极支持。干部、军人不吭声。蒯大富也发言表示支持。 谢富治说，那就这么办，要吴德等人会后落实。 会后，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都参加调解小组，分别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做说服工作。 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等到清华找到414总部，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按照原来所谓天派、地派的关系，414派和地质王大宾较密切。虽然如此，对话时，沈如槐坚持说蒯大富是“蒯匪”，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当场也气得高声喊起来，王大宾也认为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 干部、军官不积极，也不参加，调解不欢而散，无果而停。 实际上干部、军官们看得比工人和学生清楚。蒯大富连中央领导的话都不听，哪里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许多人在看蒯大富表演，看他走向败局。 《七·三布告》发布之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专门开会贯彻中央指示，会上虽然没点名，但卫戍区政委黄作珍讲话几乎直指清华。蒯大富在众人目光之下哪有尊严！ 蒯大富说： 《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北京革委会开会了，散会之后，韩爱晶和我一路返回，到长安街西头，韩爱晶跟我说：“老蒯，你看人民反对武斗，你那里不要打了。”这是我们在市革委会开会后他对我的建议。他的这份心啊，我是非常能够体会的，但是当时心里想停啊。可真是停不了了。7月7日卫戍区送来了《七·三布告》，两派各一份，不起作用。 根据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回忆：科学馆里，朱育生、杨志军的尸体开始腐烂，受伤的人得不到很好的救治。夜里，414派人用土炸药炸斜了通往清华的三万五千伏高压线的电线杆。这次行动没有给科学馆造成突围机会，却导致清华园及中关村部分地区停电四个多小时，给国家财产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严重损失。 169 ==========第175页========== 7月9日，团派对科学馆采用火攻。科学馆的顶楼完全燃烧，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当天下午，414在天安门前集合，召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呼救大会。沈如槐、汲鹏带领300多名414战士，拾着杨述立的尸体，在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公安局和东交民巷使馆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414还派人去电报大楼给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六份加急电报。 7月12日，卫戍区军代表刘丰见414代表谈话后又找蒯大富。刘丰要他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同时强调谢富治对蒯大富三点指示：(1)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2)上缴武器；(3)全面制止武斗。 7月15日上午，蒯大富在市革委会开完会后，蒯大富要求接见。谢富治、吴德、丁国钰、温玉成、黄作珍等接见蒯大富。谢富治等要蒯大富(1)上交枪支；(2)要清华两派提出制止武斗方案；(3)要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陈、张、刘等4头头为反革命：(3)御学馆414向团派投降：(4)拆除414的工事。 7月16日，在测准414的地道方位后，团派用炸弹摧毁了414突围的地道。414解救科学馆的一切手段都失败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群众，把宣传《七·三布告》、反对武斗、游行示威的重点放在清华大学周边地区。7月24日，中央又针对陕西省情况发布告，指出：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的群众游行是向清华武斗派示威，也是最后的警告。彻底铲除武斗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第六节团派打死宣传队工人酿惨案 1968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着手解决清华大学武斗问题。有一天，毛泽东问机要员谢静宜，怎么看待校园的武斗？谢静宜当即表示反对武斗。毛泽东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组织工人去清华大学宣传中央《七 三布告》，制止武斗。 谢静宜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分头做准备工作。还让原来在清华工作过的海军干部去团派总部要来清华总平面布置图。 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在清华西门外不远处设了临时指挥部。 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 7月22日、7月25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先后两次组织一些工厂群众专门去清华大学周围游行，呼口号，坚决贯彻《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工人群众只在清华校外附近游行，没有进学校。 7月26日晚，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集61个工矿企业负责人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8341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拆除工事。 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个单位3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各自单位出发，上午九点多，宣传队各路人马抵达清华南、西、东门，按指挥部规定，队伍在十一点开进了清华园。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具体行动总指挥为张荣温，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北京卫戍区、海军的军代表配合。 工人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园，有的人手里拿着毛主席的语录本，有的手持《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时值盛夏，有的女工还穿着裙子。他们一路上不断高呼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文革中工人们游行是平常事，领导让来就来。宣传毛主席指示，宣传中央布告，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开枪死人的事，想不到会在大雨里驻扎清华。 两派武斗人员总共一千人左右。双方持有武器，占据各自地盘。 170 ==========第176页========== 宣传队进校后按预定方案，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发起宣传、喊话“攻势”。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 十一点半种，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三支两军办公室负责人刘丰打电话到团总部找蒯大富。正巧蒯大富去火车站接陈继芳了，刘丰要总部其他人转告蒯大富，工人同志到清华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七·二 四布告》，制止武斗，要团派大力支持宣传队。 团派武斗现场指挥任传仲带了一些人，赶到西门阻拦工宣队。 414大本营在主楼，另外科学馆被团派包围着。工人队伍首先进入主楼，工宣队负责人柳一安和海军宣传队张东昌找到沈如槐，要414交出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经过一个多小时谈判，签署了协议，414负责人同意上缴武器、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 414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但燊带宣传队到科学馆。工宣队帮助被包围的一百多人撤离。工人师傅们还跳到小河里，在肩上搭起木板桥，让这一百多人踩着人桥进入安全区。414转危为安，非常感激工宣队。 从西门和南门进清华的工人也分片包围了团派据点，并在部分据点收缴武器、拆除工事。 中午12点多，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回到清华。他们去北京站没接着陈继芳。回到学校附近，看见工人队伍正浩浩荡荡往校园里开。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在人群中从西南校门回到清华。鲍长康回忆是爬墙回的清华。蒯大富回忆说当时是在工人队伍旁边走进清华的，但轿车带不进来了。快到静斋的时候听一个女工说：怎么还在走？刘才堂被抓了。 很多工人坐在地上，把静斋也围起来了，但控制不严。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和司机回到团派总部所在地静斋，蒯大富还登上屋顶观看，看到市革委会常委、市工代会的鲁文阁和徐凯在下面。这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蒯大富还不醒悟，也不打听打听，根本无视这些市革委会常委工代会朋友，简直盲动到了发昏的程度！蒯大富还大声斥责前来“包围”的工宣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四派占据的主楼而来静斋。 蒯大富回忆说： 当时我看到鲁文阁在楼下，旁边的女工还穿着裙子，我立刻想到1967年8月在上海王洪文领着多少万工人砸柴联司，毛主席坐在房里看电视转播实况。 1968年，当时还没有手机，想找中央也找不到，打电话问值班的也找不到。工宣队把清华围起来我一，点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下死命令不能动。工人如果攻楼，我们就自卫反击。 工人也没攻楼，学生过去和工人讲理，说：你们回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吧！ 工人得到了指示，凡是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学生都拉走了，当场就被拉走一百多人。我们思想上特别敏感，自我感觉特别美好，认为这个工人指挥部里面有人要激化矛盾。 下午两，点前后，在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领下，用石块、长矛等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把包围静斋的路打开了。我决定跑出去找领导，让大家在家等我的消息。 下午三点多钟，我和段永基还有司机三个人翻墙出了清华，又遇到陈育延，一起到清华西北方向体育学院找了一辆存放在那里的小车。外面下着大雨，我们的车绕了一大圈，下午五，点左右，到了市革委会。段永基他们在外面等，我上楼去找领导。找谢富治没找到。 我见到吴德的秘书，我说我想见吴德，后来就直接到了吴德的办公室。我一见吴德就喊：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来？一进校就抓人打人。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我和你们说如果把清华井冈山当上海柴联司来砸，我们就以死一拼！ 而吴德始终不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也不说明这件事中央都知道。吴德说：蒯大富你要是得罪北京一百万产业工人，你在北京就没有立足之地。 我还跟吴德争：“我们不是好欺侮的，我们就以死一拼！”吴德说：你们如果跟工人打起来，你要负责！ 我说：现在没办法，一点招呼也不打，你让我负责我不负责！ 吴德让我呆在那儿，让我们等，让等工宣队来，一直等到晚上7点钟。有人认为：连陈伯达话都不听的蒯大富，岂会把吴德的话当回事！ 171 ==========第177页========== 五点到七点，也就是蒯大富找到吴德的这两个小时是最要命、最关键的两个小时。蒯大富如果有起码的政治常识应该服从市革委会，或者由吴德出面立即带蒯大富赶到清华，先让工人和团派学生脱离接触，之后双方高层在清华谈判。请问为什么不可以缓一下，降降温再处理。一边是工人，另一边是清华学生。国际上战争都可以先脱离接触，维持现状施行谈判。吴德是革委会副主任，蒯大富是常委。在北京不能缓一下吗？事缓则圆嘛。 请看蒯大富下午三点多离校去市委告状后清华校园里事态的演变，惨变！工人的血！工人的命！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下午三点多，静斋的团派队伍袭击甲所、乙所、工字厅的工宣队，40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下午四点多，配合明斋、二院等地的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天黑时袭击丙所。 下午五点多，10号楼、11号楼、12号楼被包围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这时，从414那儿上缴的武斗用柳条帽、棍子等都武装到工宣队手中。414给工宣队员送饭，用汽车帮他们把伤员运送至医院，广播用的大喇叭也全缴给工宣队用。 此时吴德、蒯大富已见面！ 下午五点到八点，住在13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进京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冲出大楼加人袭击工宣队队员的活动。武斗现场指挥任传仲坚持武斗，团派各据点各自为战，对其据点周围的工宣队频频出击。 下午五点半，在10号楼一楼楼道内，工人王松林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 下午六点，撤至12号楼西北场地的工人潘志洪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工人张旭涛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有人后来大骂：吴德、蒯大富、迟群、谢静宜已在谈判，此前已有伤亡，之后怎么还有伤亡？这帮家伙有什么能力？有什么领导水平？！为什么不能先让双方脱离接触？即便工人暂时后撤一下，晚几个小时再解决就不行吗？毫无政治常识，猪狗不如！ 晚上十点，在9003的三楼一房间里休息的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忠现被团派用长矛刺死。晚上11点20分，9003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 1968年7月27日，不是团派与四派的大武斗之日，而是团派抗拒工宣队之日。这一天，工宣队有5人牺牲，特重伤20多人，较重伤有一百多人，皮肉轻伤有几百人。惨痛不已！ 根据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书中的回忆：晚上一辆一辆的军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开进了清华园，停在主楼前广场。解放军战士头戴钢盔，手握钢枪，枪上的刺刀在探照灯下闪闪发光。他们下车后把9003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工宣队中的一位解放军告诉我说：蒯大富再不投降，我们就像消灭土匪一样把他们消灭掉！ 蒯大富回忆说： 后来迟群、谢静宜来到市委大楼，跟我们面对面谈判。迟群、谢静宜旁边还有很多工人代表，是那些工厂的负责人。我们这边就是我和段永基。他们提出拆除工事、停止武斗、上交武器、交出凶手。迟群和我们 从8点一直谈到9点。迟群要我签字，别的我都签了，只有交出凶手这条我没签。 我们和迟群、谢静宜一起回到清华。我被带至清华园中学一间教室，双方又谈判到22时45分，签字后，我和工人、军代表前往设在明斋的团广播台广播协议。 然后落实协议。这时，学校已经空空荡荡。我到明斋找人，然后到广播台，见任传仲在现场指挥，他还带着几十个人。我们马上开会，开会时十几个人都是各武斗队的指挥。 我说：“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若不死人，还好办，打死人，就不好向中央交待了。现在，工人们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留在校内继续和工人打，要么就是退出清华，别无出路。与会者大多反对逃跑，要与工人一拼到底。 我接着又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多了；另一条路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车覆没，落得和上柴联 172 ==========第178页========== 司一样的下场。这两条路我认为都是死路，现在只能把武器藏起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唯一的活路，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要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的身边，出了这么大的事，中央就会知道，中央会救我们的。除任传仲几个人以外，大家同意了。这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听说谢富治已到清华，我们撤退了。那场面非常悲壮，半夜里黑压压的一片，北门没有工人，我们至少有上千人，从北门逃出。有的是参加武斗的，也有没参加武斗的，各自逃难，大部分人都去了北航。 我和段永基、陈育延在一起，继续联系中央。我向一切方面打电话联系，国务院接电话也说首长不在，打市委的电话也没人回答，还是联系不上，我和段永基、陈育延、司机共四个人，经过电报大楼时，我赶到电报大楼。 7月28日清晨5时30分，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7月27日在黑手的周密策划下，假借宣传七三布告，挑动十一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数百人遭毒打，伤亡数十人，许多人被捕未放。为避免跟工人阶级再发生冲 突，我井冈山战士已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恳求中央马上接见。 发了电报我也没地方去啊，先想到天津。后来一想，还是到北航去看看吧。我到了北航见到了老戴，老戴说，怎么中央首长接见你没去？我立即上了车赶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已经在毛主席那里三个多小时了。 凌晨4时，团派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撤往昌平200#，因司机驾车瞌睡，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外人截车，翻车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2人，炸伤5人。 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人物对宣传队进清华的回忆： 聂元梓回忆录中写道：但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先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 李冬民当时也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他回忆说：7月27日之前一周，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南侧一层到三层的几个会议室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副政委潘永提和几个处长连续开会，布置行动。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代会副组长徐凯后来说： 我也是当天早上接到通知跟着队伍去的。到清华我和鲁文阁在老蒯总部楼下，我们在说话，看见老蒯在小楼顶上，我们还笑着跟他打招呼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丰任韩爱晶回忆说： 我是中午在北京大学俄文楼被陈良叫醒的。听说工人来，我脱口而说：那好啊，这下清华武斗不就解决了吗？随后去清华，看到校外停着很多大汽车，贴着工厂的名字。我问工人怎么回事？工人说：搞不清，厂里领导集合让来的。 我从北面小门进清华，人流如潮，还碰见李冬民往外走，问他也搞不清。听到老团广播台说工人是杨、余、傅黑后台派来的，气得我跺脚大骂广播台。我知道谢富治不敢动用这么多人，谢富治说过，开一万人的会都要请示毛主席。 我回到北航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找谁也找不着，问谁也不知道。打电话也找不到蒯大富。我坐在一个院子里的高台阶上，看天上鸟云滚滚，拍手对天大喊：老天爷快下大暴雨，下大暴雨！下啊！把工人和学生隔开！千万别出事啊！ 惨剧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后来，韩爱晶对这一惨痛悲剧做分析总结说：1、清华内在矛盾本应该也能够和平解决： 2、武斗双方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当然在蒯大富团派，惨痛悲剧是武斗的必然结局；3、迟群、谢静宜、张荣温处置水平低下。动机虽好，行动效果极糟；4、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等没有认真追求效果； 5、毛主席布置方法不规范。应通过周总理中央碰头会，再由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在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几万工人进清华； 173 ==========第179页========== 6、偶然性。蒯大富去火车站接人，刘丰电话通知蒯大富未有效果。韩爱晶分析事先不通知的原因： 1、毛主席派宣传队去清华制止武斗，这件事不是按往常解决重大问题的正常程序进行的。不是毛主席批示或发话到周恩来，再通过碰头会到谢富治。这次不是这样，这次是毛主席口头对机要员谢静宜布置的，由谢静宜贯彻落实。具体由谢静宜、迟群牵头，张荣温组织工人实施，8341部队起重要作用。 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他们也想不到蒯大富的团派学生会开枪打死工人。毛主席第二天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过：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2、而谢静宜、迟群等人只想执行毛主席指示。以为尚方宝剑在手，自以为能。他们经常在毛主席周围，根本不把蒯大富放在眼里。他们在布置过程中就是有意要避开清华人士，有心防止意外泄露。他们怕蒯大富知道了会严加准备，搞名堂不好办。谢静宜、迟群等人以为几万工人突然出现，蒯大富措手不及就能解决。这边蒯大富失道寡助，那边谢静宜、迟群等人也就这个水平。他们不懂得把事情办好才是对毛主席真正负责。事情办成这样有什么水平！ 3、谢富治当然知道这件事，让市革会吴德、丁国钰与卫戍区黄作珍、李钟奇配合行动。本来谢富治是能协调方方面面的关键人物，可是他身兼数职，这位上将文化不高，会打仗但处理具体事情往往口头说说，他不善于也没时间去落实检查。他对毛主席直接指挥身边的人去办的事也不便以主导身份出现。这就是当时中央高层实况。谢富治尽心尽责不够也不方便尽心尽责，他也不方便通知蒯大富。 4、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蒯大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恶性膨胀走向反动，他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和谢富治的话也只是取其所需、为己所用。蒯大富经常去市革委会开会，对于市革委会吴德、丁国钰根本不放在眼里；对卫戍区黄作珍的话不会听，更是藐视李钟奇等人。之前李钟奇曾带着200名解放军战士来清华现场解决武斗，吃苦而无效。这次吴、丁、黄、李四人既无权，也无兴趣去告知蒯大富。一年多来，善意的调解者们对蒯大富的恶劣行径极为厌恶，有的懒得说他了，有的幸灾乐祸，盼他倒霉。市革委会有的干部更是老谋深算，就在看蒯大富自取恶果。知情者没人真心想帮蒯大富，也没人想告诉他内幕 正如蒯大富说：我知道，我们自己制止不了，人家也不想制止。 韩爱晶对蒯大富说过：“人家就是幸灾乐祸，看你的笑话。毛主席发了批示，谢富治讲话了。我在市革会建议去调解。在这种情况下就剩下工代会的工人、农代会的农民、红卫兵去劝，王大宾和我都积极地去劝，其他人是看你跳，让你唱那个独角戏。最后到了7·27，这时候你就一败涂地了吧。非到了最后你自己垮台了人家才开心，人家看造反派头头一下子爬上那么高，得意忘形，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人家心里恨不得你垮台。” 正如后来毛泽东讲的，去清华的工人并不恨蒯大富，北京市的工人群众是想说，你们就别武斗了，我们来了，蒯大富你就把这些武斗工事拆了，下台阶吧。 蒯大富自己也说派来的工人队伍里好多是自己一派的，领头的都是自己的好朋友。真是悲剧啊！ 早在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中就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1968年7月27日，团派向工人开枪，性质不言自明。 笔者研究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对工人、农民和士兵有极深的阶级感情，毛泽东的立场永远站在工农兵大众一边，他最相信工农兵，他依靠工农兵，为工农兵奋斗。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民性。 毛泽东最终只会要那些与工农兵结合的知识分子，抛弃那些反对工农兵的坏知识分子！ 174 ==========第180页========== 第二十章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 第一节党政军高层陪同毛泽东召见 据毛泽东主席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听取了中央碰头会成员情况汇报，议论之后决定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 7月28日，这是一个多么巧合的日子！1966年7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召见工作小组时说：“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泽东点名让蒯大富参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在大会堂和一万多与会者受到毛主席接见。 两年后，又是7月28日，毛泽东又点名蒯大富。他如此不争气，真让伟大领袖爱莫能助！毛泽东召见谈话五个半小时，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全程参加，而蒯大富迟到三个多小时。四人到人民大会堂时，这次只允许进到西边侧门的过道里等候，很自然地议论起当天清华发生的事情。 王大宾义愤地说：“清华开枪打死工人！” 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是怎么回事？我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出来问：“都来了吗？”他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说：“不等了，进去吧。” 他们跟在谢富治后面向里走，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回答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用手把韩爱晶卷在膝盖上的裤脚抹下来。谢富治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走到湖南厅门口，毛泽东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出现在门口，四个人向毛泽东主席问好。毛泽东说：“都是一些年轻人。”与黄作珍握手时，还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毛泽东要大家坐下，围成大半个圆形，座位旁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 陪同毛泽东召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黄作珍、吴德。各位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泽东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毛泽东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 175 ==========第181页========== 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 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泽东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井冈山414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414！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清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泽东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要紧。”毛泽东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66年9月23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泽东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韩爱晶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姚文元总把头翘得高高的，自以为水平高，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泽东：“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韩爱晶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少了、搞武斗的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泽东说：“谭厚兰，文化大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糊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 了。” 韩爱晶说：“我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3月24号、27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 176 ==========第182页========== 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江青说：“败家子！”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泽东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青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青、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泽东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泽东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泽东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毛泽东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二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泽东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泽东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177 ==========第183页==========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毛泽东：“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毛泽东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恩来。 周恩来说：“是何XX。” 毛泽东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这时，韩爱晶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前途问题，说：“主席，文化大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泽东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泽东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毛泽东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泽东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三年。”毛泽东问：“你家什么成份呢？”温玉成说：“贫农。” 毛泽东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毛泽东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泽东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周恩来说：“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4·22’、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 178 ==========第184页========== 这些都不该搞。” 韩爱晶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周恩来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毛泽东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泽东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毛泽东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韩爱晶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康生说：“你韩爱晶…”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泽东说：“你们把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会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韩爱晶说：“我有错。” 毛泽东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 179 ==========第185页========== 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泽东说：“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专们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泽东说：“414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泽东说：“可以不提了，辛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嘛？我们骂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泽东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泽东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泽东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泽东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毛泽东：“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姚文元：“红十字会秘书长。” 毛泽东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414，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 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5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泽东见外国元首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 180 ==========第186页========== 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泽东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谢富治：“对我帮助很大。” 毛泽东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毛泽东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泽东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 第二节蒯大富迟到三个多小时见到毛主席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谢富治忙站起来出门去接。 差不多早晨七点，蒯大富才赶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外，他把手枪放在汽车底下，下车走向大会堂台阶。蒯大富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的身上很脏啊，头天下大雨了，光脚穿着塑料鞋，裤脚卷起来，当时很脏的 后来我就上了台阶，我刚走到上面看到两个警卫战士站在那儿，有个战士就过来了，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他又问：“千什么？” 我说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他就说那你等一下，我先向上级报告。另外那个人就说：“你身上有枪没有？”我说没有。我把衣服往上一翻，夏天就穿一件衬衣嘛，往上一翻肚子都露出来了，因为那时很热，我就表示我没枪。 正说着谢富治就出来了，我一看谢富治就哭了。哭得非常伤心，谢富治对我也非常好嘛，所以我就像家里的孩子被外面的人打得落花流水回家见到了爹一样，我就哗哗直流泪，谢富治就说你跟我走，还帮我把裤脚放了下来。 这次我是从西面台阶上去的。平常我都没有从西门进过的，都是从东门、南门上那个会议厅的，那个西门是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后来才知道这是湖南厅，出去走的路程不短呢，我进去以后给我的一个总的印象是什么呢，一屋子的人坐得满满当当的，全都穿的白衣服。我刚一进屋，韩爱晶就对我喊了一声：“老蒯，主席在这呢！” 韩爱晶回忆说： 实际各位并不都是穿白衣服，蒯大富处在情绪失控状态，目光茫茫。当时谢富治出去接他，往118厅门口走来。毛主席起身走到门口，大家跟在主席后面。我紧挨在主席右侧，赶紧提醒蒯大富。这时蒯大富一下就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嚎啕大哭，边哭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今天早上杨、余、傅黑后台操纵十万工人，严严实实地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工人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同学们又出去跟他们讲理。鲍长康、潘剑虹都被抓走了，他们把人扔到汽车上。 我对着蒯大富说，不要胡说，工人是毛主席派去的。 毛泽东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泽东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181 ==========第187页==========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泽东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他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见到毛泽东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泽东是极重感情的人。毛泽东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慢慢说。”服务员就给蒯大富端了一把藤椅过来。 然后大家又在118厅坐下来，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他坐下来还继续向毛主席告状。毛泽东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泽东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毛泽东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毛泽东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毛泽东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恩来说：“从去年开始。” 毛泽东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 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毛泽东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泽东说：“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毛泽东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泽东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浦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 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182 ==========第188页========== 毛泽东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泽东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难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泽东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泽东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毛泽东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地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毛泽东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毛泽东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毛泽东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毛泽东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地给我表个态。”毛泽东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泽东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 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泽东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414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414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414。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5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 183 ==========第189页========== 们五个领袖。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414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414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414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泽东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做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做得好一些，现在414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毛泽东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蒯大富说：“有。” 毛泽东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泽东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群众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泽东说：“414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江青说：“414是反对我的。”谢富治说：“414也是反对我的。” 毛泽东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414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414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毛泽东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个。”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泽东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几个小时过去了，谈得差不多了。韩爱晶突然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韩爱晶话音一落，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他竟然问出这种问题，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他哥哥， 184 ==========第190页========== 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周恩来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毛泽东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泽东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姚文元：“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毛泽东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秦，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 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爱晶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泽东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414就不赞成，414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江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泽东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大家围到毛泽东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韩爱晶拉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泽东主席的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他们五个。 185 ==========第191页========== 他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他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泽东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 毛泽东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泽东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泽东说了一会儿，五个头头又跟毛泽东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泽东主席走了。 五个人又一次跟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握手江青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泽东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从湖南厅出来到门口，谢富治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一句话你们都不检讨！主席发了很大的火，你们都不知道好好做自我批评！”谢富治说得很中肯。 蒯大富回忆说： 我还是庆幸去北航得知中央首长接见，晚去三个多小时，还是在毛主席那里有一个多小时。那次要是见不着啊，就永远也没机会坐在一起说话了。毛主席不可能这样近距离再接见一次。那真是走运！正好赶上了最后的时间，毛主席也是拖着。 哎呀，这次见毛主席啊，那最真切感受主席也是人啊，不是神啊。这次就真正近距离地接触了。 我们那时候经常说毛主席最新指示嘛，韩爱晶见主席出来以后还翘着大拇指说：“今天我们这个可是最高最新指示了！没有比我们更新的了！” 谢富治说：“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领着聂元梓他们五个人到休息厅坐下，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给谢富治端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个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算是特殊待遇。 饭后，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个简单的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大冢围在一起，韩爱晶执笔，一齐整理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几个人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泽东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被放出来，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原来蒯大富去市里找领导的时候，鲍长康把一个解放军干部强拉进静斋，换上这个干部军装往礼堂去，被扣了。学生扔手榴弹，宣传队员气愤之下把鲍长康揍了一顿，又送到海淀区医院，最后被弄到市革委会地下室。早上叫起来，让他站在大会堂门口等。谢富治说：我们先去北航看看清华跑出来的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看看。 蒯大富和韩爱晶坐谢富治的车，后面跟着吴德、黄作珍、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向北航驶去。 186 ==========第192页========== 第三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车队开到北京航空学院。当时清华团派有六、七百人跑到北航。有的是最后从武斗据点溃散的，也有没参加武斗的人，情急之中跟着撤离清华的，都集中在北航工人俱乐部礼堂，这里成了他们聚集败兵的营地。 下车的时候韩爱晶说：“等下你们去清华，我跟你们一起去；俱乐部礼堂我就不去了。我要先见我们北航的主要负责人，简要地向他们传达一下，他们还不知道毛主席接见的事呢。” 谢治富、吴德、黄作珍、丁国钰、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等从俱乐部会堂看望清华学生返来，韩爱晶和北航头头开过会了，也抓紧一起赶往清华大学。 韩爱晶回忆说： 车队到清华，先去明斋看望，之后到了化学馆附近。看见有军宣队、工宣队一些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站在路边。个个表情冰冷、充满仇恨、目光敌视。谢富治、吴德等领导走过去与他们握手说话。有的工人很愤怒、很激动地向谢富治等控诉。一看就知道是在控诉蒯大富团派开枪打死了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有的女工边诉边哭、边哭边诉。场面沉痛、凝重。 我站在旁边，又难过、又痛苦、又尴尬、又无奈，实在是千夫所指之窘境。 在工人、解放军仇视的目光下，谢富治领着我们进到化学馆，我们从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只见断壁残垣、满目疮痰，就像电影里战争结束后的画面。 刚上楼，任传仲等武斗负责人和最后一批坚守阵地的战士像一群遭受劫难的农妇遇到亲人一样，拥过来拉着谢治富、吴德的手，扯着衣袖，一边嚎哭、一边告状。 任传仲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哭：“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镇压红卫兵啊！” 任传仲蓬头垢面，衣衫脏烂不堪，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眼前的场景又神圣又悲惨，真情真泪，魔鬼亦难重新造就此种复杂境界和荒诞。 他们还在梦中，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派的工宣队、军宣队。他们也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反革命的围剿，遭受了天大的灾难！ 大家只好安慰他们，等他们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安抚之后。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又去安抚慰问工宣队、军宣队的同志们。 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各自回校。蒯大富留下召集他的人开会。 我又回到北航，在红旗小院看到聚集在那里的几十个团派人员，他们还在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工人进清华对不对？有没有人欺骗毛主席？老团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宣队是错误的，工人的斗争矛头错了。 我委婉地说明，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现在要承认开枪是错的我的话显得不中听、不受欢迎。团派学生处在情感惯性中，梦还没醒。 当天下午，丁国钰分别给我们五个打电话，他说：你们整理的稿子原来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改成召见，好不好？ 我们是受毛主席批评的，并不是光荣地被接见。 当天，毛主席召见谈话五个半小时的消息已经传遍北京高校、机关、工矿。同时也已经传到外地大中城市。从此，这次谈话多称为“毛主席七二八召见”。 大学里还正在谈论清华七二七流血事件，传抄毛主席召见谈话稿，而工人、解放军处在压抑和愤怒之中。清华校园里，得到毛主席接见蒯大富的消息后，团派以乎得到了鼓舞，固守9003大楼的闭派还打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把“蒯大富”二个字写得大大的。 工人们极为愤怒，强压内心的不满。要不是靠毛泽东的威望维持着，那工人真会把蒯大富等人打成肉饼。工人们说，打死人的蒯大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死了人的工宣队却没有受到毛主席接见。工人们纷纷提出 187 ==========第193页========== 质问：工人阶级到清华制止武斗到底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愤怒的工人把怨气发到团派群众身上。28日那一天，只要楼里有学生出来，工人们就围住问，是老团还是老四？是老团的就揍一顿。 可是直至7月29日，团派在9003大楼的学生还处在战备状态，楼顶架着望远镜，楼角架着土炮，窗口放有硫酸瓶、手榴弹、暖气片等。一直到7月30日中午被迫由解放军“保护”才撤出，这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 同一日，在市委会议室召开北京市革命委员全体会议，谢富治主持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召见的重要指示。会后，一群情绪愤怒的工人代表把蒯大富团团围住，其中有的是市革委会的工人常委、委员，和蒯大富很熟的，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北京第二机床厂、北京光华木材厂、北京起重机厂的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前往北京市革委会，揪住蒯大富不放，要跟蒯大富算账。有的工人指着蒯大富说：“你们开枪打死工人，倒有功了，还受到毛主席接见。我们去拆除武斗工事，要你们不搞武斗倒挨子弹。死难工人家属不答应！我们工人都不答应！” 工人把蒯大富带到一边，要求蒯大富签字认罪，蒯大富狼狈不堪。下面是1968年7月29日蒯大富向工人宣读的书面检讨： 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毛主席身边的首都工人阶级数万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清华宣传七 三布告和最新指示，帮助清华革命师生员工落实七三布告和最新指示。首都工人阶级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对革命小将的无比关怀，来清华制止武斗，这完全是一种大好的革命行动。 我们应该坚决支持革命工人的革命行动。但是，我们清华井冈山的负责同志却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极其错误的态度，并进行武斗，造成严重的伤亡。这完全是犯罪行为！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是对毛主席的最不忠！ 在这里，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首都工人阶级认错。赔礼道歉，特别向首都工人阶级中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牺牲的几位工人同志的家属低头认罪，致以沉痛的哀悼和慰问。 清华大学发生长期武斗，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极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文化大革命正常秩序，损害了大量国家财产，引起首都工人阶级极大的愤慨。 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肩负着首都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落实主席思想、执行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上交封存武器，保护我校革命师生员工，这是对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兵团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造成极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感到无比的痛心懊悔，实在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首都工人阶级，再一次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首都工人阶级认错，赔礼道歉！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向首都工人阶级保证，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一定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一定不辜负首都工人阶级的期望和爱护，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无条件拆除一切工事，上交一切武器，将挑起武斗的少数坏人揪出来，条条落实七三布告，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永远做首都工人阶级的小学生，做劳动人民的一头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先作一个简单的、不深刻的检查，请工人同志严厉批评和帮助。 蒯大富1968年7月29日 1968年7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的此次召见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发到全国”。 7月31日晚，谢富治、吴德和新华印刷厂军代表又来到北航俱乐部，劝说还留在那里的几百名团派学生和工人回清华。谢富治讲话说： 清华井冈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紧跟、执行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及他们的小爬虫王关戚进行了斗争，你们是有贡献的，特别是跟刘少奇和他的特务老 188 ==========第194页========== 婆斗争，你们是有功的，有贡献的。你们这些我们都赞成，都支持，而且是一贯的。 激动的团派学生高呼：毛主席为井冈山人撑腰，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接着，谢富治高度评价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革命行动。他说： 这个行动完全是革命的，他们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的，完全是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按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精神办事的 这时谢富治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向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习！向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致敬！后来，谢富治批评说： 这次你们犯的这个错误可不小，犯了错误不要紧。毛主席最近讲，小将犯错误，是上帝允许的，但是犯了错误要改，不能屡教不改。你们搞武斗，脱离了工农兵，脱离了广大群众，清华同学统统回清华，正常搞 四大，不要武斗。 谢富治讲话以后，新华印刷厂军代表讲话，劝说这几百名团派学生和工人返回清华。 笔者认为，在清华团派打死打伤工人之后，毛泽东心中明白：工人、解放军的愤怒与不满必须化解。更何况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工人、农民、士兵的地位远速高于大学生。 8月5日，正巧巴基斯坦外宾送芒果给毛主席。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吃。要汪东兴同志送到清华大学，给八个团的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 消息通过电台和报纸传遍北京城，迅速传到全中国。 首都：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和清华大学师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连夜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总算找到一个话题来表达毛主席对工人的感情了，《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特大新闻报道了这件事。芒果一下子成了圣果！工人敲锣打鼓迎接、分送芒果。 这当然不够，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尽管是批评，但这个荣耀和影响让工人、解放军气愤难平！工人要见毛主席才行！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8月1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分两次接见了进清华的三万多宣传队队员，并在主席台与工宣队负责人、工代会负责人合影。新华印刷厂工宣队负责人张献忠、首钢工宣队负责人马小武等从此登上政治舞台。 报纸刊登毛泽东接见工人的大幅照片，广播、电视反复播报毛主席接见工人的新闻。北京沸腾了，敲锣打鼓、鞭炮轰鸣、彩车川流不息。毛主席接见工人的照片印制成大幅彩色宣传画张贴在办公室墙上。芒果的模型放在玻璃框里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这下工人才觉得扬眉吐气了。整个北京处在巨大变动之中。整个社会气氛开始变味了。 8月16日凌晨，工人宣传队要求清华两派组织都撤消，成立联合的红代会清华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并且宣布宣传队长期驻在清华大学。8月18日庆祝清华大学井冈山革命大联合。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毛泽东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写了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毛泽东还在姚文元文章中加写一段话：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泽东总算解决了大学生主导运动的局面。形势如漫天风云，红卫兵学生头头如同几片小树叶在狂风中震颤。 毛泽东的脚跟是站在工农兵一边的，心是跟工农兵连在一起的，他不会让工人受委屈。文革中这一又偶然又必然发生的流血冲突使毛泽东在运动中从依靠不成熟的学生转向依靠工人和解放军。工人形式上占领了 189 ==========第195页========== 上层建筑，但实际上，离真正占领还远着呢！更有甚者，从姚文元文章发表之后，有人创造了一个新词汇：“臭老九”。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后加上“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摇摆不定、好走极端的知识分子被镇住了，外地造反派被打下去了。不管是抓还是压，总之北京走向了稳定，全国形势也很快走向了稳定。除台湾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几乎军人当政，一时稳定，埋下隐患！ 1968年9月7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大会上周恩来讲话最后说：同志们，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战斗的敬礼！ 最后周恩来高呼：中国工人阶级万岁！中国人民公社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红卫兵万岁！9月14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周恩来的讲话意味苦涩：“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确实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记下这一功，这不是单单对聂元梓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当然，紧跟着还有很多大字报起来了，四大运动紧跟着就推动起来了。紧跟着，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拿清华作试，点，压迫清华的革命小将。蒯大富同志，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轻看了他们的作用，不能否定当时王光美对他们的压力。当时我很清楚嘛！当时他受了很大的压力，禁闭，迫使他们进行绝食。因为当时十一中全会已经开了，正在开着。那时候我奉命去谈话，代表毛主席的声音去解放他们。当时他们是受压迫的一伙人。所以，这两个有代表意义的学校，在北京成为代表不是偶然的。当然，选有其他的学校了。为什么形成五个学校比较出名，就是因为当时受压迫比较多。北航也好、地质也好，是当时受压的。这种情形形成当时全国的学生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运动。青年知识分子通常是在革命运动中起带头的作用，点火的作用。 同志们！我要为我们红卫兵小将们说几句话。红卫兵不仅是初期有那样的丰功伟绩，我已经说了，江青同志在九月七日大会上已经讲过，就是在中期，去年这个时期，解放军缺乏经验，又是担负这样繁重的“三支”、“两军”的任务，红卫兵小将这一冲教育了军队，我看有很大好处，应该感谢他们。武斗也不是每个学校都武斗。”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利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想到过。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在社会上有坏人。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又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八十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 第四节刘少奇和蒯大富命运大转折 蒯大富回忆说： 1968年的国庆节我们还上天安门了呢，但是我们的位置已经偏了，在边上了。当时是工人为主了，工人们占主要位置了。在天安门城楼东边，有个工人师傅叫我：“蒯大富，过来！” 我就过去了，他们有点想给我难堪的意思。一群工人要我背诵毛主席文章《纪念白求恩》，我当场就给背下来啦。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 国庆以后，还是办学习班，一直办到11月底才结束。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上层建筑也占领了，在1968年的工宣队进校到年底之间，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那个时候我还在学习班，每天早上七，点我带领两派头头出操，喊口号1一2一3一4！每天跑步唱歌啊，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打倒叛徒、打倒内奸、打倒工贼刘少奇！ 190 ==========第196页========== 蒯大富同班同学陈桢祥回忆文章说： 工宣队进校后，结束了清华的武斗。我们接到通知，返校等待毕业分配。大家又重新坐在一起了，鼎鼎大名的“蒯司令”、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清华大学革委会筹备组主要负责人居然久违多时和我们也坐在一起，只是此时我不时听到的是老蒯的感叹声一一泄气声，“咳！咳！”声不绝于耳 历史的节点有很多巧合，1968年11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搞武斗的蒯大富毕业分配离开北京。十五年后，追究蒯大富反革命罪岂不太荒唐！蒯大富带着学生游行喊口号能把刘少奇打倒吗！ 当时中央下达文件，68届的学生毕业分配。工资从1968年12月1日起算，但必须12月31日之前到各单位报到。蒯大富12月26日离京。 1969年1月28日，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张荣温为主任，尚未毕业的团派总部委员陈育延和414的沈如槐成为清华革命委员会委员。新华社讯：“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第二十一章被打成“五·一六”，伟人逝世更艰难 第一节派回北京采购竟然惊动总理 18岁时蒯大富从苏北农村考进清华。五年不平凡的大学生活结束了，蒯大富把功和罪留在北京。23岁的蒯大富安全降落到民众之中，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早在蒯大富离开北京之前，他和附中刘刚的爱情也划上了句号。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此之前，大批北京中学生就已经开始奔赴延安、山西、内蒙、云南等地当农民。刘刚是清华附中学生，她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山西。 1968年8月初，蒯大富和刘刚分手。蒯大富说，刘刚曾经是他心中的太阳。革命大潮让蒯大富和刘刚走到一起，革命大潮又让蒯大富和刘刚分道扬镳。 蒯大富回忆说： 我被分配去宁夏青铜峡铝厂。1968年12月26离开清华，月底到宁夏青铜峡铝厂报到。我们进工厂就拿 一个月工资，加上补助。有五十六块钱，挺高兴的，五十六块钱当时很值钱了。 1969年1月份，到铝厂上班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厂搞广播室，要到北京768厂去采购扩音器材。铝厂革委会主任听说我清华校友在那里掌权，不容分说叫我和广播台管设备的工人到北京出差。 我们两个赶到北京，在治金部招待所住下。我们到768厂找到校友只谈一次，人家就同意了，按清单把我们买的器材全部给准备好，装在木柜里。事情办好了，我们准备在北京再呆几天，虽说离开北京刚刚还不到一个月，还是想念，我还真跑到清华去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周总理知道了。周总理说：蒯大富分到宁夏去，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都没有向我们报告。但是呢，接受工人再教育嘛，不要让他当采购员嘛，这样不利于他的成长。 总理的讲话马上就传到冶金部，冶金部马上找我们厂，厂里就马上打电话找到了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师傅。他说赶快走，赶快走！ 我说刚来就走？他说事情办坏了，赶快走，离开北京，离开北京。 191 ==========第197页========== 在北京前后大概只呆了三四天，本来准备呆一个礼拜的。一出北京那个师傅就告诉我说：中央有话，你到北京总理知道了。总理批评我们厂了，说不应该让你当采购员，不利于你成长。 其实呢，一出北京城也就没事了。我们到包头玩了好几天，1月份大冬天的，我发现包头的女孩特漂亮，这给我留下特深的印象。包头大街上走的那女孩，哎呀，怎么这么漂亮！那个蒙族人，眉清目秀的那种感觉特别深刻。 谈到自己毕业分配的事，蒯大富说： 迟群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是别人，肯定要向中央报告一下，说大学生毕业分配，蒯大富怎么办？他才不管呢，也就他敢！ 韩爱晶谈过蒯大富毕业分配去宁夏青铜峡的事，他说：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对我讲：那些死难工人家属要找蒯大富偿命。经过反复研究给蒯大富找了个稳妥的安身之处，让他去宁夏。 第二节塞外良缘 蒯大富被分在电解车间当电解工人，他身强力壮应付自如。远离政治是非，大西北塞外姑娘的纯情和健美令人神往。没过多久，电话值班房小李姑娘给蒯大富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内容。白天上班，晚上就和小李姑娘约会。小李上夜班的时候，蒯大富就悄悄潜入值班室，爱得甜甜蜜蜜。 蒯大富在宁夏青铜峡铝厂干活很卖力，与工人关系也非常融洽。 蒯大富回忆说：1969年9月份，我的祖父病重。那时候一年探亲假只有12天，我们厂长专门批给我一个月假。我大概是9月9号走的。10月9号返回厂里。 我先回的家，看望爷爷和父母，在家就呆了三四天。那年头一到冬天大兴水利，挖河修渠。路过河边， 一个乡亲说那是蒯大富，民工们放下活计，蜂拥围来，看三司令。有的乡亲说毛主席是红司令，二是周总理， 三就是三司令蒯大富。周恩来和蒯司令都出在苏北。 韩爱晶写了封信给我，他进北航五年没回过家，让我无论如何顺便去看望他父母家人。我就绕个路，到了韩爱晶家，他爸妈当时还在五七千校呢，听说我来，就赶回来了，我还见到了他插队的弟弟。我和他父母交谈，我发现老人挺好的。文化革命初期，挨当地造反派批斗，经过那么多的磨难和曲折。我一听就觉得他们不反对毛主席，他们更不反对社会主义，你说全中国那么多千部谁反对？ 当时我的一个特殊感觉是很懊悔。我说我在文化革命中要是早和老干部谈谈，就不会整那么多人。到北京就是10月初了嘛，谢富治还见了我。他说：你怎么不早几天，你早几天来我带你去见毛主席。我说本来是想国庆节前来的，但国庆节前根本就进不了北京城。 第三节人大代表没当成反遭审查 蒯大富人到了宁夏，命运之根却留在北京。1969年4月5日，毛泽东说：“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到1970年4月，还让蒯大富当北京市人大代表。 蒯大富回忆说：1970年的4月份，中央准备开四届全国人大。我们厂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说：北京让我们讨论蒯大富能不能当四届人大代表。 主任说我是北京的代表，但还是要宁夏厂里同意的。这本来和他们也没有太大关系嘛，他们就同意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中央还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给我一个委员的位置。 此事说明，到1970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要蒯大富的，可是，半年后就出事了！蒯大富回忆说： 1970年10月17号。厂里千部找我说北京打来电话，通知我去北京准备参加四届人大。领导和工友还挺 192 ==========第198页========== 隆重的，热情地把我送到银川火车站。 当晚我一个人到银川，下了火车住在一个宾馆里。时任宁夏革委会主任的康健民少将派车接我到他办公室，说了些勉励的话。 第二天坐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苏联的伊尔客机。全程4个小时，途中在包头降落，又飞北京。北京机场有人在等，大概是市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有车把我送到市革委会。在一个小会议室，晚餐有人端来一碗面条。让我吃了等着。 后来清华来了一辆车，说有点事，接我到了清华。我又在一个办公室等着。晚上7点左右，8341的迟群、谢静宜，海军刘承能，工宣队柳一安，干部刘冰，当时清华党委主要领导都来了。迟群第一个发言，开门见山：我代表清华党委，你蒯大富，隐瞒有重大问题没交代。党委现在对你宣布隔离审查，你表个态吧！我都蒙了。我说我没有任何重大问题没交代，但是，我服从党委审查。他们走了。有人把我带到早准备好的房里关了起来。从此我被隔离审查、批判斗争、监督劳动，直至被逮捕判刑送往青海，失去自由十七年。清查五·一六那段时间，一直把我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压力。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隔离的地方共有两间房，有工宣队师傅管理。第二天专案组就要我交待以前隐瞒的重大问题。我说没有其他东西了。他们说我固执。我急坏了，喊得好凶啊！ 清华大多数人都知道，1967年夏天北京出过一个秘密组织五·一六，实际就几十个人，早就抓起来了。这回硬是靠高压、靠逼供信，大面积乱抓五·一六。听说清华下面反应很大，说蒯大富是全国人大代表，凭什么给他搞隔离审查啊？ 迟群头大了，在大会说：有些同志说蒯大富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怎么就隔离审查了，我跟你们说，不管他是什么人，如果他牵涉到五·一六的问题，我们都有权隔离他！ 迟群那狂妄响，后来1971年的时候，就宣布蒯大富四届人大代表资格经合法程序已经被取消了。四届人大拖到1975年才开。 迟群找我谈过好几次，我跟迟群真正较量了一番。迟群就是把我当作五·一六分子。他拍着桌子喊：难道这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那么多人都交代你发的表，你发展他们参加五·一六。 我就说：迟群同志，我不管那些人怎么说，他们参加不参加五·一六我不管，但说我蒯大富发的表，那肯定是假的。你在我这儿根本一点希望没有，你别想攻克我，他们肯定错了！我坚决不承认，我说清华没有五·一六！一个都没有！ 审查搞到1970年12月，还开全校批斗大会。让我坐着，让我揭发交代。再就是搞政治攻势，召开一两万人的批斗大会。那时团派总部委员差不多都被从外地带回清华隔离审查，迟群让他们上台当场揭发我。专案组让他们几个人轮番上台指着我说：蒯大富！你是五·一六，你发展我参加五·一六，把我拉下水。我坚决和你划清界限！ 群众不相信，我笑笑嘻喜的。任传仲这个人真正是个叛徒，槁武斗最凶的。他上台说：蒯大富！你是五·一 六，你在搞阴谋！在清华发展庞大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我说你们莫名其妙！我发表给你们填，我不可能忘记嘛。我说根本没这回事！回想文革时身边的极左分子，往往就是投降派！ 迟群用抓五·一六的办法，想把我们彻底搞死。在清华抓了一千多五·一六分子。这下有理由了，说明我反动的阶级本性。莫明奇妙，我总觉得他们不道德嘛，他们心虚。不过鲍长康、马晓庄和潘剑虹等人就没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 后来迟群他们变得更荒唐了，狡辩说五·一六不要什么文字东西，有罪行就是五·一六。什么罪行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革委会，炮打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指向就是五·一六。 清华大学就是没整出一个真五·一六分子。我心里有底，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五·一六分子。再说我也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什么名气没有。没有真凭实据，就定不了案。我根本就不理他。我心里认为真想动我啊，非要毛主席知道。 193 ==========第199页========== 谢静宜还比较讲政策，比较人性化，清华的老百姓对她不怎么反感。对迟群，没有那个不对他咬牙切齿的。他趾高气扬的，在8341是副科级，后来当宣传队的负责人。他能直接给毛主席汇报哇。他根据毛主席的要求，把他写的总结报告给毛主席看。他写的那些东西往往就适合毛泽东口味，主席批到全国去了。 于是我就给周恩来和江青都写了信告迟群，告不下来啊。 笔者认为：蒯大富心里盘算的不无道理。但蒯大富还是把中国的政治斗争想得简单了。1970年4月，还让已毕业分配到宁夏的他当北京人大代表，只有中央高层有权这样做，怎么到年底就被带回北京隔离并打成反革命五·一六分子了呢？是迟群胡作非为么？蒯大富说真想动他蒯大富啊，非要毛主席知道才行。 当年蒯大富和几百万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抓成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关于五·一六集团的成立与活动，本书前面做过简单介绍。实际就是从1967年5月到1967年9月，前后四个月，人数有几十个，能量较大。后来怎么会在全国抓几百万五·一六分子呢？ 官方较早批判五·一六的是陈伯达、江青和康生，那是在1967年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学生代表的会上。随后，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中有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一一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这段话中黑体部分是毛泽东修改这篇文章时加的。） 1967年9月毛泽东还在谈话中说：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1967年9月，五·一六头子张建旗等学生也都被抓进牢房，后来放了一部分。事情要说简单就这么简单。其性质呢？就是极左派的学生认为，要真正领会毛主席1966年516通知革命精神，文化革命下阶段主要矛头是打倒周恩来！他们的武器也是大字报、小字报、传单等印刷品。没有杀人、行凶、纵火、放毒行为。 1967年周恩来讲得也很策略，指出打击面不要宽。 当时对五·一六集团的处理基本是正确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很好地抓住这个问题对北京和外地的学生进行批判极左思潮的教育。一些极左派头头还在影响学校运动的健康进行，包括一些军队代表在学校领导运动时，对批判极左思潮，的确做得很不够，尤其在外交系统和外语学院这个问题更严重。当时那里也是两派，极左派头头大部分在地派，这就引起部分师生的不满，他们就想办法向中央反映这个问题，甚至“告御状”。实际告状的是天派。 正巧毛泽东的亲属王海容和毛泽东的英文教员章含之都是站在反极左一边的。她们“告御状”很方便。据北京市工代会李阜生先生的资料介绍：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以后，北京市59所大专业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章含之认为，军、工宣队进校后，支一派，指“六一六”，打一派，指她参加的“红旗大队”，从而保护了包括给周恩来贴大字报的“六一六”组织等。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解决外国语学院问题，周恩来找谢富治谈过。外国语学院的工宣队是五建的，军宣队是海军。 1968年，中央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组，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太大动作。 此后，章含之被调去参加“九大”翻译报告文件。“九大”结束，她回到学院后，发现她向毛主席反映的问题并未获得解决，还有不少同她一层的人被专政和管制。于是她和她的同事再次联名上书。毛泽东做了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外语学院。”毛泽东决定让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 194 ==========第200页========== 毛泽东对信做出批示之后，谢富治比较被动，他做了自我批评。谢富治很清楚，“五·一六”只有几十个人。 1969年6月28日，周恩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说：“五·一六”是利用1967年发表《5·16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得很快；主席抓得更快。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得准。 1969年5月，1970年2月毛泽东还先后强调：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但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认真对待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了。 1969年底中央高层开始动真格的了，大抓五·一六的狂风就是从这时候搞起来的。江青、纪登奎、周恩 来先后在不同的会上提出抓五·一六。 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周恩来还说：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 江青说：傅崇碧还给坏头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手枪上着顶膛子。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首先指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文件表明中央有人在起风生事，堂而皇之在中央文件上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五·一 六”黑后台，把抓“五·一六”变成瞎胡搞！岂不注定成为历史的讽刺吗？ 外交部等单位逼供信，武斗致人死伤，还不过瘾。 1970年，北京抓五·一六搞得昏天黑地，高潮阶段有人怀疑大专院校学生领袖是不是参与了“五·一六”这个事情，涉及到蒯大富，并极力向上反映。毛泽东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既然有怀疑，把蒯大富叫回来问问就行了嘛。 毛泽东说问问，可以理解为弄清楚。而清华迟群就把蒯大富骗回北京，宣布为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关起来一整六年，既不做结论也不放人！ 1970年11月，周恩来说：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基层单位大搞逼供信。李阜生在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 北京市原华北金属结构厂革委会主任袁景城，他是一名转业军人，1939年出生，大学毕业。1969年初，他的名字还被列在北京市出席“九大”的党员代表名单上，后因要增加女代表的比例，才改换本厂的一位女民兵，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清查运动刚开始，他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在隔离期间因不堪虐待剖腹自杀，结果被送到医院缝合了刀口，又被抬回了隔离室。“五·一六”分子自杀是抗拒运动的表现，专政学习班对这类情况不会表现出任何的宽容和同情，反而打击得更加严厉。后在一日凌晨，他逃出隔离室。爬到厂区最高的一座大烟囱顶上。全厂职工闻讯，都跑到大烟囱的四周围观。他的爱人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哭得死去活来，他在烟囱顶上呆到深夜十二时，最终跳进了烟囱里。该厂许多职工亲眼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 195 ==========第201页========== 毛泽东未必了解下面的实情，但他还是从一封反映情况的群众来信中看出一些端倪。老人家立即拿起红铅笔在信中作了如下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吴德这些人，对于抓“五·一六”兴趣极大，对注意政策没兴趣！毛泽东年迈体弱也管不了那么细了。至于迟群，落实毛泽东指示把蒯大富叫回来了，这没什么不对，但对于全国大抓“五·一六”，他有两方面责任：第一、在清华搞逼供信，捕风捉影，扩大化，这就造成很坏的样板效应；第二、迟群是中央抓“五·一 六”领导小组成员，对全国扩大化也有严重责任。北京大抓“五·一六”，全国大抓“五·一六”！ 笔者认为：章含之给毛泽东写信，无可非议。人民群众给共产党主席写信是正当的民主权利。不过有的人写信毛泽东能看到，有人写信毛泽东就看不到。手眼通天的人能把信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做批示处理人民来信也是光明之举。可毛泽东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批示应当具体办理才对，局部不能代替全局，一个具体批示，一两次谈话与党代表大会决议相比孰轻孰重？！党的九大路线是，团结起来搞斗批改争取更大胜利！ 毛泽东还有一些讲话，比如：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1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1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1971年2月8日中央发文件，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中央决定：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照办。 1971年2月28日，林彪指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1971年3月8日，几乎最早提出保卫周恩来、反击五·一六的韩爱晶也被押回北航，隔离审查、反复批斗，并扣上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帽子。 笔者评议说：试问抓五·一六的劲怎么那么大？一方面，确实因为毛泽东有批示，有谈话；另一方面，前两年对极左思潮批得很不够；第三方面，中共九大以后，在中央、在军队、在部委和外省市权力机构的当权者们大概认为权力分配告一段落了，自己地位稳固了。该整整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了，抓五·一六是巩固自己权力，捍卫自己政治主张，清剿异己的最佳时机，也是最好办法。 当然，文化革命，天下大乱。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都登台表演。对于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应该批判，但对于绝大多数群众组织头头应该采取批评教育的办法，尤其对于广大基层群众只能采用自我教育的方法。怎么能在全国抓几百万五·一六分子呢？ 北京大抓，若干部委和省市也大抓，军队大抓，全国大抓。抓了几百万五·一六分子，结果严重混淆两类矛盾，把本该批判教育的人甚至很好的人当五·一六分子整。全国上下搞的基本都是冤假错案。 外地抓五·一六抓得最狠的是江苏，许世友将军大刀阔斧，把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抓几十万人，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来告。最后中央专门有一个文件给江苏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江苏那样平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没给个什么说法。 196 ==========第202页========== 几乎全国造反派头头，一股脑儿的挨整。北京无论天派、地派都在内，死残苦痛、冤案遍地。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 1971年，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时，毛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毛主席此时已经78岁高龄，他对下面抓五·一六搞扩大化的根源点得透透的。 狠抓五·一六的人，相当一部分就是在搞打击报复，当时中央领导人，可能只有谢富治，对于反对他的学生、工人一律不予追究，专门发文让各单位从档案中取走这方面的材料。真正至始至终、不搞个人打击报复的，谢富治算一个。 蒯大富谈到谢富治的时候说：谢富治到我们学校处理问题，做两派的工作。中午就和我们一起在学校食堂里吃饭，叫那个警卫小战士去交两毛钱，打两个馒头和一个菜，就好了。谢富治特别平民化，脚上经常穿的都是布鞋，他是上将，每月工资大概有四百多，他每个月交300块钱党费。去过他家的人讲，除了简单生活用品，几乎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 对于抓五·一六，1975年时，连邓小平都说抓五·一六数字吓人。不落实政策怎么调动积极性？ 第四节林彪摔死，抓“五·一六”难圆其说 文化革命中，政治斗争一幕一幕上演，天才的戏剧家和幻想家都编不出如此离奇的情节。中共九大之后，中央高层和军兵种，省市级领导大概以为权力分配定了。毛泽东在九大讲“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他们忘得干干净净！抓住毛泽东在一封来信上批示，抓住毛泽东的一两次谈话，把主要心思和力量用到他们最想干的、也是最拿手的事上，这就是矛头向下、整人！狠整犯错误的群众。尤其是挑动派性，狠整反对过自己的人。 没几个领导人真懂得文化革命主要任务是斗批改，也不懂文化革命目的是改造人们世界观。更不愿改造自己世界观！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蒙古，机毁人亡。神话破灭，怪圈露馅！三军司令部，以及一些部委、省市一把手都卷进去了。 这些军政当权派都亲自领导大抓数以万计的五·一六分子。他们手握重权，狠抓五·一六已进行两年多，这下无法自圆其说了！按照原来抓五·一六的逻辑，这些当权派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从1971年的9月18日到9月24日，中央发文件分批传达林彪叛逃一事。 抓五·一六和刘邓资反路线打击群众有何不同之处呢？刘邓资反路线打击群众是沿用1957年抓右派的思维方法，为保卫自己的权力地位把批判自己的文革造反者打成文革右派；而抓五·一六呢，是巩固自己在九大前后重新分配得到的权力地位，打击反对派，报仇解恨，打击重点也还是文革造反的平民和支持造反的干部。不过，这时的文革造反者很多是在复杂的政治运动中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人，的确有辫子可抓。 实权派以为，中共九大权力分配定了，没想到为了四届人大新的权力分配和治国主张之争，闹到林立果要动枪动炮的地步。要不是林彪自取灭亡，那多少万假造的五·一六分子就活该挨整了。苍天有眼，民不可欺啊！当然，伟大的中华民族传承走极端的劣根性也是造成恶果的重要原因。 蒯大富回忆说： 直到林彪摔死以后，1971年10月27号，迟群、谢静宜把我叫过去，是给我单独传达。说林彪啊叛变了，偷偷开飞机跑了。后来就谈抓五·一六的事，他就显得有些慌张了。他说事出有因啦！什么参加五·一六的事是任传仲他们瞎话乱编的。迟群承认有错了，准备结束了。意思说过几天送我回原单位吧，后来不知怎么又拖下来了。我就给吴德写了个报告，请求结束审查，给自己做个政治结论；如果暂时不能做结论，我要求去工厂参加劳动。不久就让我劳动去了。 1973年10月份，安排我到北京化工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后来这个厂改名叫燕山石化。他们开始准备把我留到车间，我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当年毛泽东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厂领导就分我到专打防空洞的战备班。 197 ==========第203页========== 那时候宁夏每月给我寄来工资和粮票，52块钱、49斤粮票。打防空洞厂里每天还补助6、7毛钱，每月 十几块钱，很当钱呢！那战备班大多是农民转成工人的。每天晚上7点到11点开山洞。双手握着风钻。上班要打二十几个枪眼呢！我真有劲，把手都打痛了。头天炸一炮，第二天清光山石再打。我一直打了5年。直到1978年4月19号被捕。已经33周岁。 虽然是监督劳动，工人师傅对我特别亲善友好。尽管累，可每晚7点到11点只干四小时，不影响睡眠。白天清闲得很。 1973年底，端庄貌美18岁的妙龄女郎刘怡和我相爱了。刘怡1955年生，1970年初中毕业。招工进石化厂当仪表操作工。家境优越，父亲是留德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761厂当工程师；母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抗美援朝去过朝鲜。她和我认识后，要和我交朋友。她是有崇拜英雄情结的那种女孩子，她觉得我了不起，把我看作是“英雄”。而且我当时那套道理还是比较唬人的。 工人对我监管不严，劳动、恋爱几乎成了生活全部内容。有时刘怡和我悄悄去上房山云水洞，在钟乳石融洞里玩。当时那里还没有开发，后来成为北京一大旅游胜地。 她就一心想嫁给我，我说我不敢同意，我的头上还悬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坐牢呢。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也觉得确实不大安全。她说，没关系，你坐牢我给你送饭。当然这也就是小丫头这么一说，最后我们也没成。1975年，她怀孕了，那孩子要不打掉也很大了。这种事情当时算是很严重的事，要让组织上知道那还不把我们斗死。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在化工厂这五年，北京发生很多人事与我已无直接关系。邓小平上台，还有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我只是旁观。 蒯大富山中卖苦力五年，北京城里天翻地覆！有个历史人物在不久于人世之前还不甘寂寞，做了精彩表演，这就是康生！ 有人提到康生这个人时感叹说：政治斗争深不可测，触及灵魂！康生素以肃反审干威震天下，文化革命时担任过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过中央副主席。没想到他在病重治疗阶段，通过有条件见毛泽东的年轻人，向毛泽东反映张春桥和江青历史上有问题。这件事当时没什么结果，却把康生的灵魂和品质暴露无遗！ 试问，如果张春桥和江青历史确实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搞到1975年，整整十年，张春桥和江青的政治地位越升越高，影响党和国家安危，康生为什么不向毛泽东反映这个问题？他把党的事业放在什么位置？看到江青和张春桥受到毛泽东的重用，很得势，就不讲真话，这不说明品质恶劣吗？ 反之，如果张春桥和江青历史上没有问题，康生看到邓小平上来了，张春桥和江青挨批评了，康生自己也快要离开人间了，这个时候找点历史枝节问题，落井下石以表白自己忠诚，洗刷自己文革中的问题，不同样说明灵魂卑鄙吗？ 无论张春桥和江青历史有没有问题，这件事都暴露康生奸诈阴险，罕见的无耻！ 是人三分对，康生一辈子肯定做过好事，但如此奸诈阴险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居高位，在毛泽东左右参与重大决策，能不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破坏吗？ 当然，说康生政治品质有问题，并非说他是反革命。无论文革整人的，还是挨整的，被平反的，以及后来身居要职的，其中都有品质极其恶劣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对这种人务必要提防！ 第五节毛泽东说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1975年3月8日，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给中央写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二办公室和“五·一 六”专案组所管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二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消。 198 ==========第204页========== 197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中央“五·一六”专案组撤消了，连领导小组副组长李震也莫名其妙“自杀”了。而蒯大富可能属于“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者。 政治上参与整人，如同手握双刃剑！儿十年后，李震的女儿还在为父亲奔走，她说有证据说明她父亲李震是被他杀！此为后话。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文件传达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中有这样两句话：“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毛泽东正在依靠毛远新，开始批判邓小平，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江青时有批评。 社会上有人议论说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最后红卫兵成了替罪羊。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极其片面的，如果说不搞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包括蒯大富确实不会有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变化。既然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他们是非常重用的，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历史责任非同寻常。他们应该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对人民负责、对文化大革命负责、对毛泽东负责。这也就是对自己负责。 但蒯大富这样的人世界观远远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非常严重。他们辜负毛泽东重托，甚至对抗毛泽东党中央，破坏毛泽东战略部署，给文化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准确地说，不是毛泽东不要他们，而是他们不很好地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最后被革命潮流淘汰。 在毛泽东离世前最后岁月里，这位伟大的领袖给蒯大富、聂元梓下了结论。毛泽东公开表示抛弃他们。蒯大富、聂元梓这样的极端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本不是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应该到工农中接受再教育，吸取教训，改过自新，将功补过。 反之，说聂元梓、蒯大富是五·一六分子，或者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那就是别有用心的了。说不定别有用心的人自己正在反对革命，或者正在背叛革命！ 在毛泽东公开抛弃蒯大富、聂元梓的时候，清华斗争仍在继续。 毛泽东亲自培育清华大学作为教育界的样板。迟群、谢静宜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两个兵”。1968年以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动作，尤其是谢静宜的动作，都是请示了毛泽东的。北大负责人王连龙也同样如此。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还批示：解放钱伟长。谢静宜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认为，要改造旧知识分子的队伍，毛泽东派谢静宜去看望翦伯赞，翦伯赞死了。谢静宜去看望钱伟长，两派都说，他是老右派。周恩来说他是摘帽右派。毛泽东说：摘了帽就不是右派。 也有人说：1970年底，清华革委会主任张荣温站不住，走了之后，迟群、谢静宜让刘冰担任党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 1972年7月，周恩来指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强调不够，学校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技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大、中学毕业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张铁生的信。迟群、谢静宜们说：“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他们和毛远新热线交流。 1973年9月迟群、谢静宜就已经提出要把“批孔”作为深入“批林整风”的大事来抓，要把“批孔”与“深入教育革命”结合起来。 迟群等人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了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材料之一）。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从这个材料发出开始。 1974年12月，迟群专程到辽宁和毛远新在“朝农”（辽宁朝阳农学院）的现场会上提出“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迟群回到学校说：“和十七年对着干，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在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中确立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并说：“十七年的教育是对经济基础的破坏。” 1975年7月，当年宣传队主要负责人柳一安和刘冰等联合上书向毛泽东状告迟群。从1966年文化革命 开始到1975年十个年头，刘冰几次给毛主席写信，表明他始终不理解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连工宣队负责人抑 一安也不理解，出现如此严重局面值得深思，当然迟群、谢静宜自身素质也很不理想。 199 ==========第205页========== 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祖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迟群、谢静宜有错误，但毛泽东还是支持迟群、谢静宜。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清华教育革命问题上坚持的是毛泽东的方向，这是实质。毛泽东对尼克松说过“我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 有人说这指的就是六厂二校。难怪1975年陈云劝邓小平不要动清华北大，说毛只有这几个地方了。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12月4日予以转载。文章说：“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要扭’。”文章说：“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同时，毛泽东还抓北京针织总厂等六个工厂做样板。那里的宣传队也有错误，甚至有严重错误，比如，抓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但他们还是创造了伟大的经验，比如，工厂里建立不脱产工人组成的三级工人管理小组，探索工人群众对公有制生产资料的直接管理与监督，在政治、经济、生产、科研、分配、 党政组织等方面，全方位介入。这是防止党政官员蜕化变质，坚持工人阶级民主的伟大经验。 第六节四人帮被抓，蒯大富在劫难逃 蒯大富回忆说： 1976年1月8号，周恩来逝世我哭得一塌糊涂。 1976年4月5号，爆发天安门事件。我正巧请假去市里看病，照胸透。经过天安门广场，我没介入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斗争演兵场，各种政治力量都想到这里展示自己，表演一番！谁能控制这个广场，胜过控制几个省！ 韩爱晶回忆说： 到1976年4月5号，天安门事件爆发。这时候我也失去人身自由五年多了。我对周恩来逝世非常悲痛，我是真心敬佩他、崇拜他。天安门事件表明“四人帮”很蠢，缺乏政治常识。 我是拥护毛主席，紧跟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 我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去天安门送花圈，一方面表示对周恩来逝世的悲痛与悼念；二方面表示人民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方面表示对“四人帮”的不满。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就是受到指使去借题发挥，制造事件，搞政治斗争的。 从电视里看到毛主席见外宾，生命力衰竭，将不久于人世，文化革命的失败也已为期不远。 1976年1月13日，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蒯大富回忆说： 唐山大地震之后，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天塌地陷，今后没人给自己说话了。厂里高干子弟不少， 四人帮被抓后消息很快传到我的耳朵里，同时听说整自己的迟群也被抓起来了。我心情复杂，一方面高兴迟群的下场，另一方面看到毛主席去世，江青被抓，中央没人为自己说话了，还是高兴不起来。也恐怕国家出现动荡，新上台的中央领导人对文化革命是肯定还是否定影响着我的命运。 200 ==========第206页========== 我又给北京市委吴德写了封信，我说审查六年了，请求结案，依旧没有答复。我还是千活、恋爱两件事。最明显的变化，宁夏铝厂不再给我寄工资和粮票了。幸好东风厂有个副书记挺好，每月给加发些补贴和粮票。 蒯大富参加两年文革运动，审查六年还要继续审查！八年也不放！ 蒯大富的爱情生活因命运波动而更迭起伏。本有可能结婚的，在清华搞文革时有附中刘刚：分配去宁夏铝厂有西北小李；监督劳动五年有美女刘怡。其艳遇丰富，却均未成正果。 韩爱晶评价文化革命说： 毛泽东主席以无比伟大的气魄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场大革命留给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无比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明确地指明了人类的方向即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方向。 人民要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任何时候对当权派都有监督权，有批评权，有罢免撤换权。这种权利靠人民团结斗争甚至造反来捍卫，否则社会就会倒退甚至反动。 韩爱晶总结文化革命失败的原因： 第一，1965年5月，毛泽东说“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这本身说明文化革命的紧迫性。毛主席72周岁发动文化革命，当时毕竟和他领导解放战争年富力强的情况无法相比，而种种因素又形成毛泽东当主席的终身制，临终前也没有退居二线。文革后期他年迈体衰、力不从心，处理问题难免失误。 第二，培养领导人出现重大失误。先后选林彪、王洪文、华国锋都出了严重问题。而直接领导运动的文化革命小组也多次出问题，连组长陈伯达都没选对，没有在军官和干部中选择几个人建立文革领导核心。 第三，广大干部和党员是好的，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群众一搞批评监督甚至造反，当权派就抵制革命了。从上到下，从地方到军队阻力大，导致被真正走资派利用。实际斗争中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好党员好干部也被一步一步骗到资本主义道路上。 第四，造反派素质跟不上革命要求，个人主义、山头主义、一些极左的思想言行起了极坏作用。 第五，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但由于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还不占多数，小资产阶级数量极大，在大革命中， 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投机性、极端主义言行有时破坏性很大。 第六，正如毛泽东讲过的，过去南征北伐敌我清楚，文化革命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很难看清，这个革命不好搞。方法和政策出现严重问题，运动一开始打击面太宽，之后整一批人，再整一批人，破坏法制，打倒 一切。 第八，我想详细说，那就是对生产和生活不重视。毛主席有一篇伟大的著作叫《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主席在文章中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文化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住房、穿衣、吃饭、婚恋、生育、上学、就业等等问题被放在次要位置。这是共产党失职！政治战役一个接一个，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毛主席强调这些问题自有道理，而四人帮思想水平和能力不行，一搞就变味，甚至适得其反！ 韩爱晶还说：我们要很好总结文革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拥护文化革命的人更要很好地总结。对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及责任我们参与者不能推卸。 比如我自己就有严重责任，辜负毛主席、周总理信任与培养。我没水平！批斗会上我还打过彭德怀元帅 一耳光，给造反派抹，黑！给文化革命抹，黑，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 对文化革命的阴暗面，对文化革命的失败，我自己就负有严重责任！但我不是反革命！ 周总理逝世，毛泽东扳着手指头在可供选择的人里比来比去，选来选去。在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上的领导人里，没有理想的人。选择余地太小，可谓无奈。而华国锋年富力强，给人忠诚厚道、各方可容的印象。似乎能团结左右，务实继业。历史给了华国锋机遇。高层各种力量斗争，有毛主席稳住，形成一种均势。华国锋根基太浅，摆个样子还行，没多大真本事。只能落得那种结局。历史给了华国锋机会，噩运却在 201 ==========第207页========== 等着蒯大富。 第二十二章逮捕关押和出庭作证 第一节狱中作诗抒情怀 1976年10月，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978年4月，中央高层能拍板的人开口说，要把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他们抓起来。 此时，谭厚兰已失去人身自由九年，蒯大富已失去人身自由八年，韩爱晶已失去人身自由七年多。聂元梓也早就被关在北京大学。从法律讲，他们已被非法拘禁多年直到毛泽东逝世，他们和林彪四人帮两个宗派集团哪里还有关系？ 他们的问题是在文化革命初期群众运动中发生的，广大人民对这些问题的性质很清楚。当然，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如果确有刑事问题，可以追究，但根本谈不上什么反革命罪。 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在北京同时被捕。中央高层领导下令公安局去抓人，总还是要有人签个字。北京市公安局把抓蒯大富的报告送到吴德那里，此时吴德处境己微妙，他说自己不好签这个字，找清华签吧。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达在中国科技大学被整得很惨，文革后调到清华主持工作。报告送到清华大学，他顺手就签了字。 王大宾随之在武汉被捕。公安局向王大宾家属宣布：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等五位中央领导签字批准，逮捕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 蒯大富回忆说： 1978年4月19号，化工厂千部说：清华找你开会。 来了一辆车，把我带回清华。西大操场坐得满满的，召开全校批斗大会。北京市公安局当场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蒯大富。两个警察把我铐上，押到半步桥看守所。 刚关进去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处长找我谈了话。他们怕我自杀，找了四个刑事犯看着我。牢房里共五个人，有个叫小冉，每天吃完晚饭后他就站在窗口往外面看。树上有个喜鹊窝，好多喜鹊喳喳叫。我说小冉好多喜鹊 小冉说：“大哥你可不知道，犯人最讨厌喜鹊叫，你使劲听。喜鹊叫抓抓！关关！押押！杀杀！犯人最听不下去了。乌鸦叫好听。走啊！一一走啊！一一走啊！” 几天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现行反革命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被依法逮捕》。当时，王大宾在武汉，没抓回北京。 蒯大富入狱之后，最想念的当然是刘怡。生在山西的刘怡也叫晋丁。1978年5月16日，蒯大富填《蝶恋花》二首寄晋丁： 今日汝之诞辰，别君一月有余。风云突变，思君犹切，作诗以寄之乐极生悲飞横祸，红心赤子为何作楚囚！仰问苍天不答我，满腹襟抱向谁说？念君待我炽如火。情深似海铭刻在心窝。来年新春花万朵， 202 ==========第208页========== 比翼双飞和云翥。 跟党革命何罪有？忠诚报国而今披枷锁。战士于世无所求，赤膊条条任去留，望君不要泪滂沱。尽将离愁别恨付东流。待得蔽日浮云过，齐眉举案鸾风和 蒯大富狱中苦闷，从1970年10月失去人身自由已经快八年，这些年与世隔绝，什么林彪事件，四人帮形成，和自己无关。竟然还按反革命逮捕，真荒唐！ 1978年9月13日，年已33周岁的蒯大富在狱中填词一首： 沁园春 三十三周岁述怀 悲矣惨哉！学步孩提，遍体鳞伤！忆风暴骤起，导师挥手，同学少年，毫不彷徨。呼天吁地，破嗓裂喉，要为神州扫魍魉。焉能料，吾大纛荫下，奸佞暗藏！ 有多少赤子被贼戕，叹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回头浪子，再遭风霜！千秋功罪，盖棺未定，尽将牢骚抛汪洋！永向党，任逸口嚣嚣。风暴雨狂！ 蒯大富回忆说： 大概1978年12月27日，总之是毛泽东生日前后，前一天还是后一天，在白石桥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斗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大会 会前预审员要我放宽心，说是群众批斗。会上清华的贾春旺专门对我做批判发言。当时贾春旺在清华担任团委书记，后来出任过国家安全部部长、公安部长、最高检察长。 北京市一把手林乎加和许多高层领导坐在主席台。白石桥旁那个首都体育馆主会场有三万人左右，另外还有若干分会场，共30万人听会。 警察在韩爱晶脖子上扎着麻绳，因为他每次挨批斗都反抗，说他是反革命，他就骂！大会上韩爱晶几次挣扎，冲着北航批判发言的人大骂：造谣！胡说八道！造谣！胡说八道！ 潭厚兰没拉来斗。从1970年5月抓五一六分子时最早被关，她已经被整得快死了。王大宾在武汉。所以大会只斗聂、蒯、韩三个。 从1978年4月19日逮捕到1980年夏天，我就在半步桥北京看守所接受审查。 这次被抓后，也有领导人帮我讲话。一个是汪东兴，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讲过，关于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当时的问题。他就，点名说，比如讲蒯大富，过去十多年了，处理他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是在我被抓起来以后汪东兴讲的，这话本身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他虽然是中央副主席，但讲话已没有分量。 在半步桥看守所，蒯大富知名度高，态度又好，得到照顾，当过“劳动号”。可以定时到外面提水、倒水、拖地，能晒到太阳，吃得也好。有一定自由空间，比在牢房里全封闭的人舒服多了。 利用这个机会，蒯大富先后和李冬民、孙蓬一以及韩爱晶等都建立了“缝隙”式联系。案情各异，不存在串供。有个思想交流渠道，倒也别有境界。 身陷囹圄，心中苦闷；监狱里遇到老朋友，无法畅谈。于是写诗作词成为抒发情怀，互相交流的重要形式。 李冬民是早于蒯大富被逮捕关进半步桥看守所的。 李冬民是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与蒯大富、韩爱晶在1967年4月20日同时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 203 ==========第209页========== 委，抓五·一六时他没被卷进去。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他组织力量为事件闹平反，为邓小平复出工作到处活动。1977年1月8日，李冬民等人在长安街张贴标语：天安门事件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四人帮的黑爪牙刘传新必须偿还血债！欢迎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1977年2月25日，华国锋、吴德下令逮捕了李冬民。与李冬民同案被逮捕的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 员、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刘龙江和北航革委会委员、北航红旗勤务员李明启和北航红旗战士王如山等。这些当年的造反派后来逐渐不满四人帮，又对邓小平复出寄于厚望。说明四人帮越来越蠢！可见当年红卫兵是单纯的、可塑性很强的。 刘传新是北京市公安局军代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在北京抓人、关人，他是执行者。后来自杀身亡！邓小平复出后，说华国锋、吴德制造新的冤假错案。1979年5月15日，李冬民、刘龙江等获释。刘龙江的妹妹刘小圆是邓质方之妻。 次日，蒯大富为李冬民出狱写了一首《七绝》，当时并没有给李冬民：送李冬民同志出狱浮云蔽日一瞬过，展翅雄鹰又重游。仰天大笑出樊笼。战士岂当阶下囚！ 1979年7月5日，北京大学的孙蓬一又步此韵写《七绝》一首给蒯大富：饕蚊肆虐，彻夜难寐，步君原韵，凑成四句，不伦不类，只供尝饭步蒯司令《送冬民出狱》原韵 历史老耄断功过，真理烈士遍园游。义火灭净冤枉笼，天意迎尽赤子囚 当时蒯大富和韩爱晶还没联系上，而刘龙江和韩爱晶关在一个囚室。狱警没想到他俩是多年的老朋友。1979年10月31日，蒯大富听到外面筒道里传来韩爱晶的声音，百感交集，写一首《七律》一一《喜见友人》，传给韩爱晶。诗文如下： 今日下午，忽闻熟声入耳，门缝窥之，乃故人来对门，真是咫尺天涯，感慨万千，半夜未眠，得诗一首： 一别十载故园中。焉料囹圄又重逢。板荡与君结肝胆，千磨万击情愈浓。莫愁前道榛莽密，斩棘披荆乐无穷。两颗淋漓赤子心，终将回党怀抱中！ 传送时被狱警见着拿走了。又过三个月，这首诗才传到韩爱晶手中。1980年1月31日，韩爱晶步原韵和诗一首：补天巨人乱华中。落地石头错相逢。黎民赤子真肝胆，天马武后假情浓。生怨亡悲法网密志人才疏出路穷。 204 ==========第210页========== 人各有利难同心，且盼遍地战旗红！ 1980年夏天特别热，又有蚊虫叮咬。有几个晚上蒯大富大声叹气，唉！唉！唉！搞得隔壁儿个牢房都能听到。7月20日，韩爱晶写一首《七律·莫叹气》给蒯大富： 酷暑鸣蝉闹五更，牢房热在屉中蒸。迷信飞蛾自投火。极左狂人鬼缠身。闻君唉叹惊十里，白天黑夜许多声。认定劳改图新路。载歌载舞似阳春。 蒯大富叹声依旧。五天之后韩爱晶见到他的回音，才知道他是和隔壁牢房狱友呼应为戏，大声地“唉！” 一“唉！”，“唉！”一一“唉！”好玩而己！蒯大富回的诗是：无怨 吾非唉叹，乃与友戏之以致意，步原韵和君：矢志报国不变更，欣看神州日蒸蒸。不悔当年投烈火更喜今日炼金身。裂名何惧臭千里，败身决不怨一声。认定跟党革命路， 一路奋斗一路春。 狱中也有浪漫之时。军营和监狱是女性稀缺之地，母猪赛貂蝉啦！劳动号干活时，搞卫生还能偷看女警察们洗澡打闹。狱中之人羡慕不已。 第二节转押秦城 1980年大约8月份，蒯大富从半步桥看守所转到秦城监狱。 据有关资料介绍：“秦城”监狱建于1958年，在昌平县境内，离北京市区30多公里，有4个监区共400间牢房。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党和国家一些高级领导人和一些特殊身份的人被关在这里接受审查，最多时有 五百多人。1968年又加建了两个监区。1980年，文化革命被关在此挨整的几百人绝大多数都释放平反了。有的做事业，有的升官，有的发财了。 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之后，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一些被定为“两案”主犯的人，先后被转押到秦城监狱。包括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以及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与案情有关的人也相继押来这里。 1980年5月，预审组正式进驻秦城监狱。浙江组主要负责对张春桥进行预审，王芳为组长，黄荣波为副组长。6月，浙江组在“秦城”开始提审时年63岁的张春桥。他面对各种旁证不讲话。即便把旁证和记录摊放在张春桥面前，他也只是把头偏过去，不吭一声。 预审组从各方汇集的材料里发现蒯大富1970年在清华因为五·一六问题受审查时写的交待提纲上有如下内容：“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小屋子见（号召反刘少奇）。25日‘12·25’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张春桥专案组看了蒯大富的交代材料，认为十分重要，但缺乏旁证，一度打算放弃使用。后来查到了蒯 205 ==========第211页========== 大富在清查“五·一六”时交代的原始记录，又提审了蒯大富本人，再去勘查张春桥、蒯大富谈话的现场，核对时间，同时又取得了有关旁证。决定将此问题列入张春桥起诉意见书。 1980年，大约8月，特别法庭为审判做准备。把蒯大富从半步桥看守所转押到秦城监狱。蒯大富回忆说： 开始没直接说要我给谁作证，在里面呆了好长时间才提出来。说你把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接见你的事情说一下。 秦城条件不错，给我定的生活标准蛮高：吃三顿饭，早上是肉包子和肉丝面，中午晚上都是一莱菜一汤；有图书馆，开一个借书单就给拿来了；一个人一个房间，席梦思床，夜里也不关电灯；随时可以洗澡。 我见不到任何人。能听到隔壁屋子里有咳嗽声，不知道是谁，上午和下午听到“哐”关铁门就出去了。放风场有两间屋子那么大，一个人一个风场。犯人在风场里老走，老走，风场地面就形成一个圈子。警察在上面转，他们很友好地问：蒯大富吃得怎么样？他们还说这里条件比北京市看守所好。北京冬天很冷，我这里提前一个月放暖气，开庭期间天天有暖气。 我对秦城预审员说，张春桥找我谈话不是张春桥一个人的意思，我又重述：1966年12月17日，我从上海串联回来，18号张春桥找的我..… 他就对我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我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所以回去之后我就给他们传达了这个指示，搞了“12·25”大行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跟我谈，要我出庭作证。所谓交易怎么说呢？他们对我说：现在对你的问题也没有做什么结论，听说你在监狱里表现也不错嘛，大是大非嘛，四人帮肯定是反革命了，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和他们划清界限嘛，如果有立功表现，我们就更好说话了。他们对我说，态度好真兑现，对我很有好处。 人家这么讲也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我理解就是，如果我有立功表现，可以对我的处理更轻，点。后来我把证词写好了。他们规定证词不准提党中央不准提毛主席，就只提张春桥。说你要提出来，在张春桥的指示下，在北京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他们对证词反复修改，只有这么一张纸，改到一字都不能动了，说就是它。要我背一百遍。他们连台词和动作都教我了，非常详细，一字一句地教。包括用什么语调，演了多少次，我是每天背若干遍。他们要我背述到什么地方，做什么手势：就是他！张春桥。叫我到中南海西门的手势应该怎么做。他们设计有好几个手势呢。我当时提出来了，我说在法庭上我就平铺直叙叙完就完了。在法庭上做手势不合适吧，不严肃吧？特别检察厅的人说不对！要有语气要有表情。 1980年11月20日到12月20日，特别法庭开庭审理张春桥。其间传我出庭 我进场一看，群众席是密密麻麻的人，穿得特别鲜亮。后来我看到张春桥坐在那儿，穿一个黑棉袄，他低着头，不说话。是江华嘛！江华说蒯大富，把张春桥见你的时候情况说说。我就开始背那一段嘛！背完了也就完了。我就完全按照他们的指示，可是当我用这个手啊指的时候，法警又过来制止了我，说：别做手势。因为法警靠近我嘛。后来我就不做手势啦。张春桥绝对是个人物，他听了我的揭发之后，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他在法庭上自始至终一句话不说。我感觉张春桥等于说你们法庭很可笑，一个是我认为你们没资格审判我，再一个表示我蔑视你们法庭，不屑一顾，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历史永远记住这个场面。武汉李承弘先生在《百年寻梦》一书中写道： 一般百姓一致认为他没骨气，造反派和我很反感蒯大富的证词。大家一致认为他…法庭上表演太过，配不上五大学生领袖和清华井冈山大司令身份。 有人说：回想1966年6月、7月的那个蒯大富，一个普通大学生，面对万人围剿，大义凛然。因为他没干坏事，正义的草民也无所畏惧！ 1980年出庭作证的蒯大富变成了另外一个蒯大富。因为他在清华搞武斗，致人伤亡，心虚有愧，只能如此！ 蒯大富后来也对此做了深刻的反省与自责，留下人生极大的遗憾。 206 ==========第212页========== 至于张春桥依靠江青，积极追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得到毛泽东重用。文革失败后，其至有人认为张春桥代表毛泽东文革路线，说他掌握了毛泽东思想。 实际上，张春桥对毛泽东思想和文化革命理论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回顾张春桥对陈毅元帅和老干部的恶劣态度，对比张春桥对他叛徒老婆文静的长期包庇纵容，研讨张春桥理论文章的片面性，只能说张春桥仅是毛泽东旗下一翼而已。 毛泽东逝世，文革惨败，他张春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及至大势已去落入牢笼，面对法庭不公，虽一言不发，但气节为重，生死之间何必奴才！追随主席一场，岂能投降！张春桥法庭之上傲然天下！三十年后竟有人编造一份张春桥法庭辩护词，有必要么？！ 第三节等释放出狱竟是骗局一场 蒯大富回忆说： 出庭作证后时间不长，秦城监狱长找我谈话。狱警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大概有四十平米。监狱长坐在长沙发上，我进去就坐在他对面椅子上。 监狱长指着沙发说：“蒯大富，蒯大富你坐这边来。”我哪能去啊！后来那个小狱警，一下子就把我拖过去坐在他旁边。 监狱长把我拉到他旁边，搂着我的肩膀对我说：“这回放你出去。补你工资老鼻子啦！这两天就会有消息。”我说：“谁补工资啦？” 监狱长说：“你不想出去干社会主义？你不想干四化？！”我说：“当然想千社会主义。”监狱长说：“那就好好干！” 我就等着放我了。后来就拖下来了，就没信了。把我关在秦城大概有六、七个月，秋天转过去的，过了 一个冬天又回到半步桥看守所。 韩爱晶回忆说： 1981年，农历正月十五过后不久，大概1981年2月底3月初，又收到蒯大富的纸条，得知他已从秦城监狱返回半步桥看守所，还附有两首诗： 书赠韩爱晶 中秋节 生离最怕见月圆，思亲思乡心欲燃。高堂倚闾十一载，落泊游子尚未还 1980年9月23日庚申八月十五于秦城 元霄节 天上月圆家不圆，爆竹声声催肠断。高堂手足今何在？忧心如焚望南天。1981年2月19日辛酉正月于北京半步桥 我看见诗，觉得蒯大富是健忘症。我心想：你过节思念家人，怎么忘了当年，老干部挨整，人家就不思 207 ==========第213页========== 念家人么？还有伤残死亡的学生。又该怎么解释？我也写两首诗传给蒯大富。 见蒯元霄节诗有感 十四年前月也圆。问君为啥忘当年？刀笔遍地胡批判。炮火连天乱夺权。老将挨整身难保，小卒拼命鬼相连。劫数难逃幸存者，抚今追昔有何言！正月十五雪绵绵，失去自由已十年。马列空读几十本，复习数理在目前。人事变动无兴味，天公何处定姻缘？更苦家中慈母泪，瞻望北斗又一年。 又过几天，蒯大富来纸条详细叙述他去秦城的情况以及出庭作证的过程。他说特别检察厅对证词反复修改，只有一张纸，改到一字都不能动，要背一百遍。他们连台词和动作都教了，背得一字不错，滚瓜烂熟。从1966年9月19与蒯相识，我对他极为友好。我看过蒯大富纸条后，怒火中烧，此时关系降到冰，点。我并不是反对他去作证。我是反对这场丑剧！ 我对张春桥某些方面也是非常反感的，比如他对陈毅元帅的态度以及他对工农老干部的态度。另外张春桥对他叛徒老婆的包庇纵容。我也极为反感。 在华国锋拿着毛主席的指示行事的时候，我们都已失去自由十年，我认为蒯大富出庭作证，如果据实而言也可以理解。但我不赞成献媚讨好，侮辱自己，侮辱全国造反派。蒯大富的问题是武斗，而不是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文革初期刘少奇把普通学生蒯大富当敌人整，王光美领导工作组非法关押蒯大富，残酷斗争蒯大富是违法的。刘少奇路线在全国整了数以万计的学生。蒯大富带人游行喊打倒刘少奇算什么反革命罪？！ 1981年1月28日，孙蓬一五十岁生日。他入狱之前也在为邓小平复出奔走呼号，朋友对他说：“邓小平上台就会整你！” 孙蓬一说：“挨整也愿意！”中央高层有人听了为之动容。孙蓬一认为自己可以无罪获释。 虽然传纸条经常互相辩论，孙蓬一五十岁还得祝贺祝贺。生日那天，蒯大富、韩爱晶各写了一首诗赠给孙蓬一，分别为： 七律贺篷一五十寿辰 一一蒯大富栉风沐雨五十春，强项如君有几人。见义勇为真汉子， 抱打不平赛智深。 一生尽瘁干革命，而今何罪入牢门？但愿艰难玉成汝，越经磨练越精神！ 208 ==========第214页========== 有感于老孙五十岁生日 一一韩爱晶狱中天命知斗争，心如日慧赞精神！隔墙犹闻读外语，并排相见笑无声。真情真话辨真理，自酿自饮欺自身！专注一经为百姓，淡泊功名胜晚成 到1981年5月16日，蒯大富入狱三年多，更思念女友刘怡。又写《七律》一首：寄晋丁 今日又逢汝之诞辰，我正读你给我的《English900》琅琅书声出牢门。问君可曾闻吾声？窗外双飞自由鸟。槛中独座替罪人。睹物思人人不见。触景生情情愈增。最是难堪盼重逢。梦牵魂绕又一春。 1981年8月，盼望释放的蒯大富写了一首诗给胡耀邦总书记，但没有寄出去。感事 呈胡耀邦同志不是波臣暂水居。竞同涸鱼困行车。安开一面作人纲，可怜鱼儿是忠鱼 (仿《镜花缘》中一首诗) 第二十三章判刑发配青海塘格木 第一节换律师变更起诉书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等做出判决。判得最重的是江青和张春桥，都是死刑；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最轻的是丘会作有期徒刑16年。 韩爱晶回忆说： 1981年春天，我和蒯大富讨论前途。他在纸条上提出一个超乎想象的命题：自己的前途，要么无期，要么释放。 我说：既不会无期，也不会释放，肯定判刑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我和他传纸条吵，天天吵！蒯大富还把一部分争吵的纸条带出监狱一直保存着。 209 ==========第215页========== 蒯大富坚持说自己的前途，要么无期，要么无罪释放。 我说：恨你的人不可能放你，也不可能判无期。吴法宪才判十七年，你这个逻辑怎么通嘛？ 后来，我琢磨出蒯大富提出这个超乎想象命题的缘由。他对秦城监狱长说的补发工资的话仍抱有幻想。他又不好意思说出口，他就设下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题，其中一种结论是无期，他知道我不会选这个结论那我只能说另一个结论，他无罪释放。他让我亲口说出他无罪释放，搞个自欺欺人的幻想的虚荣！ 到1982年1月25日，时值春节，蒯大富仍看不见释放的迹象，忍不住作诗一首。盼望之情，跃然纸上：春节 春风再荡赤县天，犹有冰棱挂北檐。安得春风化春雨为我驱却料峭寒。 1982年7月27日，这是毛泽东派宣传队开进清华整十四年的日子。等着无罪释放、补发工资的蒯大富却收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正式签署的起诉书。 蒯大富回忆说： 副本于8月4日给我。一发到手我就蒙了，六条罪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反革命破坏罪，授意杀人罪，非法制造、运输武器弹药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拘禁罪。三条反革命罪呀！张春桥才五条罪，比张春桥还重，那肯定判死刑了。 几天以后，审判长见犯人嘛。我第一句就问他，把我判死刑了？他说那怎么可能呢！王洪文不过才判无期嘛！他说你们是从犯嘛！ 他问我要不要律师，他说你不认识给配一个。第二天就派一个女律师，叫杨明秀，30多岁。我跟她要了很多法律文件，当时我36岁。 后来和她交谈了，我要求和她搞一次模拟开庭。我说如果我把她驳倒了，她就要按照我说的为我辩护，她同意了。我就抓住《刑法》第九条做辩护。我说第九条规定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本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80年1月1日以后开始实行。我当时的行为都在1966年到1968年。当时的法律、法规我都很清楚，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恩来、谢富治都在，当时不追究我，说明我无罪。 我说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法律、法规有可能是错误的。我说即使错误，如果当时错误的法定的政策，可能构成犯罪，也不能追究我。 她承认我说的是对的，她说我真没想到你研究这么深。我说杨律师我的辩护有没有漏洞，没有漏洞请你按照我的来辩护，她就走了。 第二天傅志明律师来了，他也和我交谈三个小时。傅志明说：“判你蒯大富的问题，主要的不是法律问题。审判长第一次见我就说你这个案子，不是我们北京中级法院的案子，也不是我们北京高级法院决定的，甚至也不是我们北京市委决定的。你同意我们的意见吗？不管你蒯大富怎么辩护，如果把你放了，那全国至少要放一万。人家会说北京的蒯大富都放了，他不判我们判什么？我们都不是糊涂人，你可是聪明人哪！” 我说：“请另外派一个律师来。” 他说：“北京市派不出律师来了，要不你到上海请。” 后来他们又派个男的叫高生云，北京人。他也对我说：“你蒯大富主要是政治问题。” 由于本人当时向有关各级领导紧急强烈申诉，一审拖了下来。1982年10月8日上午，中级法院罗克钧审判员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向我宣布《决定书》，同时收走了《起诉书》副件。书记员刘国贞在场。《决定书》如下： 北京人民检察院分院决定书 210 ==========第216页========== 本院(82)检分审字157号关于被告人蒯大富的《起诉书》于1982年7月27日交你院，经查，对于被告人蒯大富的犯罪事实，有的罪行可以不予起诉。特决定，将我院发往你院的《起诉书》正本及全部副本予以收回。此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大印） 1982年10月7日 1982年9月底，蒯大富给父母去了一封信。他写道：爸爸、妈妈：两位老人家好！ 我这个案子拖了四年半之后，现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终于决定对我进行起诉，要我为“文化大革命”初期行为负刑事责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已决定开庭审理此案。 根据我的全部历史事实情况，根据我国刑法的严格规定，应该不予追究我“文化大革命”初期行为的刑事责任。现在对我的起诉完全是非法的。 看来不久就要开庭。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进行辩护。我还请律师帮助我辩护。另外，我还想请爸爸和大万来北京，帮助我辩护。我们一起严格依法辩护，进行充分的摆事实、讲道理，很有可能当底驳倒对我的起 诉，说服法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对我不追究刑事责任。 在接到此信后，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即请父亲和大万弟启程来京。北京很冷，必须带棉衣。到京后，到崇文区正义路南口27号找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离北京火车站很近），说是为蒯大富辩护来的，找负责我案的审判长罗克钧同志。中级法院会负责接待安排。见到罗克钧同志后，请求会见我本人。法院已答应可以会见。等我们见面后再商量一下如何辩护。我已经充分考虑好，不必着急，时间足够（如果晚上到京，可到李天正家暂住一夜)。 有一点请全家放心，即使法院不考虑我们的辩护意见。进行强判，也判不了太重的徒刑。无期徒刑几乎不可能。一般在有期范围内，而且刑期很可能从1970年算起，现在已过去12年，即是说，判刑后过不了几年也就刑满释放。 还有一点，全家应有这样的信心，如果对我强判，那么这确定无疑是一个错案。不管拖多久，将来也将平反。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路线完全正确。“十二大”再次号召加强法制。现在违法办案不仅极其困难，即使一时搞出错案，错案也是短命的。我无比坚定地相信党。我相信党总有一天会了解我。我热爱党、忠于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跟党革命到底的决心是永远不可动摇的。 我的身体十分强健有力，精神也很好，一切请全家放心。热忱问候祖母老人家好！向各位弟弟、妹妹致意！两位老人家多多保重！祝合家平安！ 儿：大富上 1982年9月底于北京 1982年11月2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蒯大富重新下达起诉书。原起诉书中的三条反革命罪变为 一条反革命煽动罪，罪名形式减轻了不少。 第二节开庭审判 蒯大富回忆说： 起诉书改变了，起诉的人也换了，后来换了一个女的。开庭的时候，我父亲和我弟弟也来了。我父亲坐在底下听，弟弟出庭帮我辩护，他的辩护词也是我写的。傅志人手下的律师高生云担任辩护。 因为对“反革命罪”我始终不认账。根据《刑法》，“反革命罪”必须有反革命动机，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法庭辩护时检察官、法官被我完全驳倒。我对他们说，《刑法》第90条：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怎么证明我有反革命动机？1983年开庭，审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 211 ==========第217页========== 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的动机，怎么可能反革命？我跟公诉人说：您比我大十岁，19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假如您也一样不知道，您今天起诉我反革命…… 后来检察宫说：拒绝回答被告的问题 我说：我啊，现在是被告人，您代表国家起诉我，我不得不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法庭辩论阶段，我刚才的发言与本案有关，你必须回答，不回答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撤销起诉。 公诉人有点下不了台了。 当时800多人旁听，4台摄像机两个角度照相啦！公开审判，公开不公正。 第一次开庭时，有很多是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旁听，还有一些清华的人。后来我2007年9月份去北京，清华法学院院长还请我吃饭呢！男的，好像叫李树勤。他还清楚地记得我在法庭上的表现。 有人评议说： 被告蒯大富和检察官、法官三方都以可悲而无奈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蒯大富自不用多说，他的可悲在于文化革命运动中对抗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公然在清华大学以武斗方式解决群众组织间的分歧，致人伤亡，毁坏国家财产，其直接责任间接责任可以受到法律追究。 检察官、法官应该是没有犯罪记录、受过法律专业培训，甚至有一定司法实践经历的国家千部。他们可悲何在？他们可悲在于，他们有权按照事实和法律来审理蒯大富案吗？从逮捕蒯大富、起诉蒯大富，到最后定为反革命罪判刑十七年。是谁决定的？检察官和法官只不过充当演员而已。某种程度讲，此时检察宫和法官比蒯大富还可悲。蒯大富的行为发生在此十五、六年前，当时他只有二十一、二岁，他是大学生响应共产党号召参加文革运动。而此时检察官和法官要么是不懂法律，滥竿充数，要么是懂法律而无视法律尊严，任人摆布，还要装得一本正经。不更可悲吗？ 蒯大富和检察官、法官共同的可悲是，他们都在演戏！他们共同在表演那现人现眼的民族文化悲刷！1983年3月16日，北京的报纸上刊载新闻《“文革”风云人物被判刑》：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开庭宣告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刑事判决。 聂元梓，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为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法庭认定其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她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蒯大富，原为清华大学学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法庭认定其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韩爱晶，原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负责人、北京航空学院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法庭认定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从1970年5月被关，1978年4月19日被逮捕，没等到1983年3月宣判。1982年11月就被整得病死了！ 半步桥看守所的所长关起门来说： 想不通！这学生怎么是反革命呢？事情过去多少年了，当时哪来的反革命动机？有的警察说： 你们比外面的干部思想还好，你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感情比很多当权的干部要深得多。如果说追究武斗的责任，我们理解。但是，说十五六年前运动开始时，20岁才过的红卫兵头头有反革命动机？明摆着报私仇嘛！有种去找毛主席、周总理算账！再说，他们的子弟打死人怎么不追究？已经官复原职了，大国领导人，就是做样子给老百姓看，也要做出宽大为怀的样子嘛！ 社会上有人说： 在标榜纠正冤假错案的日子里，竞然制造了新的假案、错案、冤案。冠冕堂皇地写了更为可耻的篇章。 212 ==========第218页========== 最大的败笔是在于权大于法、个人意志大于法，如果人们支持指鹿为马、指人为妖的原则，那就准备好自己被当成妖怪的下场！可悲在于此！更大的、更惨痛的民族危机必蕴于此！ 这种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审判之后六年，1989年6月4日，个人意志让坦克车开上天安门广场，让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耻辱。何以如此！坦克车能开上长安街？那就是因为法庭可以公开指鹿为马、制造新的冤案！个人意志，为所欲为，这个民族能不出悲剧吗？ 审判之后十七年，2010春，九十岁的聂元梓在一份书面材料里写了当年的情况： 《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参加北京市委一次会议时，见到市委政法书记冯基平同志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指怎么判刑，而且判那么多年？） 冯基平同志说：我们不主张判刑。记者问：那怎么判那么多年呢？ 冯基平同志说：彭真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呢？ 冯基平同志回答彭真同志说：那判十年吧，林、江主犯才判十几年，这总算追随吧。彭真同志说：不行，判十七年！ 冯基平同志对记者又讲：当时我表示不好执行，没有什么依据。彭真同志说：哪有什么依据？ 这是孟昭成同志告诉我的。他是直接从冯基平同志那里得知的。 第三节准备二审《辩护词》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正义路法院对蒯大富、聂元梓和韩爱晶同时进行宣判，并在公判后分别给他们送达《判决书》。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为终审。蒯大富不服一审判决并提起上诉。他在看守所等待二审开庭且立即针对一审《判决书》认真准备二审《辩护词》。 蒯大富在一审《辩护词》的基础上再做补充。其中核心部分是： 一个是适用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这对蒯大富十几年前的行为处置确实很有利，检察官和法官不敢完全执行新法的“不溯既往”以及“选择从轻”原则。 二个是反革命罪的认定问题，新法规定，被告人必须在主观上具有反革命动机，才能按反革命定罪量刑。 十几年前，蒯大富21岁时，紧跟毛主席共产党参加文化革命，哪有什么反革命动机？如果按武斗问题追究蒯大富刑事责任，蒯大富比较被动，检察官偏要按反革命罪起诉蒯大富，又找不到反革命动机。有人说这是高层领导私仇公报造成检察官和法官的被动！ 蒯大富二审《辩护词》中说： 《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上都说，它们是根据“刑法第九条”来确定适用法律的，《起诉书》上面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一审《判决书》上面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这太好了。因为我的《辩护词》第一部分的主要法律根据也是刑法第九条。我们三者的法律根据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来看一看《刑法第九条》的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本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是什么时间？众所周知，是所谓“文革”的高潮时间。当时我们国家正在贯彻什么法律、法令、政策？ 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都会承认：在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我国未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出一条新法律。我国人大常委会也由于“文革”爆发而中止了活动，也没有制定出一条新法令。我国在 213 ==========第219页========== “文革”前制定的法律、法令中大部分在“文革”开始后被中止执行(“中止”的“中”是中间的中)，只有少部分与“文革”无关的法律、法令还在执行。关于法律和法令的情况就是如此。 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我们国家当时在贯彻什么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文革”的政策，是按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革”的十六条所制定出来的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 这些政策具体说来大致有： 发动亿万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的政策，即所谓无产阶级人民主的政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政策；所谓“造反有理”的政策； 炮打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策； 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政策； 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政策；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策；保护红卫兵小将的政策；群众组织的政策… 当然，还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等等。 请注意，我上面所列举的政策，都有当时党中央正式文件或毛泽东主席讲话为根据，所以都是党中央的政策，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政策。 我们可以这样说：“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几是和上述政策相抵触的，在“文革”开始后，都被中止执行了。在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我们国家在确立一个公民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时候，主要就是靠上述政策，以及和上述政策不相抵触的“文革”以前的少数法律和法令。当然，还有一些在“文革”中新制定出来的行政法规性质的东西，比如像《公安六条》。《公安六条》就是“文革”中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它规定：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反对中央文革成员，都构成反革命罪。请注意，《公安六条》与五一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法律地位完全相等，都属于中央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根据新法公布，旧法自然失效的原则，在“文革”中，《公安六条》理所当然取代了五一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 以上述国家当时正在贯彻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来衡量，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是否已构成犯罪了呢？ 就算《起诉书》认定我的行为全部属实，那么： 反对刘少奇同志，不仅不是罪，也不是错，而是所谓功。刘少奇同志当时被诬为全国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 反对徐向前同志也是当时的政策允许的，远远构不成犯罪。徐向前同志当时被诬为所谓“二月逆流”黑千将、“带枪的刘邓” 在单位隔离审查某些千部和群众，乱扣帽子，包括有刑讯逼供的情节，也远远不构成犯罪。当时全国到处是所谓“群众专政队”。 关于在1968年夏天我在清华大学搞武斗，打砸抢，应该说，当时的中央政策也是反对的。而且，我搞打砸抢所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毛泽东主席当时对我有严厉的批评。但是，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都会承认，在1968年以前，当时的中央政策在对打砸抢的处理上，是很轻很轻的。我在68年夏天搞武斗，全北京市民几乎人人皆知，当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北京市党政机关、北京市公检法机关，都知道清华大学蒯大富在搞武斗，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当时是否认为我的打砸抢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了呢？没有。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我时，虽然严厉地批评了我，但同时也明确讲了：“我看蒯大富是个好人，背后操纵他的人是坏人。”毛主席还对我们几个人说：“不管你们在工作中犯了什么错误，我们都是要护着你们的。”以上讲话有录音为证。周恩来总理在1968年9月，一次在对清华大学工宣队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关于保护红卫兵小将的问题，亦有录音为证。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讲话是能够代表当时中央政策精神的。 正因为党中央当时有这样的政策，所以，当时并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 214 ==========第220页========== 我在此要着重说明一下，我当时的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下干的，既不是我隐瞒下来今天刚被揭发出来，也不是被坏人包庇下来拖到现在才暴露真相。这就是说，当时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千真万确是在全面了解我主要行为的情况下，根据当时中央政策做做出的。 当时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当时的政策不认为我已构成犯罪；另一种是当时的政策虽然认为我已构成犯罪，但也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实际上是当时的政策不认为我已构成犯罪。我有两个重大事实可作证明：(1)1968年底我大学毕业，当时批准我正常毕业，发给我毕业证书，分配我到宁夏304厂工作。这说明，当时已确认我是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与我同期毕业的同学中，别说敌我矛盾，哪怕性质未定的，都不准毕业。我的第(2)个事实是：1970春，北京市甚至推选我当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全北京市讨论通过的。这说明，当时绝对没有认为我是一个犯罪分子，更没有认为我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否则，绝不会推选我当人大代表。一一以上两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公诉人，一审合议庭也是知道的。实际上，对我在“文革”初期的问题，有关合法党政组织，两次做出明确结论，现在我可以找到书证。在一审时，公诉人当庭也承认：“对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曾经作过处理，确有其事。” 以上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在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我当时的行为构成犯罪，当时事实上也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而且有合法的组织结论作为铁证。 于是，就像变戏法一样，在公诉人那里出现这样的奇迹：当时正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不是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而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却变成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在一审法庭辩论中，公诉人指责我蒯大富“曲解国家法律”。到底是谁在曲解国家法律？是我被告人？还是公诉人？我想，合议庭和广大旁听观众都会一目了然的。 审判长，关于驳斥反革命罪名，我要正面辩护的三点内容讲完了。 1、我是吃无产阶级饭、受无产阶级教育长大的，在我头脑中从来没有形成过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种反革命的思想意识。 2、在文革初期，我是把刘少奇、徐向前同志误认为是坏人来反对的，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是不可避免的。 3、由于我当时没有识别出、也不可能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真面目，所以，我与林彪、张春桥、王力之间没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因此，决不能把我划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 综合上述三点，我们得出总结论： 就是以没有法律效力的现在刑法去追诉我文革初期的行为。由于我在1966年反对刘少奇同志、1967年反对徐向前同志的全部活动中。自始至终我本人没有以反革命为目的，不能定为反革命罪。所以，不能定我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上定我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完全不能成立。 联系我的《辩护词》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办的蒯大富案，不仅在总体上适用法律完全搞错了，而且在具体适用刑法条文时也完全搞错了。他们办的蒯大富案是一个彻底的错案、冤案。 蒯大富在《辩护词》中向公诉人发问两个问题： 1、公诉人知道，1978年4月19日，将我逮捕时就是以“反革命”罪名逮捕的。但是，直到1978年6月，我被捕后两个月，在中央文件中还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那时，反刘少奇根本就不作为问题。恰恰相反，当时康生问题没有公开揭露，我不得不要交代反康生的问题。到了1980年，康生问题不提了，刘少奇同志平反了，又把我反刘少奇的问题提出来了，以此定我为“反革命罪”。我请问公诉人：你们公安局、检察院办案，是先有罪名后有罪行，还是先有罪行后有罪名？如此随心所欲地玩弄历史、玩弄法律，把办案工作当儿戏，难道这是司法工作者的严肃态度吗？你们是不是搞“欲加之罪、何患无锌”那一套？ 2、公诉人是否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在1966年、1967年夏，蒯大富当时没有识别出、也不可能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面目？如果公诉人否认，就请拿出证据。如果公诉人承认上述事实，公诉人就必须承认林彪、张春桥、王力当时在蒯大富心目中是不可怀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就必须承认我当时所以积极执行林彪、张春桥、王力的指示，仅仅因为我把他们的指示误认为是党的指示才积极执行的一一行为人主观上想执行党的指示，客观上造成坏的后果。这能不能定成反革命罪？ 215 ==========第221页==========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接到蒯大富不服一审的上诉状之后并没有进行二审，高法也根本没打算进行二审。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听任中央领导安排山场演戏的木偶，他们没有权力也没有胆量依法办事。 1983年6月27日下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二审《刑事终审裁定书》如下：刑事终审裁定书 (83)高刑终字第42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蒯大富说：此份《终审裁定书》是非法产生的，第二审不仅未公开审理，也未开庭审理，自始至终我未见到高级法院一个人影！裁定书由中级法院书记员刘国贞转交，这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八条、《宪法》第125条的规定。 韩爱晶说：1983年3月16判决书下来了，听到判决时我内心愤怒又挺平静，为什么呢？我是忠诚的马 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判我反革命，颠倒是非，对此我非常愤怒！ 但是呢，不管怎么着，我快出去了。判我十五年，我已经坐了十二年多了，再有不到三年我就恢复自由了。 蒯大富无罪释放补发工资的梦被打得粉碎！但再有四年半也可以恢复自由了。总之，重见天日为期不远！ 第四节发配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 蒯大富回忆说： 1984年国庆35周年，邓小平搞阅兵。之后北京监狱突然改善伙食，中午都有三四个菜、一条鱼。在监狱突然改善伙食那不是好事，非死即灾。可不管怎样还得吃呀！这样吃了几天。 有天晚上突然让收拾东西搬迁，也不说去哪里，就让跟他们走。只好把东西一裹，拎着就走了。我上的是吉普车，车上警察说了些化解情绪的话。没戴手铐，没有什么枪毙的迹象。从车窗外面看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什么想法也没有，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邓小平让把我们拉到青海去，包了一节卧铺车厢，五十五个武警押这一节车。上车看到韩爱晶、魏京生和北大孙蓬一。我当时呀是还剩三年就刑满，韩爱晶只剩一年半，魏京生刑期15年，他服刑还不到一半。 火车一直开三四天，到了西宁。在西宁呆了一个礼拜，北京的武警走了。住了几天，一个人一间，后来就把我们押到共和县塘格木劳改农场去了。 到塘格木农场之后，孙蓬一被送到另外分场。把我、韩爱晶和魏京生放在场部“知密队”。这里总共有四个犯人，还有先前就关在这里的许世友的儿子化名徐青。 许世友的儿子是飞行大队长，上校，管二三十架飞机呢。一帮高干子弟呀！他们想偷开飞机跑到台湾去。每天加一升油，还没攒够呢。就被他老婆揭发了，他恨死他老婆了！ 我们四个人，分好几个小院子，我叫一号、魏京生二号、徐青三号、韩爱晶四号。徐青老唱歌，几个院子人隔墙听男高音：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那个时候邓丽君的歌最流行，录音带可以带进来。韩爱晶回忆说： 说得形象，点，我们的小院子像大猪圈、大牛圈那样。四个“吕”子形小院连在一起，有墙隔开，院墙有两米多高。每个院子开一个外门。进门是天井，有20平方左右，可以散步晒太阳，墙角有个尿桶。院内有一小门，进一间大屋，有十几平方，摆两张床，还有桌子、凳子、炉子。 给我们每人配一个劳动号，属于经济生活问题的案犯。劳动号可以出小院子门，负责打水、打饭、送报纸和安全。我们四个，除了上厕所不能出小院。 我们每天看书、看报，学习文化，有时四个人到狱警办公室看电视。不准说话，相见一笑 虽迷离北京，这里的警察政策水平很高，和我们关系处得非常好，有的成为朋友，二十年后还保持联系。 216 ==========第222页========== 关键是信任，从他们言谈可知，他们根本不相信文革时红卫兵头头是反革命，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参加过文革。 有个副队长，儿子考大学，他就带到蒯大富那里，和他讨论填志愿以及复习备考的事。有个干部很上进，读函授大学，他把课本、作业带来和我一起逐节研究。 许世友的儿子徐青猛得很，喝酒、唱歌，无所顾忌！有天早上，打开门正轮流上厕所，他冲进我的院子。我们来青海不久，也不知他是谁。他手一伸说：“韩爱晶同志，你好！”吓我一大跳 热闹事多着呢，在青海服刑就业可以写一本几万字小书。 从1984年底到青海，1986年3月7号出狱，1988年秋天离开青海返回株洲。不到四年，我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是看书、学习。 有人在网上编故事，说我在青海放羊，真名实姓，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农场干部帮我找对象，我如何感激。 这种人真是荒唐无聊，莫名其妙！ 1986年1月5日，是韩爱晶40周岁，离释放还有整60天。蒯大富写了一首诗传给韩爱晶：ー一贺爱晶四十诞辰蹉跎光阴四十载。坎坷历尽逢甘来。 九曲三弯歧路越，万紫千红坦途开。半世观潮未足训， 一生斗浪焉能懈。赢牛莫忘戒白眼，天仙笑口偎君怀， 韩爱晶看后忙给蒯大富传回一首：步原韵谢友人劫后余生四十载，慈母北望盼归来。蔽日峰峦须重越，飞沙屋脊路难开。彩云有心随日去，精卫病坠岂自懈。逢场遇戏我白眼，与民同乐笑开怀！蒯大富说： 韩爱晶1986年3月7日出狱，当年8月找一位18岁的四川姑娘为对象，16日结婚，1987年5月生一个大胖小子。韩多次说：“当五十年政治观潮派！”他习惯用白眼珠瞪女人，训人，让人害怕韩爱晶说他小爱人善良贤惠，但也怕他凶！ 徐青、韩爱晶先后刑满就业，剩下我和魏京生。我和魏京生看电视时能见面。我们两个还打四方球，我两下象棋也说话，只要一谈政治，所有问题都辩论。 当时鳇鱼几毛一斤，现在一百五十块一斤。我们经常请狱警帮助从塘格木镇买回鳇鱼自己做。 我1987年底刑满。就剩魏京生一个。后来1989年政治风波的时候，听说学生扬言要抢魏京生嘛，就把魏京生挪河北监狱去了。 217 ==========第223页========== 第五节胡耀邦关怀重返宁夏铝厂 蒯大富回忆说： 感谢总书记胡耀邦，他直接关心过我两次。 一次在看守所被审查期间，1982年、1983年前后，就在我被关起。来要判我的时候。胡耀邦说：从前我不赞成把蒯大富他们捧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蒯大富他们整得这么狠。 第二次是1986年的时候。胡耀邦到青海视察，他听省委书记汇报工作，谈到我们在青海服刑的事。胡耀邦问蒯大富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他表现很好。胡耀邦说：出来以后给他分配工作。胡耀邦又问魏京生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魏京生有些急躁。胡耀邦说：年轻人嘛。还可以教育嘛？ 胡耀邦的指示在司法系统、在监狱千部中做了传达。我也就知道了。 在我之前，许世友的儿子徐青刑满分到青海农业厅工作。韩爱晶第二个刑满，分在农场管教科，全科除韩爱晶之外都是警官。那我蒯大富前途如何呢？ 我向监狱千部表示，将我强行留场就业是不合法的。甚至扬言逃跑。我提出要么重回宁夏青铜峡铝厂，要么回苏北家乡农村。 早在1982年1月31日，中共中央9号文件中《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 1987年4月5日，清明节，离刑满释放还有半年，此时的蒯大富心情大不一样了。写的诗句已明显有向上之气。请看：清明节 青藏高原朔风寒，清明不明黄沙漫。红日呼啸由南来残冬苟延能几天！ 1987年5月31日，蒯大富通过塘格木农场场部给青海省司法厅、劳改局写了一份关于刑满出狱后的安置问题的报告。 蒯大富在报告中写道： 一、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认为，北京市司法机关1982一1983年办的蒯大富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错案…… 二、…我坚信，即使过100年，蒯大富错案也一定会纠正平反。 三、…我希望在我出狱前和出狱后，司法行政部门不要屈从不正常的压力，不能干出任何违法的事。具体地说： (1)在我出狱后的安置问题上，严格执法，不能节外生枝，将我当作“下等犯人”歧视… (2)…那么在我出狱4年内，不得剥夺我除政治权利以外的一切公民权利。 四、…… (1)我有权要求回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因为我本来是该厂职工…我首先提出这项要求。 (2)我也有权要求回苏北老家农村种地。因为我尚未婚，父母亲都在苏北老家农村。若青铜峡铝厂不接收我，我再提出这项要求。 将我强行留场就业是不合法的。 当然，如果我案获得纠正平反，将我作为国家职工，分配我到任何地方（哪怕是唐古拉山五道梁），我也将愉快服从，并能极为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 五、“政治权利”一词有它严格的法定涵义： 除上述四项权利以外的公民的一切其它权利，均不得划入“政治权利”之内，均不在被剥夺之列。我着重指出以下几项： 218 ==========第224页========== A.人身自由权。B.婚姻权。C.劳动权和获得合法报酬权。D.通信自由权。 我刑满后，上述几项公民权都应和普通公民一样，不得非法施加限制。 1987年9月21日，农场还派车让蒯大富和魏京生去青海湖鸟岛观光！次日回来后，蒯大富又写诗一首： 七律一一记鸟岛游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有关部门开恩，我和魏京生等在服刑中去鸟岛一游。往返572公里，车沿着青海湖南岸长驱一百来公里，远望海心山、白石山，广袤无垠，水天一色，赏心悦目。适逢湖边重镇江西沟召开科普大会，联合国亦有官员参加，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可惜鸟群大部南徙，但尚有大批飞鸟在湖边觅食。我亲尝了一口青海湖水，咸度和高汤差不多。返城中车出故障，竟在无人的鸟岛留宿一夜。玩得尽兴，累得也够呛。遗憾未留下照片。不见白骨无人收。牛羊遍布青海头。影影绰绰倒淌河。熙熙攘攘江西沟。湖光山色争妖娆。雁鸣鸥叫赛歌喉。我爱神州大地美，洗净烦恼忘却愁。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刑满。蒯大富说：实际上我是1970年11月17号被带回清华隔离的。我对法院说是1970年10月底，这样计算就少坐了半个月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批示同意蒯大富要求。 蒯大富从25岁到42岁，失去人身自由17年，又重回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何言以对？何言以对！ 第二十四章娶妻生女谋发展涉足鲁、京、苏 第一节铝厂五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批示同意蒯大富要求之后，根据司法部通知，蒯大富返回了宁夏青铜峡铝厂。宁夏铝厂厂长康义后来告诉蒯大富：胡启立对蒯大富的报告批不大意是：除了平反，别的都可以满足。宁夏省委白立忧书记还对他说过：关于蒯大富的事我们说不了什么，但在生活上可以尽量给予照顾。 蒯大富回忆说： 1987年10月底，我刑满出狱。在塘格木农场呆了三天，“知密队”郭指导员、警官南国民等轮流请吃饭。我弟弟寄了一千多块钱来，我买了两件皮大衣、呢子衣服和中山装。我到韩爱晶的家，看到他娶个十八岁的姑娘，生个大胖小子。他不愿回湖南原单位，说那里大潮湿。他说就在青海生活，人各有志。 我在西宁亲戚家又呆了两天，监狱派了一个干部送我回到宁夏。 十七年啊！1987年11月8号前后，我又回到铝厂，回到了我当年毕业分配的大家庭！先在招待所住着，大家都来看我。 1968年和我同时分配来的有三百多大学生，全国各地来的。他们地位都变了，五个当了厅长，其余也都住工程师楼了，二层小楼。我的工作嘛，还回铸造车间。厂里先分了单身宿舍房给我。 此时我已42岁了，朋友们关心我婚姻问题。当时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很多啊，可热门啦！前前后后有五十多个，排着队都见不过来，多为大龄青年。我重点接触过两个，其中有苏北老家一个，都因为两地分居问题没谈成，我提出结婚以后必须跟我到宁夏。在南京见了一个硕士，她带了一个五岁的男孩。我要她跟我去宁 219 ==========第225页========== 夏，我说会把男孩当看我自己的带，她不答应嘛！ 后来我和罗晓波结婚是有点必然性。罗晓波是北大无线电物理系毕业的，她1978年入学读四年。1982年毕业的，毕业刚刚20岁。 清华学生和北大学生不一样。清华学生的特点是：“求同思维”。在领导思维框架内补充完善，把事情做好。蒋南翔当年就是要培养“听话”、“出活”的学生，因此领导喜欢清华学生。北大学生什么特点呢：“求异思维”。反正和别人不一样，你让这样他偏要那样，罗晓波嫁给我就是这样。 当时罗晓波分配在南京。1988年我到南京看我的老乡。我走后我老乡问罗晓波：“哎！罗小姐，你有对象没有？我给你介绍一个？” “哎呀，谢谢你呀，哪儿的？”“你知道，比较有名气的。”“他是谁嘛？”他说：“是蒯大富。” 罗晓波说：“我在北大听说过。”她又问：“现在在哪儿嘛？” 老乡说：“在宁夏，刚从监狱出来。” 我老乡给我写信，说这儿有个罗小姐。老乡一说情况，我根本就不抱什么希望，比我小17岁，又是北大毕业的，父亲、母亲都是教授。我家里是农村的，自己刚坐牢回来，什么也没有，她犯傻才会嫁给我！ 后来根据老乡的建议我给罗晓波写了封信，我把信寄给我老乡转给她。信中提出很多问题。一个问题，我是坐牢出来的，这是个政治问题，害怕不害怕，害怕呢就此打住。不要将来结婚以后，一吵嘴就说我是坐过牢的，我受不了这个；我这个人啊也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也很可能还会做出什么，害怕就此打住；另外我确实没有钱，出来没有积蓄，嫁给我要准备长时间过穷日子；我已经四十多岁了，结婚后我不打算两地生活；谈恋爱光写信和打电话这不行，要见面。你到我这里来，找第一感觉，见了面再谈。 我把信发出去，根本就没有指望，我想一万个女孩，九个九百九十九个都走了。就是罗晓波一个，过了 一个多月，她回信说五一放假打算到宁夏来看看。如果我们有缘分，是上天注定的；如果说谈不成，那就算到西部地区去旅游一趟 哇！当时我们宁夏的朋友都很高兴。她还真来了。1988年春节，我那个老乡掏了二百块钱给她坐火车。我们厂离车站有一公里，我骑自行车去火车站接她。我手上拿着钥匙挂着很长的绳，暗号嘛！她先看到我了，她说是蒯先生吗？我说是。话也没说，她就往我自行车上一坐，几分钟就到我们厂里了。 热心的朋友们旱已布下天罗地网。那不能让她走了，我的朋友把刚装修的房子让出来，说你们就在这里谈吧！后来吃饭冲凉。晚上八，点开始谈判，谈到十二，点确定结婚。后来她又在宁夏玩了好几天。罗晓波明确表示：“愿意追随这风云人物共走漫漫人生路。” 1988年8月份，在南京举行了一次婚礼。我们在南京呆了十几天；到我家乡再举行一次；到她家昆明又举行一次；回到厂里还举行一次。先后举办四次婚礼。厂里给我们分了一套小三室住房。 旅游结婚到深圳。“414”的一个负责人汲鹏在深圳担任康华公司南方总经理，他设宴款待，热热闹闹。我们在深圳、珠海期间的吃、住、行、玩都感谢他安排。 后来康华总负责人邓朴方问汲鹏接待蒯大富的事。汲鹏说蒯大富坐牢出来能找我们，有胸怀认可我们，咱也应好好接待。 1989年8月10日，老婆生下一女。我甚是喜欢，取名小琼。 蒯大富出狱之时，当年与之势不两立、百日武斗的“414”负责人沈如槐、汲鹏、唐伟、周泉缨等都已在商界、政界处于优越地位。 蒯大富从1987年回厂，在宁夏一呆就是五年，给助理工程师职称，这期间也有经商的尝试。青铜峡铝厂有段时间铝不好销，厂里请蒯大富出马。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3个月，卖了605吨铝，拿回605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 蒯大富说：“各地厂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青铝了。我立刻就可以见 220 ==========第226页========== 到他们的最高领导。说给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行，你买我100吨，那好商量了。” 在宁夏铝厂五年期间，蒯大富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去北京。与昔日好友重逢，蒯大富常以狱中所作诗、词相送，表达挚友深情。 蒯大富到北京与好友李天正重逢，把狱中写的一首诗给天正：长相思 一一入狱一年赠天正不想哭，真想哭， 一片真情遭奇辱，能叫人心服？人情薄，世情薄骨肉同胞常反目，胡乱施桎梏。非手足，胜手足，君待我情盖王屋，重逢品特曲 1979年4月19日于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蒯大富还把狱中写的两首诗送给北京清华校友郑则经。 七律二首 寄则经兼示诸友，与君北京石化总厂一别，已经整整三年了…犹忆燕山促膝谈君之阔论实高见。吾本赤诚酬党恩、，岂知天真被贼算。亡羊正待把牢补，又遭谗口入冤监。遇难更怀战友情，滚滚双泪落襟前！忧国忧民心一片浑浑噩噩我大难。 一波三折人生路。 五光十色政治坛，经磨历劫身犹健，头破血流胆未寒。 一任身与名俱裂， 一息尚存仍登攀！1979年5月19日于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蒯大富在狱中写诗，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肖达。有一首词写给棋友月亭。水调歌头 一一入狱一周年赠月亭出得天门山， 来到半步桥。正为四化大干。 221 ==========第227页========== 焉知又入牢！曾记一见如故。吾汝千杯嫌少。绝域逢知交。 倚窗独思君， 两眼泪滔滔。 忆往事， 如烟梦， 俱忘掉。为民丹心一颗。任尔路途遥。 历史自有公论斩断无穷烦恼， 一笑百年少。 他日重对弈， 看我当头炮！ 肖达1979年9月19日于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注：天门山北京石化总厂（燕山石化总公司）后面的一座山 十年后重见，对奕吟词，月亭也奉和《水调歌头》： 肖君狱中赠词，足见肺腑，无以为报，及破戒提断笔，依调奉和。觅尽天门路， 寻至奈何桥。昨夕笑语未逝，缘何赴楚牢！梦里君颜如故，休言男儿泪少。隔槛望相知， 把酒遥相祝， 胸中语滔滔 佞臣谋， 权奸道， 误英豪。 铮铮骨健， 一任东西南北遥！既捐平生荣辱，岂因功名烦恼？利禄早弃抛 堪叹人生奕。 步步逢卧槽！ 1988年4月月亭于燕山 1991年，蒯大富在北京终于见到了魂牵梦绕的女友刘怡。他把1979年春节在狱中为她填的词献给她。诉衷情一一寄友人几番梦中手拉手， 222 ==========第228页========== 云水洞里走。醒来铁屋如灰！热泪湿枕头。 君情厚， 逼云端， 记心头。 天涯海角， 来世结草， 也把君酬！ 按：云水洞，北京一名胜，房山县境内，洞中笋钟林立，蔚为奇观，我等数次游此 蒯大富说：1993年在北京又见到刘怡，我们同去化工厂看过，那防空洞现在去看还很壮观。还照了相，印象特别深。她到日本去了，在那定居了。 前些年，她到深圳来时又找到我，我们见了面。还有韩爱晶等，大概十来个人吧，一起吃饭。她还说呢，我和老蒯有那么一段情。她在日本看到的是老人世界，暮气沉沉，在深圳看到的是火热的青年人的世界。虽然社会不公，问题和罪恶严重，但中国青年在奋起，到处是拼博和创新的故事，她认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是不可阻挡的！ 第二节和日本记者谈江青 1992年，山东蓬莱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邀请蒯大富去帮他们发展经济。蒯大富到了山东，迈进了人生新阶段。当地乡镇企业有十几个厂子，聘蒯大富担任总工程师，并负责引进项目、引进资金。蒯大富和司家庄也签了合同。刚去就给他们一个小楼居住，工资每月五百元，罗晓波工资每月也五百元。 蒯大富说： 我刚到蓬莱的时候，中央去了两个干部，到司家庄找我们书记，好像宣布了好多规定。 中央干部一走，书记就告诉我了。书记说：“这蒯大富怎么哪？他老婆是北大的。他是清华的，我请他们来帮我发展企业，哪儿违反什么了嘛！他们说蒯大富太年轻了，等到60岁就不管他了。”我当时47岁了，说我太年轻了。到60岁还有十几年呢！ 1992年，山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到蓬莱我们那个村里去。他说：“过几天有个外国记者来采访你，你可别乱说啊。”我说：“你放心，外国人我见多了，不会乱说的。”实际上规定不允许外国人采访我的。 后来两个日本记者跑到山东来了。日本记者一口气问了很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你曾经和江青女士有很多的接触，你对江青女士怎么看？现在全国到处都放《东方红》，你对毛泽东又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初期你们曾经反对过邓小平先生，现在他主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你怎么看？邓小平先生百年之后，中国将会怎么样？”全是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 蒯大富对日本记者说：“先回答你江青女士的问题，江青女士，在我的眼里对我格外地关怀。到什么程度呢？你都难以想象。有一次开会中间，江青到旁边的休息室休息，她就把我叫过去，让我给她汇报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情况。她坐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汇报过程中，她那个护士给她打开头发梳头。非常漂亮的鸟黑的长发。她以前治疗癌症的时候做过化疗，耳朵听力受了影响，头发那么厚，头发一打开遮住耳朵就更听不到了，她就一把拉着我坐到她旁边，贴着她耳朵说话。 “我公正地讲，江青女士，在当时中国八亿人口当中，尤其在女同胞当中，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她的马列水平、她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都很高，哪怕她摹仿毛泽东的书法，完全可以乱真的，更甭说她有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所以说，非如此，我们就不能解释，毛泽东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怎么可能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伟大领袖毛泽东选择的余地非常大，那就说明江青确确实实有过人之处。但是江青有她的缺点，毛泽东主席曾经批评过她，‘缺少自知之明？。在八亿人口的大国中，她确实想当中国的领袖， 223 ==========第229页========== 这与她的德和能还是不相称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后面的悲剧。” 日本人在《每日新闻》上一个字不落地全给发了出来。 第三节北京创业王光美不容偶遇王丹 蒯大富回忆说： 在山东基本上没怎么干，我在那里只有几个月。1993年，我清华师兄王继平在北京市海淀区做一把手书记，也是我们工化系的，非常诚恳地邀请我到北京去。 当时也有朋友规劝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我也不敢去北京，我说北京我反对过的老人多，他们还记得，那很麻烦呢！ 我师兄说：“没关系，我已经向北京市委和安全部打好招呼了。他们答复说蒯大富到北京工作不成问题。但要满足两条。” 我问哪两条？ 他说：“第一条，合法经营；第二条，不干预政治。” 我说这两条肯定没问题。他们说给我买好了房，三室一厅，装修好了。还给一辆桑塔纳轿车，再给一千 五百万的注册资金。让我到北京来干，公司全部给我管。人家是诚心诚意的啊。 我就跑北京去考察，看到全部落实了，家具都配好了。他们还说：“你在山东能用钱买到的东西全扔了，就把你自己的书和衣服，还有人带到北京来就行了。”这样，我不去就有点不识抬举了。 北京市海淀区和我那边司家庄谈判了很久，开始司家庄不肯放。说好不容易引进大富来，还没来得及千事呢。 后来，我带上老婆和孩子去北京了。海淀区委是想让我办中国通讯器材一条街。就在邮电大学旁边啊， 从豁口到北太平庄那一条街啊，卖通讯器材。当时1992年、1993年嘛，那时候中关村已经成形了，那个BB 机都没有普及，就准备把这个搞起来，卖BB机、手机。他们指望我一年给他们挣三千万。所以他们投资很大 的，他们不像那个乡镇企业。如果真让我办起来的话，那就不得了啦。 为什么没有办起来？后来王光美知道这事以后就把我赶走了。 我到北京前后也就一个月多点，很快王光美就知道了。王光美就给北京市长陈希同打电话说：“蒯大富在北京干这么大的公司，对我们这些老同志是不是有刺激啊？” 这一刺激不要紧，陈希同还买账嘛，后来就下一道指示：蒯大富的公司不能注册。 过两天，陈希同又下达第二道指示：把蒯大富请出北京。那他们就没办法再包容我了。这种状况用北京话来讲叫“做蜡”，什么意思呢？做蜡就是蜡烛化掉了，化了之后你就很难受的嘛，这样我说不清楚啦。自己干的事情，你把我请了来，你又要我走，这就是很难办的一件事嘛。 当时我也很受刺激。我当时就对继平说：“继平，我知道的，你也不要保我，你也保不住我。” 他还真去北京市找市委组织部长，还找到他们的一个副秘书长。答复说上面这么定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说全国三十个省市，不知道有几百万人在北京，从总经理、董事长到打工仔，怎么我蒯大富就不能呆？我说我不走，不让我当总经理我不当了。我去洗车去，或者修鞋去，他们不能为难我了吧。我打个蒯大富修车、蒯大富擦鞋的牌子，我一天挣三百块钱不在话下。 当时正第一次申办奥运，要造一个祥和的气氛，也不愿把这事弄大，他们也真怕我闹，他们就怕影响。其实我也不想闹也不敢闹。 申奥完了以后，陈希同又下了指示了：客客气气把蒯大富请出北京。我说客客气气是什么意思啊？有人说不打不骂，敲一笔钱罗！ 我说我不要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我当个体户。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啊，老总和他太太又用车把我们送回山东。十几个小伙子，开着个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往纸箱里一塞。我们把门 224 ==========第230页========== 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我太太和女儿她们没走，就一直留在北京。罗晓波在北京上班的那家公司就经常有公安局去骚扰，让他们把罗晓波赶走，罗晓波一直坚持没走，一直在那里工作两年多时间。我女儿在北京上六一幼儿园。也是朋友帮忙，幼儿园园长是我朋友的学生。 罗晓波说：“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就感觉到处有人和你为难，但真不知道那是谁。” 女儿在北京上完幼儿园以后就上小学。1995年罗晓波到珠海工作。女儿被送去昆明的外婆家，继续上小学。这是后话。 谈到北京，随便提起一个人，都有新闻旧事，感慨万端。蒯大富说到段永基、万润南和刘涛： 北京上层的态度从另外方面也有感觉。当时段永基接替万润南担任四通公司总裁，后来他又任中关村负责人。 段永基文革时当过我的秘书。贾春旺时任公安部长，他也是清华的。他叮嘱段永基注意：外不要联系万润南，内不要联系蒯大富。 在段永基之前，四通公司总裁是万润南。1969年，万润南在刘少奇女儿刘涛处境孤独、渴望感情的时候，和刘涛在上海结婚。也是热闹非凡，很快就离婚了。后来万润南又找了李昌的女儿李玉。1989年六四风波，通缉他们，万润南离境外走。听说前些年和国内有谈判，他要回国，有人替他问贾春旺，回答说不存在什么问题呀。实际上要回来是有条件的，要表态，要有一个说法，还要有行动。什么意思呢？承认自己错了，表示不会再犯，还要检举揭发谁谁干什么事。那意思是低头归顺啊！万润南弟弟在深圳谈及诸事信心不足。不过万润南老婆李玉可以往返中美等地。 我和刘涛后来没见过了，她有个同班同学在深圳，把她的电话号给我。我打电话给她，我说：“刘涛，你猜猜我是谁？” 她猜了半天也猜不出来，她做梦也想不到我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她说：“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王光美不认刘涛，因为刘涛当时揭发刘少奇、王光美嘛。另外她还偷越国境想跑到缅甸去，被逮回来了，不过后来又放了。她就一个人呆在北京，儿子到美国去了。身体还好。 说到万润南，自然说到1989年6月4日天安门流血事件，谈到学生领袖王丹等人。蒯大富说： 1993年在北京我还偶遇王丹。就在北京市领导要赶我走的时候。我和王丹说：“1989年6月4号我正在北京，我的一个朋友家就在中南海南面。6月4号那天，我穿着短裤，拿一个扇子，我就站在那个街边，看到很多人啊，前面学生啦、市民啦，我看到这种场面确实激动啊！因为我们当年就这么干的嘛！” 我就问王丹：“当时我在天安门，假设我支持你们，你们会不会欢迎我？” 王丹说：“你千万别支持我们，我最怕岁数大的来支持我们那！假如你们支持我们，等于我们有后台。那 四人帮就和我们混在一起了。你们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是笨蛋！当时四人帮那么明显地破坏国家，你们看不出来，跟着跑，不是笨蛋嘛！你们千了那么多坏事，不是坏蛋嘛，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始终不是好人。” 1993年，我还去参加了王丹的生日活动，后来他很快就被赶走了。1989年6月4号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赵紫阳了不起，他是唯一不做检查的中共一把手。他5月19号到天安门去与学生谈话，当时温家宝去了嘛！后来给他扣了帽子，什么分裂？实际上反映他们心虚嘛，反映他们没能力。 韩爱晶说：我认为，当时只要以党中央名义发文件，一级一级做工作，动员学生民众撤离天安门，各机关坐下来讨论，党组织有办法让事情先缓下来。哪里用得着动用军队！真是又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我当时在湖南，想写信动学生们回学校，适可而止。 虽然有许多当年参加文化革命的积极分子又投身六四，但蒯大富只做旁观者。 有人评论说：为什么1989年北京发生重大政治动荡。主要因为物价改革闯关把老百姓口袋里一点可怜的积蓄变得价值缩水，而特权人物利用价格双轨制搞“官倒”大发横财。民众发现有人利用改革培育出了贪婪的利益集团。学生青年借胡耀邦之死向中央发难，打出“反官倒”、“要民主”的旗号。而政府既缺乏认错改错的诚意，也缺乏惩治“官倒”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事情越闹越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中央把广大学生“反官倒”、“要民主”的行动定性为“动乱”。学生绝食抗议，百万市民和文化界、新闻界、机 225 ==========第231页========== 关干部及外地人员强烈游行支持。双方失控，学生甚至荒唐地在天安广场竖起“自由女神”像，严家其等一批知识精英公开发宣言表示在中国不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暴露了他们险恶的政治主张。政府宣布派军队戒严，中华民族出现重大危机。双方利令智昏，低水平运作，本来可以避免的惨痛的流血悲剧发生在长安街。 “六四事件”，坦克车开上长安街。一些善良的市民担心广场学生受到伤害，就自发聚集在通往天安门的路口，阻止军队前进。而只能执行命令的军队必须在规定时间到达天安门广场。一边是民意，另一边是军令，全副武装的人民子弟兵竟向强力阻挡他们前进的人民开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被弄脏了！历史留下惨痛的、肮脏的、可耻的、无法挽回的一页。 第四节戚本禹约去常州省委下令把蒯大富赶出江苏 蒯大富很无奈地叙述： 北京不让我呆，我就又回了山东。山东司家庄说任何时候回来都欢迎，房子还一直给保存着呢。我到司家庄实际也没法干了。正好，戚本禹给我写了封信来，他从上海写给我的。我就借春节假期到了上海。戚本禹把我介绍给常州的一家公司，叫亚太集团什么开发公司。后来我就到那里去了。戚本禹是集团下属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在上海我和戚本禹还到了朱成昭那里。朱成昭豪情不减，戏言应当起草一个新的宣言。 春节时我们租船到定海，然后到普陀山。我和公司的老板到普陀山烧头香。烧头香是一万块钱，实际上就是做一个法事。大年初一早上，不到零点的时候大家都跑去，所有的人都跪在那个大殿里。然后和尚念经，念什么我们也听不懂，后来我才知道，朱镕基那个时候也去了。我们住在那个法雨寺。法雨寺的那个主持啊是个老头子，也是江苏人。我给了他一张名片，他一看蒯大富，他也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法雨寺主持（相当于副处级)。这就是中国官本位思想，都遁入空门了，不是四大皆空了吗？在普陀山住了三天。吃了 三天素，哇！三天没吃肉，特想吃肉。一出普陀山，我第一顿饭就全点的肉。 在普陀山的活动场面，我拜和尚的那些场面都被人悄悄录像了。我回司家庄的时候他们都给我看了，说：“你看，你搞什么活动。人家都给你有记录的，应该是国家安全部的，肯定在监控之中。” 戚本禹和我在常州时间很短。给我工程师待遇，工资一千五。在当时还算是比较高的了。当时常州的市长啊是清华校友曹锦程，他知道我去了，就到我们公司去视察。我当时正在搞太阳能工程，准备从美国引进 一套项目，在当时转换电能系数为国内最先进。正准备上此项目，突然江苏省委给常州市来电话，要常州市委常委全部赶到南京去，下令：把蒯大富请出江苏！还不是请出常州。 当时亚太集团老总王子木说：“快走！你给我出差到北京去。我让你常驻北京。”后来我就真买了张飞机票，马上就去北京了。 蒯大富服刑已满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己过。1991年11月恢复公民权。他也没去参与政治，从商谋生。到北京王光美要北京市长下令把蒯大富请出北京；到常州则江苏省委下令把蒯大富请出江苏。莫非要把他轰到台湾、轰到大海里去？中国离法制社会还有多远？！ 第二十五章深圳致富和“蒯大富现象” 第一节纽约市立大学邀请未能成行 中国俗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 蒯大富回忆说：正在这时候，深圳市的美国速达公司老板刘吉祥给我打电话和写信，让我到那个美国公司打工。他也是我清华校友。 226 ==========第232页========== 1993年，他邀请我说：“你来，我给你买飞机票，你能千就千，不能千我马上买飞机票让你走。” 当时我并不想来深圳，因为太晚了，地盘都被人占了。后来我到深圳一看，还行。搞家庭影院，搞音响灯光。 这样我到了速达公司。，他们聘我担任第一副总裁，负责市场开拓，工资每月三千啦，另外根据销售业绩领取百分之一提成。 我明白自己的处境，以往波折太多。到了深圳，要躲避港澳及境外记者，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戴明”，缩小目标以免干扰。 罗晓波1995年到珠海，1996年也过来了。女儿又过了两年才来，三年功夫团聚在深圳。我们一家人尽量避免是非，小区业主委员会发起维权，叫了我们几次，我们都坚决回避，不愿介入群体事件。 据说清华毕业生在深圳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李子彬还担任过深圳市长。为做工程，我就上门拜访清华校友，大多数很给面子。到1998年底，四年半做成九千万的生意！提成百分之一也不少呢！速达公司给我一套香蜜湖的房子，价值四十万，还给了我二十六万元现金，还差我十几万没给。那个时候有了第一套房子。 1996年文化革命四十周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校长给蒯大富发来一封信，邀请他到美国参加一个文革研讨会，并就刘少奇问题做专题发言。他们承担来回机票，会议期间食宿、医疗、保险等费用支出。 蒯大富说：我去不去呢？本来深圳市公安局定期约我吃早茶，或者是吃晚饭，文明监控。我就把邀请函的事，给深圳市公安局报告了，我说想去。过了两三天，副处长武华找我谈话，体现这些公安干部的水平大大提高。她很友善地说：“你比我们都大，我把你当成大哥，什么事都好商量。这次美国叫你去参加什么研讨会，要去四十多人，基本上都在北京，深圳就你这一个。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我们不应该拦你，你要去我们也拦不住你。但是呢，从朋友的角度建议你不要去。我们国家对一些人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危险分子。这种人不归我们管，归国安部门管，二十四小时跟踪监控；还有一类，称敏感分子。你呢，就属于敏感分子。为什么你来深圳第一天，我们就请你吃早茶，用这种方法关心你。如果你到美国去，你又不好不讲话，讲话讲到什么度呢？这就难了。如果讲话讲过头了，回国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我们就把你交到国安部门了，也有可能你就回不来了。你上有老下有小，瞎起什么哄呢！你都已经老了，孩子还那么小，所以说我建议你不要去了，别自找麻烦了。蒯大富你肯定希望中国安定。” 她讲得很自信，后来我就没去。我当时夸奖她的水平和能力。我说我最希望国家安定，我自己和国家是什么关系？我爷爷是新四军，是陈毅部下，我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我上清华都是共产党领导下才能上的。不管于公于私，再怎么都希望共产党好哇。我做公司要往全国各地发货，如果国家动乱了，发货也就不安全了。 第二节影视明星遇到蒯大富 人的好奇心和神秘感是相对的，名人也是相对的。 有一次又在餐桌边闲聊。蒯大富说：“我老婆单位搞开幕典礼活动，我看到他们老板请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出席，场面搞得很大。” 蒯大富哪里想到，在他议论陈鲁豫之时，陈鲁豫正在找蒯大富，想让他做第一期《鲁豫有约》节目，当时陈鲁豫也在找张玉凤。 后来，陈鲁豫在书中写了一大段： 我无法把眼前这个温和的人和蒯大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革命、造反、激情联系在一起。 麦当娜拍过一部不知所云的电影“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迫不及待找苏珊)，除了片名，一无是处，Desperately其实我更想翻成气急败坏，像极了我寻找蒯大富的心情，所以拿来一用… Will Smith未成名时，拍过“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六度空间)。影片中的一段话让我颇受震动：“你想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中间环节不会超过6个人。” 227 ==========第233页========== 看这部电影时，克林顿正因为莱温斯基事件而焦头烂额，我很想采访他。记得我当时坐在沙发上算了算，如果要找克林顿，从外交部或大使馆入手，中间顶多也就6个人，那样一想让我兴奋不已。 我知道我能找到蒯大富，果然，同事阿忆表示和蒯相识，可以代为联络。我大喜，再一次印证六度空间理论。 一天。阿忆神秘兮兮地问我，是否曾在深圳出席过一个网络公司的开幕典礼。我想了又想，隐约有记忆。阿忆才说，蒯的太太就在那间公司。蒯本人当时也在现场，还充当摄影师为我和他太大拍了不少照片。我一听，少不了一阵感慨，又再逼阿忆，要蒯答应上节目。 11月15日，凤凰在深圳举办演示会，演示会现场，我已打扮完毕，穿着曳地长裙正走向后台。阿忆拦住我，说刚和蒯通过电话，蒯要在深圳和我见一面。由于我当晚必须赶回香港，于是再逼阿忆打电话。让蒯过来。阿忆拨通电话，一边和他寒暄，一边抽空对我说：“他不过来，你和他说吧！”我接过电话，自报了家 门，再请蒯来参加演示会，蒯答应了。 一小时后，蒯到了。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微胖，戴大框眼镜，脸上有着谦和的笑容。我无法把眼前这个温和的人和蒯大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革命、造反、激情联系在一起。蒯带来几本旧相册。里面有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照片上的蒯瘦削、意气风发，我觉得自己是在翻看当年的《人民画报》。演示会要开始了，周围乱哄哄的。我对蒯说：“上我的节目吧！” 他犹豫着：“我现在开着一家公司，每年交不少的税，我很怕受到关注。”时间紧迫，我和蒯相约再通电话详谈。 几天后，我在北京，蒯打来长途，语气诚恳，但态度坚定：“再等等吧！” 我是个执着的人，面对蒯，我却无法执着。那次通话，时间挺长，最后我说：“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告诉我！” 2002年1月5日，我在北京华彬大厦参加中央电视台《旋转舞台》新年音乐会的录制工作。晚会现场， 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鲁豫，我一定要和你打个招呼，我就是你一直在找的张玉凤。”张玉凤已年过半百，但气质高贵，美丽依旧。我看人就信直觉，匆匆一面已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她。“谢谢你们还记得我。”她语调温柔，让人如沐春风。 “玉凤大姐，我的节目随时等着你。”我握着她的手，由衷地说。 寻找蒯大富和张玉凤的过程，我是迫不及待的。而等待他们，我却是耐心的。我知道，等待也许是漫长的。 蒯大富的影集里有若干照片是和凤凰卫视主持人的合影。就是在陈鲁豫文章中写的2001年11月15日。凤凰在深圳举办演示会，阿忆和陈鲁豫把蒯大富请到演示会现场。蒯大富和刘长乐以及主持人一个一个合影留念。 吴小莉、窦文涛、陈鲁豫、陈晓楠、董嘉耀、胡一虎… 2005年深圳举办中国电影五十周年活动。电影《英雄儿女》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邀蒯大富来到聚会厅。刘世龙大声宣布：“我给各位请来一个嘉宾：毛主席的红卫兵司令蒯大富同志！” 话音一落，明星大腕们热情地聚来，和蒯大富握手照相、话当年。文革岁月中这些老明星历尽苦难辛酸，如今重新登场。但他们对当年造反、叱咤风云的蒯大富仍然亲善友好。多么善良的中国人！有谢晋、葛优父子、张金玲、杨再葆… 第三节重逢孟锦云，出国旅游 蒯大富回忆说： 大概2000年，我在北京又见到孟锦云！一别三十六年！天翻地覆好几回了！ 1966年，文化革命发动阶段，我们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院校、文工团的造反派串联在一起，他们寻求我们的支持。比如在空政文工团，我们支持空政红旗。当时孟锦云的哥哥是空政红 228 ==========第234页========== 旗的，孟锦云是对立派。简单地说她哥哥空政红旗造吴法宪的反，孟锦云参加的对立派保吴法宪。我认识她是1967年的1月份，我们支持空政红旗的时候已经把吴法宪他们快打垮了。 保吴法宪的这一派有些文工团女兵曾去中南海参加过舞会，她们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有人布置她们，了解毛泽东饮食生活细节回来汇报。对革命领袖无限忠诚的孟锦云把这件事告诉了参加空政红旗的哥哥。小孟的哥哥听了她讲的情况，敏感地认为：这种做法，不是想通过小将们探听主席的情况、了解主席的动向吗？这是严重问题，必须向上级、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 于是，根据小孟讲的情况，她哥哥写成材料交给我，要我转给江青。当时，他们认为转给了江青，就是转给了毛主席。 我在开会时把这封信交给了江青，但万万没想到，江青简单从事，她竟让这份材料落到了叶群手中。叶群可有心计了，叶群赶紧采取措施，小孟的哥哥被带走，实行群众专政，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来又逮捕了孟锦云。孟锦云被抓之前跑到清华，在二号楼躲了一个时间。后来林彪、叶群叛逃摔死在蒙古，吴法宪被关起来了。 孟锦云大概被关了五年才结束监狱劳改生活。她又通过文工团女友去找毛主席要求平反。毛主席就当场决定把她留在身边，让她和张玉凤一起照顾自己。她在主席身边工作，一直到主席去世 三十六年，蒯大富和孟锦云在北京又见面了！ 蒯大富在速达公司得到刘吉祥很大帮助，从他那里学到经营企业、承包工程的经验，他自己也为速达公司带来极丰厚的利润。 后来速达公司遇到法律纠纷，公司总工程师谢文明和蒯大富先后离开速达。他们两人合伙注册成立深圳市特实声影音灯光技术有限公司，谢文明出资金出技术，蒯大富负责市场开拓，给蒯大富相当的股份。从此，蒯大富的人生进入了更高层次：当了老板，成为资产阶级一员。 蒯大富说： 谢文明出全资。我就出蒯大富。我们把速达公司很多人都带出来了。我又有工资又有分红。工资是每个月几千块钱，分红很大的。我去揽工程，凭我的关系和朋友。 原来国土局李局长是清华的。公司初创我去揽一个工程。八十五万多，请他关照。我说预付款给打多点儿，他问打多少？百分之七十行不？ 我说行，一下就进六十五万！后来又挣了几十万。公司就起步了。 人要发财，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要勤奋，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是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第三靠运气，再勤奋聪明，运气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可能没问题，毕竞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学嘛，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蒯大富在岁数大的人里知名度很高，不同的人见蒯大富有不同的兴趣，再说为了揽工程、拓展业务也必须向重要人物求助。他非常适应深圳、港澳这种开放城市的生活。灯红酒绿，如鱼得水！ 新老朋友来自天南地北，酒桌相见。蒯大富会客模式如下：1、互送名片。久仰！久仰！即席叙谈。 2、看照片。蒯大富随身带两三本旧影集，还同时带上近期新影集。当场请朋友们欣赏。各位传阅，引来赞叹，哇！蒯大富当年在天安门上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江青合影！虽为黑白照片，也属稀罕！ 3、点菜吃喝。蒯大富认为想吃啥就吃啥，需要即合理！ 4、杂议天下。相册中有当年女友青春倩影，是他引为自豪的话题。5、赞靓女。如果席间有女客人，蒯大富慷慨赞美：啊，好靓！ 6、说段子。蒯大富是段子高手，每每赢得听者或大笑或赞美，让他颇为得意。一次正说段子，法国打来长途，出国的朋友正在复述从蒯大富这里学到的段子，有两句记不清了，国际长途即时咨询。这头当场解答，法国那边开心致谢。 7、介绍做过的样板工程：A一一B一一C,质量上乘，请多关照。有时席间就有眉目，或者放出长线。 229 ==========第235页========== 8、酒足情暖，合影留念。9、告别。 蒯大富的相册和碟片里，留存他奇特的人生经历。办公桌上，堆着几十本相册，抽屉里的名片是一沓又沓，通讯本里更是密密麻麻。有时酒桌重逢，蒯大富未必能分得清谁是谁！文革蒯大富已经成为总经理蒯大富。他有时标榜自己乃性情中人。笔者迷惘，这个时髦的“性情中人”是什么意思呢？ 拆词解字，略有所悟：性，食色性也，要吃要喝要女人；情，喜怒哀乐恨惧，显露于外，不必含蓄矣。性情中人，即个人主义者。面对当今中国，世人多以私利马上，今朝有酒今朝醉，无视世事罪孽多。蒯大富在特宝声公司前后总共经营十年，凭技术精湛，在深圳做了很多重要工程：竹子林招银大厦700万的单，体育馆庆祝特区成立二十周年，江泽民来发表讲话时使用的音响系统，还有税务局、国土大厦等，都有蒯大富公司做的业务。 蒯大富，中产阶级，小康人家，安居乐业，蒯大富估算自己在深圳经商十五年多，平均每天挣一千元。华侨城的新房子就是做了市国土局四百多万的生意之后赚钱买的。香蜜湖的旧房子要改建，还会有较大增值：岗厦的商住物业虽不大也是增值的。女儿大学毕业工作不成问题；太大身体好，旅游兴致高。足迹所至，国内数省，海外数国。 旅游乃人性之需，蒯大富也要出国看看。他说：“我户口还在山东蓬莱，挂在蓬莱市教育中心。我老婆孩子户口都过来了。2004年我才办护照，去了新马泰，清华同学请我去玩玩。” 申请出国要走程序。 证明 我公司总经理蒯大富先生在一九九八年六月至一九九九年八月期间，没有参加法轮功邪教组织及活动。 特此证明 深圳市特宝声影音灯光技术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属实。 彩虹责任区李惠生 2003.5.26 情况属实。 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大印） 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的证明 山东省蓬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 蒯大富（男，1945年9月13日出生，原籍江苏滨海市）自1994年起在我辖区工作生活，期间我所未发现其有从事违法犯罪的记录。 特此证明 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大印） 新马泰归来，蒯大富相册中多了泰国变性人妖，酒桌上有了新话题：与人妖合照一张多少钱，身上摸摸多少钱。 第四节六十寿大宴宾客 2005年9月13日，蒯大富六十周岁。以场面为荣的蒯大富在岗厦福建大厦酒楼摆席几十桌。宾客捧场，高调庆生。座中有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和韩爱晶等文革人物，还有文革中被蒯大富认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深圳大学首任校长罗征启，还有廖承志的亲属，贾春旺的侄子亲属，深圳市原市委宣传部部长扬广惠，原大亚湾核电站党委书记姚耕陶、女企业家朱亚平… 230 ==========第236页========== 宾朋满座，色彩迥异，是“蒯大富现象”的典型写照，绝妙地展示着蒯大富的身份与风格，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多样性。 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 “上联：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下联：二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当年死对头，414理论家周泉缨诵读自备的祝词： 我作为文革中老蒯的死对头和今天老蒯的朋友，能够为老蒯祝寿感到很高兴。文革中对立的两派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成为朋友…如果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永远念念不忘相互之间的历史仇恨，始终没完没了地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重大挫折之后，永远在痛苦和冤屈之中不能自拔，那么这个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 蒯大富高声宣告：中央有关部门1993年说过，蒯大富六十岁我们就不管他了。十二年过去了，今天我蒯大富六十岁啦，可以解放了！ 欢庆之后，录制光碟。现代科技存储了社会变迁与民族奥妙。 罗征启、周泉缨参加蒯大富六十酒宴也是“蒯大现象”的一个特殊亮点。对于蒯大富来说，要的是热闹、风光！ 文革时，蒯大富把罗征启定为一号反革命，几十年后走到一起，蒯大富说： 罗征启从清华大学调来深圳，亲手创办深圳大学并做第一任校长，规划设计，破土动工，去北京找上层支持，功不可没！可是现在深圳大搞周年校庆时几乎不提罗征启，这是极不公平的。 1989年六四风波的时候，罗征启作为深圳大学校长，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并带头签字，以深圳大学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学生运动。此信被港、台和日本等媒体转载，影响很大。他直言要邓小平下台！事后整肃，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荒唐到被开除了深圳户口。然后和他夫人梁教授创办深圳市清华建筑设计院，现在自己买了楼，也成了知识资本家。 罗校长对我说：蒯大富，你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 罗校长夫人粱教授还说：再搞文化大革命和蒯大富一起造反，就是要彻底砸烂旧清华！至于周泉缨，当年声言参加414就是为了搞垮蒯大富！后来，周泉缨在《我心中的文革》一书中写道： “这种严酷的现实使我非常痛苦，我在成安的十多年中经常想，历史的发展趋势似乎在证明蒯大富对共产党的总估计是正确的，而我们‘四派’似乎估计得过分乐观。看来基层的实际情况证明，对共产党来说要不变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老百姓不断造反，不断搞大翻个儿，即不断地改朝换代，否则共产党要不变是难上加难。” 正如徐海亮先生所言： 清华两派学生热衷于中共上层政治斗争和运作，对北京以外的文革运动所暴露的更广泛的实际问题，感触不够、理解不深。对共和国砥柱的军人和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想什么、要什么，不甚了了。作为“四一 四派”“理论家”的周泉缨，几乎也是“井冈山”上的一位“癫僧”，他在书写《我心中的文革》前夕，我们讨论对文革的认识，谈到他从部队农场（河北沙城）到地方一一河北成安以后，才看到基层的社会，他怀疑是否“蒯派”对中国社会对中共的基本估计反而对了…周后来的表现和他的实际思想冲突以及他自己承认，他几乎比人所共知的蒯大富还要“蒯大富”！我是赞扬他的坦率和真情，他终于明白在清华的“精英文革”表现外，还有更广更深的中国文革，在理性和疯狂的追求之外，也有一个现实的中国。 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周泉缨与蒯大富和解了，与沈如槐关系却紧张了。2010年9月28日蒯大富说： 2009年清华校庆，我正和沈如槐、陈育延、张云辉等说话，周泉缨走过来和各位握手。沈如槐当场拒绝，声言：恩断义绝！ 2010年9月23日，清华校友十几人在深圳一酒店聚餐，我和沈如槐等人先到，沈如槐听说唐伟告知周 231 ==========第237页========== 泉缨，约他从广州赶来。沈如槐即席要走，大家相劝挽留。唐伟、周泉缨来了，又与各位握手，沈如槐同样拒绝，声言：恩断义绝！ 蒯大富说： 花甲之年，女儿才18岁。我叫大富，女儿名字叫小琼，有人问她：“小琼，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我女儿回答：“我知道，我爸爸当年跟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 女儿的培养教育是家庭重中之重，为了让女儿进好学校读书，硬指标是住房和当地户口。 我早在华侨城湖滨花园买了房子。这个位置好得不得了，北边是生态公园，有小学、中学，还有大学。从阳台看南边那就是海，海那边就是香港。风景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 进户口要政治条件，罗晓波是北大本科生，在深圳有工作单位。本可办理户口调动，却遇到了麻烦，因为罗晓波配偶是蒯大富，申请迁深遭拒。有房有工作有文凭，想办户口就不行。 中国文化传统有变通之术，实在没招只好变通！和罗晓波办理协议离婚。罗晓波再去中请，不出几个月户口调进深圳，顺理成章女儿也随迁落户。女儿读书步入坦途。 蒯大富多次谈到： 自己在深圳工作生活十几年了，户口只能挂在蓬莱。在深圳办公司，年交税十万以上，有一年交三十万、 四十万。但因为是蒯大富，户口就难办 笔者说个公道话：户口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复杂课题，它关系中国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中国社会结构和治安管理。关系中国人的等级尊严。深圳公安局也是打工的，深圳对蒯大富算讲理的。想想当年蒯大富先被请出北京市，又被赶出江苏省。深圳收留了蒯大富，没把他逼到绝路上去。更何况社会政治变化也要有个过程。 2009年6月16日，水到渠成。深圳市公安局按照随迁政策，允许蒯大富把户口落到深圳，同时为他办了赴港证和护照。蒯大富对深圳公安局是理解的也是感激的。 第五节办社保深圳市长施援手 蒯大富经历与众不同，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自有特色。新旧朋友遍天下，经商应酬更难免，吃饭喝酒习以为常。家人至亲劝他无效，还谬论以对：人想吃什么说明身体需要什么；人的寿命主要由基因决定；生命在于静止，千年王八万年龟。 上班无事跟电脑下棋，下班回家看肥皂剧。还说邓小平又抽烟又喝酒活93岁，毛泽东只抽烟不喝酒活83岁吗，周总理不抽烟只喝酒活78岁。 陋习成疾，2007年1月30日，蒯大富闹出轻度脑血栓。严重时手臂微抖，之后几次住院治疗。2009年与清华校友驱车去西北自驾游，壶口病倒，扫兴而归！ 特宝声公司因他的健康状况宣告结业。蒯大富分得黄金地段岗厦写字楼约一百平方，本田车一台，现金及部分工程尾款。 总经理蒯大富和董事长谢文明清产之后，公司部分员工奋起组建了深圳市睿诚电声公司，又聘蒯大富为顾问式总经理。 网上可见蒯大富为睿诚电声项目总负责人，高级工程师，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来一直从事音响、灯光、视频系统工程等方面的工作，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信誉卓著。 蒯大富的名字还在闪光，白天还常去公司发挥余热，能做多少是多少。有时在家里熬熬中药，定期去做瑜伽，也时常下楼散步，不再辜负华侨城绿树斜坡。 蒯大富明白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蒯大富说：“完全不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某些领导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命运。” 蒯大富说： 2007年夏，女儿考取中国传媒大学。暑假期间，一家三口去宁夏、青海两地作怀旧之旅。在宁夏青铜峡， 232 ==========第238页========== 总工会主席是从铝厂出去的，摆了三桌，三只烤全羊。工会主席看着小琼说：你们还记得当年接生的胡大夫吗？现在的厂长都是我们当年的徒弟，下一代都起来了，厂里每年四十个亿的产值。 到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警官朋友们已调往别的单位。 2010年5月5日，65岁的蒯大富去江苏吴县寻根，受到蒯氏家族盛情款待。“热烈欢迎蒯大富先生寻祖回乡”的红布横幅显示血浓于水。 笔者查证：江苏一带蒯姓，以蒯祥为祖先。蒯祥(1397一1481年)字廷瑞，江苏吴县人，是北京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有一手绝技：能双手握笔，同时画出两条龙，合拢一起，分毫不差。承天门（后改称天安门)的主要设计图样出自他手。代宗景泰年间他因功擢升为工部左侍郎。 宪宗成化元年，重修承天门，仍由他设计和主持施工，宪宗召见时，昵称他为“蒯鲁班”。蒯祥虽任高官，不改工匠本色，恭谨俭朴一如其旧，从不乘车坐轿，年岁大了主动退隐。遇有重大工程，常亲临指导，传授技艺不遗余力，可谓品格高尚。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在北京住过的胡同命名为“蒯侍郎胡同”，为营造业工匠聚会之所 蒯鲁班园位于江苏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渔帆村，为纪念蒯祥而建。蒯大富参拜蒯侍郎墓，游览蒯鲁班园，看到吴县人民政府立的蒯祥墓碑。 根在吴县，但眼下生活、养老，还得在深圳，蒯大富尤其感激新来的深圳市长王荣。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蒯大富社保办理也颇为曲折独特。辗转宁夏、山东、江苏，即使1994年到深圳安定下来，交社保到2005年也不够15年。何况做工程时，那钞票大把地进口袋，得意的蒯大富也看不上那点退休金。 有人说，社保制度是专门刁难流动外来工的，趁他们精力充沛时让他们猛干，然后踢回家乡。 蒯大富既是总经理也是外来工。公司停业后，要看病要养老，虽有几百万房产，每月租金万元，但现金流并不如意。这时才发现社保还真有用。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不然不是蒯大富！ 蒯大富相信管他事的公安局，办社保也找公安局！他给公安局写了一份请求协调办理社保的报告。尊敬的深圳市公安局领导：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今年上半年为我的户口落户深圳所做的工作，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及帮助，感谢你们在我及我的家人办理各种调动、迁移手续时给予的协助。 今天再次麻烦你们，是要请你们帮忙与深圳社保局协调，请他们特批，将我视为退休前调入深圳的普通千部，为我办理相关补交《深圳市社会保险》保费手续。 我与社保相关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我来深圳工作的第一个月1994年6月就参加了《深圳市社会保险》，社保卡电脑号：1640665。我工作的公司按月为我缴纳保费4年至1998年6月。我更换工作到新公司后，行政人员为我办理缴费时，社保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要交费了，因为快到退休年龄了。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缴纳保费。 二、我在深圳工作、生活15年。每年办理暂住证，遵纪守法。我主持工作的2家公司为深圳上交税数百万元，为深圳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1997年就已在市区购置商品房，居有定所。 三、在这15年里，我一直希望也在积极申请办理调动工作、户口迁移深圳的手续。但因为历史原因，一直没有实现。同样的原因，内地社保部门以我户口、工作不在当地为由，拒接我在当地参保。 四、我是196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国家正式分配工作的国家千部。后来的工作变换，即便是服刑期间，我都是按国家规定的相关调动手续办理的，目前人事档案存放在山东蓬莱人才交流中心。 五、2007年我2次中风（脑梗塞)住院，幸亏抢救及时得以延续生命。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记忆力、动作协调性明显下降，可谓年老体衰，重病缠身。去年5月，我任职总经理的公司也已关闭，从此无收入。我的独生女儿蒯晓琼目前20周岁，还是一个大二学生。前妻罗晓波年近退休年龄，工作能力大不如从前，目前找工作已有困难。我现在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前妻及亲朋接济。今年5月我第三次中风住院，医疗费全靠同学、朋友资助。 我虽然因大学期间参加文革被判反革命罪获刑17年。但我依然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政府，更相信这 233 ==========第239页========== 个和谐社会让我老有所依。我们已经咨询退，我的情况符合参加深圳市《深圳市社会保险》的相关规定。现特提出申请，请你们协调有关部门为我办理社保相关手续。请帮忙为盼。 蒯大富 2009-8-14 蒯大富以深圳居民身份去补办社保。社保局局长管林根对他深表同情，答应他补交补办。蒯大富又感激又高兴，细心准备好相关资料，拿着局长签字去大厅补交，竟遭到大厅工作人员否决。理由很简单：深圳此种情况还有相当人数，如果给蒯大富补办，涉及面太宽。 2009年12月5日，遇挫的蒯大富又去找管林根局长，因为前不久发生有人进办公室用铁锤重击工作人员的事，社保局加强安全措施，蒯大富在楼梯里进不了局长办公室。懊恼的他用手机给局长发去讥讽的短信：这才理解为什么有人用铁锤砸工作人员。 第二天管局长和两个处长约见蒯大富，说确实不好办。 笔者认为社保局管局长对蒯大富够意思的了，若不是蒯大富三个字起作用，连这种遇挫的特殊关照都难得到呢。蒯大富几乎无望了，此时，北京过来的杨姐听说之后给他出主意，要他想办法找王荣。 为了晚年看病和退休金，蒯大富又做努力。他通过一个朋友写信给王荣秘书尤江伟，请他转信给王荣市长。 2010年3月香港《开放》杂志刊登《蒯大富申请社保特事特办》一文，有蒯大富给王荣市长的信：尊敬的深圳市社保局领导，尊敬的深圳市公安局领导，尊敬的王荣市长： 至今为止，我已经为申请补办社保折腾了将近半年。尽管社保局前任局长管局长、现任局长秦局长都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字交待下面部门办理。据说公安局、市政府人员也过问了此事。但社保局具体办事人员依然以我的情形不符合现行政策为由，拒绝为我补办社保。说我的交社保年限差了四年，我不是调进深圳。以他们的逻辑，我只有拿到“平反证书”才符合现行政策。照他们这样折腾下去，我不能补办社保的原因以及争取补办社保的过程本身就将成为一个“焦点社会新闻”，甚至是丑闻。 我是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毕业生，国家正式分配工作的国家干部。我是江苏滨海人，我的特殊人生经历在江苏老家几乎家喻户晓。 我因大学期间参加文革被判反革命罪获刑十七年。我的“后文革”时代的经历依然波澜壮阔，充满困惑、折腾… 我一生与党同心同德，我不希望我的经历、待遇、人权状况被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敌对势力作为攻击党、政府的口实，不希望给我的老同学胡锦涛的政权及这个和谐社会增加麻烦。所以希望你们能特事特办，将我视为“退休前调入深圳人员”，为我补办社保相关手续，给我一个出路，最低生活保障。我已了解到跟我情形类似的聂元梓、戚本禹都得到北京、上海有关部门的妥善安置。如果你们认为深圳市不能解决这个国家级的历史遗留问题，也请将我的情况转呈国家一级的相关部门。 蒯大富2009年12月6日 几天之后。社保局秦群力局长打电话给蒯大富说：你不要再找领导了，市里面已经批下来了。 2010年1月13日，蒯大富社保卡上开始进钱！蒯大富晚年看病和退休金问题终于解决了。他感激新来的深圳市长王荣。 第六节蒯大富反思 蒯大富多次对记者和朋友谈对文革的反思： “我不是很同意那个上当受骗的说法。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他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共产党政府。有人问我，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坐的还是共产党的牢，很冤；从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中有的人没什么错误，甚至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 234 ==========第240页========== 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清华最后大规模打起来是1968年4月23日，虽说我的对立派414也有相当大的责任，但如果当 时我坚决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也许打不起来。当时认识上发生了偏差，有些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看着他们死掉，是非常心痛的。 “40多年来，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蒯大富的思想性格是个绝妙的哲学模型，他是个罕见的两极相合体。蒯大富退出政治舞台后，呈现的是另外一个蒯大富，生活中的蒯大富扔了长矛，立地为善，露出的心性竟是个好好先生加贾宝玉。待人超级友善，盼有分身之术，经常同时应允两三个约请，他耐不得寂寞，少不得交际。本来知名度就高，又有奇特经历和温善性情，社交活动丰富多彩，但思想水平提高有限。 《南风窗》的文章说：“曾经是‘红小兵’出身的罗，就认为她丈夫充其量只是一个政治爱好者，并没有什么政治智慧。而他之后的身败名裂，在她眼里，也只是一个由于某种阴差阳错被卷入不同派系争斗的‘打手’，‘爱凑热闹、好出风头’的性格缺陷使然。”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蒯大富说：“我始终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蒯大富不止一次表述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有人认为这正好说明蒯大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根本不及格！蒯大富根本就没好好学习和总结。 记者问蒯大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什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深究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法究。”记者：“改革开放这二十五年你怎么看？” 蒯大富：“长足进步。但是，真正要想长治久安，恐怕还要继续前进。政治体制改革。”记者问：“必须得搞？”蒯大富答：“必须得搞。 笔者感叹：蒯大富说的时髦用语“政治体制改革”不知道含义是什么？不知道蒯大富经过认真思考没有？中国人善于障眼法，善于变戏法。住房改革让房地产商和批地的官员暴富，让土地的主人买不起房；教育改革让学校成为发财的高雅之地，而平民子弟上不起学；医疗改革让药品流通增加吃回扣环节，老百姓看不起病；经济体制改革把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改到少数个人名下，两极分化。 蒯大富的真实故事快收尾了。蒯大富历史知名度高，交游广泛。笔者和蒯大富浏览相册，为本书选些照片，同时听蒯大富说照片上的人物： 2002年见刘晓波，逼问刘晓波美国打伊拉克一事。刘晓波竞回答：欢迎美国打中国，认为中国要经历300年殖民地才能进步。 2003年2月6日，见北京大学余杰，他的观，点书上尽知。见面却很少讲话，给人印象似乎不善言辞。见北大教授钱理群，清华经济学家秦晖，《黄祸》作者王力雄。 2004年3月5日，时任江苏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邀请我去参观，我约上海朱学勤教授同往。后来胡锦涛也去考察还表扬仇和，再后来仇和调任昆明书记。还见过女作家张戎，她当时并未说出什么对毛泽东不满的言锌。张戎出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她极力贬低丑化毛泽东，迎合西方颜色革命需要，深得帝国主义首脑欣赏。她的书卖得好价，布什亲自给她颁奖。 2006年11月28日，见清华校长王大中；还有和清华党委书记贺美英的合影2008年8月14日，见原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和深圳市国税局局长刘军。 最难忘2002年，蒯大富回母校江苏省滨海县八滩中学参加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册里有一整版照片是毛主席接见蒯大富，八滩中学以蒯大富为荣。美国总统落败回归故里，文革造反派蒯大富落败回归滨海，那里有乡土真情！ 235 ==========第241页========== 第二十六章回归现实走向未来 第一节蒯大富拜会王大宾 研究文革的学者徐海亮先生感慨地说： 前些年，中国一个由中央某些部门人员组成的党政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受到左翼党团领袖的接待。闲谈中相互报了年龄，这个领袖突然欣喜地说，那当年你们都是红卫兵阿？ 我们的同志有些惭愧，承认那个文化革命的青年运动近于荒唐！ 不料这位西方党领袖严肃与真诚地说：革命的中国推动了西方的社会改革，你们启发了我们。 他原来是1968年欧洲学朝的一个领袖，他认为中国红卫兵运动与68年欧洲学潮，是二十世纪同时代同具世界背景的激进青年学生运动。68年欧洲学潮尽管也有其无政府和荒唐之处，但它直接与间接地推动了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革。尽管当年的左翼学生，今天可能已不认同自己年轻幼稚的主张，但都认可这个社会改革。改革奠定了近40年欧洲的社会、经济格局。特别是当前欧美各派一大批政治活动家，当年都曾经是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 而中国红卫兵运动的俊俊者，今天到哪里去寻觅呢？ 2010年10月17日，蒯大富和鲍长康等一行十人飞四川旅游，19日下午上峨眉山。21日，留下蒯大富，其他人继续往西藏进发。蒯大富去都江堰看望王大宾，山好水也好，就是不见阳光，难怪蜀犬吠日。 自1968年毕业，蒯大富和王大宾天南地北，历尽风霜。1987年底蒯大富出狱至此23年间，这是第三次见到王大宾。 都江堰原政协副主席彭伟陪同蒯大富去会见老友王大宾。此时，王大宾年已6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与巴西外商合资办厂15年，2009年底期满。期间去巴西洽谈公司业务，同时去美国看望已在美国定居的女儿。当地政府通情达理，政策水平很高。王大宾还以专家身份参与政府代表团去越南访问。 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在经济地位上已经是老板，开着新买的奔驰，比有本田的蒯大富更富裕。思想上对欧美民主也比较有好感。只是政治上的创伤永远无法弥合。 王大宾1971年5月被隔离。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1974年他逃跑告状。1978年4月19之后被捕。1983年8月18日宣判，三天后释放，返回成都。 王大宾的案子是彻头彻尾的冤案、错案！对文化革命稍有了解、有点法律常识的人看到王大宾的判决书都会拍案叫冤，天大的荒唐！ 王大宾的判决书指控他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重庆得知“东方红公社”总部电话传达戚本禹关于要将彭德怀抓回北京的“指示”后，立即带领在重庆的北京地质学院的部分学生赶往成都，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将住在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挟持到四川省地质局，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押到北京。按反革命罪判处王大宾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1966年12月，地质学院和北航学生去四川把彭德怀带回北京，这是周恩来主持中央办公会决定的，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戚本禹等参加会，戚本禹会后布置的。 1967年夏天，北京儿十个单位先后召开批斗彭德怀大会，也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韩爱晶在批斗会上打过彭德怀一个耳光，该怎么追究可以依法办事，但不是反革命！ 彭德怀不是文化革命中被打倒的，早在1959年彭德怀就被定成反党分子。当时王大宾18岁，韩爱晶13岁，他们还是中学生。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1967年，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一位副司令员打彭德怀耳光，用皮鞋踢彭德怀，还问：你还认识我吗？ 彭德怀看清后说：你这个怕死鬼，早知当时我应该毙了你！ 236 ==========第242页========== 这位副司令员在朝鲜战场当逃兵，差点被彭德怀枪毙。怀恨在心，文革趁机报复，狠下毒手！把这些责任都转嫁到红卫兵学生头上，何等卑鄙！何等无耻！ 最可悲的是谭厚兰，从1970年5月被隔离，打成五·一六分子。1978年4月19日逮捕，连续挨整。1982年11月死去时还没成家，年仅44岁。未得重见天日！ 1970年8月，全国在校大学生还有两届，本应该在1969年8月、1970年8月毕业，中央发文1970年8月份同时毕业。北京师范大学被作为五·一六重灾区，全校两届毕业生统统留校，延期到1972年4月才毕业，比其它大学整整晚20个月。 这些文革造反派头头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当下投诉无门。毛泽东在世时他们就被非法拘禁，谭厚兰最长，已有六年多；蒯大富、韩爱晶也有五年多；王大宾最短，也有四年。 毛泽东去世后他们继续挨整，还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判刑法办 为什么投诉无门？因为这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中央定的案子！四人帮倒台后，我们讲解放思想，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禁区，批判“两个凡是”。说得头头是道，怎么样？又有了新的“禁区”，又出现了新的“凡是”！ 真是唯我独霸，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共产党应当实事求是。有错就改，弄错多少就改多少，习以为常，才是真正共产党的作风。 第二节聂元梓境况和韩爱晶退休后志趣 要说经得住整的是聂元梓。聂元梓1978年4月19日之前，几次被隔离办学习班。1978年4月19日被捕，1983年3月16日宣判，被判有期徒刑17年。1984年底，63岁的聂元梓获准保外就医，如今出狱已26年。 聂元梓1921年出生在地主家庭，父辈支持共产党。她的家曾是赵紫阳在河南组建共产党支部的活动场所，哥哥、姐姐都是老革命。聂元梓从延安抗大出来，转战东北，文革前在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总支书记，投身文革大起大落，现已90高龄，腿有毛病需借助轮椅，但思维清楚。 聂元梓现居住在政府提供的陋室之中，桌上有文房四宝，还帮人写匾和条幅。她最爱写的是：自信人生 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还有：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2010年9月16日，聂元梓从北京打电话给韩爱晶说：师东兵被控虚构认识国家领导诈骗351万元，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受审。 聂元梓问韩爱晶：师东兵前几年与我们来往表现也有问题，怎么看？ 韩爱晶回答说：师东兵行为处事是有些问题，他非常有钱，何必如此？真不值得！他对我们的那种做法就不要说啦。 韩爱晶认为：我替师东兵遗憾。师东兵关于文革的鸿篇巨著，若以演义文学而论极为成功。但若以史学而论，他辜负了自己手中丰富的珍贵史料。虽然有几位前领导人子女对师东兵的“纪实文学”和“政要访谈录”提出质疑，但我仍然认为，师东兵确实接触过上层政要，手中掌有极为丰富的珍贵史料。当然他有言过其实，言不由衷的毛病。他主张迎合所谓主流意识，追求文学效应。师东兵忽视了细节是生命这个要害问题。在重大历史事件上，他用大量篇幅合理推演历史人物行为和对话，书中细节往往经不住推敲。比如，1976年3月之后，毛主席说话越来越困难，常常只有张玉凤能听明白一部分。而师东兵书中却写着毛主席与毛远新大段一大段的对话。因此他的文革著作只能算是演义文学而不能进入史学范畴。 韩爱晶还说：我读过很多关于文革的书，有的让我特别感动，比如马继森所著《外交部文革纪实》，平和述真，无哗众取宠之心。有一些写文革的书令人特别反感。比如用真名实姓，胡编乱造，信口开河。有的人心术不正，在书中肆意歪曲事实，奴性献媚，书之丑恶记载作者之丑恶。 2010年10月20日，韩爱晶打电话给聂元梓。聂元梓说：阳光卫视正在住所采访。 237 ==========第243页========== 聂元梓在电话中还谈到，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才结束，中央为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做安排，并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聂元梓说她很感激习仲勋为她说过好话。 那是1985年10月1日，聂元梓写信给习仲勋书记并转呈胡耀邦总书记，请求解决吃饭、医疗、住房等迫切问题。 聂元梓回忆录中写道：“在延安的时候，我和习仲勋夫人齐心曾是同学，关系特别好……我就给齐心写了 一封信，把给习仲勋的信夹在其中。到那一年春节的时候，习仲勋见到了我大哥聂真说，不给聂元梓发生活费是不对的，她总要生活啊。就是那一年，由街道办事处给我发了几个月的生活费，每月七十元钱，一直发到了当年十二月份。” 韩爱晶退休治病，学会看股票，学会网络对话。天，网络朋友向韩爱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韩爱晶说：中国人爱热闹，有些事情，往往连一个概念、名词的基本定义都搞不清或者根本不一致，就在那里宣讲或争论。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什么叫斗批改？什么叫走资派？什么叫 五·一六？没几个人认真去搞清楚，包括中央政治局那些领导，他们也没弄清，照样宣讲，照样搞，还猛搞！狠搞！瞎搞！前一阵子讲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什么改制，还有普世价值，现在讲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有几个人说明白了？怎么在社会上按同样的定义来对待。我怀疑又是各说一套，各行其是！搞不准又是贩私货，谋私利。现在还有人打着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批判马克思，兜售冒牌的毛泽东主义，制造混乱，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多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网络朋友问：你说你自己看法？ 韩爱晶说：中国至少有两千年是小农经济，无论在政治体制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形成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君主制、皇权政治和皇权文化。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众结束帝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很不彻底很不充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大搞腐败，维护地主利益，丧失民心。共产党斗地主分地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目标。 共产党在大陆搞社会主义，一党为主，多党合作。有时能形成伟大的民族力量，办大事，也有时候造成专制和愚民政策。毛泽东怕官员腐败，发动文化革命，搞大民主。文革失败，改革开放，有些方面进步了，有些方面倒退了，社会矛盾严重，主要是两极分化，资源毁坏，环境污染，道德沦丧。 相比之下，我不太关心政治体制改革。我更多地关心经济基础，更关心所有制问题。我关心自然资源，土地、矿山、森林、牧场的所有者，更关心银行、交通、工厂、学校的所有者是谁？更关心生产关系和财富分配，是多数人占有分享还是少数人占有分享？ 政治体制是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体制是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变，上层建筑必然也会变。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也得改革！不改革也得改革！关键是往那个方向改革！如果中国私有化步伐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也会更强。私有制经济必然要产生为私有制服务的政府及运作机制，法律、文化都要改。不改，资本家推翻政权也要改！资本家与共产党水火不容！ 反之，经济往公有制方向发展，政治体制也要改革！不脱产的工人和其他民众要轮流参加政府各级管理，对资本、生产、分配方式进行监督管理，工人和其他民众要参与管理。千部必须轮流参加劳动！不合格的下台！这也叫政治体制改革！ 我对巴黎公社原则极为推崇，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巴黎公社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原则。经济生产往哪个方向发展，政治体制就往哪个方向改革！真正的公有制容不得官僚，更容不得专制！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证公民不妨碍他人、不危害社会的个人自由；保证公民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平等权利；保证民主、实现共和、宪政治国。 我主张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要真正觉醒，提高自身素质，要团结起来斗争，做国家的主人，服从真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贪官、反对假共产党，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 238 ==========第244页========== 理人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和分裂。但对于现在有人主张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还没想明白。一方面，我主张思想言论自由。主张人民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如果开放党禁、报禁，冒出数以万计的政党，数以万计的报刊，各派斗争不择手段，冲突、打架，局面难以想象！再搞数以万计的宗教，包括邪教，什么怪事都会发生！天下大乱。可能比文化革命还乱！ 至于军队国家化？美国是他们的榜样，国家化又怎么样？打伊拉克，石油财团和军火商参与最高决策，什么国家化？国家是大资本家的，总统是大资本家的前台代表。美国航空母舰照样能到中国大门口搞军事威胁！ 另外，土地私有化，能给大多数工人、农民、市民带来什么？我看他们也是自欺欺人，忽悠无奈无助的老百姓！实际替资本家开道！ 第三节永恒的课题无情的答案 永恒的课题：中国向何处去？ 在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经济力量表现为不同群体的力量。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正在组织起来，完善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纲领，有目的地参与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斗争，阶级阵线已经越来越明。 社会上，这些不同群体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在行动，在斗争，形成众多力量，包括海外势力，甚至包括大自然的力量也在起作用。众多力量不停地消长，又互相抵消叠加，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最后合成为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就是历史的方向。量变转化为质变，即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甚至爆发革命。 这些阶级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斗争结局，经济发展会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社会的迫切需要必然而且 一定会得到满足，并且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社会上几个较大的阶级利益冲突，起比较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占优势强势地位的阶级对历史方向起更大的作用。 正如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指出的：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由它所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 总而言之：合力的方向，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无情的答案：全靠自己救自己！ 历史经验和现实表明：由于中国共产党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方向，逐步被利益集团掌控，美国等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军事、科技优势乘机大搞霸权主义，它们收买勾结汉奸卖国贼对中国实行麻醉、掠夺并进行分裂颠覆活动。中国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任何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企图都难以实现，但没有哪个领导人会再有毛泽东的威望和气魄，也不会再有终生制领袖。前景是自然交接班，逐步搞演变。新的领导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会根据形势和需要或取或舍、或真或假地去说、去做。中国还是多种经济成份混合存在，且发展且斗争。社会上不断有民族主义力量会和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展开斗争，民主主义力量会和专制愚民政策展开斗争，民主主义力量会和各种害民集团展开斗争。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力量会在社会上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广大民众和上层正道的领导人会针对官员腐败、诚信缺失、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土地被掠、资源毁坏、空气环境与地下水污染、转基因祸害、食品安全、民族与宗教、颜色革命等严重问题进行复杂深入的斗争。至于中国无产阶级会逐步觉醒、不断积聚力量、发展壮大，在斗争中走向成熟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要在长期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去争取胜利。 中下层民众的权利只能靠自己去维护和奋斗，争取社会公正、争取当家作主是自己的事，不靠恩赐和施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 239 ==========第245页========== 附录1蒯大富刑事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中刑字第1124号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查员梁东园、刘纪成、代理检查员王和民。 被告人：蒯大富，男，现年37岁，江苏省滨海县人。“文化大革命”初期为清华大学学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12月份分配 到宁夏三O四厂工作。现在押。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高生云。辩护人：被告人蒯大富胞弟蒯大万。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蒯大富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蒯大富犯罪事实如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指使他把“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搞臭”。被告人蒯大富按照张春桥的授意，经积极策划、煽动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带领清华大学五千余人游行示威，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北京站等处，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口号，进一步公开煽动“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 1967年7月25日，被告人蒯大富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林彪要在军队问题上“大做文章”的讲话后，当场向王力探明了底细，随即积极进行组织和策划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的活动。蒯大富于二十七日指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在军事领导机关附近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二十八日在“井冈山兵团”小报上发表了“打倒徐向前”的“严正申明”，并派人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绑架徐向前未逞，抢走了装有绝密、机密文件的档案箱五个和其他材料；三十日，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的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军事单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全国形势讨论会”上进行煽动，把“打倒徐向前”的活动推向全国。蒯大富还派出二百余人到二十二个省、市和地区，进一步搜集“打倒徐向前”的材料。 1968年五月二十九日，被告人蒯大富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会，决定五月三十日凌晨三时攻打在清华大学东区浴室楼的学生。蒯大富亲自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先后使用了偷袭、强攻、火攻等手段，造成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工人段洪水死亡。七月初，蒯大富又召开“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会决定武力“封锁”科学馆。按照蒯大富对进出科学馆的人可以开枪的决定，七月四日凌晨，张行（已判刑)开枪打死了学生杨志军。为了武斗，在蒯大富主持的“总部”会议上，还决定制造、运输枪支弹药。 1968年7月27日上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被告人蒯大富同另一头头任传仲等人紧急策划后，决定“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这一决定，向各武斗据点作了传达。下午一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人“拼了”，在离开静斋时把数 十发手枪子弹给了武斗队员。任传仲等按蒯大富“抵抗、还击”的决定，带领人员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致使宣传动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七百 三十一人受伤。 被告人蒯大富诬陷原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教务处副处长李康，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刘承娴，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是“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反革命小集团”，于1968年1月和4月先后将他们抓起来进行人身迫害。蒯大富还诬陷原清华大学团委干部贾春旺及邢竟侯等六个学生是“反革命小集团”，抓起来刑讯逼供。蒯大富的打手们对文、饶等人分别采用拷打、老虎钳拔牙、往鼻孔里灌氨水等等手段严刑逼供；蒯亲自参与了对文学宓的逼供。在残酷的肉刑折磨下，刘承娴被迫害致死，饶慰慈被打成重伤， 240 ==========第246页========== 度精神失常，留下脊椎神经损伤等后遗症。在诬陷迫害罗征启等人的过程中，还株连了罗征启的父亲、弟 弟和朋友，其中罗征启之弟罗征敷被用棉丝堵嘴而室息死亡。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查获的书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在庭审中，被告人供认了大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反革命罪。 本庭确认，被告人蒯大富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并策划组织武斗，武力对抗宣传队，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后果严重，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蒯大富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考虑其能主动揭发张春桥罪行的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102条、137条、132条、138条和64条、第63条、第52条，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蒯大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抵折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罗克钧人民陪审员：王蕴琴 人民陪审员：李衍1983.3.10(中级法院大印)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刘国贞1983.3.16 附录2蒯大富二审《辩护词》 (第一部分)（关于总体上适用法律违反刑法第九条的问题） 审判长、审判员： 1978年4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名将我逮捕。在进行整整4年的预审之后，于1982年5月，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移送起诉，指控我犯了六条罪行。市检分院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极不负责地走了过场，于1982年7月份，原封未动，以六条罪名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提起公诉。这六条罪名是： 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故意杀人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制造、偷运武器弹药罪。 六大罪名啊！比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江青、张春桥的罪名还多！后来，检察院自己也觉得无法为六大罪名提供证据，在中级法院即将开庭时，不得不撤▣起诉，接着又重新起诉，仍然指控我犯有三条罪：（一）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二）杀人罪，（三）诬告陷害罪。 我应该指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蒯大富案的过程中，是比较认真负责的。中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12月10一11日进行了两天公审。公审后，合议庭进行了长达二个月的评议。我原以为中级法院在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能够做出比较公正的判决。但是很可惜，最后，中级法院完全屈从于市检分院的枉法起诉，于1983年3月16日宣告判决，确认我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并说考虑从轻处罚，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决。 我认为：按照我本人的全部历史事膏隋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严格规定，对于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行为，今天应该不予追究我的刑事责任。 (请注意，这是我《辩护词》的总言论。我重复一遍。) 《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两个方面都犯有重大错误： 241 ==========第247页========== 在认定事实方面，《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违反我国《刑诉法》32条、33条之规定，他们只收集能证明我有罪和罪重的证据（其有许多证据根本不实）。对于能证明我无罪和罪轻的证据，他们拒绝收集。尽管我在诉讼过程中一再提出，他们也拒绝考虑。这里主要有两大点： 第(1)点：1968年“7·27”事件中，任传仲率领学生大规模袭击工人造成极大伤亡，此事件中，既不是我下令，事前我也不知道，不能要我负责任。根据《刑法》第131条罪责自负的原则，当然也就谈不上要我负刑事责任。 第(2)点：关于在1968年我错整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我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不是有意陷害。根据《刑法》138条第二款，不是有意诬陷，不构成诬陷罪。因此指控我犯有诬陷罪不能成立。 以上两点在法庭调查时已详细阐明，不再重复。 在适用法律上，《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犯了更大的错误： 1:违背了我国刑法总则第九条的规定，错误地用现在刑法分则给我“文革”初期的行为定罪量刑。2:即使可以适用现在刑法，《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也违犯了刑法第90条，第102条之规定，错误地认定我犯有反革命罪。 针对上述两大错误，我的《辩护词》也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着重论述《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在总体上适用法律搞错了。第二部分：着重论述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定我犯有反革命罪。 下面，我开始第一部分，论述《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在总体适用法律上搞错了。第一部分：关于总体上适用法律违反刑法第九条的问题 《人民日报》1982年7月16日刊载司法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办的《刑法讲话》中说：“适用刑法分则条文必须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一般原则。”适用现在刑法分则给我“文革”初期的行为定罪量刑，全面地、严重地违犯刑法总则第九条。 《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上都说，它们是根据“刑法第九条”来确定适用法律的，这是《起诉书》上面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这是一审《判决书》上面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这太好了。因为我的《辩护词》第一部分的主要法律根据也是刑法第九条。我们三者的法律根据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来看一看“刑法第九条”的原文。这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合订本》，（出示书）人民出版社出版。下面我念刑法第九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本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刑法第九条从字面到实质内容都很容易理解。第一句明确规定了《刑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这也就是说，从原则上讲，现在刑法对1980年1月1日以前的旧罪没有法律效力。 那么，对于1980年以前的旧罪怎么办呢？第九条后面三句话对处理80年前的旧罪做出三条严格规定：、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以下用“1、1、1”代替“法律、法令、政策”)。 二、如果当时的“1、1、1”认为是犯罪，而且未过追诉期，则按当时的“1、1、1”进行追诉。 三、只有在现在《刑法》与当时的“1、1、1”相比，不认为是犯罪或对被告人处刑较轻的前提下，才能适用现在《刑法》。 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如果构成犯罪，当然是80年以前的旧罪。上述处理旧罪的三条规定应该适用那 一条呢？ 公诉人说：应该适用第二条规定，现在刑法对我处刑较轻，所以应该适用现在的《刑法》。 我说，不对，应该适用第一条规定。当时的“1、1、1”不认为是犯罪的，应当适用当时的“1、1、1”。下面，我先来论证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然后我再指出公诉人对法律理解错误的地方。刑法第九条对80年前的旧罪如何处理做出的二条规定中的第一条是：“如果当时的1、1、1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1、1、 242 ==========第248页========== 1”,人民日报刑法讲话在解释这一规定时说：“当时的1、1、1不认为是犯罪，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任按当时的1、1、1的规定处理，不认为是犯罪。”（见人民日报1982年8月2日)这条规定我们还可以简单的说：“当时不认为是犯罪，现在也不认为是犯罪。”好了，就以这条规定来看看我蒯大富在“文革”初期的行为，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的，按《起诉书》上说，都发生在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好，就以这个时间为准。那么“刑九条”中所说“当时的1、1、1”之中的“当时”，就是指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或者叫“文革”初期也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我们国家当时在贯彻执行的1、1、1是不是认为我当时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是什么时间？众所周知，是所谓“文革”的高潮时间。当时我们国家正在贯彻什么1、1、1？ 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都会承认：在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我国未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出一条新法律。我国人大常委会也由于“文革”爆发而终止了活动，也没有制定出一条新法令。我国在“文革”前制定的法律、法令中大部分，在“文革”开始后被中止执行。(“中止”的“中”是中间的中)，只有少部分与“文革”无关的法律、法令还在执行。关于法律和法令的情况就是如此。 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我们国家当时在贯彻什么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文革”的政策，是按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革”的十六条》所制定出来的系列左倾错误政策。 这些政策具体说来大致有： 发动亿万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的政策；所谓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政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政策；所谓“造反有理”的政策； 炮打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策： 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政策； 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政策：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策：保护红卫兵小将的政策：群众组织的政策： …当然，还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等等。 请注意，我上面所列举的政策，都有当时党中央正式文件或毛泽东主席讲话为根据，所以都是党中央的政策，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政策。 我们可以这样说：“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凡是和上述政策相抵触的，在“文革”开始后，都被中止执行了。在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我们国家在确立一个公民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时候，主要就是靠上述政策，（以及和上述政策不相抵触的“文革”以前的少数法律和法令。）当然，还有一些在“文革”中新制定出来的行政法规性质的东西，比如象《公安六条》。(《公安六条》就是“文革”中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它规定：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反对中央文革成员，都构成反革命罪。)（请注意，《公安六条》与《五 一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法律地位完全相等，都属于中央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根据新法公布，旧法自然失效的原则，在“文革”中，《公安六条》理所当然取代了五一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 以上述国家当时正在贯彻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来衡量，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是否已构成犯罪了呢？ 就算《起诉书》认定的我的行为全部属实，那么： 反对刘少奇同志，不仅不是罪，也不是错，而是所谓功。（刘少奇同志当时被诬为全国最大的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 反对徐向前同志也是当时的政策允许的，远远构不成犯罪。（徐向前同志当时被诬为所渭“二月逆流黑干 243 ==========第249页========== 将”、“带枪的刘邓”。) 在单位隔离审查某些干部和群众，乱扣帽子，包括有刑讯逼供的情节，也远远不构成犯罪。（当时全国到处是所谓“群众专政队”。) 关于在1968年夏天我在清华大学搞武斗，打砸抢，应该说，当时的中央政策也是反对的。而且，我搞打砸抢所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毛泽东主席当时对我有严厉的批评。但是，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都会承认，在1968年以前，当时的中央政策在对打砸抢的处理上，是很轻很轻的。我在68年夏天搞武斗，全北京市民几乎人人皆知，当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北京市党政机关，北京市公检法机关，都知道清华大学蒯大富在搞武斗，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当时是否认为我的打砸抢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了呢？没有。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我时，虽然严厉地批评了我，但同时也明确讲了：“我看蒯大富是个好人，背后操纵他的人是坏人。”毛主席还对我们几个人说：“不管你们在工作中犯了什么错误，我们都是要护着你们的。”（以上讲话有录音为证。)周恩来总理在1968年9月，一次在对清华大学工宣队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关于保护红卫兵小将的问题。（亦有录音为证）。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讲话是能够代表当时中央政策精神的。 正因为党中央当时有这样的政策，所以，当时并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 我在此要着重说明一下，我当时的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下干的，既不是我隐瞒下来今天刚被揭发出来，也不是被坏人包庇下来拖到现在才暴露真相。这就是说，当时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千真万确是在全面了解我主要行为的情况下，根据当时中央政策做出的。 当时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当时的政策不认为我已构成犯罪；另一种是当时的政策虽然认为我已构成犯罪，但也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实际上是当时的政策不认为我已构成犯罪。我有两个重大事实可作证明：(1)1968年底我大学毕业，当时批准我正常毕业，发给我毕业证书，分配我到宁夏304厂工作，这说明，当时已确认我是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与我同期毕业的同学中，别说敌我矛盾，哪怕性质未定的，都不准毕业。我的第(2)个事实是：1970春，北京市甚至推选我当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全北京市讨论通过的。这说明，当时绝对没有认为我是一个犯罪分子，更没有认为我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否则，绝不会推选我当人大代表。一以上两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公诉人，审合议庭也是知道的。实际上，对我在“文革”初期的问题，有关合法党政组织，两次做出明确结论，现在我可以找到书证。在一审时，公诉人当庭也承认：“对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曾经做过处理，确有其事。” 以上的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在1966年12月一1968年8月间，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我当时的行为构成犯罪，当时事实上也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而且有合法的组织结论作为铁证。 那么，根据刑法第九条关于处理把八O年前的旧罪三条规定中的第一条：“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 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我们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 严格执法，“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我当时的行为构成犯罪，现在就得适用“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现在也得认为我“文革”初期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那也就谈不上现在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的问题了。 审判长，以上我证明了，对蒯大富案来说，用刑法第九条来衡量，处理1980年以前的旧罪的三条规定，只适用第一条规定：当时不认为是犯罪，现在也不认为是犯罪。因此，现在不应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 下面，我驳斥公诉人的观点。 但是，在一审中，公诉人梁东园回避了我上述辩护中所提出的要害问题，不敢和我进行正面的观点交锋，她无法驳斥我上面提出的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却坚持这样的观点：审理蒯大富案可以适用现在刑法，而根据现在刑法，应该追究蒯大富的刑事责任。 公诉人在一审中这样说：蒯大富在“文革”初期的行为触犯了1951年、1952年的有关法律和法令，而1951年、1952年的法律和法令不仅认为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且在处刑上也要比现在《刑法》要重。因此，根据“刑九条”关于处理旧罪三条规定中的第三条，现在刑法对我处刑较轻，这样，用现在刑法做根据审理蒯大富案、追究蒯大富刑事责任是合法的。 公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吗？公诉人的观点肯定是不正确的。 244 ==========第250页========== 公诉人的观点最大错误在什么地方？ 公诉人的观点最大错误是在她把《刑九条》中“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这一术语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 公诉人在解释“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这个术语时犯了二个错误： 第一、公诉人所犯的一个最明显的错误是：一审时公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中的“政策”二字删去，变成“当时的法律、法令”。我要提醒公诉人注意，作为国家公诉人这样干是极不严肃的。在“刑九条”中四次出现“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每次都把政策与法律、法令并列。公诉人在引用法律条文时，在极其关键的地方删去了极其重要的两个字，能说这是无意的吗？不，不是无意的。公诉人十分明白，“文革”初期的国家政策不认为我当时的行为构成犯罪，这就是公诉人为什么故意删改法律的原因。在一审过程中，公诉人说，蒯大富“做贼心虚”。我不想用这种不文明的语言回敬公诉人，但是，我要说，公诉人这样删改国家法律是欲盖弥彰！恰恰暴露了一审公诉人梁东园本人也知道自己所办的案子是错案，而且知道这个错案是要害在什么地方！ 我提醒公诉人注意：政策虽然不是法律，但在我国特殊的情况下，有时就将它划进“法”的范畴。这不是我蒯大富划的。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刑法》第九条划的。《刑九条》表明，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作为判别罪与非罪的标准！ 公诉人所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公诉人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这一术语的内函任意地缩小。公诉人的意思是：“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包括当时那些错误的法律、法令、政策，只包括当时那些正确的法律、法令、政策。公诉人在这里弄错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仅包括当时正确的法律、法令、政策，而且也包括当时错误的法律、法令、政策。在《刑九条》中四次出现法律、法令、政策时，前面只有一个修饰词：“当时的”，再也没有其它词了。（比如“正确的”、“革命的”，没有。）这就是说，凡是当时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不管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包括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中。刑法第九条规定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是判别当时行为罪与非罪的标准。这就是说，不仅当时那些正确的法律、法令、政策，而且当时那些错误的法律、法令、政策，都可以作为判别当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 但是，公诉人却将当时那些错误的法律、法令、政策从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之中划出去，这完全不符合刑法第九条的本来含义。 公诉人在解释“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时所犯的上述两个错误，已经非常严重，但这仍然不是公诉人所犯的最大错误。公诉人在解释“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时所犯的最大错误，也就是第三个错误：公诉人将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和法令，强行划进“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之中，从而任意扩大了这个术语的内涵。 本来，“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中的“当时的”三个字从时间上规定是很严格的。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就是在与行为发生的同时正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它既排斥以后的法律、法令、政策，也排斥以前的法律、法令、政策。凡是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不管是以前的，还是以后的，都不能 包括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之中。 应该说，在对法律条文本身的理解上，我与公诉人之间没有分歧。我们都承认：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必须是当时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但是，在具体运用到蒯大富案时，我的观点与公诉人的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一审时）公诉人说：由于“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在“文革”中也在执行，所以，“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也是“文革”中当时的法律和法令（以上是公诉人的原话）。 我不同意公诉人的观点。我的观点是：由于“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初期大部分被中止执行，所以，不能把那些当时被中止执行的“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划进“文革”初期当时的1、1、1之中。 我和公诉人的观点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什么地方呢？焦点就在：“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在“文革”初期是否在执行？ 公诉人认为：“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初期也在执行。 我认为：“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初期大部分被中止执行。（只有少数与“文革”无关、因而与蒯大富案也无关的法律和法令在文化大革命中仍在执行。) 245 ==========第251页========== 一个是“也在执行”，一个是“中止执行”，矛盾的焦点就在这里。 好，矛盾的焦点找到了，我们现在来进行观点交锋，看看谁的观点能够站得住脚。 下面，我来为我的观点提供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我有三条理论根据和至少十条事实根据 首先，我来列举我的三条理论根据证明“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大部分在“文革”初期被中止执行了。 我的第一条理论根据是：“文革”是搞政治运动，而只要一搞政治运动，就必然要突破法律的约束。“文革”是毛泽东主席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什么叫群众运动？《人民日报》在一篇怀念董必武同志的文章中引用董老的话说：“群众运动就是不受法律约束，是党的政策指导下的直接的群众运动。” 全中国人民对运动的是十分熟悉的。因为曾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历史表明：运动和法律相排斥的。严格执法就不能搞运动，要搞运动就不能受法律约束。搞运动和不搞运动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对待法律的态度上：不搞运动时，主要依法办事：一搞运动时，就主要靠政策办事。凡是多次参加过运动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党在运动中的政策与以前的国家法律相抵触，在运动中都按政策执行，不按法律执行。 “文革”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运动，它大大突破了“文革”以前的法律的约束，“文革”以前的 大批法律和法令在“文革”初期都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 正是吸取了一搞运动就不能法制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下决心从此以后不再搞运动。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吸取，而且已经吸取了。但是历史无法香定。历史是过去了的事实，无法更改了。错的历史事实是：在“文革”这场政治运动初期，“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大部分被中止执行了。 我的第二条理论根据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文革”的论断。六中全会决议有这样一段：“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革’的理论和方法。”（以上是决议中一段原文。）请注意：一个是符合宪法、法律、党章的“正确措施”，另一个是“绝不应该采取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这二者是对立的。这就是说，“文革”不是在宪法、法律、党章的约束下搞出来的，也就是说，宪法、法律、党章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 可是按照公诉人的逻辑：“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在“文革”中也在执行，那么上述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写错了。 六中全会决议针对错了吗？不，六中全会的决议完全正确。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文革”发动本身就从总体上“违法”（这“违法”二字是带引号的）。因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走资派”的理论等等，都是不符合1954年宪法的。那么在这个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的运动必然要整个儿突破1954年宪法。我们常常说，文化大革命是“无法无天”。这“无法无天”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法。文化大革命中也有法。比如，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公安六条、军委八条 三七指示、六·六通令、七三布告等等，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法。即是说，文化大革命中有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法，并且由我们的公检法机关在强有力地执行着，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说文化大革命是无法无天呢？这无法无天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几乎荡然无存。可是按照公诉人的逻辑，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也在执行，文化大革命就不是无法无天，那么文革就没有什么错。在这里，公诉人把自己放到党中央决议的对立面去了。 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人大代表郑天翔同志说：“执政党如果不能执行宪法，宪法必然是一纸空文，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的。”(1982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1983年3月28日《人民日报》一篇评论中说：“十年内乱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的活动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这个教训必须永远记取。”正是吸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严重教训，十二大新党章做出庄严宣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吸取，而且已经吸取了。但是，历史已成为历史，无法更改了。铁的历史事实是：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搞出来的。一以上是我的第二条理论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基本上没有得 246 ==========第252页========== 到遵守和执行。 我的第三条理论根据是：1975年四届人大曾做出决议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法律、法令等，凡是不与现在法律相抵触的，继续执行。 七五年四届人大为什么要做出上述决议呢？正因为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开始后被中止执行过，直到1975年，人民还以为仍然在中止执行着，以致不得不做出决议告诉人民，那些从前被中止执行过的法律、法令，现在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是对中止执行而言。没有中止执行，就不会有继续执行。就比如部队行军，战士们正在前进，指挥员绝不会下继续前进的命令。只有在中止前进（比如原地休息十分钟）后，才有必要下继续前进的命令。如果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一直在执行，四届人大完全没有必要做出继续执行的决议。上述四届人大决议也证明了：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至少其中有一部分，在文革开始后被中止执行过。 现在，我的三条理论根据列完了：(一)搞运动必然要突破法律的约束： (二)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宪法和法律在文革中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二)七五年四届人大决议也证明了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被中止执行过。 上述三条理论根据都证明了：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文革初期被中止执行了。下面，我列举十条事实根据证明：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确实有一大部分在文革初期被中止执行过。第一，彭真同志曾是全北京市人民选出的市长，文革一开始，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被撤销市长职务。这违反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 第二，刘少奇同志曾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1968年没有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罢了官。这违反1954年宪法第27条28条。 第三，文革中大批全国人大代表被非法拘禁、逮捕。这违反54年宪法第37条。37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有特别人身保护权。 第四，冲垮各级地方合法政府，成立革命委员会，违反1954年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冲垮中央各部委，违反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五，原来的工会都被解散，成立工代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六，将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违反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第七，文革一开始，在所谓扫“四旧”中，北京地区一些中学红卫兵活活打死1700多名无辜公民，抄家抄了十万家。这最严重的触犯了54年宪法第89条，第90条。如此严重违法，当时没有认为这是犯了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也未追究谁的刑事责任。（实际上至今也未追究。） 第八，1967年夏天发生了数万群众围困党中央住地中南海长达一个月这样的严重事件。当时也没有认为这是违反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更没有追究谁的刑事责任。 第九，也是在1967年夏，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的严重事件，几千人放一把火把英国代办处给烧了。当时没有说谁是纵火犯，也未追究谁的刑事责任。 第十，最后，第十，我蒯大富本人的亲身经历，也足以证明：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凡是能够用来追究我刑事责任的，在文革初期都被中止执行了。道理很简单：如果文革以前可用来追究我刑事责任的那些法律、法令在文革初期也在执行的话，那么，在1968年当时就会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而决不会拖到十四年、 十五年后的今天！因为我（一）我在文革中的全部行为都是公开的，上至毛主席、党中央，下至北京市市民都了解我的主要行为；（二）我当时的行为确实触犯了文革以前的某些法律、法令；（三）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在十年文革中一天也未停止过执法。所以，如果文革以前可以用来追究我刑事责任的法律、法令在文革初期也在执行的话，那么，当时，北京市的公检法机关就会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如果北京市公检法机关渎职，那么北京市党政机关或者党中央就会指示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对我予以追究。而事实上，当时公检法机关对我并未追究。这就从反面证明了：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凡能用来追究我刑事责任的，在文革初期都被中止执行了。 以上十条事实都是当时群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像这样的事实，我还可以举出几十条、一百条。 247 ==========第253页==========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上述事实说明：在文革初期，文革以前的大批法律、法令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文革初期的大量行为，用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衡量，早已违法，早已构成严重犯罪；但是以文革初期的政策来衡量，都不认为是犯罪。在文革初期按什么执行呢？事实上是在按运动中的政策执行，不按以前的国家法律、法令执行。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凡是和文革中的政策相抵触的，在文革开始后，都被中止执行了。 (说明一下，我以上只是说：凡抵触的，都中止执行了。这就是说，还有一些不抵触的，就一直在执行。文革以前有些法律、法令、政令等，比如像旧婚姻法，惩治贪污条例，劳动保护条例以及54年《宪法》中某些条款，这些与文革无关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仍然在执行。)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列举了三条理论根据和十条事实根据，确凿地论证了：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确实有一大部分在文革初期被中止执行了。 经过上述的观点交锋，我的中止执行的观点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是站得住脚的。而公诉人所说的，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也在执行，这种观点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大部分在文革初期没有在执行，那么，这些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 理所当然不能划进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中去。可是，公诉人却将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强行划进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之中。一这是公诉人在解释“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时所犯的第三个错误，也是最大的错误：公诉人将法律术语的内涵任意的扩大。 这第三个错误也是铁的事实。 由上所述，我们看到，公诉人在解释“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时的确犯了三个严重错误。实际上，公诉人随心所欲地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这个术语进行了三道加工：第一道，删去了极其要害的“政策”两个字；第二道，将其内涵任意的缩小；第三道，又将内涵任意的扩大。 于是，就像变戏法一样，在公诉人那里出现这样的奇迹：当时正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不是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而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却变成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在一审法庭辩论中，公诉人指责我蒯大富“曲解国家法律”。到底是谁在曲解国家法律？是我被告人？还是公诉人？我想，合议庭和广大旁听观众都会一目了然的。 由于公诉人把《刑法第九条》中“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所以公诉人在具体运用“刑法第九条”时就不能不犯进一步的错误。 公诉人说，对蒯大富这个案子，刑法第九条中所做出的关于处理80年前的旧罪的三条规定，只适用第三条：现在的刑法与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相比，对被告人处刑较轻，可以适用现在刑法。好，我们就以《刑法》第九条中第三条规定来看看蒯大富案，看看能不能得出公诉人的结论。 第二条规定非常明白，追诉八○年前的旧罪，如果要适用现在刑法，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是现在刑法与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相比，对被告人处刑较轻。这里有一个新法和旧法相比较的问题。请注意，这个比较必须是用现在的刑法和与“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相比，不是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当然不能相比。公诉人的核心错误就在于此。公诉人在比较新法和旧法哪个较轻时，她不是用现在的刑法与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相比，她用现在刑法与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相比。而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正如我前面严密论证的，凡是和蒯大富案有关的，在文革初期都被中止执行，因而不是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也就是说对蒯大富案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比较的对象。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虽然有少数在文革初期也在执行（比如旧《婚姻法》，《惩治贪污条例》），这些法律、法令虽然也是当时的法律、法令，却又和蒯大富案毫无关系，因而也无法作为比较的对象。所以，文革前的全部法律、法令，不管是中止执行过的，还是一直在执行的，在审理蒯大富案的过程中都用不上，都不能作为比较的对象。这样，我们就把文革以前的全部法律、法令放到一边，不管它了。在我们比较现在的刑法与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哪 248 ==========第254页========== 个对蒯大富处刑较轻的时候，文革以前的全部法律和法令，由于都不能成为比较的对象，因而都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我们只能以现在刑法与文革初期国家正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相比。 这一比，就太容易了：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我当时的行为构成犯罪，当时事实上也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而且有合法的组织结论作证。可是，要以现在的《刑法》来衡量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就有可能判我最重刑（死刑）。一个是不追究，一个是判最重刑（死刑），哪个轻？当然是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对我处刑要比现在刑法轻得多得多。 就是按照公诉人的观点，根据刑九条中处理80年前的旧罪三条规定中第二条：追诉旧罪，如果要适用现在刑法必须以对被告人处刑较轻为先决条件。对蒯大富案来说，这个先决条件完全不存在。所以，决不能适用现在刑法来审理蒯大富案。 但是，由于公诉人和中级法院蒯大富案合议庭基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错误运用，最后得出错误结论，《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都是以现在刑法分则对我定罪量刑。 这确凿无疑地、全面地、严重的违犯刑法总则第九条。《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在总体上适用法律搞错了。《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是不合法的。 综上所述：我得出了我《辩护词》第一部分的总结论： 根据刑法第九条所做出的关于处理80年前旧罪的三条规定，无论是根据第一条规定，还是根据第二条规 定，还是根据第三条规定，我们都得出一致的结论： 总结论：今天我们审理蒯大富案，唯一可以适用的法律根据是文革初期国家当时正在贯彻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而只要根据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就得认为我蒯大富文革初期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那也就谈不上现在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的问题了。 审判长，我认为，到目前为止，通过以上的严密论证，《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已经被我被告人完全驳倒，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办的蒯大富案应该当庭宣布是错案，予以否定。 向公诉人发问 审判长，下面我向公诉人提出我的发问问题，一共四个问题，我请公诉人在下一轮发言中答复。 (1)公诉人是否承认：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凡是与文革中的政策相抵触的，在文革开始后，事实上都被中止执行了？当时事实上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能不能划到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之中？ (2)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文革不是在宪法、法律和党章的范围搞出来的。公诉人如果坚持说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也在执行，这是不是在和党中央决议唱反调？ (3)如果公诉人坚持认为文革初期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我当时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我想问公诉人，1968年当时为什么不向我问罪？难道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北京市党政机关，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在文革初期都不执行当时正在生效的法律、法令、政策吗？ (4)我请问公诉人：在1966年8一9月间，北京地区一些中学红卫兵亲手活活打死1700多名无辜公民，这种行为最严重地触犯了54年《宪法》第89条，如果54年宪法在文革初期也在照常执行，成千上万的人民遭如此大难，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当时为什么不执行宪法保护人民？ 我请问公诉人是否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公民在法律面前能不能一律平等？王子犯法能不能与庶民同罪？亲手活活打死1700多人都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追究蒯大富，是不是打死1700人的人是特殊公民，享有特权，而蒯大富是二等公民，低人一等？ 关于在总体上适用法律合法性的问题，我就提上述4个问题，请公诉人在第二轮发言中答复。 审判长，我的《辩护词》第一部分到此结束，如果您同意，我建议，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先围绕刑法第 九条进行辩论，因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场诉讼即可到此基本结束。因为如果《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在总体上适用法律搞错了，这个案子就不存在了。我们就没有必要进行下面的程序。如果审判长不同意，我就继续我的辩护发言。可以吗？ 249 ==========第255页========== 二审《辩护词》（第二部分）(驳反革命罪)1983年3月 审判长： 下面，我进行我辩护发言的第二大部分：驳反革命罪。 这次迫使我上诉的最大原因就在于：一审《判决书》仍然确认我犯有反革命罪，这实在是天大的荒唐、天大的冤枉！ 本来，《起诉书》在总体上适用法律搞错了，这已经错得一塌糊涂。可是，公诉人又犯了进一步的错误，他们在具体适用刑法分则上也搞错了：完全错误地指控我犯有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好，现在我退一大步，虽然用现在刑法追诉我文革初期是行为没有合理性，我也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就以这个不合法的法律根据作根据，来看一看我在文革初期是否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说我在文革初期搞反对刘少奇同志、反对徐向前同志的活动，触犯了我国刑法第90条、第102条，因而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审公诉人在公诉发言中花了很大篇幅力图论证我犯有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应该说，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上，我与公诉人之间没有分歧：根据刑法90、102条之规定，定反革命罪，必须以“有反革命目的”为先决条件。在认定事实方面，在有关我本人的行为事实的认定上，我与公诉人之间基本上没有分歧。即是说：在文革初期，我确实搞过反对刘少奇同志、反对徐向前同志的活动，并且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在对我上述行为的目的的分析上，我与公诉人根本对立： 公诉人说：蒯大富反对刘少奇、徐向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 我坚决认为：我当年反对刘少奇、徐向前的过程中，没有一分一厘一丝一毫的反革命目的。恰恰相反，我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才搞上述活动的。 那么，到底怎样来判断我当年反刘少奇徐向前的行为是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呢？这里很有必要引用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司法部主办的《刑法讲话》中的一段话。1983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专门论述如何定反革命罪的《刑法讲话》。其中说：对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查明其反革命目的，则需要更加深入细微的调查研究。因为煽动行为，“有的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有的就不是。仅仅从行为的表面看是难以确定犯罪性质的。”所以刑法第102条特别标明“以反革命为目的”。“在认定这类案件的反革命目的时，必须把行为人的动机、手段、作案时间、地点和环境、侵犯的对象、造成的后果、个人情况（包括年龄、经历、生活状况， 一贯的思想政治表现)等，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判断其有无反革命目的。一定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要防止主观臆断，切忌偏信口供，或者只看后果，轻率地做出结论。“（以上是《刑法讲话》的一段原文摘录。见83年5月2日《人民日报》) 现在，我们就来按照中央政法委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刑法讲话》的教导，来具体分析我当时反刘少奇、徐向前是出于什么目的。 下面，我首先来论述我当年反刘少奇、徐向前同志确实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然后我再论述公诉人是如何抹杀历史、歪曲事实，对我的目的进行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分析的。 《先立后破，先立一正面论述》 我说我当年反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绝对不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主要有三条这样的理由： 第一、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在文革初期在我头脑中并没有固有的反革命的思想意识。因为我不是出生在反动家庭，我从未接受过反动教育。恰恰相反，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党龄和我的岁数一般大。我是吸吮党的乳汁长大的。我是接受无产阶级教育长大的。从小至今，我一直被灌输着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热爱的思想。是党解放了我们全家，是党把我这样一个贫农儿子培养成为大学生。我上大学期间，基本上是国家供养的。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好，我一个普通农民子弟怎么能上清华大学？所以，我心中充满着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感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像我这样家庭出身，像我这样成长经历，在我头脑中产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在我头脑中绝不可能产生敌视人民民主专政、藐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这样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意 250 ==========第256页========== 识。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从小至今，一直对共产党有着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从行动上也是听党话，跟党走的。清华大学的同志们可以作证，我蒯大富在文革以前不是政治上的落后分子，恰恰相反，我是一名积极分子。在班上，我担任过团支部组织委员。在学校，我搞过清华大学民兵工作。在文革前夕，我担任清华大学广播站一个编辑组组长，一一我一直受到党团组织的亲切信任的。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在文革以前，虽然我无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但这种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朴素的、自发的阶级感情，当时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阶级的政治觉悟。所以，当反革命分子林彪、张春桥等，以党的面目出现，用党的名义欺骗我去干坏事的时候，我就不可避免地要上当受骗。这对我来讲，是我应当终身记取的教训。但，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上了暗藏的阶级敌人的当，与抱着反革命目的去推翻人民民主专政，这里毕竟相差太远。我们决不能把上当受骗的青年学生，硬说成是自觉的反革命分子。 所以，首先从我个人情况来看，即从我当时的年龄、个人经历、生活状况，一贯的思想政治表现来看，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我会抱着反革命目的去干反革命事的结论。 第二、在文革初期，我是把刘少奇、徐向前同志误认为是坏人来反对的，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段，我打算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一下我当时侵犯的对象，看一看我当时反刘少奇、徐向前是出于什么目的。 在文革初期，我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我是基于反国家、反政府的目的，把少奇同志当成国家主席、把徐向前同志当成军委副主席来反对的吗？绝对不是！我当时所以反对刘少奇、徐向前，仅仅因为我当时误认为刘少奇同志和徐向前同志是所谓“反革命修正分子”，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当时所以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完全是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看，我当时是怎样对刘少奇同志产生错误认识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毛泽东主席晚年犯了左倾严重错误，他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错误地断定党内、军队内、政府内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旁。毛泽东主席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用党中央的名义号召人民起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文革一开始，毛主席就把刘少奇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66年8月5日，毛主席亲自贴了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同志，措辞十分尖锐，什么“何其毒也”，什么“发人深省”等等，提出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我于66年8月21日即已知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排次一下子从第二号降到第六、七号。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接见群众，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还要指出，清华大学反对刘少奇同志，并不是我蒯大富头一份。早在66年8月18日，清华大学唐伟等同学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其中写到：“不管王光美后面有什么大黑伞，我们也要坚决把她拉下马。”矛头明显指向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的女儿、我的同学刘涛同志于8月19日贴出大字报《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实际上标志对她爸爸刘少奇失去了信心。在唐伟和刘涛等人的大字报的带动下，66年8月下旬，清华大学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少奇同志的高潮，全校贴满了公开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当时党中央并没有批评制止。1966年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党中央发布的口号中有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周恩来总理讲，这个口号是中央政治局通过，毛主席也在场。中央报刊对刘少奇同志上纲也越来越高，开始还说“提出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一两个人，后来干脆说是“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1966年12月16日。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66年12月18日，当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召见我，要我把提出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那一两个人“搞臭”。 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都会承认，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张春桥提出要我“把刘邓搞臭”，我蒯大富不可能看出张春桥的指示和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什么抵触之处。况且张春桥当时在中央有很高的合法地位。所以我当时只能把正常渠道指示当成是中央指示。我当时确认：毛主席、党中央已认为刘少奇是坏人，已决定要把刘少奇打倒，希望我们从群众的角度来配合一一我当时产生这样的认识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我蒯大富忠于党，当时我认为党已给我下了极其明确的指示，我听不听党话？我执不执行党的指示？当 251 ==========第257页========== 然我得听党话、跟党走。回学校后，我坚决发动了“一二·二五”大行动，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这从我当时主观上讲，我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革命目的，误认为刘少奇是坏人，以为反对刘少奇就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我是怎样对徐向前同志产生错误认识的。 在中共中央1966年《5·16通知》中就指出，军队内也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967年1月，毛主席命令解放军介入地方支左。但实际上，由于文革在我国既没有政治基础，也没有经济基础，解放军根本不理解，所以解放第一介入地方，不约而同，大部分站在所谓“保守派”一边，反对“造反派”。当时几位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因为反对文革的做法，立刻被毛泽东主席定为“二月逆流”进行严厉批评。徐向前同志当时也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六七年三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耸人听闻地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这个讲话以中央正式文件发下去。当时我们在学习林彪这个讲话时，讨论“带枪刘邓”是指谁。我们得出结论，这个带枪刘邓肯定是指徐向前、叶剑英。因为徐帅当时是全军文革组长，叶帅当时主持军队日常工作，而这两位老帅都是所谓“二月逆流”的代表，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林彪、保刘邓。这个分析对不对呢？即使现在看来，我们的这个分析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徐叶二帅当时确实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林彪，保刘邓的。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请不要忘记历史。以1967年当时的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来衡量：反对文化大革命，保刘邓、反林彪都是最大的罪过，都属于打倒的对象。还要说明的是：据我们当时调查，徐向前同志的老部下在全国各地反对造反派反得更厉害，所以我们当时认为徐向前同志肯定无疑是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1967年夏天发生了武汉“七·二O”事件，谢富治、王力跑到武汉，武汉军区的解放军把他们揍了一顿。 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正好又曾是徐帅的老部下。七·二O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武汉将 谢富治、王力接回北京。接着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中央副主席林彪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是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 七·二○事件大不大？应该说大、很大。地方部队殴打中央代表团代表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文章做得大不大？应该说很大，很大。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全北京市大游行、大示威，《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中央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不能说这文章做得不够大。我们必须承认，当时文章做得这么大，肯定是得到毛主席批准的，至少是知道的、默许的。做这么大文章，难道，仅仅是为了反对陈再道吗？不是。显然是冲着徐向前同志去的。尽管如此，我还不十分有把握，又去问王力。王力向我作了明确的暗示之后，我确信当时党中央已确认徐向前是坏人，是下决心要打倒的，而且事态非常严重，以至中央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号召全国群众向军内走资派冲击。我蒯大富忠于党。在我已经确切地了解到中央精神之后，我能不执行吗？我当然要执行。所以，在“7·25”大会以后，我夜以继日，连续搞了许多反对徐向前同志的行动。这从我当时主观上讲，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误认为徐向前同志是坏人。以为反对徐向前就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人民军队。 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当时反刘少奇、徐向前同志，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应该说，我当时的根据是很充分的：既有当时中央文件作根据，又有当时中央报刊宣传的中央精神做根据，特别是，我得到了当时受到毛泽东主席完全信任的、当时在中央占有极高合法地位的林彪、张春桥、王力的直接指示。假如说我当时反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毫无根据，就是自己想反的，假如是这样，定我反革命罪我应该接受。因为我当时清楚地知道刘少奇、徐向前同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凭空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显然是出于反革命目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又有文革初期特殊的历史环境，我不可避免地要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产生错误认识。我当时确实是把刘少奇、徐向前同志误认为是“资产阶级修正分子”，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来反对的。既然我主观上是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反对资产阶级修正分子，当然我的主观动机就必然是反修防修，而决不可能是出于反革命的日的。 第三，铁的历史证明，我蒯大富绝对不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在我与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关系上，既不是共谋，也不是教唆和被教唆。我仅仅是受蒙蔽。我当时误认为林彪、张春桥等是党和国家领 252 ==========第258页========== 导人，把他们的指示误认为是党的指示才积极执行的。而当时我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起诉书》上说：“蒯大富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审中，公诉人坚持认为我与林彪、张春桥之间“有共同的反革命目的”。这就是说，公诉人把我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林彪、张春桥等是主犯，我是从犯。 好，我们就来看一看，能不能把我蒯大富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 共犯，即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第22条上有明确规定：“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是定共同犯罪的首要条件。1982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刑法讲话》中强调指出：“如果各个人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使他们的行为共同造成某一危害结果，也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以上是原文） 共同的犯罪故意，很容易理解，即各罪犯之间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同一目的。两个盗窃犯，一个撬锁，一个放风，他们都知道目的是为了盗窃人家的电视机。教唆犯某甲教唆某乙去强奸妇女，被教唆的某乙必然清楚知道自己去强奸妇女是故意犯罪行为。反革命集团的共犯，必然要具有共同点反革命故意。如果要把我定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从犯，就必须证明我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 我与林彪、张春桥、王力之间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吗？ 现在我们知道反革命分子林彪、张春桥、王力当年煽动我去反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出于颠覆国家、颠覆政府、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故意。但是，我蒯大富当年反对刘少奇、徐向前的时候，我知道林彪、张春桥、王力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教唆我去犯罪的吗？即是说，我当时是不是已经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面目，明知他们要我干的事会危害无产阶级专政，自己还要紧紧追随他们呢？换句话说，在1966年年底、1967年夏天，林彪、张春桥、王力在我蒯大富心目中是什么形象？是反革命犯罪的形象？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一一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蒯大富与林彪、张春桥、王力之间有没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解决历史问题，应该采取历史的态度。我们是在1982年、1983年办1967年以前的案子，我们必须把当时的历史现象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在1982年、1983年，全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林彪、张春桥是大坏蛋。但是，时间倒退到1967年就大不一样。在1967年，别说小学生、中学生、99%以上的大学生，99%以上的干部群众，就连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内，当时都没有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的真面目。毛主席错选了林彪做党接班人，任命张春桥为中央文革副组长。毛主席当时视察大江南北时，张春桥是主要随同人员。周恩来总理当时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讲过高度赞扬林彪的话（我就亲自听到过。）王力在武汉挨打，周总理亲自乘专机去把王力接回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把王力当大英雄来欢迎。(这并不奇怪，毛主席、周总理是人不是神。不能在任何时候都洞察一切。坏人暴露有个过程，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也要有个过程。) 审判长、审判员，我们都的过来人，我们都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各位可以做出判断，在1966年底、1967年夏天的历史环境下，林彪、张春桥、王力在我蒯大富的心目中是什么形象？是反革命分子的形象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我当时是21岁的青年学生，我有没有可能当时就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面目？有没有可能把林彪、张春桥、王力和毛主席、周总理划分开？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受了蒙蔽，都没有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面目，都没有也不可能把林彪、张春桥、王力与毛主席、周总理划分开。当时甚至连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天才人物也都被林彪之流欺骗了。难道我蒯大富这样一个学生娃娃就不是上当受骗、受蒙蔽的吗？ 而且还必须指出，林彪、张春桥、王力当时在挑动我去反对刘少奇、徐向前的时候，并没有讲出或暗示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他们都伪装成最革命的样子，用文革流行的革命辞藻对我进行煽动。我当时缺乏政治经验，天真烂漫，不可能识别出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 还有，林彪、张春桥、王力当时都在党内窃据极高的合法地位。我们不能小看“合法地位”这四个字。个坏人有了合法地位，既可以欺骗，也可以号令，在有了合法地位的坏人手底下工作，很难逃脱。 审判长，我认为，如果我们抱着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我们稍微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就必须承认，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我蒯大富心目中绝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的形象，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从我主观上讲，我当时所以积极执行 253 ==========第259页========== 他们的指示，仅仅因为我把他们误认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误认为他们能够代表党，把他们的指示误认为是党的指示，所以我才积极执行的。受党教育长大的热血青年，主观上想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当然绝对不可能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在我与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关系上，首先，我与他们绝对不是反革命共谋，而且由于当时我误认为他们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我不可能知道他们要我干的事会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即是说，他们当时对我的指示并没有使我产生犯罪故意。我当年反对刘少奇、徐向前时完全不是故意犯罪。也就是说，林彪、张春桥、王力与我的关系，也不是教唆与被教唆的关系。林彪、张春桥、王力对我仅仅是欺骗利用，我仅仅是上当受骗。这就是说，我与他们第一不是共谋，第二不是教唆和被教唆。 于是，我们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在我和林彪、张春桥、王力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的犯罪故意。更谈不上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根据刑法第22条，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能定为共同犯罪。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把我算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 审判长，关于驳斥反革命罪名，我要正面辩护的三点内容讲完了。 1、我是吃无产阶级饭、受无产阶级教育长大的，在我头脑中从来没有形成过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种反革命的思想意识。 2、在文革初期，我是把刘少奇、徐向前同志误认为是坏人来反对的，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是不可避免的。 3、由于我当时，没有识别出、也不可能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真面目，所以，我与林、张春桥、王力之间没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因此，决不能把我划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 综合上述三点，我们得出总结论：就是以没有法律效力的现在刑法去追诉我文革初期的行为。由于我在1966年反对刘少奇同志，1967年反对徐向前同志的全部活动中，自始至终我本人没有以反革命为目的，不能定为反革命罪。所以，不能定我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上定我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完全不能成立。 联系我的《辩护词》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办的蒯大富案，不仅在总体上适用法律完全搞错了，而且在具体适用刑法条文时也完全搞错了。他们办的蒯大富案是一个彻底的错案，冤案。 向公诉人发问（关于驳反革命罪） 下面，关于驳反革命罪，我向公诉人提出我的发问问题：一共两个问题。 1、公诉人知道，1978年4月19日，将我逮捕时就是以“反革命”罪名逮捕的。但是，直到1978年6月，我被捕后两个月，在中央文件中还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那时，反刘少奇根本就不作为问题。恰恰相反，当时康生问题没有公开揭露，我不得不要交代反康生的问题。到了1980年，康生问题不提了，开始刘少奇同志平反了。又把我反刘少奇的问题提出来了，以此定我为“反革命罪”。我请问公诉人：你们公安局、检查院办案，是先有罪名后有罪行，还是先有罪行后有罪名？如此随心所欲地玩弄历史、玩弄法律，把办案工作当儿戏，难道这是司法工作者的严肃态度吗？你们是不是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一套？2、公诉人是否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在1966年、1967年夏，蒯大富当时没有识别出、也不可能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面目？如果公诉人否认，就请拿出证据。如果公诉人承认上述事实，公诉人就必须承认林彪、张春桥、王力当时在蒯大富心目中是不可怀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就必须承认，我当时所以积极执行林彪、张春桥、王力的指示，仅仅因为我把他们的指示误认为是党的指示才积极执行的行为人主观上想执行党的指示，客观上造成坏的后果，这能不能定成反革命罪？ 蒯大富1983年3月 254 ==========第260页========== 参考文献 《蒯大富口述》《蒯大富大字报选》《蒯大富诉讼资料》《韩爱晶文革笔记》 丘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孙维藩《清华文革亲历》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时代艺术出版社刘冰《风雨岁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唐少杰《一叶知秋》中文大学出版社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 《井冈山》报（清华）《红旗》报（北航）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一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后 记 笔者早就想写一本关于蒯大富和清华文革的书，对文化革命、对各方朋友、对蒯大富和我自己做个认真的交待。笔者从1966年9月19日在红楼结识蒯大富，至今45年间，虽思路各异，但命运相连。笔者对蒯大富的了解之全、了解之深可谓无人可及。可是真以研究者身份提笔爬行，方知面对这六十年变迁，想得容易做得难！ 忠于事实是我写《清华蒯大富》遵循的最重要原则，也是本书最大特色。忠于事实就要对书中所述的每个时间、地点及人物言行重新做严谨的考证。 虽然是45年的朋友，我仍然请蒯大富做过多次口述并共同回忆，彭伟先生在黄正和先生帮助下采访蒯大富后制成影像资料供我参考。我们汇集整理了儿十万字的文稿作为本书重要线索。但考虑到口述欠准确，因此并未完全以此为依据。笔者又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考证，反复多次与蒯大富及清华朋友们核对之后才选择部分载入本书。 文革时出版的《蒯大富大字报选》以及蒯大富的诉讼资料是本书重要内容。蒯大富先生保存的若干照片使本书更加生动多彩。 笔者握有大量的无可替代的文革史料，也是本书重要依据，尤其涉及当年中央高层的言论、场景大部分 255 ==========第261页========== 内容，笔者亲身经历自有发言权。 本书时间跨度较大，书中大量内容来自当年的史料。为保持原汁原味，笔者多处引用。这样做，对于史学研究者极为有益，但对于一般读者会有生硬的感觉，恳请读者耐心品味。 特别要说明的是：丘心伟女士和原蜀育先生汇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是研究清华文革的重要文献，是我记叙和考证清华文革细节的重要依据。为保持原汁原味，本书多处引用。笔者感谢丘心伟女士和原蜀育先生的帮助。 让笔者兴奋的是孙维藩先生《清华文革亲历》一书。孙先生日记中部分极为珍贵的照片笔者用于本书，在此笔者向孙维藩先生致谢！ 为避免片面性，笔者认真参考了文革时被蒯大富斗争的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的《风雨岁月》以及蒯大富对立面414负责人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同时研究参考了唐少杰先生的《一叶知秋》等著作。 感谢彭伟等朋友雪中送炭资金赞助，帮助笔者能够聘请专职文员协助工作。文稿完成后李自茂先生又给予资金帮助，使笔者能加强力量提高编辑校对水平，并加印彩页为本书增色。感谢林敏捷先生从多方面给予支持帮助，特别是林敏捷先生坚持真理、为民奉献、申张正义的精神鼓舞我克服困难，坚持研究。同时感谢那些在本书资料文字等方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们，感谢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让笔者感动的是帮助我的朋友们在政治见解方面与本人并不一致，有的甚至与本人严重对立。但他们支持我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写书和盖楼都是遗憾的艺术，作品问世难逃大众考官的批评。本书难免有差错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许爱晶 二O一一年元月九日 256 ==========第262页==========